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以《新诗年选》（1919年）为考察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本论文,新诗论文,眼光论文,对象论文,读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诗的历史展开中，诗人写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紧张，无疑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困境，并一次又一次激起批评、辩难的波澜。事实上，这一困境也由来已久，从新诗的发生之日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就作为一种前提性的机制，暗中制约了新诗的历史。在讨论新诗与旧诗在接受方面的差别时，诗人吴兴华的一段话值得在这里引述：
（古典诗歌）拥有着数目极广，而程度极齐的读者，他们对于诗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对于怎样解释一首诗的看法大致总是一样的。他们知道什么典故可以入诗，什么典故不可以。他们对于形式上的困难和利弊都是了如指掌的。总而言之，旧诗的读者与作者间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他们互相了解，写诗的人不用时时想着别人懂不懂的问题。读诗的人，在另一方面，很容易设想自己是写诗的，而从诗中得到最大量的快感（注：吴兴华：《现在的新诗》，原载《诗论》，夏济安编（台北：文学杂志社，1959年）；转载自奚密：《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唐晓渡译，《学术思想评论》第十辑《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第41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与古典诗歌相比，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在新诗的发生过程中却瓦解了。作为一种历史创生物，新诗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产品，所谓不用“陈言套语”，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
“阅读程式”是乔纳森·卡勒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卡勒看来，具有某种意义和结构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读者当作文学来阅读，在于读者拥有一种“文学能力”，而这种“能力”是落实在一种无意识中的、基于“约定俗成”的“阅读程式”之上的[1]。对于某种新兴的文学体式而言，既有的“阅读程式”往往失效，在读者中建立一种崭新的、有效的“阅读程式”，是其成立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晚清新小说的浪潮中，一位署名无名氏的论者，就在《读新小说法》一文中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
窃以为诸书或可无读法，小说不可无读法；小说或可无读法，新小说不可无读法。既已谓之新矣，不可不换新眼以阅之，不可不换新口以诵之，不可不换新脑筋以绣之，新灵魂以游之（注：原载1907年《新世界小说月报》第6、7期；引自王运熙主编，邬国平、黄霖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第14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新小说不可无读法”，这一论断言简意赅，但却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样，“新诗”成立与否，也不只是写作和理论上的问题，它还是一个阅读上的问题，即能否在一般读者那里，形成一种有效的“读法”（“阅读程式”）。因此，新诗的“正统以立”，也就必然显现为一个“教化”和普及的过程，即：少数新诗人和经验读者间的先锋性探讨，必须从“同人圈子”向外扩散，影响、甚至塑造一般读者的阅读程式。当然，这一过程包括许多环节：现代“文学常识”的大规模介绍，新诗作品的广泛阅读，书报上的批评与争论，新诗集的序言，以及国文课堂上的教学实践，都有所贡献。本文尝试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讨论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
