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趣味到习得训诫：周作人之日语观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语论文,本体论文,试论论文,趣味论文,习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日本通”，其中，周作人更以其在日本学研究诸领域的精深造诣被日本学者竹内好推为“知日三白眉”之一。作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奠基人，长期以来，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视阈中的周作人研究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而作为现代中国大学日语教育的重要先驱者，周作人的日语学习者、教育者的身份却在众多“宏大叙事”中被无情忽略、遮蔽，其日语观的研究也因此乏人问津。本文试图以此为着眼点，使一些周作人研究的若干“边角料”在中国日语教育史的视阈中还原出其应有的学术价值。
一 从“敲门砖”到“草花”生趣之发现
近代以降，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培养通晓外语的新式人才成为时代急需。尽管倭仁与许銮等保守派士大夫、文人以尊崇中学、保卫汉语、防止西人的宗教渗透为由，对外语教育予以激烈抵制；而与其针锋相对的洋务派、维新派“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① 不难看出，外语成为新派知识分子“师夷救国”的工具。② 如唐宝锷、戢翼翚所言：“输入文明之先导，不得不求之于语学”。③ 在“后来者”周作人看来，保守派士大夫的“大少爷态度”固然可笑④，洋务派、维新派的“外语曲线救国论”也未见高明：“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了一点了也未可知”⑤；而若单从“外语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则江南水师学堂时期（1901－1906）的周作人其实与其前辈的认知并无二致。在这所洋务派新式学堂里，周作人所学的“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以至驾驶管轮各专门知识”“都用的是英文”。⑥ 一如前人，周氏曾明确地将英文定位为接触西学的“敲门砖”，在该校六年的学习以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作为课本，以拷贝纸印的《华英字典》为参考书，“为的是读一般理化及机器书籍”⑦，“有时利用来看点书，得些现代的知识也好，也还是砖的作用”⑧。离开水师学堂34年后，周作人的观念似乎仍未有所改变：“……如学英文，谈话通信，学习理工各科，固有裨实用，或藉以窥知希腊罗马古文化，通达科学文明之本源，即读小品散文，得挹取亚迪生、阑姆一流的精华，加在中国文学潮流中，亦是大好事也。”⑨
1906年周作人赴日后，“在东京的头两年，虽然学日文，但是平常读的却多是英文书，因为那时还是英文比较方便，一方面对于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未甚了解。”⑩ 基于“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的“工具论”自觉，周氏甚至意欲学习俄文和希腊文，以期通过多开几面“窗户”，“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11) 周作人的日语学习始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中华留学生会馆中的日语讲习班。然而由于个人的懒散、课程进度的迟缓且无文凭压力，周氏对此班课程似乎不甚热心，“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在菊地勉先生的指导下打下了语言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于我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始终与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所以开头这几年，我只要学得会看书看报，也就够了”。(12)“这种情形一直持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为止。”(13) 一切生活琐事皆由鲁迅代劳，就为周作人广泛地阅读，从而从容、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赢得了时间。实际上，在晚清民国之际，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巨大的隔阂，日本更多地充当了中国知识分子触摸西学的走廊，“中国知识界普遍对日本语言的‘工具性’和‘中介性’强调有余，而对日本语言和日本文化自身独立价值的则认识不足。”(14) 而周作人却是一个异数，周氏之留日原本就带着“异文化理解和体验”的关切自觉，这里的“文化”指向了日本固有的本土文化，而非其他“留日派”艳羡的“东洋之西学”：
我们往日本去留学，便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可是我们去的人看法却并不一致，也有人认为日本的长处只有善于吸收外国文化这一点，来留学便是要偷他这记拳法，以便如法炮制。可是我却是有别一种的看法，觉得日本对外国文化容易模仿，固然是他的一样优点，可是不一定怎么对。譬如维新时候的学德国，现在学美国都是，而且原来的模范都在，不必要看来模拟的东西，倒是日本的特殊的生活习惯，乃是他所有也是独有的，所以更值得去察看一下。(15)
