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论师南、北二道之形成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论师南论文,北二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1-0025-07[收稿日期]2015-10-20 隋唐以来的文献记载，地论师分为南、北二道，但关于其具体原由、地点则有不同的语言表达，遂引起今人的争论。本文在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界关于古邺城格局的研究成果，提出所谓的南、北二道是由邺都(相州)的城市布局而言的，大致存在菩提流支之弟子住锡子邺城旧城之北区，而慧光住锡于邺城旧城之南区等史实。 一、道宣、湛然的相关说法 关于地论师南、北二道的所指，道宣《续高僧传·道宠传》的记载相当重要： 一说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1](P482)。 这段备受重视的语句，意思其实很明白，南、北二道的分野是在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弟子辈之间发生的。但引起后世不同解读的是“洛下有南、北二途”一句，很多现代学者据此而主张二道的成立是在北魏末年的洛阳。 关于地论师分为南、北二道的地点，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七说： 菩提流支《法界论》云：佛成道后四十二年说《法华经》。北人者，诸文所指，多是相州北道地论师也。古弘《地论》，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计不同。南计法性生一切法，北计黎耶生一切法。宗党既别，释义不同，岂地论令尔耶[2](p285)？ 湛然在此明确说“相州自分南、北二道”，其字面儿意思不难理解，但现代学者的解读仍然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不能脱离道宣“洛下有南、北二途”一句的藩篱，如一般都说从相州去洛阳的通道有南有北，两家学徒即沿着南、北二道各别发展而得名。如湛然《法华文句记》说，所谓南、北二道，乃是指从相州(邺都)通往洛阳的南、北二道：道宠系散布在北道一带，慧光系散布在南道各地①。温玉成近期提出了最新的解释：勒那摩提大约于515年之前去世，他一直住在少林寺。菩提流支大约于513年北上京师洛阳，517年入住永宁寺合理的解释是，少林寺在南，洛阳在北，所以勒那摩提的学说被称为“南道”；而菩提流支的学说被称为北道[3](P28)。在古代两种说法的基础上，现代学者又衍生出几种解释，然均缺乏基本根据，多属臆测。 其实，在《续高僧传·道宠传》中，道宣已明确说，道宠是在邺都皈依菩提流支而为其及门弟子的。仔细揣摩，道宣的原意似乎是，由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之间在洛阳发生的若干分歧，使得二人之弟子也显现出差别和争议，由此形成了南、北“二途”。只要不将道宣的这一叙述理解成早在洛阳时期二人的弟子就已发生争议，形成不同派别，就不算曲解道宣的原意。换言之，道宣只是告诉人们，道宠与慧光及其弟子之间的分歧导源于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不同教说而已。 据笔者解读，道宣和湛然共同的说法是：地论师的分立是在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辈间于相州形成的。具体事态可能是在道宠及其弟子与慧光(包括慧光师兄弟及慧光的弟子)之间展开的。下文先依据道宠与慧光的生平资料管窥二位大师之弟子间可能发生的事态，然后在引述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以考辨出的几个基本史实尝试对南、北二道形成的真相作一说明。 二、从《十地经论》的翻译及勒那摩提圆寂的时间看地论学派的形成 关于地论学派的形成，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其在此论刚翻译出来时即形成了。如果从此论一经译出，就有僧人研习的角度说，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说，在此论译出不久，就形成了南、北二道的分立，当无根据。从此论翻译的过程及其译者的卒年的考证出发，可以认定地论师南、北二道的分立，是《十地经论》译出二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勒那摩提圆寂于北魏末年，很有可能是在孝武帝(532-534)时期圆寂的。其主要依据是：一是没有其在东魏译经的记载；二是于皇帝在场宣讲《华严经》时圆寂的说法；三是《续高僧传·僧达传》的记载。 关于勒那摩提圆寂的情况，现存文献并未记载其年月。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后的“勒那摩提附传”中说： 初，宝意沙门神理标异，领牒魏词，偏尽隅隩。帝每令讲《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一日，正处高座，忽有持笏执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从来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亦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即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等僧，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1](P429)。 