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借鉴“斯大林模式”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模式论文,经验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4527（2000）05—0007—04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说，这里所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实际上主要是前苏联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因为在全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要算苏联的成败最多地进入了邓小平理论的宽广眼界。而苏联的成败，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成败。
那么，“斯大林模式”的成功的、失败的历史经验究竟有哪些呢？
一、斯大林时期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没动摇，但社会主义建设却是按照一个低标准仓促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被忽视，宣布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不够格。21世纪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高标准的、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夺取政权，这已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明。然而无产阶级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呢？列宁从来没有孤立地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它作出确切的回答，但列宁坚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却是确定无疑的。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当列宁看到国际上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之间形成了一种均势，俄国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时，他就形成了如下思路：一方面，他明确指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P450 ），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俄国不必坐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可以也应该利用国际局势的相对稳定，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巩固国有经济，发展合作经济，同时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党和国家机关，在这个过程中站稳脚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直至同迟早要发生革命的西方和东方各国一道，赢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虽然列宁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肯定俄国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却肯定了俄国应该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逐步走向社会主义。
然而，在列宁逝世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托一季反对派却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一思路，他们否认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斯大林则深切地体会到了列宁思想的辩证实质，他敏锐地注意到，在世界革命陷入低潮时，如果“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2]（P248）。 所以他对反对派给予了有力的回击，针锋相对地提出苏维埃俄国“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并且对这一结论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应该说，在1921年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党和工人阶级内部还有许多困惑的情况下，苏联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极强的政治现实意义，它指明了俄国革命继续前进的方向，增强了党和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当然，“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按照一个低标准仓促进行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处在早期工业化阶段的苏联受着已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压力，以及斯大林本人思想上的片面性和急性病，等等。况且在阶级斗争激烈、外界压力强大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是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究竟应达到哪些具体标准即为科学之后才开始行动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遵循的标准相对简单：将没有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工业和农业以公有制形式统一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实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直接交换，以此“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消灭“富农”和城市中的“耐普曼”，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剥削阶级的消灭。显然，这仍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准，它不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如何，着眼的首先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消灭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和本国资产阶级。说到底，这是在所有制形式上求公求纯的空想社会主义标准。
按照这种标准来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无需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新经济政策道路是着眼于首先发展生产力的，是要在国家调节的市场中实现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结合，在商品货币关系起作用的条件下让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展开竞赛，以便通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努力，使苏俄“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进而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可是，面对新经济政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现象和严峻的国际形势，斯大林等人沉不住气了，“军事共产主义”试验时所有的那种革命热情再度膨胀了，于是决定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从20年代末开始掀起了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高潮。由于条件不具备，“两化”是仓促地进行的，方法不免简单粗暴，因而尽管在“两化”基本实现后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但这只是一种仅仅将生产资料公有化了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实现了生产社会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时，实际上当时苏联人均工业产值和国民收入远比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低，人民的生活还很穷困。这自然是一种低标准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21世纪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真的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使生产关系的变革服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颠倒过来，强使生产力服从生产关系尤其是服从所有制关系的一种固定形式。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既消灭了剥削，又消除了贫穷落后和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赢得了相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我们才能说社会主义事实上够格，“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没动摇，但把在特殊的工业化道路上形成和二战中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和粗放型发展战略绝对化，在时代主题、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起了变化时仍然不予改变，从而导致苏联经济建设模式僵化。21世纪在原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灵活运用发展经济的计划和市场手段，使经济体制具有活力，使经济具有竞争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斯大林时期苏联始终坚持进行工业化建设和社会改造，完成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跨越，初步实现了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对此，较早时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予了充分肯定。较晚时，弗兰西斯·福山同样给予了肯定。后者在苏联解体后还说：“即使现在也难以想像，1970年代前半期之前，经济成长被认为是苏联强大的因素之一”，“经过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有些国家完全经济化、都市化、宗教与政治分离，维持强大极权的国家结构与相当高的国民教育水准，而且是既非资本主义也非民主主义的国家。多年来，斯大林的苏联乃其典型事例”。
苏联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之不易。一方面，当年苏联的外部环境很恶劣。苏联战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直处于被资本主义重重包围的地位，走出这种包围只能靠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国内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和条件太差。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基本上是分散的小生产，工业集中但技术落后，发展工业所需财力极为有限。有利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和条件，在客观方面，无非是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充足；在主观方面，有一个全联盟的统一的党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广大工农群众改变落后的强烈愿望。这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也不同于早先走向工业现代化国家所处的环境。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中搞社会主义，搞工业化和现代化，无疑非常艰难和极具挑战性。