“学外国文的目的第一自然是在于读书”(16)，周作人赴日初期的日语学习也“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17)，并为此“像普通学生们一样”大量阅读《读卖新闻》与《朝日新闻》等主要日文报纸和一些文学杂志，而这些又成为周作人接触日本近代新文学的重要渠道。新闻小说独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尾崎红叶、黑岩泪香等不少作家都是知名的新闻小说家。周作人赴日初期（1906－1907年间）正值日本近代新闻小说的全盛时期，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夏目漱石辞去东大讲师教职、以《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身份的登场。报纸上连载的漱石文学对周作人的吸引力不可小觑，周氏本人也坦言：“读日本文书也可以说是从夏目起手”的，“从前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的时候”（此间周作人就读于日本立教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古代希腊语——引者注），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漾虚集》、《鹑笼》以至《三四郎》、《门》等作“差不多都读而且爱读过”。众所周知，漱石的文学创作主要发生在“言文一致”运动之后，其文学语言的口语化也是周作人喜读其作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曾“常劝学日文的朋友们读”漱石的作品：“学日文的人如目的只想看普通讲学的文章那也算了，若是从口语入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不读夏目的小说觉得很是可惜”。(18)
这种安适的读书生活好景不长，三年后，由于鲁迅回杭任教加之与羽太信子的结合，使原本对日语学习不甚积极的周作人猛然发现“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须在异域独立处世的生活变动使周作人意识到此前接触的“书本上的日本文”与“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间的深层断裂。而单凭漱石的小说显然无法填补这一巨大的“鸿沟”，周作人决定从“现代的小说和戏曲”中“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并选取富山房出版的《袖珍名著文库》中芳贺矢一编《狂言十二番》、宫崎三昧编《落语选》、三教书院出版的《袖珍文库》中的《俳风柳樽》初二编等几种小书作为教科书。“川柳在现今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周作人所住的本乡西片町街尽头的铃木亭便是此种‘寄席’——引者注），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19) 在落语和狂言等日本世俗文学文本中，周作人发现了日本语言文字中的谐趣，这在中国本不缺乏，却早已被道学家们摧毁殆尽。归国后，周作人甚至以以上诸书为蓝本，译出了《狂言十番》、《日本狂言选》等，并“曾经计划翻译出一册‘日本落语选’来”。(20)“寓知于谐”的日语学习经验对周作人其后的民俗研究、甚至文学上“平民趣味”间的内在关联因逸出论域，暂不涉及；最低程度上，由报纸、文学杂志至诙谐而富有情趣的世俗化文学作品，读书趣味的“雅俗转换”，确乎使周氏的日语语言观也随之发生了“知趣合一”的重大转变：“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既然多以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一块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21)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仍然坚持将外语视为求知的“敲门砖”，但周作人却从日语学习中发现了异于其他语种的“纹样”，而由“外在工具论”到“本体趣味说”的演进则源于其语言习得上的“内向化”转变。周氏指出：“语言文字本来是工具，初学或速成者只要能够使用就好了，若是想要研究下去的，却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和理解。”(22) 语言只有以社会生活为背景才会获得生命，这早已是不需论证的命题，周作人语言生命之发现，也与其置身日本世俗社会的深切体验密切相关：
因住在东京的关系，耳濡目染的慢慢的记得，其来源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小说看报，听说书与相声，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了来的言语，有如一颗草花，即使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朵大理菊不同，其用处也就不大一样。我看日本本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虽然我们对于外国语想这样辨别，有点近于妄也不容易，但这总也是事实。(23)
