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名经济学家纵论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99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高层研讨会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经济形势论文,经济学家论文,研讨会论文,十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是一些中长期、深层次矛盾的体现
上海市政府信息中心王战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五个矛盾的交汇点。1.我国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过渡，由产业升级带来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对就业的冲击。2.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相应发展我国综合装备性工业。当经济发展到了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综合装备性工业却因对外开放、外资的大举进入，而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产生了对外开放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造成对部分产业的冲击。3.改革开放对国有企业的冲击已经客观存在，但是国企改革一直比较滞后。因此，一旦大刀阔斧地进行国企改革，就业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4.自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以来，经济一直处在紧缩的环境下运行，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了各项改革、调控与管束措施出台和实施的密集区，反过来又加重了目前的经济困难。适度从紧的长期宏观经济政策与改革发生了矛盾。5.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遇上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恶化。正是由于这几个矛盾在时间上交汇在一起，造成我国当前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
中国体改研究会石小敏认为，中国经济自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深层次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自1993年以来增幅不断下降，以至于1996年至今经济启而不动。从供给方面看，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问题。其后果是：在鼓励创新的体制、政策和工具不完备的条件下，非国有经济的投资上不去，技改也搞不上去。一般商品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使产品价格下降，企业亏损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上升，企业应收帐款也相应增加。从需求方面看，出现了传统的主导消费品饱和，消费升级困难的问题。经过近20年的消费高速增长后，由于收入增幅下降，几项集中的改革措施使消费预期看淡，出现了主导消费品的相对饱和，向万元级产品的消费升级不能顺利完成，即期消费紧缩。整个消费形势在中期内都不会乐观。
中国体改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认为，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宏观政策上紧缩的时间过长之外，一系列的体制因素也导致信贷萎缩。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过剩是其深层次的原因。
在金融体制方面，企业、国有银行、政府之间关系扭曲，银行坏帐积累严重，国有银行不给国有企业贷款。而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市场由于体制的原因，也没有发展起来。目前，非国有经济占到经济总体的70%左右，但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发展出一个与非国有经济相对应的非国有的银行和金融体系。非国有经济得不到金融上的支持，投资上不去。在这种金融体制现状下，银行既不愿给国有企业贷款，又不愿给非国有企业贷款，从资金的供给方面造成信贷紧缩。另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尚处于谷底，市场投资机会少，投资需求也不景气。两方面的结合导致1998年投资上不去。
从经济发展的大的阶段看，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周期性生产过剩，总需求不足的阶段。美国“大萧条”之前实际人均GDP为八九百美元， 与我国目前的水平相当，因而我国目前出现的这种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结构调整和发展阶段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国家信息中心刘鹤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几种经济周期高度吻合的背景下进行的：1.国内经济周期。改革开放来，经济周期每9年一次，1982—1990年、1991—1998年，此次经济下滑， 通缩发生，并不是从去年才开始，而是先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2.世界经济周期。其突出表现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几年的世界经济周期往往比中国的经济周期晚一年。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3.改革周期。改革曾有过辉煌和繁荣的年代，但现在却面临很多困难，突出表现在国企困难表面化，中央政府可控制的资源全面减少及其它社会问题显性化。4.世界经济的长周期。长周期实际是重大技术储备的产业化。这次赶上知识经济的全面发展，互联网的出现使各国制造业面对的竞争对象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厂商。竞争中，只有最强大者（产业排头兵）才能获胜。在这样的一个经济长周期中，世界经济结构、金融体制、贸易体制、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将进行一系列大调整，我国经济也受到了这个周期的影响，调整的政策也必然要以这种特殊性为依据。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
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司长马建堂认为，中国经济自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发生了比较深层的变化。从供给方面看，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低水平过剩。需求方面，从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看，出现了传统的主导的消费品的饱和。
在经济政策方面，应抓住当前时机，坚决控制总量，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并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鼓励创新；从各方面支持创办中小企业。
关于刺激消费需求。政府1999年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应从着重于刺激投资转向兼顾刺激消费的政策。抓住时机，推出一些以前不好推出的财税改革。
