充满悖论的以色列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色列论文,悖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色列政治有许多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政治学家常常感到难以将它归入任何一种分析范式之中。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多党制国家，又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而亨廷顿认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只有以色列是例外。（注：塞缪尔·P ·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 年， 第390页。 ）阿谢·阿里安在他的《以色列政治》一书中也指出“以色列在多种意义上是独特的。”（注：Asher Arian,Politics in Israel,Chatham House Publishers,1989,p.1.）
如何理解以色列政治诸多的独特性？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现实状况固然日新月异，历史传统也可以分为久远的与晚近的。政治家要解决的都是现实问题，而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解决的方式亦是历史中形成的。历史传统中存在着理解现实的线索。
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是发端于19世纪末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结果。在建国前长达50年的时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到1948年建国前夕，伊休夫（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已初具规模，基本政治体制与理念初步形成，并于1948年传递给以色列国。以色列与犹太复国主义史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而我们在本文的论述中，偶尔也会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从犹太历史的源头寻找解释现实的钥匙。
尽管与过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只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对以色列人而言，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生存权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的原则、主义、理想等，生存权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和解决的优先权。犹太人的记忆中充斥着祖先受歧视、压迫乃至屠杀的历史；以色列周边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人；建国初年大量涌入的犹太移民使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四次中东战争与频繁发生的边境冲突及恐怖袭击使得以色列人的神经始终高度紧张。生存问题塑造了以色列的实用主义或现实主义性格，不拘泥于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在意国际舆论，在许多方面独树一帜，形成充满悖论的以色列政治。
一、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以色列的建国与西方国家尤其与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建国后由于大量移民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只有靠西方国家的援助才得以缓解；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每年巨额的美国经济、军事援助是维持以色列生存的重要支柱。以色列的西方民主体制也使得它认同于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又有着显著的公有制色彩。从建国伊始到1977年，以色列政府一直由工人党派领导，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并一直保留着以色列独特的农村公社——基布兹。
以色列的社会主义因素可以追溯至犹太复国主义史的早期。贝尔·博罗霍夫（1881～1917）是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力图将社会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在巴勒斯坦，1905年成立的锡安工人党主要受他的学说影响，并明确表示“党的最终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注：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等译：《以色列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页。 ）。1919年，以锡安工人党为主体成立了劳工联盟；1930年，劳工联盟与青年工人党统一，建立巴勒斯坦工人党。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中，它一直占据主导地位；1948年，它领导组建了临时政府；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后，正式成为执政党。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和以色列的最初30年中，工人党派为什么能一直控制着领导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伊休夫－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色彩一直在淡化而不是加强，其中既有现实状况制约，又有工人党派主动求变的因素。我们认为，工人党派之所以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最初是因为它适应了现实；当现实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也在调整自身；最后到1977年，是以色列的民主体制为工人党派的竞争对手提供了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机会。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最初30年中，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大多一贫如洗，他们的工作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供。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经济形式是他们所创建的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基布兹。他们进行自我管理的集体劳动，并且集体销售产品，“所有财产都由集体共同占有，所有的个人需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抚养子女，都由集体负责。”（注：卢卡斯：前引书，第56页。）建立犹太民族之家，首先要求占有土地，因此农业率先发展起来。尽管资金短缺，一些基础工业还是发展起来。由于少有大量的私人资本投入，这些工业主要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投资和管理。无论是农业基布兹还是工业企业，它的主要目标都不是盈利，而是吸纳犹太移民，以奠定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础。这一任务是私人企业不能也不愿承担的，因为那必然意味着牺牲效益。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犹太工人队伍和企业，劳工联盟与青年工人党于1920年成立了犹太工人总会，它从成立伊始便发挥着准政府的作用，其功能包括创建和管理企业，向工人提供各种福利，保护工人的权利。“在技术上，工总的每一个工人都是工人共同体的持股人，对其管理都有发言权，但是，他却不能消费它的股息。”换言之，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注：卢卡斯：前引书，第88页。）