草花、石竹花、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理菊在本质上就是“有本之木”和“无本之木”之别，前者具备后者所缺失的、深植泥土的根茎和由此而发的蓬勃生命力，前者的“生之趣”也是后者难以体知的。周作人认为“在学习中还可以找到种种乐趣，虽然不过只是副产物，却可以增加趣味，使本来多少干燥的功课容易愉快地进步”(24)。这里所说的“趣味”除了文学作品自身所带来的情韵之外，就语言本体而言，至少包含文字和文法两部分。所谓“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所强调的正是文字对篇章整体情韵所具有的结构性意义；非但如此，周作人似乎对通过文字、词汇个体等更为细部层面的“语源学”考证乐此不疲：“学外国语时注意一定语原学上的意义，这有如中国识字去参考《说文解字》以至钟鼎甲骨文字，事情略有点儿繁琐，不过往往可以看到很妙的故实，而且对于这语文也特别易于了解记得。日本语当然也是如此”。(25) 另一方面，在为日文语法书《日本语典》所撰写的批评文字中，周作人又声称“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之所谓认为语法“有趣”是由于“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也未为过”，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讲，语法的习得可使人“头脑清晰，理解明敏”，因此“若在青年，于实用之上进而为学问的研究，裨益当非浅鲜，如或从另一方面为趣味的涉猎，那更是我所非常赞同的”。甚至因“对于文法的趣味与好事，不幸负了志愿的去批评这三部书（《日文阅书捷诀》、《译日本文法》和《日本语典》三部编写质量极差的日语文法书——引者注）的义务”。(26) 不难看出，周作人此期的日语学习取的是一种与前辈“浮于其外”的功利心态相殊异的“入乎其内”、切入本体的姿态，呼吁学习者能与其一道去发现、品味日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本体自有的趣味和学问。历史地看，周作人一定程度上突破“工具论”阈限，将日语语言本身作为“学问艺术”加以对象化研究，实际上是对日语独立价值的确认，对我国日语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语法学）的研究乃至其后“日语语言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成立都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二 “同文”悖论：周作人的“和文汉读”批评
在周作人之前甚或同时代，能将日语进行对象化（而非工具化）的学术性研究、“登堂入室”地享受日语学习过程者实罕其匹；相反，由于中日语言、文化间深刻的关联性，抱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27)、“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28) 的功利心态者大有人在。客观上，这一心态的普泛化首先与日语文体关联极大。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的知识、官僚阶层均采用与井原西鹤等通俗作家的“和文体”不同的“汉文体”著书立说，此中“为我文字者十之八”。(29) 汉文体为国人阅读日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以至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一年即与罗普以“一日夜之力”合著《和文汉读法》(30)，试图言简意赅地绎出日语习得及中日文对译的基本规律。按梁氏的日文“启蒙导师”、合作者罗普的说法，此书“订有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径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31)
这本“大约是中国人所著书中最早的一种”(32) 文法小册子，尽管由于仓促成书，甚至作者自己后来忆及此书时都“尚觉汗颜”，认为“疏略草率殊多”、“讹伪可笑者尤不少”（见《新民丛报》第15号），但却对国人“中日同文”、“日文简易”这一既成思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由于此书在民间流传范围极为有限（连周作人这般“日本通”都声称只见过一次(33)，“早已买不到，现在也少有人知道”(34)），梁氏留给日语学习者更多的似乎并非那本小册子本身，而是被泛化、稀释后的隐性的、潜在的“观念”和“方法”。今人所谓“和文汉读法”无非借梁氏书名指代“不习日语而强读日文书之不彻底法”（蔡元培语），具体说来，即：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借中日语言文化间深刻的历史关联性，以“翻译法”从日本的“汉文体”文本中归结出中日文对译规律，从而达致速成之目的的日语学习法和教学法。由于日语文体原本就非止“汉文体”一端，此法又“重在文章体”而“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35)，“未免偏而不全；现在日本的学术文艺界上语体文占了优势，只懂古文便不能了解文化全体的趋势。”周作人对此法“先天不足”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此外，在“输入文明”的紧迫语境下，对“读、译”能力的过分注重使“听、说、写”等人际交往中更重要的外语能力被有意无意地盲视、屏蔽。（如蔡元培就曾毫无避讳地宣称：“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36)，并认为实际的“听说”训练则“将来如赴日留学，就习未晚”(37)）。“和文汉读法”在“收之桑榆”的同时显然有“失之东隅”之弊，具体说来：一方面，从康、梁、蔡元培至李叔同、邵力子、吕思勉等不少杰出文人学者莫不借助此法阅读日本转译之西学；另一方面，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日语学习法易将学习者导向“日文简易”的认知误区，其流弊衍至二三十年代也鲜有改观。(38) 因此，在对此法估价时，周作人评断至今看来仍不失公允：和文汉读法“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39)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日语言的现代转型与国人僵化不易的日语观间的矛盾。留日归来的周作人对这一矛盾显然洞若观火：赴日初期“虽然已经不是梁任公‘和文汉读法’的时代，只需倒钩过来读便好；总之汉字很多，还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觉得可以事半功倍”，“不过这不能应用于别种的文体，而那种汉文调的和文近来却是渐将绝迹了”。为纠正人们这一认识上的偏误，“主张学日本语”的周作人在一系列论著中，对以“中日同文”、“日文简易”的观念、及其主要方法论表现——“和文汉读法”作了系统的、针锋相对的批判，当然，批判的展开是以论者自身的日语学习史为基石的。
