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唐政治革新对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影响（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刘禹锡论文,诗歌创作论文,唐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字梦得，晚年任太子宾客，所以又称刘宾客。他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柳宗元一起并称“刘柳”。也是唐代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刘禹锡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加以藩镇、宦官专横，战事连绵，从而酿成了李家王朝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一危机中，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集团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形成了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尖锐、复杂的局面。面对国势的衰颓、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一部分出身于庶族的有识之士，挺身而出，积极主张改良，芟除弊端，于是发起了“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改革，这正是当时政治危机中的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刘禹锡就是其中的俊杰。
刘禹锡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切身体验了中唐日益发展的政治危机，参与了当时政治思想最尖锐的斗争，尽管他的目的在于维护李家王朝的统治，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以强力把当时激化的社会矛盾塞进他的头脑，从而使他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同时，不得不遵循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前进，客观上政治危机和形势的发展，促使他接受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从他所参与的革新带来的客观效果上看，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进步作用。
刘禹锡一生多次被贬，几起几落，他个人的遭际与唐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始终伴随着中唐政治的变迁，因而要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刘禹锡诗歌的思想内容，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那么分析一下当时政治的特点，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经济凋蔽，人民生活涂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初、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已荡然无存。代宗时期（762—779年）虽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但是藩镇割据的形势并未改变。“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一些安史旧将就表请河北诸镇节度使，代宗李豫为了求取暂时的苟安和他们对朝廷表面的承认，也予同意。这样，这些安史旧将在取得了唐王朝中央的正式任命之后，更加骄纵恣肆，无所顾忌了。他们相互结姻，收罗安史余众，修城练兵，随意自行任命官吏，扣留供赋，根本无视朝廷。从此开始，唐王朝中央在六十年中，对河北诸镇就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另一方面，宦官愈益骄横，先有李（辅国）、程（元振）专权，以后又委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总统禁兵，并派宦官充任各路军队监军，实权往往超过节度使。宦官掌握军队以后，逐渐形成一种宦官左右朝廷，独擅政权的局面。晚唐那种宦官操纵王权，皇帝实成傀儡的现象，也是由代宗授宦官以兵权所酿成的。在这种藩镇跋扈于外，宦官专横于内的情况下，再加上民族矛盾的加剧，战祸不断，人民遭受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当时，回纥、吐蕃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不断觊觎中原，强掠豪夺，中原人民不堪其苦。代宗广德元年，吐蕃犯边，宦官程元振居然隐情不报，阻挠郭子仪军队的抵抗，以致形成吐蕃径入长安，代宗出走陕州的恶果。自玄宗时安禄山军进入长安后，这是唐王朝首都的第二次陷落。这两次长安的陷落，使唐王朝的威望一落千丈。这说明了唐王朝政治危机的加深，也说明了当时在藩镇与宦官的危害及其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于唐王室的昏聩无能、腐朽没落所引起的破坏性是如何严重了。
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中唐深刻的政治危机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是形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唐自玄宗后期以来，中经肃宗、代宗，直到德宗，对农民的剥削与压榨有增无已，使得社会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加深，而这一基本矛盾的深化，又反过来使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的冲突更加复杂、尖锐，并不断地发展、扩大。反映到地主阶级内部，就形成了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角逐。统一和分裂、前进与倒退、中央集权与封建割据仍然是矛盾的焦点。刘禹锡就是在这一冲突十分复杂、激烈的德宗时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贞元九年（793年），他和柳宗元等32人同登进士， 从此就参与了当时政治。
