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水论文,共产主义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我国50年代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示范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左”倾思潮泛滥在河北徐水的一个缩影。虽然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时间只有4个月，范围也只是1700平方公里的一个县，但当时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影响颇大，其教训也极为深刻。反思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一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从1958年8月22日徐水县委公布《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注：《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作为正式开始的标志；9月20日，县委公布《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注：《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到了高潮，到12月3日，县委作出《关于工作中所犯缺点错误向省委、地委的检查报告》（注：《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宣告作为试点的结束。
中共中央在河北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给予历史结局总的影响的结果。就它的共性而言，无疑是在大跃进背景下，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物。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如果不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在别的地方也会搞；就它的个性而言，则是徐水当时所处的形势和环境造成的。这需要作历史的具体分析。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任务完成后，广大农村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群众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生产积极性非常高涨。徐水县委在这种形势下，开展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重点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生产大跃进。
徐水县，古为武遂，虽然县志称“物产丰隆”，但实际上该县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平均耕地亩产量也只有286斤（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关于农业大跃进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46页。），群众生活水平一直很低。究其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春旱秋涝，几乎年年有灾。从1954年到1957年近4年期间，遭灾的面积就有87万亩，减产1.7亿斤（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关于农业大跃进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46页。）。县委县政府抓住广大农民根治水旱灾害的迫切要求，开始大搞水利建设。经过1957年一冬和1958年一春的苦战，“在瀑河、漕河、萍河两岸和上游修建葡萄串式的平原防洪中型水库11座，满天星式的平原防涝小型水库160多座，这些工程，可以蓄水1.4多万公方；还修建了坑塘1300多处，能蓄水5000多万公方。”“为了使农田灌溉更有保证，他们又在瀑河、漕河修建了一些拦河坝，开挖渠道154条，全长300公里，可灌地20万亩。在靠山区附近和有地下河的地方，还开挖了地下自流泉，已挖出2个多流量，可灌地20多万亩。此外，还打机井700眼，可灌地35万亩；砖井8000多眼，可灌地20万亩。”（注：陈正人：《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大跃进情况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22页。）同时大量发展了养猪积肥，“在平均10人一猪的基础上，发展到全县养猪32万头，实现了全县每人一头猪的要求，全县共积肥620万车，达到了平均每亩地7大车多。”（注：陈正人：《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大跃进情况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23页。）
徐水县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重点的大跃进经验，很快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和省委、地委的高度重视。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保定并到徐水县视察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他在听取了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马上给以肯定，加以赞扬。几天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很快就搞出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并呈给毛主席、党中央。他对徐水大搞水利建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报告中写道：“徐水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农业面貌开始根本改变。他们的经验，对于其他地区有重大意义。”并说“徐水县的胜利，证明了争取在3年内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是完全可能的。”（注：陈正人：《徐水县兴修农田水利大跃进情况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32页。）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宣扬了徐水的好经验；3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正式报告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的领导经验；3月29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初步总结，以文件的形式发至全省各地、市、县；4月17日，《人民日报》又以突出的篇幅全文刊登了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经验，接着5月份就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徐水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典型经验》一书，进一步吹响了徐水大跃进的号角；4月19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了《河北省委关于学习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的通知》。从此，徐水县成了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大跃进的典型。这就为中共中央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8年8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到徐水视察。在视察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徐水人民的革命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成的，一办就很多（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毛泽东主席的视察无疑为徐水向共产主义过渡起了催化作用。毛泽东主席视察后的当天夜里，县委就召开了全县大型电话会议，乡乡社社都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各个战线都要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毛泽东主席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当天夜里正式成立了酝酿已久的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从而为全县实现公社化，向共产主义过渡带了头。接着全县普遍建起人民公社，很快又改为徐水县联合总公社。这就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主席离开徐水的第二天，徐水县委就召开了《徐水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会上作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讲话。他说：今天是共产主义文化跃进大会，这是我们县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很得要的会议，这就是要使我们思想、文化教育全面提高，向共产主义进军。“要建设共产主义，就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党领导群众多年，就是为建设共产主义，使人民进入生活、劳动幸福的乐园。”（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90页。）
真正提出搞共产主义试点，是毛泽东主席离开徐水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徐水提出来的。他遵照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指示，于8月6日，再一次来到徐水，8月8日召开了一个有省、地、县委及乡社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陈正人同志通报了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过去没有想到跃进这么快，今年钢产量可搞到1200万吨，炼钢设备可搞到2000万吨，明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超过英国。这就逼的我们想问题了，就要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机关学校都搞。陈正人还谈到为什么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说，在徐水搞试点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县跃进很快，在水利建设上有创造性，一年来群众在运动中也有了很多锻炼，农业上有很大基础，交通很方便（注：摘自1958年8月8日中央农村工作部陈正人副部长在徐水县、乡、社干部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指示。）。为了搞好共产主义试点，陈正人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工业、农业、文教等规划指标，提出全县搞一个大联社，并号召大家看几本书，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会后陈正人同志还把他带来的康有为写的《大同书》送给一些同志，叫大家看看。据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著名作家康濯回忆说：“陈正人来徐水带来了一些书，其中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当时他问我：‘你是文化人，《大同书》看过没有？’我说：‘看过。’他说：‘《大同书》有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可以看一看。’”（注：康濯：《谈谈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情况》，《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338页。）于是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群众运动很快在徐水县城掀起来了。