公有制形式的基布兹和犹太工总与劳工联盟及后来的巴勒斯坦工人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主要是由无产阶级党派创立，后者的成员占据多数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比例代表制保证了无产阶级党派的主导地位，使得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无产阶级党派的工具和政治基础，无产阶级党派藉此得以保持自身的力量和在伊休夫的领导地位。
1932～1938年的第5次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 指犹太人向圣地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冲击着巴勒斯坦工人党的统治地位。这次阿利亚带来约20万人，主要来自中欧地区，他们的到来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翻了一番。与前4次阿利亚不同，总的来说， 他们并不认同于社会主义思想，相反，他们的背景和阶级地位（注：“这些中欧犹太人带来了投资资金，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组织技巧”。阿舍·阿瑞因：前引书，第16页。）都使他们倾向于自由经济及其价值观念。第5次阿利亚改变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结构。 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派兴盛于这一时期并非偶然，它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更浓，成为巴勒斯坦工人党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然而修正主义派并未能取代工人党派成为伊休夫的主流政治力量，其思想的继承者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也是在几十年之后的1977年。究其原因，一是工人党派已经牢牢控制了伊休夫的领导权，伊休夫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都已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惯性”；其次，工人党派虽然坚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如前所述，这只是因为后者更好地反映了巴勒斯坦犹太社会的状况。当现实状况变化时，实用主义态度要求改变的是意识形态。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进展，工人党派逐渐地减少了社会主义成分，突出民族主义精神，从而有效地削弱了修正主义一派的影响和竞争力。（注：卢卡斯：前引书，第241页。）由于将民族家园的目标放在第一位， 它也能容忍私人企业的存在和成长。
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工人党成为执政党，伊休夫的公有制也被继承下来。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支持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两部分——其实隐含着某种期待；（注：狄利普·希罗：《中东内幕》，赵炳权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0页。）以色列虽然力图与苏联维持友好关系， 但并未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相反，与西方阵营逐步建立起亲密关系。
在此，生存问题的至高无上得以体现。这一原则甚至令以色列愿意把不久前的深仇大恨搁置起来，将目光投向未来。从1948年到1951年底，以色列吸纳了约66万移民，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又翻了一番。一个如此小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吸收如此之多的移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虽然从长远来看移民增强了以色列的力量，在当时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以色列急需大量外国资本，为此，政府与前西德谈判赔款问题，并不顾国内强烈的反对意见，于1952年9月达成赔款协定。
在阿以冲突中，前苏联支持阿拉伯一方，从而站在了以色列的对立面。以色列则相应地寻求西方支持。1956年，以色列与英、法两国共同策划了第二次中东战争。此后直到1967年，以色列与法国度了一个长长的“蜜月”，法国成为以色列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并帮助它建立了核工业。
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更是异乎寻常。没有美国的支持，联合国分治计划无法通过；没有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以色列难以度过最初的艰难岁月。虽然没有正式结盟，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不逊于美国同任何一个结盟国家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以色列的经济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由一个工人官僚机构统治的。”（注：卢卡斯：前引书，第338页。）建国之后，除了继承伊休夫的公有经济外，以色列也继承了伊休夫的私人经济。吸收移民需要大量资金，也需要丰富的工作机会，这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但它们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以色列工总（犹太工总于1959年改名为以色列工总）的管理。就以色列工总而言，容纳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妥协，预示着以色列经济的转变。反过来，它也证明了以色列工总的实用主义态度。
无论是以色列的公有制、它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还是独特的以色列经济，都是犹太人基于现实状况的选择，标准则在于是否有利于改善犹太人的生存状况。
二、神权政治与民主体制