这里的关键是确立敕令勒那摩提讲《华严经》的皇帝的名字。从勒那摩提的译经及授徒活动考虑，其圆寂时间不可能太早。勒那摩提于宣武帝时来洛阳，如于宣武帝末年圆寂，不到八年，很难奠定其崇高地位。从北魏末年的政局考虑，上述记载应该发生在胡太后身亡之后。因为胡太后执政时期的孝明帝六岁登基，十八岁被杀，在此期间的政令后世一般记载在胡太后名下。而且上述推测不大符合“帝每令讲《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这一描述。胡太后被杀之后，北魏先后有五位皇帝登基，但地位短暂稳固且年稍长者只有孝庄帝(528-530年在位)和孝武帝(532-534)。从这些因素考虑，勒那摩提不是圆寂于528年至530年，就是圆寂于532年至534年。 又经仔细查考《续高僧传》，发现其中《僧达传》有如下叙述： 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毘尼，进止沉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而形器异伦，见者惊奉，虎头长耳，双齿过寸，机论适变，时其高美。与徐州龙达，各题称谓。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1](P552—553)。 这一条资料很重要，基本可以证实，勒那摩提是在洛阳圆寂的。因为文中说，勒那摩提圆寂之后，僧达“覆述地论，声骇伊、谷”。而“伊”指伊水，“谷”指“谷水”，都是洛阳周边的河流，古人常以之指代洛阳。《续高僧传·僧达传》下文又说到僧达南下至梁，北齐时又北上至邺都。 将上述几条旁证综合起来考虑，基本上可以肯定勒那摩提于北魏末年圆寂于洛阳。 菩提流支于北魏分裂并迁都之后，北上到了邺城，并在邺城继续译经授徒。 菩提流支于东魏初年圆寂，具体年代无考②。史籍所记载的其最晚的翻译活动是东魏天平二年(535年)在邺都般舟寺译出《伽耶顶经论》二卷，且后文的分析将证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的时间在天平四年(537年)前后，因此，菩提流支圆寂的时间不会早于此年。 史籍记载，佛陀扇多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至东魏元象二年(538)，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十部佛典，他与菩提流支一样都是跨北魏、东魏两朝而单独主持译场的僧人。 日本学者布施浩岳认为，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在洛阳异寺而居，菩提流支住永宁寺，在洛阳城西第三门道北；摩提可能住白马寺，在西郊第二门道南。根据他们所住寺院一在御道南，一在御道北，因此有了南道、北道之说。现存史料中没有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经的记载，而有佛陀扇多于北魏正光六年(525年)起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典的记载。考虑到佛陀扇多与勒那摩提、菩提流支曾在一起翻译《十地经论》，而后分开两处翻译，因此勒那摩提在白马寺译场译经也是有可能的，但这毕竟缺乏直接证据证实。而且，菩提流支翻译地点屡屡变迁，并非都在洛阳御道之北。综合考虑，这一解释不足凭信。 三、从道宠与慧光的行历看南、北二道的形成不可能在洛阳 道宣于《续高僧传》卷七为道宠立了小传，可惜语焉不详，连最基本的生卒年也未记载。道宣说：“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雄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鏕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副。年将壮室，领徒千余。”[1](P482)此中说，道宠原本为当时大儒雄(也作“熊”)安生的弟子，先作为老师的副手，其后于“壮室”(即30—40岁之间)统领教化徒众千余人。 道宠出家的因缘也颇有传奇色彩。据《续高僧传·道宠传》记载，儒士张宾带领其弟子浩浩荡荡行走，到达赵州元氏县(今属河北)堰角寺的旁边。张宾去寺院讨水喝，沙弥给了他们，却问道：“具几尘方可饮之？”张宾平时不了解佛教，惘然无对。沙弥于是将水浇在张宾的脸上。张宾大为震惊，然后对其徒属说：“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当日，张宾就在此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历试。以宾聪明大博，不可拘于常制，即日便与具戒。遂入西山，广寻藏部，神用深拔，慨叹晚知。”[1](P482)道宠出家的堰角寺，也叫应觉寺，位于飞龙山(封龙山)山脚。东晋高僧道安早年曾与其师弟法汰、僧光一起隐居于此山弘传佛法。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又记载灵裕、明赡都是于此寺出家而成为高僧的，其中灵裕为慧光的第三代弟子。 关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续高僧传·道宠传》说：“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1](P482)从这几句推理，道宠开讲《十地经论》是在邺都，尽管文中未曾交代道宠到底是在洛阳还是在邺都拜师。即便道宠是在洛阳拜菩提流支为师，因未曾出师，也就不存在与慧光分立为两道的问题，何况在邺城的前一年，慧光还在菩提流支译场参与译经呢？在听闻菩提流支三年传授之后，道宠自己撰著了《十地经论疏》，其中应该包含了其师的独特解释。在得到菩提流支的印可之后，道宠于邺都开讲《十地经论》，引起轰动。 