自古以来，诗文的编撰、成集，一方面有积累、保存和流传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暗中完成着价值的估定和经典的塑造，“孔子删诗”是这一传统最古老的象征。对于初创的新诗来说，这种自我拣选、自我经典化的努力从一开始便存在，仅在1920～1922年的两年之间，就出现了四种新诗选本：1920年1月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第一编），1920年8月上海崇文书局出版的《分类白话诗选》，1922年6月上海新华书局出版的《新诗三百首》，以及1922年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年）。其中，《新诗集》不仅是第一部新诗选，其实也是新诗史上最早的出版品，在序言中，编者就这样写道：“我们还记得从前学做老诗的时候，什么《千家诗》、《唐诗三百首》……都要念熟，总能试作。”（注：《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集》，上海新诗社出版部，1920年1月。）后来的《新诗年选·弁言》也提到：“自从孔子删诗，为诗选之祖。”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将新诗选本置于这样的历史线索中，无非在暗示，新诗“选本”也会象古老的经典一样，奠定后来人们对“新诗”的想象。
当然，实际的历史功效并不一定与编者的期待吻合，不同的选本之间，也存在精粗、优劣之分。最早出现的《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似乎都力求完备，采用写实、写景、写情、写意的分类，意图全面展示新诗最初的实绩，譬如，由许德邻编选的《分类白话诗选》（又名：《新诗五百首》），选诗232首（并非500首），诗人68家，阿英曾言：“此集为初期新诗之完备的选集，各主要杂志，主要报纸上的著作，网罗靡遗”[2]（P296）。然而，由于作品收集的庞杂，选家的目光反而不够鲜明，朱自清后来就说，这两个选本“大约只是杂凑而成，说不上‘选’字；难怪当时没人提及”[3]（P379）。相比之下，由“北社”策划的《新诗年选》，则是一个较为精当的选本，不同于单纯的抄录：一方面在数量上“瘦身”，只选诗90篇，诗人40家；另一方面，在诗作之外，还有编者撰写的评语和按语。阿英说：“中国新诗之有年选，迄今日为止，也可谓始于此，终于此。北社编辑此书，颇是慎重，逐人均有按语。”[2]对前两本诗选颇为轻视的朱自清，对此集也十分看重，认为它“像样多了”：“每篇注明出处，并时有评语按语。”[3]不难看出，《年选》诗后的评语、按语，引起了阿英、朱自清二人共同的关注，这似乎是《年选》的价值所在。评语、按语，执行的功能是有所不同的：按语的署名都为编者，主要是交待诗歌的编选、删改情况，起到一般性的说明作用；而评语则有具体的署名，四位评者分别是愚庵、溟泠、粟如和飞鸿，作用在于具体诗人、诗作的评价和解读。前者，可以说是编者身份的体现，后者则传达了编者“北社”成员的另一种身份认定。
《新诗年选》的编者，实际上是康白情以及应修人等一批年轻的新诗人，1922年5月2日，应修人在写给潘漠华、冯雪峰信中说：“白情信上说的《新诗年选》，第一期稿已将到上海，一切当予静之说，请勿外扬。”[4]知情人似乎只有湖畔诗人和他们的老师朱自清（注：应修人在5月11～13日的信中说：“年选第一期已到，是1919年的，所选不多，大半后续短评”，并请漠华说给朱先生。（楼适夷编：《修人集》，第21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如此隐秘，不仅体现了选诗者态度的审慎，对于身份的敏感恐怕也包含其中：诗人选诗难免会留下“戏台里叫好”的口实，署名“北社”，与这种顾虑或许也不无关联。据《新诗年选》后附录的《北社的旨趣》一文，所谓的“北社”发起于1920年，主要由喜欢鉴赏文艺的同志组成，成员包括教育家、学生、公司职员、记者等，其宗旨是一个读书的社团，并将读书的结果发表出来：“北社重在读书；而读书是为己的，不是为人的。有时候也把读书的结果，总括的发表点出来。”[5]换言之，四位评者同时又是四位“经验读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阅读”发表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年选》执行的功能，恰好体现在“经验读者”对一般读者“读法”的影响和塑造上。编者与读者身份的重叠，“选”与“读”的结合，应是《年选》的特色所在。选家的眼光，主要体现在作品的选择上，按语的功能只是辅助性的，而体现读者旨趣的评语，则更突出地体现了新诗阅读的某种内在歧义。