首先，在观念上，周作人建言打消“日文简易”、指望“速成”的心理预期，对有此期待的学习者直言“不怕嘴快折了希望速成的诸君的锐气”，“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并引戴季陶所谓“二年小成，五年大成”之说表明了对“数日小成，数月大成”一说的反驳。(40) 针对国人日语学习中“轻敌的失败”(41)，周作人告诫：“学习日语最初两年会觉得很容易，但越是深入就越难”(42)，“不是单靠记忆几十条规则或翻看几本社会科学书所能达到的”，“希望记住几十条条例，在若干星期里学会日文的人恐怕还是很多。我想说明一声，这事是办不到的”，“直到如今，中国人总觉得日本文是容易的。实际却不是，至少不能说比英、法文容易。学习日文，至能读小说，用二三年功还是很难的。像藤村的作品，原文简练的读起来还容易，可是插入方言之类的作品就实在困难了。纵令学日文四五年的，那样的作品还看不了。”(43) 故此，“学日本语须稍稍心宽，可能的要多花费点时日，除不得已外万不宜求速成，盖天下无可速成之事，古人曰，欲速则不达，普通所谓速成实在只是浅尝，即只学了一部分耳”。为此，周氏还专门撰《三天》、《评译日本文法》二文，对《日文阅书捷诀》（Japanese in Three Days，作者为北大法律系学生陈庆粹）和《译日本文法》二著发出的错误的“速成”信号予以措辞尖锐的批评，指出“‘三天’成功的方法，在学问上绝对的不行”，“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精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44) 对日语学习者，尤其是将要进入学习过程者而言，这种告诫是及时而必需的。
落实到理论批评层面，周作人的“和文汉读”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中日同文”观念和“和文汉读法”依存的根基——“汉字”。由于同处于“汉文化圈”，汉字诚然是“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45)，也是国人不把日语作外国语观的罪魁祸首。为此，周作人指出：
中国人学日本文有好些困难的地方，其第一重大的是日本文里有汉字。……因为我们认得汉字，觉得学日本文不很难，不，有时简直看得太容易了，往往不当它是一种外国语去学，于是困难也就出来，结果是学不成功。这也是一种轻敌的失败。日本文里无论怎样用汉字，到底总是外国语，与本国的方言不同，不是用什么简易速成的方法可以学会的。我们以为有汉字就容易学，只须花几星期的光阴，记数十条的公式，即可事半功倍的告成，这实在是上了汉字的大当，功夫气力全是白花，虽然这当初本来花得不多。我常想，假如日本文里没有汉字，更好是连汉语也不曾采用，那么我们学日本文一定还可以容易一点……学话的人死心塌地的一字一句去记，象我们学英法德文一样，初看好象稍难，其实却很的确实在，成功或较容易。……我们只希望大家不要太信赖汉字，却把日本文重新认识，当作纯粹的外国语去学习，也就好了。(46)
汉字之难何在？在与日人清见陆郎的对话中，周作人以“石橋”在不同场合下的三种不同发音“イツバシ”、“セツキョウ”、“シセツキョウ”为例，试图说明因汉字词发音之不规则及用法与汉语之殊异给学习者带来的诸多烦扰。(47) 为矫正“汉字惯性”，周氏甚至提出了“如有人要学日本话，会话用书须得全部用假名，词类连书，按照口音写下去，所有汉字都放在注解里，读本也可以照这样的做，庶几救正重文之弊”(48) 的激进主张。
相对于意义、范畴都相对确定的汉字词汇，“虚字”（即日语的助词、助动词）在篇章表意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微妙，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者更是常有。早在1887年，黄遵宪就已在《日本国志》中强调被国人忽视的日语虚词的种种复杂及运用、理解之难。(49) 梁启超在《和文汉读法》虽也有所涉及，但“其意非不善，其法多不行，盖仅呆记若干之助词、助动词而不究其根源，一遇变化则成食古，势必牵强附会，思索甚苦而谬误极多。”(50) 若站在学习者的立场上，当遭遇充斥着汉字的日文语篇，一旦先入为主地带上“日文简易”既定观念，“求同忘异”的结果也就自然出现了。为此，周作人告诫学人：“日本普通文中所谓虚字，即天尔乎波等助词与表示能所等助动词，固然全用了假名，就是动词形容词的词尾也无不以假名写之，这差不多已包含了文法上的重要部分，汉字的本领便只在表明各个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意义而已。其实也还只有当作名词用的汉字可以说是自己完全的，若动词形容词必须将语根语尾合了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汉字的地位并不很重要。”(51) 对中国日语学习者而言，汉字与“虚字”孰轻孰重已一目了然。
日语近代转型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汉字减少，假名（字母）增多”，这一转型在冲击我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文”、“和文汉读”思维的同时，使日语变成了“不再是可以‘眼学’的文，而是须要用耳朵来听的话了。”(52) 言文一致运动不仅使“和文汉读”背景下日语的异文化传递功能急剧弱化（“因为即使读熟了也只能够去把和译的《出师表》之类的重译过来罢了”(53)），更使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功能经受起严峻的考验。对此，亲历了日语近代转型的周作人基于自家日语学习史上的“切肤之痛”，指出日语学习“须得从根本地从口语入手”：“现在的日本文大约法律方面最易读，社会与自然科学次之，文艺最难，虽然不至于有专用假名的文章，却总说的是市井细民闾巷妇女的事情，所以也非从口语入手便难以了解”，“现在的日本书还是以话为基本，所以学文也仍须从学话入手，不过不单以说话为目的罢了。若多记文法少习口语，则大意虽懂而口气仍不明，还不免有囫囵吞枣之嫌也。”(54) 基于应用与日常交际的视角，提倡阅读口语文本可以看作是对“和文汉读法”所取“汉文体”之单一性的反拨与补充；同时，站在教育立场上，也是顺乎语言转型大势的理性对应和导向。