以色列的另一大悖论是并存的民主体制与浓厚的神权政治色彩。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休夫－以色列一直实行着严格的比例代表制，即根据党派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分配权力。这种选举制的优点在于它能更广泛和充分地反映公众舆论，少数群体只要超过一定比例（1%）也能有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其代表的广泛性超过了英、美等国采用的多数代表制。（注：雷钰：《以色列比例选举制的利弊探析》，载《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无疑，这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 它的背后是现代的民主价值观。
神权政治在犹太历史中则有着久远的渊源。祭司时期（公元前一千年以前）自不必说，王国时期祭司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流散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年里，则由以拉比为代表的精通犹太教的知识分子领导犹太社团。今日以色列的犹太教主要作为传统的维护者而存在，宗教党派基本上在民主法制许可的范围内活动，但其目标往往与国家世俗化、现代化的努力相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关于安息日的争论。犹太教以星期六为安息日，传统法律规定这一日不得做任何工作。显然，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是不可能的。从建国直至今日，由此引起的矛盾不断发生。
最初犹太教对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持反对态度，它认为犹太人返回圣地将由上帝在世界末日前完成，人为地促进这一进程是不合适的。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进展，犹太教的态度有所改变。建国后，有多个宗教党派参加议会大选，虽然每次大选结果不同，一般来说，它们总能获得10个左右的议席。宗教党派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权国家，“设想只要、并且每当政治环境许可时，就要逐步将传统犹太教的主要信条吸收进公共法律，以便实现这些法律”（注：卢卡斯：前引书，第276 页。）。
神权国家当然只是宗教党派的幻想，但在以色列独特的民主体制中，宗教党派有相当多的机会向这个方面努力。1977年以前，工党一直是议会第一大党，1977年以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为议会两大党，次序时有变化，宗教党派是引人注目的另一重要党派。由于从未有一个政党单独超过120个席位中的简单多数， 政府总是由第一大党与其他政党联合组成。很明显，在挑选合作伙伴时，找一个或数个较为弱小的党付出的政治代价较小，因为它们无力提出过高的要价。（注：阿瑞因：前引书，第95页。）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它们首选的合作伙伴总是宗教党派。
从议会第一大党的角度来看，宗教党派的要价再高，总高不过第二大党。即使有些苛刻，比较其他的选择总容易接受一些。因而，宗教党派在政府中的权力一般都超过它们的实际力量。更有甚者，当执政党不能或不愿满足它们的要求时，后者往往以撤出合作来要挟，由此多次造成政府垮台。
并非工党或利库德集团这些世俗党派赞同宗教党派的主张，它们对后者的选择是出于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考虑。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鼻祖赫茨尔所设想的犹太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他说：“我们将要把我们的教士保持在神殿之中”（注：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2页。），但“教士们”走出了“神殿”，进入了内阁。“工党领导人倾向于认为，宗教将走向衰亡。”（注：卢卡斯：前引书，第320页。）50年过去了，犹太教并没有衰亡的迹象。
也许不能仅仅将犹太教看做政治麻烦的制造者，毫无疑问，是犹太民主体制赋予了犹太教作为政治力量的机会，赋予了宗教党派超出其实际力量的发言权，但是换个角度来看，犹太教对于以色列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结果，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要体现出犹太性，可是，何谓犹太性？何谓犹太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离不开犹太教。（注：James A.Bill & Robert Springborg,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0,p.32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犹太教是以色列的精神支柱，而它的政治代表宗教党派在民主体制中的表现则体现出一种以色列特色。
三、政党政治的游戏特征
以色列的政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期的各个党派一样，呈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犹太复国主义初兴时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有关。启蒙运动冲击着传统的宗教信仰，犹太教的身份认证功能大大削弱，而犹太复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宗教的代用品”，它的许诺“起着宗教的作用”，它的政治思想则具有“不容异说的、热情奔放的和富于爆炸性的特性。”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党倾向于分裂，倾向于明确自己与其他党派的界限，这也鼓励着政党意识形态的强化，“政党之间以教派论战中的那种尖酸刻薄和残酷无情彼此进行斗争。”（注：纳达夫·萨弗兰：《以色列的历史和概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97～198页。）每个政党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手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行动纲领只能导致灾难。
但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党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么大，自己未必事事正确，对手也未必一无是处。由于每个党派都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多多少少把妥协视做一种罪恶，他们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很难有一致的结论。在民主体制下，投票决定问题的解决，最后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口头上大家互不服气，但承认民主决定方式的合法性，从而默认既成事实。这使得以色列的政党政治格外具有戏剧性，它由两端构成：高度的意识形态色彩与现实中的实用主义。
1951年底，以色列由于吸收了大量移民，国内出现严重经济困难。本－古里安总理开始与前西德政府谈判，商讨德国就二战中对犹太人的迫害进行赔偿一事。这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二战刚刚结束，人们对有关德国的一切均感到厌恶和反感，许多人从心理上难以接受德国人的钱。在这个争论中，右翼的自由运动党与左翼的统一工人党结成反对派，向执政的工党政府发难，给政府加上了许多罪名，只差说它与纳粹合作屠杀犹太人了。自由运动党领袖贝京甚至在演讲中威胁要为此发动内战，他和他的同志们准备好进“集中营、行刑室”（注：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本－古里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议会投票的结果是61∶50， 赞同政府的决定。一个月以后，以色列与德国同意达成赔偿协议，赔偿物资也在不久以后运了进来，整个事件便从政党斗争的议事日程中被抹去了，谁也不再提这件事，贝京没有发动内战，他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进“行刑室”，似乎两大阵营根本没有为这件事激烈争吵过。