本传又记载了东魏“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三人与道宠的对话，其文如下： 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初聆声相，寔等昔师，容仪顿改，致此无悟。于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庆相循，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1](P482)。 这段对话是说，当朝宰相和才子魏收、邢子才(邵)、杨休之等出仕前都曾向张宾(道宠)问过学。张宾(道宠)出家之后几人一直未曾相见，而且他们三人也不知道此位道宠法师就是昔日的老师，而道宠认出了他们三人。师徒相认，悲喜交集。三位高官将此缘由报告给当朝，朝廷给予道宠以很高的礼遇。由于这三位的生卒年有线索可考，因而可以借此大致界定道宠生年的范围。 据考，魏收，生于506年，最初凭借其父功任北魏太学博士，在当时享有文名；东魏时任中书侍郎，转秘书监；北齐时官至尚书右仆射。齐文宣帝天保二年(551年)，他奉命开始撰写《魏书》，四年后完成。邢子才，名邵，在文学上与魏收齐名，《颜氏家训》称赞他为邺地最值得称道的大儒。邢邵的卒年不详，生年为496年，年长魏收十岁。杨休之，也作阳休之，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卒于于洛阳，年七十四，则其生年为508年。魏收、邢邵都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而杨休之则历北魏、东魏、北周、隋四朝。三人之中，邢邵最长，杨休之最少。这三位出仕都较早，入张宾之门学习儒学，当在出仕之前。尤其是邢邵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已三十八岁，以投身张宾门下十余载计，此时的道宠应至少五十岁左右。——从这段文字可以推知，道宠最迟生于484年。 道宠在邺都的弘法活动是很成功的，“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1](P482)。《续高僧传·志念传》记载，志念(535-608)“爰至受具，问道邺都”，先是从道长法师学习《智论》，“荷箱从听，经于数载”，其后“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1](P508)。依据此记载，可作如此推算，志念受大戒后至邺都以二十岁计算为555年，习《大智度论》四年左右，其跟随道宠的最早时间就是559年。因此，可以推出，道宠于天保末年(559年)仍健在弘法，此时其年龄应该很大了，如以公元484年计算，应接近八十岁。 从上述考辨可知，道宠是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 道宣在《续高僧传·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中将创立地论南道的慧光说成北齐高僧，未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但说慧光卒世于北齐之时，并且在本传和论中还提到“齐代名贤重之如圣”及“魏末齐初，慧光宅世”等词句，认为慧光在北齐时仍在世并活跃于佛教界。而《续高僧传·灵裕传》又记载，灵裕“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经七日”[1](P495)。灵裕卒世的时间是隋大业元年(605年)正月，其寿数是八十八岁，其出生时间应为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即公元518年，如此则灵裕“年始弱冠”的时间当为公元538年。对于道宣的这种不同记载，大多数的学者相信前者，将慧光当作跨北魏、东魏、北齐三代的高僧。然而,2002年在河南安阳出土了《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③，其中明确地记录慧光圆寂于东魏元象元年(538)三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岁，慧光的生年为公元469年。由此，原本困扰很久的地论学派分“道”的历史真相也许可以稍微清晰一些。 道宣在《续高僧传·慧光传》中记载：“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光执卷览文，曾若昔习，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兼以剧谈谲，诡态新奇，变动物情，时谈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1](P607)而《续高僧传·佛陀传》又记载：“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门街井栏上，反蹋蹀
，一连五百，众人喧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惟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昧。’意欲引度，权以杖打头，声响清澈，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1](P551)这两处记载的细节有所不同，但其出家系受佛陀禅师的度化是一致的，需要澄清的是慧光出家为沙弥的年龄和地点。 关于慧光出家时的年龄，《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记载，慧光“道性出自天然，悟玄彰于龀岁，童龄践法，栖心妙境，奉禁持律，犹护明珠”。而前引道宣的记载，一是十二岁，一是十三岁，学者以为有误，但也是事出有因。古人对于年龄的说法很多，整岁、虚岁上下差一年很正常。看来这是道宣所依据立传的资料的差别造成的。