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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1）06－0169－04
编辑主体伴随着人类编辑实践活动的出现而产生，是人类编辑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国的编辑活动源远流长，但编辑学研究起步晚，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编辑学的一些重要范畴并未完全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何时出现独立的编辑主体，编辑主体在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与编辑活动之中究竟有哪些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均有待做深入的思考与探索。在今天，出版业日益繁荣，出版新技术飞速发展，出版传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出版对于人类文化的构建和传承的功能更加突出，编辑活动在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要确立编辑学的学科定位，确认编辑主体的社会地位，就要估价编辑劳动的社会价值，就要把握编辑劳动的内在属性，就离不开对编辑主体的科学认识与探索。基于此，笔者拟就编辑主体研究特别是何时出现独立的编辑主体的问题对学界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予以综述，以期在深化对编辑主体的认识方面提供一种参照。
一、编辑主体研究的发端与基本路径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较早提出“编辑主体”这一概念并对之作为独立的编辑学范畴进行思考的，是胡光清先生。他认为，“编辑过程在编辑学中作为认识的客体，编辑作为认识的主体，主体作用于客体产生的实践形式，这三方面都具有编辑学对象范畴的意义”[1]，并集中分析了对编辑主体影响较大的两个因素，即编辑的知识构成、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尽管作者并没有深入谈到编辑主体的规定性特征，但鲜明地提出编辑主体的概念，并作为编辑学的对象范畴予以认识，为以后的编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起点。接着，胡光清先生对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进行了比照性分析，明确给出了编辑主体的概念：编辑主体是指从事编辑实践活动的编辑，是具有对象性关系的现实的存在者，是同与之相对的编辑客体相关联的；编辑主体的能力要适应编辑客体的需要，按照编辑客体的需要加强编辑主体的能力。[2]这种认识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一种原初的推进作用。几乎与之同时，王朝垠先生相对于作为创作实践主体的作家，作为欣赏审美主体的读者，提出必须意识并承认编辑的主体性；认为编辑主体是特殊的“欣赏主体”，是作家作品在社会上的第一个“读者”，其位置处在作家与读者之间；编辑的主体意识是要敢于、善于代表一定的读者促使一定作品问世，发现并推出崭新的作家作品，从而造就崭新的读者群。[3]可见，作者已将“作者”、“读者”作为与编辑主体相对应的编辑客体，并提出“造就”读者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学理价值。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许多人对编辑劳动的漠视，将其看成是“剪刀加浆糊”的简单劳动、重复劳动的观点，也针对长期以来“编辑无学”的学科现状，人们开始关注编辑劳动的价值问题，提出要正确看待编辑劳动的创造特质，主要形成了3种认识：编辑活动是创造性的工作，编辑活动是创造性的加工工作，要区分创造作品和创造文化知识。尽管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已经看到了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和编辑主体的创造功能。实际上，对编辑劳动创造性的认识是从深层对编辑主体及其活动功能的一种重要探索，是展开和深化编辑主体研究的最基础的问题。早在1985年，阙道隆先生就开始关注编辑劳动问题，认为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就出现了编辑劳动；编辑以自己的劳动对作者的思维成果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并以文字图画等形式公诸于世，流传后代，实现其社会价值；编辑劳动的性质和作用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精神生产的规划和组织、精神产品的鉴定与加工、文化遗产的选择和整理、著作家的发现与培养、社会信息的提取和传递。[4]这是对编辑劳动提出的较早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和业界对编辑活动及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是从本质层面对编辑主体的一种探究。邵益文先生认为应以研究编辑劳动推进对编辑规律的探讨，并对编辑劳动的创造性表现进行了分析：“编辑的创造性劳动，表现在有目的地组织出版能够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精神产品；可以在原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美化图书（包括它的形式和内容），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增强它作为传播和积累的效能。”[5]刘光裕先生则指出，“编辑活动是作者的精神生产和读者的精神消费之间的中介……在当代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没有编辑这个中介，或者作为中介的编辑的创造性发挥不充分，后果都不只是针对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使社会上作者的创造和无数读者的阅读受到严重挫折，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动将处于不正常状态。”[6]刘光裕先生认为，从主体和客体方面讨论编辑活动，对编辑学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在总结具体经验和描述工艺过程之外另辟研究天地，都有好处；而且要把主体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解决，如编辑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知识结构、思维观念、心理特征、培养方法等，结合客体做个别的研究。这为后来深入研究编辑主体的内在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研究编辑主体个案，提供了启发。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关于编辑主体的一些主要问题是在多样化的认识中逐步趋向基本一致的，为以后的研究定下了基调。