三 意义与局限
论日语学习倡导之早，难以企及晚清洋务派；论身体力行、著书倡导之勤，无法比肩梁任公；论日语教育论著受众之广、影响之大，又无以媲美张我军(55)。那么，在近现代中国日语教育史视阈中，周作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笔者以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周作人日语本体生趣之发现及提倡的教育史和学科史意义。“外语工具论”思维从近代倡导西学、抵御外侮及至今日(56) 在国内外知识界仍大有市场。这一观念本身对广大非外语学科的学人而言，无疑是广为认同的“常识”和“真理”，大加倡导似也无妨；然而，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成长却是一剂毒药。众所周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尤其是语言学、翻译学和语言教学、二语习得诸领域的研究，顾名思义，要求研究者将视线内切，关注语言本体的相关现象和问题。若以此为认知背景，在二十世纪初浮躁、急切的西学氛围里，周作人对日语本体生趣之发现和对日语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提倡之于“日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学科史意义不言自明。此外，就对“和文汉读法”的反思和批评而论，周作人并不具备“先发优势”，然而，其批评之系统、对策指向之明确加之“知日派”著名文人的文坛声誉，其所论者在整个知识界的影响力和导向意义勿庸赘言。
另一方面，“中国日语教育史”的宏观视阈在彰显“意义”的同时，也将周作人“述而不作”的局限性显露了出来。据笔者的孤陋寡闻，在周作人的诸多著述中，张我军式系统的日语教材暂且不论，连最低限度的梁式小册子也未曾发现。“纠偏指正”之外，在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工作(57) 之余，如有身体力行的语言教育论著与其所批评、倡导者呼应，以为典范，则周氏在中国日语教育史上的影响岂让张我军辈乎！“白璧微瑕”只因“文化贵族”对“大众教育”之不屑吗？或许并非仅仅如此。时人顾良似乎也曾遭遇了与笔者同样的困惑：“两位先生（指周作人与钱稻孙——引者注）始终在清华和北京两个国立大学里面教授日文。对于日本语言文字，无疑的，他们的程度是高深的——这便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更能认识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他们至今没有发表什么《日本文法》、《日本语文读本》、《汉译日语字典》一类的书，他们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努力，不过宁缺毋滥”。(58) 追究原因，顾氏引述了钱稻孙的一段自我表白：“写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容易写出书来，是没有价值的。”对于被寄予了极高期待的周、钱而言，不出手编书著述日语教材之因在谨慎之余的“宁缺毋滥”乎？在“不易”乎？抑或在“文化贵族”对“大众教育”之轻视乎？惟读者思之、辨之。
注释：
①⑤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立春以前·十堂笔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31页。
② 王升远：《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26－132页。
③ 唐宝锷，戢翼翚：《东语正规》，三省堂，1902年12月10日（第6版），第1页。
④ “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是大少爷的态度……对于外国语也是同样的态度，洋人反正有他们的通事，至于少数民族，那算是藩属，理应他们学会汉话来说，老爷是总只会得说官话的。”周作人：《外国语》，载陈子善编：《周作人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1月，第131页。
⑥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三十五学堂大概情形》，群众出版社，1999年1月，第81页。（版本下同，略）
⑦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一九九拾遗（癸）》，第604页。
⑧(11)(21)(23)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四卷 二○五 拾遗（巳）》，第630、632页。
⑨ 知堂：《买洋书》，见《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馀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506页。
⑩(18) 周作人：《我是猫》，载《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74页。（版本下同，略）