永贞元年（805年），德宗死，顺宗李诵即位， 开始了中唐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早在李诵当太子的时候，就因受王叔文、王伾的影响，对中唐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并有志革新。深得李诵信任的“二王”也知人善任，将韦执谊、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团结一起，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刘禹锡尤其被赏识，委以重任。刘禹锡也极想有所作为，满怀信心，准备迎接挑战，他当时的决心我们从其“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注：《和武中丞秋日寄怀简诸僚故》）诗句中即可看出。顺宗抱病继位后，立即在王叔文等人的辅佐下，刷新政治，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给腐朽、昏暗的中唐政治划出了一线呈现朝气的希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具体内容列举如下：
（1）顺宗正月即位，立即诏停宦官郭忠政等19人正员官俸钱。 这是对宦官的第一次打击。（事见《册府元龟》卷五○七）
（2）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32人， 裁汰了一批冗员。
（3）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是德宗宠幸的人物， 一味以横征暴敛取媚于德宗，贪婪恣肆，罪恶极大，京师人民恨之入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京师大旱，李实为了进奉德宗，强征苛索。 每奏时，总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以致百姓穷困无告，只好拆房卖瓦，典押青苗来交纳赋税。当时艺人成辅端编歌辞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具体的揭露了李实暴敛豪夺的罪行。顺宗贬黜了李实，的确是除去了京师一害。
（4）罢宫市并禁止五坊小儿的胡作非为。原来， 皇室宫中购物，委于宦官，任意在市上以低于价格的少量钱强夺人民的货物。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诗就是对当时宫市为害的真实描述。此外，皇室又使宦官派出一批无赖，以供养皇室游猎嬉戏的鹰犬为名，到处欺凌勒索百姓，谓之五坊小儿。顺宗及王叔文集团一掌政权，就废除宫市并禁止五坊小儿的为非作歹，免除了百姓一些无辜的灾害，从而得到人们的好评。
（5）停止盐运使的进献。在德宗时， 为了满足皇室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往往使盐运使到处搜罗珍玩时物作为对皇帝的进献。以后又发展为各地每年、每月按时暴敛人民的钱财进献皇帝，称作“月进”。顺宗停止进献，虽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但总算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已激化的阶级矛盾，得以稍稍缓和。
（6）先后释放后宫宫女及教坊女乐共九百人， 使她们得以与家人团聚。
（7）宣布蠲免百姓所欠一切租赋。
（8）任命杜祐为检校司徒平章事，充度支并盐铁使， 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
（9）诏追陆贽、阳城赴京师，二人皆未闻诏而死在贬所， 所以又追赠陆贽为兵部尚书，阳城为左散骑常侍。
（10）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检校右仆射，兼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这是王叔文集团最重大的一项坚决措施，目的是夺宦官的兵权。
以上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宦官和藩镇的势力，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革新运动开始后，刘禹锡即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其中，对政治前途充满信心和展望，诗人这时的心情我们从他的《春日退朝》诗中可见一斑。
紫陌夜来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动，阁影助松寒。瑞气卷绡彀，游光泛波澜。御沟新柳色，处处拂归鞍。
一场新雨后的艳阳春光以及沐浴在祥瑞之气中的庄严的宫殿，象征着永贞革新伊始崭新的政治气象，抒发了作者激动而喜悦的心情。
然而，这次革新运动，由于严重触犯宦官、藩镇和守旧的士族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联合反扑，致使宦官依赖其强大的势力与藩镇及德宗时信任的权贵相勾结，终使顺宗被迫让位给宪宗，于是“永贞革新”在刚开始实施时就被宦官和藩镇联合势力所击垮。
顺宗任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很短，只不过一百四十六天，就进行了上述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可以说是罕见的。宪宗即位后，立即代表了保守派的联合势力，迫害革新人士。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先被贬，后被赐死，王伾死于贬所。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主将，一概远贬外州，形同流放。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然而正如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注：司马迁《报任安书》）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曾说：“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注：《刘氏集略说》）这是以屈原“高冠长剑”的顽强精神来激励自己。被贬朗州，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司马这样的闲官，远在外州，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然而却决不消沉，他时时期望重返京师，有机会再实现他的理想。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过去的政治活动没有丝毫的懊悔，表示要保持雄心，再图进取。但是，元和元年（公元806年）， 刘禹锡接连遭到了两个重大打击。一是宪宗下诏：刘禹锡、柳宗元等8 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注：《旧唐书·宪宗纪上》）他所盼望的朝廷宽赦成为泡影。二是王叔文被杀。这两件事使刘禹锡震动极大，对当时执政者强烈的愤慨，使他写了许多政治气氛十分强烈的诗歌作品，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些作品托讽幽远，寓意深刻，其中不仅大胆地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而且表现了他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顽强精神，使他成为有唐一代高标独立的革新诗人，得到后人无限的敬仰。下面略举几首，并作一些简要分析，以便看看这场革新运动在刘禹锡诗歌中曲折而真实的反映。