重要的是，依照《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所记载的慧光的出生年月推算，慧光十二岁或十三岁时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或五年(481年)。而此时佛陀禅师还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北台，少林寺尚未创建。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后的太和十九年(495年)或二十年(496年)。在少林寺的创建时间不能因慧光出家时间、地点的记载而改变的前提下，我们只能认为道宣所记载的佛陀与慧光的相见地点是错误的，慧光应该是在平城跟随佛陀禅师出家的。 慧光跟随佛陀禅师“所习经诰便为人说，辞既清靡，理亦高华，时人号之圣沙弥也。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师为掌之，寻用复尽。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便纵而不禁。谘请教诫，敬而异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节，赞毁得失，声色不渝。众益器之，而美其远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检。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及年登冠肇，学行略周，尝闻‘言不通华，发戒便阻’。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随文奉行。四夏将登，讲《僧祗律》”[1](P607)。从此记述可知，在佛陀禅师的指点下，慧光在受具足戒之前就学习了《四分律》。当时尽管传闻有道覆律师撰著的《四分律疏》六卷，但仅是“科文”(即提纲条目)，慧光只能凭借口传而学习。受具足戒后，他博听律部，又登台讲《僧祗律》。这是慧光学习律学的基本情况。 慧光在讲律之时，虽词理精玄，然曲高和寡。他由此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于是进一步广寻群部，参学经论。《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乃从辩公参学经论，听说之美，声扬赵都”[1](P607)。此中所说的“辩公”，不能确指。当时在南方有奉诚寺僧辩律师，而在洛阳菩提流支译场也有一位僧辩法师，《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记载：“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1](P428)而这位僧辩跟随菩提流支至邺城，于天平二年(535年)在邺城般舟寺参与了《伽耶顶经论》的翻译。而此中所说的“赵都”，即现今的河北邯郸，因此，慧光所跟随的辩公此时应在赵都，是否后来至洛阳参与菩提流流支译场，不得而知。赵都与慧光的出生地、出家地都在同一区域。道宣所记慧光“定州卢人”，《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记为“中山卢奴人”，二者都是指定州卢奴(治今河北定州)。依照新出土文献，慧光应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家为沙弥，七年之后回到故乡受具足戒，然后“博听律部，随文奉行”达四年。 道宣《续高僧传·慧光传》又记载，慧光“后入洛京，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微，悉为心计之劳，事须文记，乃方事纸笔，缀述所闻，兼以意量，参互销释”[1](P607)。关于慧光入洛阳的时间，道宣的叙述如果在时间上没有间断的话，应该是他二十四岁时发生的。而此时相当于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道宣文中又说：“陀以他日密睹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传果向于心耳，何乃区区方事世语乎？今观神器已成，可为高明法师矣。道务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1](P607)这段文字的信息很丰富。首先，佛陀禅师“他日”睹慧光所写的文字才知其徒的变化，说明二人很久未曾见面，信息也不大畅通。其次，佛陀度化慧光的意图是传承自己的禅定功夫(“传果向于心”)，可能鉴于慧光“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别要他习律，没想到慧光却由“律”而走入“法师”之路。再者，佛陀可能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使得慧光“流涕”。最后，据史载，佛陀禅师于太和十九年(495年)到洛阳，而道宣于文中说“会佛陀任少林寺主”④，也就是说，这一对话可能发生于佛陀禅师初至洛阳之时。 慧光在洛阳参与了《十地经论》的翻译，《续高僧传·慧光传》说：“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1](P607)《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1](P607)“凡所撰《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释。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又著《玄宗论》《大乘义律义章》《仁王七诫》及《僧制十八条》，并文旨清肃，见重时世。”[1](P608)慧光的著述现今大多不存，仅《华严经义记》卷一的断片保存于敦煌文献中⑤。