(12)(19)(52)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八七学日本话（续）》，第208－210页。
(13)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七二 学日本语》，第172－173页。
(14) 王升远：《蔡元培的东文观与中国日语教育》，载《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3期，第88页。
(15)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六六 最初的印象》，第156页。
(16)(22)(25) 周作人：《文字的趣味》，载《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186页。
(17)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八八 炭画与黄蔷薇》，第212页。
(20) 《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 八七 学日本语（续）》，第211页。
(24)(45) 周作人：《关于日本语》，载《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第168、167页。
(26)(32) 周作人：《日本语典》，载《晨报副刊》1923年6月9日。
(27)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广译第五》，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117页。
(28) 哀时客稿（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第10册（1899年2月），第579－581页。
(29) 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折》，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5月。
(30) 关于《和文汉读法》的版本问题一直众说纷纭，笔者参考的是国家图书馆藏丁福保：《（增订第三版）和文汉读法·附东游节录》，辛丑八月无锡丁氏畴隐庐重印本。
(3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75页。
(33) 由《周作人日记》可知，尚未踏出国门的周作人对梁启超的著述极为推崇，1902年8月6日曾读过《新民丛报》第11号，1903年4月9日，又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新民丛报》2册和《清议报》8册，而在此前出版的两种刊物中，梁启超都曾为自己的《和文汉读法》做足了宣传攻势，周作人极有可能由这两种刊物中获知了该书的相关讯息。
(34)(35)(39)(40)(51)(54) 周作人：《和文汉读法》，载《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第178－180页。
(36) 蔡元培、崔世海：《蔡元培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34页。
(37) 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孑民先生》，载重庆《大公报》，1940年3月23日。
(38) 这从应修人致周作人的信中（1922年6月18日）可见一斑。在此信中，应氏向周作人表达了在学习英语还是日语之间举棋不定的苦恼，反复考量的结果是“‘先读日文派’占多数”：原因之一便是“从书本上，友人底嘴里知道用心读一年半年就可直接看日文书，则不妨会了日文再从役英文。”见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280页。
(41)(46)(48) 周作人：《日本话本》，载《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182页。
(42) 井上红梅著、董炳月译：《采访周作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8期，第58页。
(43) 周作人：《闲话日本文学》，载《国闻周报》第11卷第38期（1934年9月24日）。
(44)(53) 周作人：《评译日本文法》，载《晨报副镌》1923年2月6日。
(47) 清见陆郎：《周先生と談る》，载方纪生编集：《周作人先生のこと》，东京光风社，1944年9月。
(49) 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点校：《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第806页。
(50) 湘渔：《日语教程》（东京游艺社1906年），转自李小兰：《清末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之探析》，第101页。
(55) 王升远：《中国日语教育史视阈中的张我军论》，载《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56) 罗益民：《外语教育“工具论”的危害及其对策》，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第50－51页。
(57) 囿于篇幅，周作人的日语、日本文学教育活动笔者将以《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为题另文论述。
(58) 顾良：《周作人和钱稻孙——我所知道的两个认识日本的人》，载《宇宙风》第27期（1936年5月16日），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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