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政党政治的游戏特征。如果局外人对政党辩论中的言词太过认真，他可能会对以色列的政治感到迷惑不解。纳达夫·萨弗兰调侃地写道，政党为强调“冲突的重要性而把调门提得非常高，这是‘正常’情况”。“人们在抨击对方的策略时，不是用‘机会主义’甚至也不用‘狡猾’这种字眼，而是……用‘罪恶’、‘犯罪’这类词，这也是‘正常’情况。”（注：纳达夫·萨弗兰：前引书，第 202页。）夸大其辞的演说在以色列政治中是家常便饭，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政党也能吵得不可开交，而它们做的远不如它们说的那么激进。
言行不一对政党而言是司空见惯的，这在竞选活动中尤其明显。当选前旗帜鲜明的口号和许诺在成为执政党后往往变得模糊不清。对此，与其指责政党的虚伪，倒不如将之归结为比例代表制下政府的软弱。如前所述，迄今为止的以色列政府基本上都是议会第一大党与其他党派联合组成的。在为达成联合协议而进行的艰难的讨价还价中，政党的纲领往往被冲淡，棱角被磨平，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完全付诸实施。工党被认为对阿拉伯人较为温和，对阿拉伯国家持较为和解的态度，利库德集团则正相反。但是第一个被占领土上的犹太定居点是在工党执政期间修建的，而第一个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协定是利库德集团促成的。凡此种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能从历史与现实状况的互动中来把握，仅仅注意政党所大肆宣扬的意识形态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事实上，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游戏特征深刻体现了它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四、安全与和平
中东是二战后最动荡不安的地区，而大多数战争、袭击事件都与以色列有关。长期的紧张局势和对安全的追求加上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为以色列磨砺出锋利的军事爪牙，这个地中海东岸的小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的军事成就一向为世界所瞩目，早已跻身于军事强国之列。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以色列视为一个军事化的国家，它的军事人员与全国人口数量之比居世界首位，大街上满是穿军装的人，情侣们甚至在谈情说爱时也挎着冲锋枪。“防务渗入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军事力量的象征，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在文化中被赋予正面认知特征。国际关系方面复杂的政治事务常常被简化，人们倾向于为强调军事问题忽略政治”（注：阿瑞因：前引书，第213页。）。 以色列极端重视安全问题，有时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在它认为必要时，它会派出突击队飞越数国领空，长途奔袭数千英里去解救人质（恩德培事件）；它的特工小组曾在世界范围追杀被列在它的黑名单上的人；（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人绑架并杀害了数名以色列运动员。此后数年，以色列特工小组跨国追杀策划这一事件的主谋。）它认为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对以色列构成潜在威胁，便派出空军炸毁了它（1981年）。在这些行动中，军方以成功的可能性和代价是否可以接受为最高指针，常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存在。以色列固然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军事奇迹，但它在世界上名声不佳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但是，一个国家对待安全与和平的态度应从它的现实生存状态出发来理解，仅仅从其某种表现断言是一种轻率的做法，只能得出一种表层的、扭曲的乃至错误的观点。尽管以色列的军事化程度非常高，但它的武装力量牢牢控制在文官政府手中，军人要参政的话首先必须脱下军装。“考虑到防卫方面巨大的经济、心理和文化负担，以色列在保持民主形式和公民权利方面的记录令人钦佩。”（注：阿瑞因：前引书，第 215页。）
对安全问题的强调掩盖了这个国家追求和平的另一面。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时，以色列满怀希望的是与邻国签署和平条约，但等来的只是停战协定。除与约旦达成基本的相互谅解之外，同其他阿拉伯邻国实现和平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以色列从不怀疑安全对他们是第一位的，也认识到安全的最好保障是与邻国间的和平。矛盾之处在于它不断地声称愿在无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奉行强硬的实力政策，对它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的任何“侵犯”作出凶猛反应。（注：纳达夫·萨弗兰：前引书，第389页。 ）这或许能让阿拉伯人认识到它的力量和决心，但肯定无助于增强阿拉伯人对和谈的愿望，这涉及他们的民族自尊问题。1967年，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它期待着阿拉伯人叩击和平之门，等来的却是埃及、叙利亚秣马厉兵6 年后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被突然袭击并蒙受重大损失，但这次战争却成为中东和平的契机，最终的结果是埃及萨达特总统1977年戏剧性地对以色列的访问及随后达成的和平协定。
1991年以来，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轮流执政。前者更强调和平，并与邻国取得和谈的重大成果，但频频发生的恐怖事件破坏了和谈的气氛，引起民众不满，并因此下台；利库德集团更重视安全问题，但和平进程止步不前，也曾两度（1992年与1999年5月）被选民抛弃。 以色列人希望利库德集团对恐怖袭击持强硬态度的同时推进和平进程，而要求工党在取得和谈成果的同时保证国家和民众的安全。两党的轮流执政既反映了安全与和平的平衡之点难以把握，也突出了以色列人对安全问题的重视；利库德集团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自不待言，两位工党当选总理拉宾（1992年）和巴拉克（1999年）将军也都是公认的“鹰爪鸽派”。
结语
虽然建国仅仅50年，以色列政治已经形成了众多的具有悖论意义的特色，它不在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神权政治与民主制的矛盾之处，政党政治的游戏特征，在安全与和平的两难处境中努力寻找平衡之点。这一切所体现的是：生存权至高无上。
标签：政治论文; 利库德集团论文; 犹太复国主义论文; 犹太教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以色列总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