在形势严峻、任务紧迫时，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迎难而上，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对全社会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和准国有化，对经济实行计划化。以国家的计划和指令取代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由国家集中控制和调配一切资源；用增加政府开支和重点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采取不计消耗、不计成本、数量先于质量、产值重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实行大体平均的低消费政策，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单纯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适应了苏联当年的特殊环境，使苏联经济迅速增长，保证了工业化实现和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成。
然而，在特殊环境下为完成紧迫任务而仓促建立和运作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却只具有对特定环境的反应能力。这种经济模式阻碍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在微观经济领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竞争机制，在宏观经济领域没有建立起有利于保障比例平衡和经济、技术创新的机制。因此，当环境发生了变化时，它就表现出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保障经济素质不断提高的能力。随着工业化完成和战争结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关系日益复杂，经济信息量大为增长，国家的、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个人的利益目标及其相互关系出现变化。在这种新形势下，单纯的计划体制已很难对各种经济变量及时作出调节性反馈。此外，战争造成的损失和工业化前期的大量消耗，使战后苏联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金等投入要素日趋紧张，继续实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受到很大制约。
正在这时，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已露端倪，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兴起，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变动和生产及经济效率的提高方面进一步显现出来，国际范围内经济的竞争由增长速度为主转向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受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是最统一的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又是“指令性计划”等观念的束缚，战后苏联没有对统得太多、统得太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没有及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在时代主题开始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质量和效益竞争的新环境里，苏联经济模式的潜力日渐枯竭，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苏联由攻势转为守势。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仍然坚持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坚持其工业化初期关于不发展大机器工业就不能保证经济独立和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理论，并提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这些教条严重阻碍了苏联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参与国际分工和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于是，思想上的僵化和实践中的不改革、不开放，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僵化。
进入21世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应坚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动摇。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必须把计划和市场看作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视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将它们灵活运用。其次，必须使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经济中的科技创新，具有较强的适应环境变化和保障经济素质不断提高的能力。最后，必须勇敢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竞争中增强竞争力。
三、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没动摇，但共产党一党执政并过于集权，党的各级领导人又个人专断，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民主未落到实处，法制遭到了破坏，致使社会主义形象受到损害，人民群众不满意。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同时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很快就由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俄击退了十四国武装干涉，打赢了国内战争，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带领苏联人民掀起了工业化建设高潮。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十年，党民一心，人民与苏维埃政权一体，过渡时期的各项建设事业在探索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路逐渐成熟。在此期间草创、最后在斯大林时期定型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体制模式，仍然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而否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化。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经济上实现“赶超”的任务非常紧迫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模式维系了苏联政局和社会的稳定，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保证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保证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此外，在这一模式下，苏联的宪法和法律也对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的途径，享受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作出了明文规定。这也就是说，借助于斯大林模式，苏联不仅实现了作为国体的民主在阶级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且在作为政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上，也在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首先，斯大林模式是在俄罗斯和沙皇俄国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基地上有着封建专制传统、君主崇拜和缺乏自由与纪律观念的深厚土壤。十月革命是先于文化革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它在近期能够给旧政治体制一次震撼，一次打击，但不能马上消除旧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其次，斯大林模式又是在环境恶劣、无经验借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应该如何建设的情况下形成的。在长期处于战争和面临战争威胁的环境里，自由和民主难免要受到限制。
问题在于，战前建立起来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体制模式已经出现了两大偏差，即政治上过分集权和思想文化上过分单一，致使这一模式在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打下了基础时，又为这两方面的建设健康发展设置了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在没有其他党派参政和监督的条件下，党不仅听不到不同声音而难以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已具雏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难以形成党内民主，过分集中了属于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社会团体的职能。这些权力和职能又落到了党的各级组织的“第一把手”手里，于是首先在党内形成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在这种条件下，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制定的党章及宪法所规定的党员和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以及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等，都无法充分行使；正在建立过程中的新型法律制度，也被只听命于个人的政治警察机关所破坏；一个只对个人和少数人负责、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特权集团逐渐形成了。政治上的过分集权导致思想文化上的过分单一。苏联党通过行政和半行政组织体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斯大林个人或斯大林认可的几个人的意见和定论，而将不符合这些意见和定论的理论学术观点统统置于对立面予以批判。于是造成了不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科学文化的局面。
问题还在于，战前已经出现上述偏差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战后仍被巩固了下来。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在探讨使这一模式得以形成和长期运作的历史和客观的原因之外，去寻找主观方面的原因。属于后者的，要算斯大林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正如毛泽东同志讲到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思想“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斯大林在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时，却没有“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3]（P176），“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 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4]（P272）。
斯大林的错误告诉我们，要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探索邓小平所说的几个“结合起来”的途径，不断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斯大林模式”被在这一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苏联人抛弃了。然而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将对此给予冷静的分析，在总结和借鉴“斯大林模式”的历史经验中，学会用正确的方法解决当今社会主义面临的任务，把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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