为了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全面规划，中央、省委、地委和县委组织了有100多人参加的规划班子，其中仅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家计委等就有70多人。他们根据刘少奇同志指示，对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建筑等，全面进行了规划。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徐水县委于1958年8月22日绘制出了一个远离现实，虚无缥缈的宏伟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的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119页。）要达到这个目标，所规划的伟大共产主义前景是：“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
“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5年，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为专家。”（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120页。）
在这篇充满着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规划草案”公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徐水县委于9月20日，又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草案规定“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162页。）“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吃饭不要钱，干部、工人、职工、农民不发薪金，每月只给几元钱的补贴，服装、日用品都由公社统一发，连洗澡、理发、看戏、看电影都由公社统一包起来。“草案”规定了实行供给制的范围包括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包括教员、商业人员）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员。“草案”公布后，为了庆贺全县实行全民供给制，举行了示威游行。大家抬着“庆贺全县实行供给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红匾，敲锣打鼓，高喊“拥护供给制”、“以实际行动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注：见《徐水日报》1958年9月19日。）。
然而这种盲目空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共产主义试点”。仅两个月的时间，徐水人已经不能放开肚皮吃饭，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三个月的供给制也因资金严重匮乏而草草收场。总之，充满着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仅仅4个月的时间便戏剧性地夭折了。
二
徐水共产主义正是在大跃进这样一个背景下被发现和推上历史舞台的。中共中央在河北徐水轻率地搞共产主义试点，无疑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次尝试。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具现实性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只依据主观愿望，提出广泛的改造社会计划，幻想通过宣传和示范试验来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从徐水共产主义产生的过程和试验的内容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一）徐水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在思想上与空想社会主义同源。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急于求成”等“左”的思想指导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次会议认为，我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急躁冒进的浮夸风。徐水县委正是在大跃进“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一些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口号。在当时《人民日报》隆重推出《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中说：“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注：邱石：《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435页，经济出版社，1999。）尽管这些口号比起后来的口号显得还不那么离奇，但却有始作俑者之功，谁又能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就能做得到”不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在《关于不断革命全面跃进的报告》中提出：“没有千斤的思想，就没有千斤的行动，没有千斤的行动，就没有千斤的结果”（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关于不断革命全面跃进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77页。）在这种错误口号“激励下”，徐水农作物放出的高产卫星成倍增长。张国忠在工农业庆功大会上《关于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尽快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斗争的报告》中说：“现在全县共放出各种卫星近800亩。防凌的2亩多穗高粮亩产1万多斤。田庄的1亩夏谷子亩产1.4530万斤。沙口2亩多穗高梁亩产1.7993万斤，1亩多穗玉米亩产1.1020万斤。凌角桥1亩春薯亩产5.5504万斤。户木8亩春薯亩产平均4.2350万斤。”（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207页。）这些假宣传、假卫星连毛泽东主席也信以为真。8月4日，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对徐水和全国竟放卫星的情况大加赞扬：“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毛泽东甚至向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提出了“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徐水的粮食真的到了吃不完的程度吗？当然没有。事实上，1958年徐水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当年，徐水粮食产量比1957年还有大幅度的下降。
从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而唯心主义又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出发，而是夸大事实，否认客观规律。农业产量不可能亩产成倍、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徐水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坚持精神第一性、精神派生物质，以歪曲、空想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思想差一分，粮食差千斤”等等（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关于不断革命全面跃进的报告》，《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77页。），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到了绝对化的地步。这种主观愿望违反客观规律的思想、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惨重的挫折和惩罚。
（二）徐水共产主义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任务是空想社会主义的。1958年8月22日，徐水县委制定的《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中提出：“我们的任务是随着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继续组织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大跃进，加速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力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为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创造充分的物质基础；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群众的高度文化水平创造条件。奋斗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张国忠向社员群众讲解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注：《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徐水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的讲话》，《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97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徐水县委于9月20日，向全县人民发布《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在全县实行了供给制。在物资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徐水县委急忙打破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似乎这样就可具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徐水县委一声令下，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统统被纳入了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一下子归了公，有的乡镇连箱箱柜柜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许多困难。因此，群众说：除此之外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余都归公了。由于全县都实行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结果很快就吃黄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人们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有一个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人民群众虽然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的历史。恰恰相反，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7～478页。）徐水县委提出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即在短时期内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正是不顾徐水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实际，只靠大搞群众运动和革命热情、英勇精神，依靠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必将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