中国体改研究会杨启先认为，目前经济中仍有一些严峻问题需要解决。1.宏观经济方面，有效需求不足，甚至是严重不足，发生通货紧缩，价格持续下降，迄今为止还未制止，这将对1999年的经济构成很大影响。2.从微观经济看，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局面仍未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3.失业率有上升的趋势。4.经济运行中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他认为，1999年“保七争八”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1998年增发了1000亿元债券，增加了1000亿元银行贷款，2000亿资金有一半将在1999年上半年继续起作用，1999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余地。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和效应时指出，1998年的扩张政策是一种结构性的扩张政策，尽管政策比较到位，但政策效应却相当不足。其原因在于：1.这种启动是通过投资启动，而消费启动乏力。政府投资启动，而民间投资没有启动，政府投资效应剧减。这种状况与政策的选择和操作是直接相关的。2.1998年的财政政策存在矛盾的地方。从政府支出看是扩张性的，从税收看又是紧缩性的。1998年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税收同时增收1000亿元。“轻徭薄赋”历来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政策，但1998年的做法恰好反过来了。3.税收是针对任何企业的，但财政支出是对着国有企业的，非国有企业的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税收来源于效率高的企业，政府支出投向低效率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效应必然受影响。
他还特别指出，我们不可能长期通过发债来刺激经济。发债的目的是要赢得时间，使我们能完成一系列的调整，如果错过这个时机，问题便会很大。发债的国家有好几个，巴西发债造成危机，日本发债导致财政困境，到现在还需要调整，美国的发债解决了问题，中国到底会怎样？需要认真研究。
关于政府投资的方式，方向及效益问题，他认为：1.1998年通过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增长了22%，但民间投资下降了3.5%， 全社会的投资增长仅为15%。之所以如此，涉及到政府投资方式问题。政府投资的效益总体是很差的。要通过让民营资本进入，采取招标的方式来解决，但目前这个领域还是国家垄断。2.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主要是投向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选择是对的，但不能过分依赖基础设施投资。这些工程投资多，周期长，政府靠发债来投资，最终要靠收入来偿还。况且，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通过付费来收回，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基础设施过剩。特别是在当前消费乏力，预期看淡的情况下，投资乘数很小，1998年仅为2左右，投资了那么多，消费没有启动，就业没有解决， 价格也没有太大变化，紧缩的局面没有改变，这与政府投资方向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他还建议，既然经济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消费预期看淡，政府可以改发债投资为发债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以此来改变人们的预期。政府过去在社会保障方面欠了帐，现在可以通过发债拿回来。如果再发500亿去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人们预期就会稳定，稳定了预期， 消费就可能活跃起来，一系列的相关产业就会发展起来。现在发债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将来可通过卖一部分国有企业来偿还。
他认为要有效启动经济，一定要处理好金融扩张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如果没有金融扩张，要启动经济是难以办到的，改革以来，金融改革在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整个的运作及监管的方式却没有什么变化，从最近情况看，有走向纵向一体化集中管理的趋势，这个趋势与金融服务业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1999年财政在扩张，但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却没有跟上，经营资本市场的金融业务部门没有创新的空间和创新的积极性，要发展资本市场就要让民间进入，目前一些政策与这个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一是不允许民间进入，二是关闭柜台交易，三是关闭产权交易中心。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秦海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基本平息，但对亚洲整体实力的破坏非常大，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了5个百分点， 这种经济的“缩水”在90年代以来是第一次，并且由经济危机延伸成为社会和政治危机。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亚洲经济在总体和结构上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其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根据我们一年多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
1.制度上的原因。正如西方所说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从20年代全球开始的工业化生产体系至今没有改变；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完全雷同；股市、汇市、楼市的泡沫化操作。
2.经济政策收效甚微，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匹配，使得产业结构调整无法顺利完成。
3.投资者的行为。在金融市场上，“墙倒众人推”的效应是普遍存在的。在投资贸易自由化，金融交易衍生化，离岸化的前提下，如果投资者预期不稳，政府政策操作多变的话，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
金融危机同时还提出了资本控制的问题。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及受危机冲击较大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加强了资本控制。中国如何在利用外国资本中避免投资者心理预期剧烈变化，已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关于启动经济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石小敏认为，针对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中长期矛盾，可从“上”“下”两个方面去解决。“下”是指抓住当前时机，坚决推进“控制总量，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关闭低效率的小企业”的政策。“上”是指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鼓励创新；放开创业的种种限制，从各方面支持创办中小企业。政府1999年在坚持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应从着重于刺激投资转向兼顾刺激消费的政策。抓住时机，推出一些以前不好推出的财税改革，尽快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相对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强社会救济。