从此以后，对编辑主体的定位与功能等的研究得到拓展，为编辑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聚元对编辑主体予以规定，“编辑主体是‘现实的人’，他首先是具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其次他又是能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者，他只有在编辑实践中才显示其本质力量。编辑主体不是个体的人，是指群体而言的”；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编辑主体的5个重要作用，即审定编辑客体的知识性作用，加工稿件的文章学作用，建立编辑物结构的整体性规范性作用，社会责任感的导向性作用，促进编辑物发展的进取性作用；分析了编辑主体的两种作用机制，即编辑主体对编辑客体刺激的内在性反应，编辑主体作为“自觉的人”，能认识和掌握编辑现象之网上的纽结。[7]“现实的人”在编辑主体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思维切点，说明编辑主体离不开社会环境，其创作活动是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发生的，而对于编辑主体的作用及其机制的分析，在这一阶段的编辑主体研究中是系统而深入的，特别是对编辑主体的群体特征的规限，是对其本质的一种揭示，并且看到了编辑主体与编辑客体的互动性。接着，张如法先生分析了编辑主体论对于拓展编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编辑主体作为“现实的人”做了一些规定。他认为从哲学高度提出编辑主体论的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当时编辑主体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主要不是着眼于认识论意义，而是行为学意义，这样就使之失去了普遍意义。他指出，“研究和分析编辑主体，不能不研究其社会关系，但不是指任何人的社会关系，而是编辑以他特殊的方式进行精神生产活动所发生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可见，张如法先生将编辑主体置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真正让编辑主体回到了“现实的人”，不是一般的从事某项具体的编辑工作的人，而是具有了哲学的意义指向。同时，编辑主体究竟应该拥有怎样的观念系统和行为功能呢？有研究者对此做了分析，编辑主体要有使命观念、价值观念、时代观念、改革观念、审美观念、求真观念、超越观念、竞争观念、群体观念、产出观念、管理观念，并从“收、审、修、编、校、发、馈”等微观行为上体现这些观念。[8]虽然并没有突出编辑主体观念系统的重点取向，但已从“现实的人”深入到了人的观念与行为领域，是“现实的人”的具化，是编辑主体研究的细化。
二、独立的编辑主体的出现
编辑主体的独立出现至少应考虑这样一些因素：其一，与编辑活动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其二，是编辑劳动具有了独立性的产物，是编辑劳动形态明确从其他劳动中剥离出来的结果；其三，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意味着编辑行业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专业化的编辑出版机构得以建立和完善，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社会阶层和编辑专业队伍，编辑群体的职业化程度较高；其四，意味着编辑生产与经营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生产与经营模式；其五，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应该明确区分编辑主体和编辑过程中的主体。笔者虽多年来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思考，但感到在当前的学科环境与学术语境下，尚难找到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探讨何时出现独立的编辑主体这一问题，离不开对编辑活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的考察，特别是一些对编辑活动产生关键影响的历史转折时期更是应该关注的重点。最早的编辑活动是与其他劳动形态混合在一起的，并不意味着有了独立的编辑主体，而更多地属于编辑史的元问题，但它是孕育独立的编辑主体的母体，独立的编辑主体出现和形成于编辑活动的发展流程之中，实际上就是编辑身份的一种历史性变化或跃迁。比如，编辑活动最早出现的原始动因，实际上就是考量编辑劳动性质与编辑功能的重要参照。蔡克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孔子编辑过《六经》，然而《六经》之《诗》、《书》、《礼》、《乐》、《易》、《春秋》本非孔子所著，可它们符合孔子的文化思想，孔子便将其拿来为己所用，将其通过教学扩散，借他人的作品宣传自己的思想。这就是编辑活动的原始动因和普遍规律，即通过选择他人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自己的写作更加“客观”。[9]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语怪、力、乱、神”，“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等编辑指导思想与标准，就为后来的编辑活动所遵循。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编辑活动仅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淹没于书山文海之中，主体意识并不突出，总是和文献、书籍的编纂、集辑、校勘、刻印等连在一起，编辑活动与有关的社会文化活动交和混存，有关编辑事件、编辑过程的单独记载较少，现存史料缺乏，难于将编辑行为、编辑事件从其他行为、事件特别是人类的文化事件中剥离出来。而且关于编辑活动的起源，编辑学界还存在较大分歧。邵益文先生总结出3种看法，“殷商说”、“春秋说”和“五代北宋说”，即分别认为编辑活动起源于我国的殷商时期、春秋时期和五代至北宋时期[10]，可见在时间的划定上也有不小的差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见于一些编辑史著作和相关主题的论文之中，笔者在此不做具体阐述。据笔者的观察，具体对编辑活动的起源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并不多。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为问题选择域键入“编辑起源”这一关键词，发现自1980年到2010年，专门的研究文章只有9篇。当然在一些讨论编辑概念的文章中和编辑出版史的著作中，对此也有涉及，但从整体上看，对编辑活动起源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以此带动对编辑主体的研究，而只有在编辑活动起源和发展的文化长河中才能找到编辑主体的独立性，才能确认编辑活动的本质。
