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音乐人类学流派研究_音乐论文

美国音乐人类学流派研究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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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4

1964年,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首次提出“音乐人类学”概念,在此之前,美国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具有音乐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并进而以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形成了美国学派。美国学派从音乐学家贝克尔(T.Baker)、音乐人类学家吉尔曼(B.I.Gilman)、人类学家弗莱彻(A.C.Fletcher)的研究中发展而来,并广泛吸收了人类学各个学派的理论与学说,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之一。

一、音乐人类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

音乐人类学是一门首先在西方兴起的学科,它经历了比较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这两个发展历程。在西方,首先提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概念的是奥地利音乐家阿德勒,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一名称被“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所替代。在以“音乐人类学”为学科名称的这一阶段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1964年,梅里亚姆首次提出“音乐人类学”概念,并指出音乐具有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与社会制度和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10大功能,这些命题就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也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菲克斯(J.W.Fewkes)于1889年最早将爱迪生的留声机应用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他对美国帕萨马库迪和祖尼印第安人的歌曲进行了录音,建立了一套保存、分类和分析的方法。后来,沃特曼(R.A.Waterman)对美国黑人音乐进行了研究,关注非洲音乐对美国黑人音乐的影响。弗莱彻对密西西比河以西与落基山脉以东的印第安部落的音乐进行了研究,成为第一位在印第安出生的民族音乐学家。登斯莫尔(Frances Densmore)也是一位研究印第安人音乐的学者,她第一次在苏必利尔湖北岸进行音乐田野工作,几乎涉足整个北美印第安地区。后来,在音乐人类学历史上,登斯莫尔和弗莱彻两位学者荣获“美国音乐人类学学派之母”的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音响设备和电影摄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为音乐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条件。在美国,许多音乐人类学学者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先后发表了音乐人类学概论性的专著,如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内特尔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和《音乐人类学研究——29个课题与概念》、胡德的《音乐人类学者》等,美国学派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吸收性使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日趋成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

二、音乐人类学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及理论

梅里亚姆、内特尔、胡德、博厄斯等成为音乐人类学美国学派的主要标志人物。

早在20世纪60年代,梅里亚姆就提出了“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这个指导音乐人类学发展方向的口号,并于20世纪70年代将这一口号修改为“对作为文化的音乐的研究”。在《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梅里亚姆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文化中的音乐”。①梅里亚姆认为,音乐不仅是声音,人类行为是产生声音的先决条件。音乐不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和行为而孤立存在,音乐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所形成的人类行为过程的结果。梅里亚姆正是从如此显而易见却又被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出发,将音乐置于文化事实中,将音乐的概念延伸到与人的行为和观念相关的文化范畴中,并进一步设计了一个简明的分析模式来阐释“观念—行为—音乐声音”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梅里亚姆对这个模式中三个分析层面的相互关系作了解释,强调了音乐的声音是有结构的,并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但是,它不可能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音乐声音必须被看作行为的产物,这样的行为似乎有三种主要方式:第一种是身体的行为,又可细分为使声音得以产生的身体行为,在制造声音的过程中身体的张力和位置、身体个别组织对声音的反应;第二种是社会的行为,也可以细分为在一个特定音乐事件中作为音乐家所应有的行为和非音乐家所应有的行为;第三种是语言的行为,即用来表述该音乐系统的语言结构。由于这些音乐行为,音乐的声音才得以产生;没有这些行为,也就没有音乐的声音。但是,行为本身又依赖于第一个层面。这一点不仅关系到身体的、社会的和语言的行为,而且也关系到音乐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类概念。没有关于音乐的概念,行为就不会发生;没有行为,音乐声音就不会产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包含着有关音乐的价值,并且严格地讲,这些价值通过该层面系统的过滤而作用于最终的产品。当然,产品会对听众产生效应,而听众则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从演奏者的能力和演奏的正确性两方面加以评判。这样,如果听众和演奏者双方都按音乐的文化标准肯定产品(音乐)的成功,那么,关于音乐的观念就会增强和再作用于行为并体现于声音。假如评价是否定的,那么,观念必须改变,以便修正行为和创造出演奏者希望能更加接近那种被评价文化中的音乐所认可的不同的声音。梅里亚姆的观点带有人类学功能主义倾向,它将我们的视野引向“文化中的音乐”。当我们从这个文化整体认识音乐时,音乐的语意能力就不再是音乐声音本身所能涵盖的问题,而是要从观念、行为和音乐三者的关系中去寻求答案。

内特尔在1974年把音乐人类学界定为各种音乐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作为整体体系的比较,包括音响、行为和田野研究的运用。②内特尔是一位独特的音乐人类学家,在美国音乐人类学界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还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内特尔著有《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八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和变迁》、《音乐人类学的29个问题和概念》、《中心的游览:音乐学院的音乐人类学反思》等书,他为城市音乐人类学、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在研究中,内特尔以美国人类学独具的注重调查不同社会集群的文化行为的立场,论述了美国城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种族中各种音乐风格和体裁的形成过程,研究了它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音乐传入美国后产生的各种问题,开辟了音乐人类学学科对人类各种类型的音乐及其相应的文化行为进行研究的道路。

胡德则认为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界定的讨论在美国已经减少。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已接近成熟并且人才济济,具备了该学科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