杨启先认为，针对目前的经济形势，应做好以下工作：1.启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要加大政策力度，扩大消费信贷，刺激住房、汽车、农用机械的消费，大力发展小城镇、民营经济。要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首先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群众也会没有信心。建议适当提高工资，同时调整一部分价格较低的公用事业的价格，使其达到获利的水平，尝试发行500元、1000 元的大额人民币，在不导致新的通胀的情况下，尽快扭转物价下降趋势。2.堵住各种浪费的漏洞，特别是堵住国有企业损失浪费的漏洞。对于国有企业中基本创造不出价值、纯粹在制造浪费的那些企业关得越快越好，养企业不如养人，职工回家，发生活补助，有利于社会稳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目前是分散的，要将其变成集中的，规范的，既节省费用，又促使职工自找门路，有利于2000年国企解困目标的实现。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都可能面临不景气的问题，不能指望在目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下，经济会复苏得很快。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短期和长期的相应对策。
短期方面：1999年还应该保持扩张性的政策。如果下半年民间投资还没有启动的话，还需要追加财政赤字，避免再犯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半途而废的错误。我国国债余额加上准国债（银行坏帐和外债），1997年占GDP的比重为47%，1998年占50%左右。按同口径算， 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韩国、泰国、马来西亚70%到100%）和发达国家（美国70 %、欧元标准60%、日本120%）债务率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余地。 至于国债的效率，财政的扩张性政策目的就是花钱创造需求，极端地说可以不讲效率。1999年的财政支出不再投向国有企业，效率应该有所提高。若加强银行管理、财务管理、工程质量管理，还有改善的余地。
长期方面：寻求下一步的支撑点，寻求市场的扩大，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发展的支撑点还是农村。要搞农民的工业化，过去我们搞的是农村工业化，下一步是与城市相伴随的工业化，或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这是市场的最大源泉。各级政府可大力推动城市化，小城镇要适当地集中。可通过住房私有化，开发二级市场，带动房地产业。中国最大的市场还在于住房、汽车等物质性商品。中国是要赶“第三次浪潮”，但“第二次浪潮”的课还没补完，补课是我们最大的增长点。2.在寻找经济增长点，发展高科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带动就业，培育市场购买力，促进社会稳定。3.政府的作用要正确定位。政府可多搞一些公共工程，利用民间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国际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政府要将资金投向那些没有办法收费的项目，如城市基础设施、水利设施、环保等。我们已经解决了很多基础设施的“瓶颈”，现在面临的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不足，政府的投资应该用在这些方面。
刘鹤在分析此次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容时指出，这次调整应突出以下几个重点：1.调整城乡结构，大力推进城市化。目前，国内消费不足，生产能力没有释放空间，最主要的是没有城市的物理空间。这个问题如不引起重视，会贻误很多战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一要从实际出发，不应有千篇一律的城市化模式，不能追求口号式的发展模式，二要清醒地认识此次结构调整的目的，一是为了减少农业人口，二是为国内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拓展市场空间，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四是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建立一批智能型的新城市，如大连、深圳、广州、上海。2.加快基础设施的民营化进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民营化，民营部门全面参与基础设施的时代已到来。3.大力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现代高科技的核心是信息产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推进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使我们在实用的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点上。4.可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同时要对信息经济对就业、国际贸易、金融管理体制的冲击及其副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大力发展信息资源，把政府的政务资源尽可能公开化。尽早打破邮电的垄断，把信息资源的使用价格降下来。在一些关键领域制定政府政策引导市场需求，特别如金关、金卡，加快推进。长期而言，要发展教育，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都要改革。
他还指出，在此次结构调整中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1.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应从盲目建立大企业，转向大力发展非国有中小企业。2.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时，对那些没有必要改造的产业不要再改造。要先看机会，后改造。如果总把眼光放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希望。如果抓住机会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对应起来，机会比解决问题更重要。3.结构调整要涉及农业，最近农产品有相对过剩的倾向，政府部门有必要研究按规范的方法对初级农产品进行限量生产。4.要正确判断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这次结构调整不论供给和需求，在决策时要注意全球的生产能力，不能只看国内，否则又是新一轮的过剩。
王战认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动力是市场购买力，如果旺盛的购买能力持续不断地创造出来，经济中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目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住宅消费上。1998年上海就是靠住宅消费带动经济增长达到10%的目标的。短期政策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住宅消费，使远期消费转化为即期消费。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农民消费。 在收入政策方面， 将地方机构改革延伸到2000年，减员一半，但工资总量应保持不变。金融方面采取促进消费的政策。在扩大就业的政策方面，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提高到极其重要的高度，只有中小企业的充分发展，才能为国有大企业改革，下岗人员再就业创造条件。国企改革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沿海条件较好的可按原计划进行，东北、西北等工业城市只能放慢步伐，并在这些城市里充分发展中小企业。