阙道隆先生在1985年时就指出，“随着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就出现了编辑劳动。西周以来，史官、乐官们加工整理民间歌谣，孔子的门人记录、编辑《论语》，都有大量的编辑劳动。从东汉、北齐开始，先后设立校雠典籍的校书郎和正字，他们做的完全是编辑工作。随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兴起，在民间也出现了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员。不过，长期以来，许多人往往是既从事编辑活动，又从事著作活动；既是编辑家，又是著作家。这种编辑家与著作家一身二任的情况，和封建社会出版事业的发展规模是相适应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情况就不同了。造纸和印刷业由作坊手工操作转变为机器大生产，出版事业获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著作家兼编辑家的狭小队伍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一支专门从事编辑劳动的大军。他们以别人著作、翻译的文稿为对象，进行选择、整理、加工、出版等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与著作家一起，共同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4]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兴起、机器大生产的出现，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性分水岭，说明出版科技的发展对编辑活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是独立的编辑主体出现的重要条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提高，使出版活动发展到相当规模，编辑活动逐渐与著述活动分开而演变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业。编辑主体也逐渐从著作主体中凸显出来。”[11]可见，编辑家与著作家从一身二任到彼此分立，经过了一个过程，也是编辑主体独立性的标志。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编辑”概念的问题。1996年，阙道隆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将人类编辑活动分为初期的编辑活动、出版业的编辑活动和现代传播业的编辑活动。从其对早期编辑活动的考察似可见出，独立的编辑活动最早也是出现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而现代成规模的出版生产活动才会真正催生独立的编辑主体。这也可从我国编辑身份的历史沿革来看。有研究者将其大致划定为3个阶段。一是官员兼任编辑。商周时代具备了编辑活动产生的基本条件，当时的史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初级阶段的编辑的化身，其职责是雕刻、收集、编次和保存有关资料，其编辑的主要对象是历史档案。二是兼职官员及编辑家。这时的国家编辑活动与民间编辑出版并存，编辑出版家与政府官员兼职编辑各领风骚。当时已有了一定的编辑组织机构，有了主编和编辑之分，编辑机构和队伍已有较为清楚的轮廓。后来铅活字印刷技术出现，图书出版编辑规模空前扩大，又涌现出了许多以赚钱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商，编辑人员的队伍也随之壮大，逐步实现了编辑与修撰、编著、编撰的分离，“但编辑队伍的主体仍多是由官员兼任，如陈梦雷、纪昀等，编辑还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化职业，即使是私人书店里的编辑们也是融编辑与编撰、出版、发行为一体”。三是编辑出版家、职业编辑、文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出版社成立之后，编辑工作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编辑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在身份上与“政府官员”真正实现了分离。[12]可见，由于长期以来编辑劳动自身的性质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加上编辑活动的成本，编辑活动对国家、社会的影响重大，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的编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代，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我国的出版及印刷行业从手工操作跨入机器生产的门坎，而随着现代形式上的书籍报刊出版机构的建立，编辑活动在中国第一次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属性的社会实践。由此，我国始自孔子而延续了二千三四百年历史的编辑活动终于从著述活动当中彻底地分离出来”[13]。
尽管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成立作为独立的编辑主体出现的标志，相较于中国社会历史上漫长的编辑实践活动而言，感觉似乎有些突转，因为其间必须有一个长时间的积蓄、积淀、孕育与逐步成熟的过渡时期，故而造纸和印刷技术作为出版变革的标志，对于促进独立的编辑主体的出现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纸张的发明、应用和普及，雕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进一步发展，为图书的大规模出版提供了最重要的技术、工具等物质条件，为编辑劳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用武之地，虽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编辑活动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化分工职业，但编辑劳动处于一种普遍的、深入发展的时期。如果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时期独立的编辑主体完全脱胎而出，那么之前的一百余年的时间是“准编辑主体”的发展时期，编辑活动已经带有职业化的倾向，相比于“主体意识不强”，“社会角色不明”，“活动的自在控制性”和“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职业化前的编辑活动”[14]，已经有了相当的主体创造性与经营管理的社会化。即使出现了独立的编辑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的细化，编辑职能的社会性也会发生变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其文化创新功能会不断增强。“生产力越发达，它推动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动力就越强劲，对分化社会尤其是分化经济社会的作用就越突出。”[15]因此，在当今社会开放、经济发达、文化创意、读者需求不断增长的时代语境下，编辑主体的创造功能必然不断强化，其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于编辑主体的考量始终要有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笔者提出在中国漫长的编辑实践活动中究竟何时出现独立的编辑主体这一问题，对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予以规整，意在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重视，以对编辑主体普遍性规律的研究来推进编辑学学科建设。
收稿日期：201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