《年选》中的评语一共有36条，四位评者各自的份额为愚庵19条、溟泠10条、粟如3条、飞鸿4条。据胡适的说法，愚庵就是康白情[6]，从评语数量上看，他在其中所占的绝对主导作用，不言自明，其他三人大概是参与编选的湖畔社诗人。如果仔细分析，四位评者（读者）的声音在《年选》中交替起伏，虽然在相同中又有差异，构成一种微妙的“混响”效果，但某种评价的焦点还是相对集中的。
具体说来，36条评语大致指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是随意写下的阅读感受，或是印象式的风格把握，或是对诗的主题、背景作简要评述，在评价上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目的都在为读者提供“阅读”的门径：如飞鸿评李大钊的《山中落雨》：“此诗音节意境，融成一片，读者可于言外得其佳处。”[5]（P64）如作简单归纳，这一类评语大约有14条。另一类侧重于“新诗”特殊品质的解说，推重具体、清新等新的美学可能。如溟泠评傅斯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这首诗的好处在给我们一种实感，使我们仿佛身临其境”，认为其创造力“更有前无古人之概”[5]（P187）。评价虽然有点夸张，但显然是为了向读者解说新诗的“新异”所在，这一类评语有六七条左右。
上面两类评语，大都针对作品的本身，没有过多的展开环节，与之相比，第三类评语的思路更令人关注，即：在与古典诗歌或外来资源的比较中，寻求“新诗”的价值定位。许多评语都主动将古典诗词的美学成就，当作新诗评价的主要参照系，予同的《破坏天然的人》让粟如联想起李清照的词调[5]（P20），溟泠认为傅斯年的《咱们一伙儿》与屈原的《九歌》异曲同工[5]（P190）。这一点在愚庵（康白情）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19条评语中，除少数几条对诗歌主旨发表感想外，大部分都依照上述思路展开：评玄庐的《想》一诗，他说：“读明白《周南》的《芣苢》，就认得这首诗的好处了”[5]（P29）；称赞周作人《画家》“具体的描写”时，也作大幅度跳跃：“勿论唐人的好诗，宋人的好词，元人的好曲，日本人的好和歌俳句，西洋人的好自由行子，都尚这种具体的描写。”[5]（P86）这种“读法”，目的十分明确，无非是要为“新诗”接受找到合法的参照，将新诗的追求放大成为普遍的价值。这是从美学效果上着眼的，另一种比较则试图发掘新诗中传统的延续，譬如沈尹默“大有和歌风，在中国似得力于唐人绝句”[5]（P55），“俞平伯的诗旖旎缠绵，大概得力于词”[5]（P109），“康白情的诗温柔敦厚，大概得力于《诗经》”[5]（P154）。这些说法被后来的文学史家屡屡引用，当作新诗中传统价值的明证。然而，相对于具体的结论，更值关注的是这些评语的功能，在传统的线索中的谈论新诗，在表达某种美学认识外，目的在于以传统为阅读参照，以便帮助读者辨识新诗的价值，换而言之，它指向的主要是诗歌的阅读。
如上文所述，既有阅读程式的失效，造成了新诗接受的某种困境，但《年选》评语所体现出的，则是另一种阅读的逻辑，即借用“传统”的权威，为新诗提供阅读上的参照，对新诗历史合法性的追求也包含在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新的“读法”。无论是“断裂”的鼓吹，还是对“延续”的强调，曾是新诗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其实从总体上看，对于一种反叛性的历史创造，上述两种话语，都是新诗在自身合法性和独立性寻求中，产生的不同的技术方案（注：这种逻辑是有普遍性的，20世纪文学史上的诸多运动（即种种“主义”），均是为了从整体上表现过去与未来的对抗关系而设置的技术纲领。（见斯班特：《现代主义是一个整体观》，袁可嘉主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第1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这样一来，某种历史宿命也随之发生，即：无论是“断裂”还是“延续”，新诗的形象，必须是在传统文类规范的参照中，才能得到辨认，由此带来了矛盾，也折射于《年选》提供的“读法”中。