综合开发研究院刘宪法提出以下几点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启动经济有效增长的政策建议。1.通过区域经济的启动，带动全国经济的增长。华南沿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启动的龙头，这是因为这两个地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程度较高，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包袱较轻，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有较强的市场化取向。因此，应采取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程度不平衡的特点，首先在华南沿海和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政策，通过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实行区域经济的启动，然后再逐步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2.发挥不同区域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不同的区域选择若干个中心城市，并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及自然条件特点，赋予类似于开发浦东新区的各有侧重的特殊开放条件和特殊政策，让这些老工业基地也能像上海一样，通过开发建设新区，大量吸引外资以及充分利用内资。3.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主动性。中央在财权和事权与地方划分上，要充分考虑地方的利益。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应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制定政策的自主权，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创新，用于汇集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分担中央财政与地方政府投资压力。同时加大对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监督力度。4.发展非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民营化。在产业组织政策中要体现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经营和发展的原则。对于不同经营方式、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经营规模的企业，均应视其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取消按行政部门、按地区、按所有制性质管理企业和管理经济的传统做法。5.在目前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尽快地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再就业培训体系，应当成为中国政府现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
关于高科技发展的环境、机制、人才和资本支持问题
国家科技部火炬计划管理局张景安指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西方技术，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引进永远引不到最新技术，我们在硬件、芯片等方面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还是令人担忧的。在技术生命极其短暂，竞争极其激烈的环境下，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因此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和氛围极其重要。技术只有资本化、股份化才能市场化、国际化，因而要有一个全新的机制和体制。目前的用人机制往往不是以是否具有创新思想为标准，无法适应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因而建立硅谷的机制极其重要。风险投资与硅谷互为促进发展，中国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在高科技产业中，没有风险的一块可以由商业银行提供支持，有风险的一块应该由风险投资来完成。火炬计划搞了一个几十亿的创新基金，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关键是改变整个投资结构，引发开动整个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跟上潮流，走在世界前列。
浙江大学马庆国认为，高科技到底发展什么，应由市场决定。高科技产业按技术和规模的大小大体分为三类：1.大规模的。象航天航空之类，基本上需要国家出面支撑，或大企业联合支撑。2.中等规模的。可由企业自身或企业联合来开发。3.小单元的。由于量大面广，不可能由国家出面。电子工业一般由各企业去完成，只有集成电路要象发展航天工业一样去发展，但这一块恰恰没有那样去搞，这部分要集中资金、人才一步到位。还有一类需要国家在策略上支持，特别是医药产业中的“中药西制”。大多数项目，政府是要创造环境，而不是亲自抓项目。在技术发展中，要注重切入点，许多高技术开始并不都是很高，因此要创造一个好的创业环境，特别是要改变企业登记制度。要以利益为引导，创造人才在国内国外自由流动的机制。
刘鹤强调机制和环境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已经在教育上投入了很多，人才却跑到国外去了，只要国内有好的环境，好的机制，就能吸引这些人回来。技术根本不用担心。信息技术与军事技术不同，流动性太强，开放性太强。期望政府靠搞“两弹一星”的方式带动中国高科技的发展，是很不现实的。在考虑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特定的政策选择时，初始路径的选择非常重要。对高科技而言，初始路径的选择就是学习成为学习者。目前，中国具有了这批人，后面的环节却不匹配。
刘宪法认为，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深圳市发展高新技术的经验证明，技术的不断创新可以产生高新技术，但要使其实现产业化，必须要有比较发达的市场化的机制。深圳既没有多少名牌大学和科研院所，也没有中央政府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基本上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依靠市场的力量对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进行整合，用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与更开放的贸易政策结合起来。在若干有条件的地区如深圳，可以把现有的保税区范围扩大，将已经形成规模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升级改造，把高新技术产业装进保税区，把目前在保税区外的高新技术同保税区整合嫁接起来，利用保税区有利的贸易条件，建立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基地和出口加工型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保税工厂。
（袁辕、黄小鹏整理）
注：1999年1月15日至16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 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联合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高层研讨会。这是与会的著名经济学家就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等问题提出的主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