慧光的著述相当广泛，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十地经论疏》及其律学方面的著述，后世由此将其当作地论学派和律宗的祖师。 《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1](P608)。这一记载是确切的。北魏在朝廷设立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机构昭玄寺，一般设一位沙门统为主官，设一至两名都维那为副手。沙门统也叫“沙门都统”、“大统”、“国统”，而副职称为“沙门都”、“国都维那”等。《深密解脱经序》即记载，菩提流支曾做过“此地之沙门都统”，而当时参与翻译活动的僧官有“沙门都法师慧光、昙宁”以及“大统法师僧令、沙门都法师僧泽”等十余僧。此经的翻译时间是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地点为洛阳。至邺都后，慧光任东魏的国统，因此，史籍中一般称他为“光统律师”，新近出土的《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即称慧光为魏“沙门大统”。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慧光关于《十地经论》的著述于何时形成？从慧光圆寂的时间推算，慧光对于《十地经论》的解释很可能定型于其在洛阳时期。这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勒那摩提圆寂于洛阳；二是在东魏成立三四年后慧光就圆寂了。不过，在洛阳时期，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弟子之间也并非一定形同水火。有证据表明，后来被当作地论南道开创者的慧光一直在努力调和二位大师的矛盾。《深密解脱经序》即可证实，慧光于北魏永熙二年(533年)还参与了菩提流支翻译《深密解脱经》的工作。这其实是中土僧人面对外来佛教大师的一贯态度。尽管慧光受勒那摩提的影响深些，但他并不过多涉入二位大师之间的分歧，同时将菩提流支当作前辈礼敬，并协助其工作。 根据道宣所说，“菩提三藏惟教于宠”，也就是说，菩提流支的及门弟子仅有道宠一人。道宠初次讲解《十地经论》应该是在邺都，时间为公元537年前后，道宠于天保末年(560年)仍然健在弘法，而慧光则在元象元年(538年)已圆寂。如此一来，笔者的推论就是，道宠开始宣讲自己得之于乃师菩提流支的《十地经论》解释之时，赫然彰显了其与勒那摩提及其继承者慧光法师之间的理论分歧，南、北二道由此正式成立。道宣说，“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因为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不可能发生于洛阳，而只能发生于邺城，所以，道宣实际上已经明确说南、北二道的分立是在邺城发生的。 四、从邺城的城市格局理解南、北二道的所指 通过查考历史资料中关于南北朝邺都的城市布局的叙述以及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较为清晰地揭示湛然所说的上述语句的真实含义。 东魏、北齐时期的邺都分为北城、南城。北城为旧城，南城为东魏新造。 邺城始筑于春秋时期。东汉末年，邺城是冀州牧袁绍的驻地。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攻占邺城，营建邺都。据左思《魏都赋》及张载注记载，城内有一条东西向大街，东通建春门，西接金明门，将全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在现代考古发掘中，在邺城北先后发现道路六条：一条东西大道横贯城址，其南面有三条南北大道，北面则有两条南北大道。东西大道以南的三条南北大道，自西向东呈平行对称状态。北区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西部则是皇家园林。园林的西面是铜雀台等三座台，宫殿区东面是贵族的集居区“戚里”。邺北城南区主要是居民区和一般官署⑥。东魏时增建的邺南城则参照了邺北城的平面布局，但比北城又有所发展和创新。 西晋之后，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帝石虎迁都于邺约十五年，冉魏都邺约三年，前燕都邺约十三年。十六国后期，战事频仍，邺城逐渐残破，但其城市基本格局未变。至531年，高欢以北魏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的身份驻邺。天平二年(534年)，高欢以洛阳久经丧乱、宫室残破为由，迁都于邺。翌年，高欢因旧邺城窄小，动员七万六千人在旧城之南营建新宫；元象二年(539年)九月又动员畿内10万人，拆迁洛阳宫殿材木，运到邺营修宫室并筑城，城周长25里。历经四年兴建起的邺南城，就是东魏、北齐都城的核心区域。由此可知，邺城分为南城和北城，旧城为北城，南城在北城之南，紧靠东城。东魏和北齐的朝廷衙署就分布于南城。南城遗址目前已无痕迹，大部分已被漳河冲毁。 由上述描述可知，曹操所修建的邺都分为北城和南城，中间有一东西向大道将城市分开。这与湛然所说“相州自分南、北二道”不是很切合吗？尽管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寺院的方位已经难得其详，但参之以现有资料似乎也可大致验证湛然所说的很大可能是以相州(邺都)北城东西大道之分界言之的。 五、地论师重要僧人在邺城的住寺格局 地论师重要僧人在邺城的住寺格局大致可以印证湛然有关南、北二道的记载。 菩提流支在邺城的译经地点，应为邺城般舟寺。如《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伽耶顶经论》二卷，天平二年在邺城般舟寺出。”[4](P49)天平二年(535年)，南城尚未建成，此寺则可肯定在北城。史籍中未记载道宠所住寺院，从道宣等所记观之，道宠住于相州城北应是毫无疑问的。 