在《学阮公体三首》中，诗人以阮藉的咏怀诗为楷模，抒情言志。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其一）
这首诗是诗人对自己过去政治活动的总结。表述了自己在年轻时就胸怀大志，信仰法制而不屈从于世俗，抱着激流勇进的豪迈精神，只顾一往直前，冲锋陷阵，却未提防敌人的阴谋，以致连遭挫折与失败。但是经历了几次失败，却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这是多么深刻的总结，又是多么中肯的自我勉励。如果不遭受挫折，又怎能认识自己的幼稚无知呢？诗人以失败的教训来激励自己的斗志，更加增强了对未来的信心。其诗风也体现出乐观自信、奋发向上的豪迈之气。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其二）
瞻望前程，艰难险阻。朔风、秋霜、老骥、绝塞，似有一点感伤的情调，但老骥虽处于荒漠绝塞，仍然奔驰向前，鸷禽见秋霜始摇翮于长空，搏击万里。这又道出了作者迎接命运的考验而披荆斩棘的凛凛襟怀。结尾两句意同前诗，旨在失败更能磨炼志士的意志，而绝不会使他们屈服。
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侯门有仁义，灵台多苦辛。不学腰如磐，徒使甑生尘。（其三）
效法古代贤者那种“忧国不谋身”的崇高品格，永不随俗浮沉，宁愿锅甑生尘，也决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就是此诗的基本精神。
这组诗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坚贞自守的高品节操和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也代表了其豪迈悲壮的诗歌风格。与这组诗内容、风格相近的诗歌还有《秋词二首》、《庭梅咏寄人》、《壮士行》等，诗人以排云直上的白鹤，顶风傲霜的梅花以及降虎斩蛟的壮士自况，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如《秋词二首》之一：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多么豪迈旷达！多么奋发向上！诗人在贬谪时期仍然保持如此昂扬乐观的情绪，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更能唤醒人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豪情，有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讽刺诗。关心国事，针砭时弊，蔑视权贵是其基本内容。如《聚蚊谣》：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痛快淋漓地嘲讽了那些擅权恣肆的反动权贵和乘时得势的奸佞小人。把他们比做“喧腾鼓舞喜昏黑”的蚊虫，以阴谋诡计暗中谮害人们。“利嘴迎人看不得”正是对他们险恶行径和凶残本性的大胆揭露。“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这说明在作者眼中，那些怙恶不悛的宦官、藩镇等顽固派只不过是渺小如芒的群小，只是凭着人多势众，来伤害革新人士，猖獗一时。而代表进步的革新派虽遭受了群小陷害，暂时失败了，但仍是堂堂七尺之躯，决不会就此倒下。末两句的寓意是你们这帮祸国殃民者的灭亡之日即将到来。这首诗生动地刻划了当时权贵无耻的狡谲诡诈以及飞扬跋扈、喧嚣噪咶的情态，并以轻蔑和啚夷的眼光投向他们，以十足的信心预示了权奸者的必然覆灭。诗人将讽刺、嘲弄和激愤的怒火交织在一起，鲜明而有力地表明了作者勇于斗争的精神。在他的其他一些讽刺诗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如《飞鸢操》中“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借飞鸢的形象，通过对比的手法讽刺揭露了外表威武，内心卑劣的奸臣贼子。《百舌吟》：“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乘春辉。南方朱鸟一朝见，索漠无言蒿下飞！”嘲笑权臣们就象百舌鸟一样，舌尖万变只会趁着一时的春光，入夏之后就只能没精打采悄悄地溜回蒿草丛中。《白鹰》：“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讽喻那些对上则附首贴耳、任凭宰割，对下则掠杀成性的爪牙。《磨镜篇》：“白日照空心，圆光走幽室。山神妖气沮，野魅真形出。”表现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念。此外，还有《有獭吟》、《昏镜词》、《萋兮吟》、《秋萤引》、《鶗
吟》等诗作，大多采用寓言的形式来表现诗人要求革除弊政、强国安民的革新思想以及不愿与时俯仰、不肯与权奸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还有一点需指出的是：我们虽然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满忧愤，但这决不是个人的忧悒，而是忧国的激愤。
此外，长期贬谪生活的困苦，一次次希望的落空，使诗人的情绪有时难免陷入苦闷，使得诗歌的情调也似乎有些低沉。如《谪居悼往二首》：
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于日。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这两首诗从表现上看，的确情调比较低沉，满怀着“邑邑”、“郁郁”。实际上，从内容上仔细揣摩，又感到是伤世忧是之作，并非纯粹吐露个人的幽怨。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初贬朗州的几年里，刘禹锡尚怀有重返京师、再图旧业的一种幻想。如果说这首诗流露了他的悒郁，倒不如说再次表露了他的这种幻想。元和十年（815年）二月， 刘禹锡被召回京师时，就是抱着这种幻想回到长安的。到长安后不久，就写下了著名的《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诗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投机取巧、献媚争宠的新贵，更是深深刺痛了当时掌权的武元衡，从而三月就又被远贬播州（今贵州遵义），后因柳宗元上书说刘禹锡因老母在堂，自请以柳易播，并经裴度陈辞，最后才改贬连州（今广东连县）。就从这首诗的内容及其引起的轩然大波看，刘禹锡十年朗州中的一些忧郁情绪就可以得到说明：刘禹锡缅怀京师的“乡怀”，并不是含有个人得失的消极成分，而是涉及他籍机重振旧业、再展鸿图的政治幻想。及至他回到长安后，感到当时的朝廷已无法实现他长期以来的理想，强烈的愤懑化作对权贵的无情嘲讽，结果又被再贬远州。至此就开始了他后半期的政治和创作生涯。
收稿日期：1998—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