作为一个评诗的读者，普遍的阅读趣味自然是愚庵的标准，在自评时就说“其在艺术上传统的成分最多，所以最容易成风气”；但作为一个热衷“新诗”实验的诗人，他又不得不对公共习见以外的“尝试”，抱充分的同情和期待。在评价自己“浅淡不及”的胡适时，他说胡适的诗以说理胜，然而说理“不是诗的本色，因为诗元是尚情的。但中国诗人能说理的也忒少了”[5]（P130）。“本色”的期待与写作的追求，在句中造成了前后的断裂。说到自己“深刻不及”的周作人时，矛盾语调也暗藏其中：“他的诗意，是非传统的；而其笔墨的谨严，却正不亚于杜甫韩愈。”[5]（P80）一为普通读者的代表，一为观念激进的新诗人，两种角色交织一处，身份的歧义形成表达上的悖谬、盘曲，但评者自身的态度还是勉强地表达了出来，在承认“大抵传统的东西比非传统恶毒容易成风气”的同时，愚庵也强调“各发展其特性，无取趋时”的重要性，因为“若干年后，非传统的东西得胜也未可知”[5]（P90）。比起另外三位评者，《年选》中愚庵的声音尤其暧昧、丰富，复杂性与其说来自传统/现代之间的对话，毋宁说是“读者”与“作者”两种身份，普遍的“阅读”与新锐的实验之间的碰撞。
这种矛盾状态，在许多新诗人身上都有显现。新诗作为历史的创生物，是对另一种美学可能的追寻，但既有的诗歌“期待”仍是其阅读的前提，这就形成了某种“标准”的错位。胡梦华曾对胡适等人整理旧文学的态度，提出过异议：“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诗词歌曲的价值，以为白话化的程度越高，这作品的价值越大，那就失去了评量艺术的正当的态度了。”（注：胡梦华：《整理旧文学与新文学运动》，《学灯》5卷2册10号。）用“白话的标准”去估量古典文学，自然有不正当之嫌，同样，用旧诗的标准前提去衡量新诗，也忽视了二者表意体系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错位”一直贯穿在新诗的历史评价中。
然而，正是在阅读、评价标准的缠绕中，新诗的成立，受到了两种冲动的约束：一是对既有的诗歌想象的冲击，在文类规范外追寻表意的可能；一是某种与传统诗艺竞技的抱负，即：它要在白话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就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基本歧义。这种歧义不仅抽象地存在于构想之中，它还会具体化为诗歌作者与读者间期待的矛盾：当诗人要求特殊的可能性，读者更欢迎熟悉的品质。在一般的论述中，某种妥协（或言融合）似乎是值得鼓励的倾向，有关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相互融合的诉求，也是新诗史上最具势力的一种话语。但写作自身的扩张，与阅读期待的矛盾，又在内部反复发生。这也就是《年选》中评诗者的处境。
作为一个参照，另外一些阅读实践，却体现出不同的逻辑，俞平伯对朱自清《毁灭》一诗的阅读，就是一个代表。在《读〈毁灭〉》一文中，他提出了这样一种评价标准：“我们所要求；所企望的是现代的作家们能在前人已成之业以外，更跨出一步。”而“以这个论点去返观新诗坛，恐不免多少有些惭愧罢，我们所有的，所习见的无非是些古诗的遗脱译诗的变态”，当不起“新诗”这个名称。这种要求，显然已将“新诗”成立的合法性，放在了“新”的审美空间的开拓上。有意味的是，此文也不断将这首长诗《毁灭》与《离骚》、《七发》等古诗比较，但目的不在建立其间连续性的同一，而是说明不同和差异，认为“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7]。在俞平伯的“读法”里，“新诗”是不能由既有的诗歌规范来评判的，相反，他所关注的恰恰是“另标一帜”之处。朱湘在评价郭沫若时，更是将这种标准推进一步，说郭沫若的诗歌贡献“不仅限于新诗，就是旧诗与西诗里面也向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的”（注：朱湘：《郭君沫若的诗》，《中书集》，第19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据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排印。）。这一判断准确与否暂且不论，但它却揭示了新诗史上另一种话语，即：无论“新诗”与传统诗歌或西方诗歌的资源间，有多少千丝万缕的影响、渗透关系，其根本的历史合法性以及阅读程式，还是要靠自己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