博厄斯为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可以说是这一学派的真正奠基者。他在从事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音乐和舞蹈作为各种文化之间传播媒介的重要性,从而对美洲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音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1896年开始,一直到1937年退休,博厄斯曾4次对英属哥伦比亚地区进行考察,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并亲自组织美俄合作的杰塞普考察队,研究北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部落与西伯利亚东北部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这次考察进行了5年,博厄斯将考察结果结集出版,形成了20册的专著,内容丰富。博厄斯对于历史特殊论学派即人类学中“美国学派”的形成作出了关键性贡献,使人们明确了美国人类学极为重视的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美国学派在进行各类文化研究的时候,特别注重运用“历史方法”,这构成了该学派在方法论方面的又一鲜明特色。博厄斯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是世界各地、各民族、各个社会特有的产物,每种文化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和规律。研究文化应当进行纵向的历时分析,收集大量的具体史实。20世纪初期博厄斯创立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构成了美国人类学发展的主流。在博厄斯的影响下,“音乐人类学美国学派”从多方向发展了音乐人类学。

三、音乐人类学的未来发展

音乐人类学在美国兴起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目前采用面最广的一个学科名称。美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逐步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将文化相对主义确认为学科的基本思想。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还形成了以胡德和梅里亚姆为代表的两大派别的争论,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音乐人类学,它的定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记谱方法才能更科学地反映音乐的原有形态,能否用西方观念来记谱等等。胡德认为,音乐人类学家应具有双重音乐能力,只有了解音乐,能够演奏和演唱,才能够研究音乐。

音乐人类学研究在美国盛行后,许多作曲家深受影响,如作曲家克拉姆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反思,他的声乐作品中大量采用了西班牙诗人洛尔卡的诗词,如《死亡之短歌、持续音和副歌》、《孩子们的原始呼声》、《牧歌》等。克拉姆在其器乐曲《古代大地之舞》和《鬼舞》中,使用了各种现代手法,与一定的表现目的相结合,音乐不仅新奇,而且感情充沛,具有戏剧性。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在音乐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作曲家舒勒提出了“音乐的第三潮流”(third stream),主张把西方现代专业音乐的手法和特点与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形式相结合。它既不是严肃音乐,又不是民间音乐,而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在作曲家布莱克(Ran Blake)的作品中,融入了美国黑人音乐以及其他民族的音乐传统,如希腊民间音乐、日本传统音乐等等。1955年,美国音乐人类学学会成立,它是一个在音乐界中十分有影响的学术组织,宗旨是促进所有文化和历史时期的音乐研究和表演。与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一致,音乐人类学学会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其会员的学术背景广泛,不仅涉及传统的学科,例如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物理学、音响学、心理学、文学、美学等,而且涉及新兴的文化研究、流行音乐研究、两性研究、电脑技术等领域。它的会刊《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是世界上同类刊物中来稿采用率最低的高水准国际学术刊物,每年只出版三期,包括学术文化、书评和近期文章与音像出版物目录。虽然这一学会的基地在北美,但它的学术范围和影响却毫无疑问具有全球性。除了学术刊物,该学会每年还出版三期简报(News Letter),向会员报道学会的动态、事务及有关新闻等。另外,它还设有几项学术奖,例如梅里亚姆奖,每年一次授予最近两年内以英语出版的最佳音乐人类学专著的作者;孔斯特奖,每年一次授予在北美以外地区居住或工作的学者之中发表于当年《音乐人类学》上的最佳论文的作者;查尔斯·西格尔奖,每年一次颁发给当年学术会上的最佳学生论文的作者。

在音乐人类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在音乐艺术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即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浪漫主义”(neo romanticism)。新浪漫主义音乐以传统的功能和声为基础,比较注重情感表现,作曲家们常常引用19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材料,使用20世纪才出现的音乐语言和手法,以更广阔、更多样的音乐风格为背景来进行创作。在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新浪漫主义音乐的出现是对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那种过分理智、抽象的音乐,特别是对严格的序列音乐的否定,是对前一个时期音乐主流的一种反叛。③罗克伯格(George Rochberg)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与新浪漫主义有关的作曲家,20世纪50年代,他采用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作曲。1957年前后,受威伯恩的影响,作品更加序列化。可见,美国与西方的音乐艺术仍在发展,仍呈现多样化态势,在开展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同时,人们考虑的是全球性与全人类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音乐人类学更具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新的研究方法如控制论、信息论、符号语言学、结构主义等都开始运用到音乐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之中。历史研究重新回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中,使得许多新的主题出现在学科研究的领域,如社会性别与音乐、都市化音乐、难民音乐、印度和日本的电影音乐、非西方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西方流行音乐等。田野调查有了新技术,立体声和分轨回放技术等都开始被音乐人类学家们运用到田野工作中,而且田野工作有了新的视角,田野不仅可以通过媒体广播和当地生产的音像制品展现在学者面前,一些音乐人类学家在研究中与音乐学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等进行合作,运用新的方法测试和理解大脑中与音乐有关的特殊区域和驱动功能。

注释:

①Alan P.Merriam,Definitions of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Ethnomusicology ":An Historic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21,1977.

②熊晓辉:《音乐人类学论纲》,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27-128页。

③管建华:《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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