（三）徐水共产主义的方法、步骤及政策同空想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徐水县委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不分受益情况，进行了超过社界、乡界的共产主义生产大协作。这种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生产大协作被称为“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种“生产大协作对于实现生产大跃进有重大意义，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掀起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合并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共产主义公社’等。”
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在视察过程中，他不仅对徐水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程中创造的军事化生产大协作表示极大兴趣，同时对农业社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在视察中曾询问农业社主任李江生：“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字？”李答：“叫第八瀑河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他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就成立了人民公社。并宣布：一切房子、树木、猪、羊群、大车、牲畜全部归集体。社员实行工资制。同时县委宣布将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为了把现在规模很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人民公社，徐水县于8月15日将全县20个乡镇合并为9个大的乡镇。北戴河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共产主义萌芽，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徐水县委在听取北戴河会议的传达后，更加受到鼓舞，于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级政社合一，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全县一级核算，劳力全县统一调配，出现了全县物资和劳动的大平调。“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兵大体平等的标准计划供应。”（注：《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162页。）河北徐水县委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情况下，急忙打破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主要强调生产关系过渡，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认为穷也可以过渡，越穷越容易过渡，要趁穷过渡。搞穷过渡的结果，严重的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水平的客观经济规律，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证明，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切实际地把“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一大二公”、“共产风”的宣扬，以及在并社过程中的经济政策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而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合作公社”的特点十分相似。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欧文坚决主张消灭私有制。他的合作公社实行财产公有，按需分配。公社的生产是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生产的目的是直接为了满足公社社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我们说徐水共产主义在实现的方法步骤及政策方面等，同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三
1958年，在河北大地上掀起的震惊全国，甚至世界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虽然像一颗流星，很快就消失了，但这种“超越时空”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违背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七大”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是遵循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然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天”、“一年胜百年”的火红年代里，徐水县委片面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威力。结果，把主观蛮干当作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从而提出了充满空想色彩的奋斗目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继而在粮食产量上提出了脱离客观实际，根本达不到的高指标：1958年粮食产量在上年229斤的基础上达到2000斤，1959年粮食亩产3000斤，1963年亩产8000斤（注：崔季辛：《我对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回忆》，《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357页。）。跃进指标越定越高，丰产卫星越放越大，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蔓延。结果浮夸压倒了理性，空想淹没了现实，广大群众的生产热情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运动，出现了“要求元帅升帐，要卫星上天，每人万斤粮，一年胜百年”（注：崔季辛：《我对徐水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回忆》，《河北党史资料》第15辑，357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诚情怀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最后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
（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缺乏正确的认识，背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想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走来，工业化程度还极其低下，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而且也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而必须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正是对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越大越公就更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视察徐水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注：《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352页。）人民公社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政社合一、各行各业齐全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于是，徐水县委一夜之间立即将全县248个农业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为了把现在规模小的公社合并成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型的人民公社，徐水县委还将全县20个乡镇并为9个大的乡镇。不久，又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称徐水人民公社）。
徐水县委认为，全县的农业社都已转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配合的全县范围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也已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再继续采取记工分红、工资制等按劳取酬分配制度已不能适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而需要采取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于是出台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每个人的吃饭、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农商学兵大体平均的标准计划供应。”很显然，从上到下都把吃饭、穿衣不要钱，一切都包起来的人民公社看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这种穷过渡，大大降低了人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的标准，它只能丧失共产主义对人们的感召力，败坏共产主义的声誉。
（三）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是最好的组织形式”，并毫无根据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这种错误思想引导下，徐水县委绘制出了一个远离现实，虚无缥缈的宏伟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紧接着又向全县人民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于是，徐水县委一声令下，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统统被纳入了全民所有制，所有的生产资料如自留地、牲口、生产工具等，以及大部分生活资料一下归为公有。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有的地方连吃饭锅都划为公有，这不仅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而且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如果只凭主观愿望，毫无根据地宣布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9日。）
总之，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发生和失败告诉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克服各种脱离生产力标准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种种空想，形成良好的、健康的社会心理，以便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