慧光所在的寺院是邺城大觉寺。《辩正论》卷三记载，此寺是北魏孝明帝修建的，孝明帝令“于邺下造大觉寺，窈窕曲房，参差复殿，风飙出其户牖，云霞起于檐楹，见珍木之相缭，视芳草其如积；须达金地，差得相方；迦兰竹园，犹难比拟”[5](P507)。慧光“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1](P608)。慧光高足僧范(476-555)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三月二日“卒于邺东大觉寺”[1](P484)。由此可知，僧范可能在慧光生前跟随乃师住于此寺。慧光另外一位高足昙隐(生卒年不详)“年满受具，归宗道覆而听律部，精励弥久，穿凿逾深。后从光公，更采精要，陶染变通，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先至定州，“末还漳滨，阐扬斯教。仆射高隆之加礼荣异行台，侯景又于邺东为造大衍寺，重引处之”[1](f608)。昙隐在隋唐文献中被称为大衍法师，年六十有三，终于邺城大觉寺。道宣称昙隐为“齐邺东大衍寺释”，而唐代文献中记载“齐朝大衍法师等立四宗教”[6](P111)。可见，他也在慧光处学习地论。如前所述，北邺城南被三条南北大道分割，而大觉寺建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因此，可推测大觉寺很可能位于北城南道的东城。 《续高僧传·慧光传》记载，慧光“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及终相。因斯乖悆，四旬有余。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此中所言的“曹”即北魏所设立的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衙署。《魏书·释老志》记载：“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7](P3040)慧光从大觉寺出发准备到监福曹办公，刚出寺院门，屋脊自行开裂；他返回寺院处理事务，但木块(或土块)落于其身前，慧光知晓这是自己圆寂的预兆。四十几日后，慧光圆寂。 关于东魏时期的监福曹的所在，可以肯定，在东魏兴和二年(540年)春迁都南城之前，监福曹是在北邺城南道办公的。如前所述，北邺城之北道中部是宫殿区，包括重要衙署；与宫殿区隔大道相望的是一般官署。东魏迁都于南城之后，监福曹想必也会随迁。 上述考证最关键的结论是菩提流支在邺城的译经地点邺城般舟寺可肯定在北城，而道宠住于相州城北应是毫无疑问的。慧光所在的寺院是邺城大觉寺，大觉寺很可能位于北城南道的东城。 上述考辨最重要的推理环节是： 其一，勒那摩提圆寂于北魏末年，很可能是在孝武帝(532-534)时期圆寂的。菩提流支于北魏分裂并迁都之后，北上到了邺城，并在邺城继续译经授徒。菩提流支于东魏初年圆寂，具体年代无考，但不会早于天平四年(537年)。 其二，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不在洛阳，而是在邺都，时间为公元537年前后，道宠于天保末年(559年)仍健在弘法。而慧光则早在元象元年(538年)已圆寂。如此一来，笔者的推论就是，道宠开始宣讲自己得之于乃师菩提流支的《十地经论》解释之时，赫然彰显了其与勒那摩提及其继承者慧光法师之间的理论分歧。南、北二道由此正式成立。 其三，隋唐文献所记录的地论师分“道”的缘由是因邺都(相州)的城市布局而言的。从上文所列举之史实观之，大致存在菩提流支弟子住锡邺城旧城之北区，而慧光住锡于邺城旧城之南区等史实。 最后应强调，鉴于道宠拜菩提流支为师不可能发生于洛阳，而只能发生于邺城，因此道宣所说“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实际上已经明确说出南、北二道的分立是在邺城发生的。湛然就是如此理解的，所以他说：“古弘《地论》，相州自分南、北二道，所计不同。”而当代学者之所以分歧叠出，是因误解道宣所说“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所致，而仔细推究可知，此“洛下”是指南、北二道的分歧根源于菩提流支和勒拿摩提，而勒拿摩提已在洛阳圆寂，所以，道宣才会以“洛下”之“源”来叙述南、北二道之“流”。 ①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第4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版)。此书更于此语后提出，因为唐初称洛阳向广州的通道为“南道”，所以“后人据此而分南北，也是可能的”。 ②湖北省黄梅县多云山有菩提流支塔，在广福寺东侧100米处，圆顶石拱，两扇合关石门，关闭灵活自如，内空面积约有5平方米，为典型的古代墓塔。当地文献记载说，此塔是北魏时期来华的菩提流支之塔。然史籍中没有菩提流支南下至黄梅的记载，这一资料真伪难辨。 ③参见赵立春《邺城地区新发现的慧光法师资料》(《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此外，赵阳阳《〈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录文校补》(《文教资料》2006年第6期)对碑文重作校勘。 ④现今大多数学者习惯将这一句话与下文相连，于是认为佛陀禅师与佛陀扇多为一人。 ⑤此外，笔者初步认定现存S.2502号《仁王经疏》为慧光的著述，参见拙文《敦煌S.2502号〈仁王经疏〉的作者考》，《觉群佛学》(2006)，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⑥参见河北临漳县文保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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