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固则叶茂 源浊则流浑——中国近现代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观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6月6日，由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举办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刘大年、戴逸、金冲及、胡绳武、沙健孙、丁守和、张海鹏、李文海、彭明、吴承明、汪敬虞、耿云志、杨天石、梁柱、龚书铎等来自北京各高校、研究所和新闻单位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参加了会议。到会同志按照双百方针的精神，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研讨。
一、历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戴逸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是历史学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当前应加强理论学习，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刘大年认为，要科学地研究历史、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阶级斗争学说等，才能最清楚、最全面地解释历史。吴承明认为，无论是黑格尔的哲学还是汤因比的文化史观，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就历史观而言，二者均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文海认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未必能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但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则绝对把握不住历史的真实。
与会同志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戴逸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前进的理论，它可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来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教条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刘大年认为，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而不是采取教条式的、武断的做法，历史研究应该提倡百家争鸣。耿云志认为，不能把研究中出现的本应由研究者负责的偏差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虚心地学习、审慎地运用。梁柱认为，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并不等于要搞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从历史事实出发并不矛盾，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分析和认识事物的本质。现在有人名为从事实出发，实际是以割裂、孤立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怪论。梁柱主张，一方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要怕因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被某些人扣上教条化的帽子。
对于当前史学研究中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及其影响，与会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李文海指出：有些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研究，有学者还公开声称：“现在还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未免显得很可笑。”龚书铎列举了一些当前分歧较大的观点，如西方殖民主义有助于中国的进步，反抗斗争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使中国更加沦落：革命不如改良：从经济、政治研究历史是浅层次的，只有用文化解释爱代史才是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已经过时，应该回到“陈寅恪模式”。他认为对这些观点应该深入研讨，并从历史观、方法论的角度予以回答。金冲及认为，对待历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描绘出历史的真实；另一种是编造历史以达到某种目的。他认为，诸如此类问题还有很多，要根本解决就必须从历史观和方法论入手。梁柱认为，诸如侵略有功、殖民有益的怪论，亵渎了民族的尊严和感情，已经不是学术问题了。他还对当前一些人在抗战史研究中极力抬高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的做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认为，有些人意识到只有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才能动摇它的现实。他提请大家注意史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当前之所以怪论叠出，就是因为对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不够，所以应旗帜鲜明地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丁守和也对现在讲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表示了忧虑。他认为不仅应该号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应该真正将其贯彻到史学研究中去。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许多观点之所以引起很大争议，是因为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
刘大年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明确三个问题：首先，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其次，依靠谁来解决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问题，谁是前进的障碍，谁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最后，以什么手段来解决近代的基本问题，是维持旧秩序，还是靠改良、革命。他认为对以上三个问题，用不同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问题，只需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即可。
沙健孙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概括为独立、统一、民主、繁荣。中国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是近代史研究者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他指出，经过长期实践，人民做出了选择。新中国的诞生使人民的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并使其全部实现成为可能。
现在有人提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是个失误，应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近代史的理论体系。张海鹏认为，这类观点有蔓延的趋势，对此应加以研究和澄清。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才认识到这一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此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否定了这一理论，也就否定了革命的依据和建国的根基。
当前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应超越感情的局限，应该肯定殖民主义的进步作用——为东方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的机会。对此，李文海指出：人都是有感情的，史学工作者亦不例外。批评殖民主义和反对批评殖民主义，只是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而已。现在有一种倾向，即夸大殖民主义传播文明的作用，贬损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有人在研究历史时把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抽象化，如脱离国家独立和民主两大问题，孤立地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化问题。实际上，近代化发展到一定时候，就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前提作保障。否则，办几家工厂也只能使中国在量的范围内前进，并不能真正完成近代化。现在有些人避开反帝反封建不谈，只要发展经济就给予肯定。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应该得到表扬。杨天石也认为，中国近代的任务不仅是经济现代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有人之所以认为没有必要发动辛亥革命，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中国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忽视了独立与民主这两大主题。
三、关于“激进主义”问题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均是超前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并且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胡绳武在回顾了激进主义提法的产生过程后指出：所谓激进主义，实际是一些人在研究了西方哲学、政治思想史后，结合对现实的看法而得出的结论。不从复杂的历史现象出发，在没有对这些现象给予合理解释、甚至连史实都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提出见解，把所有问题、包括人后来的失误（如“文革”）均算到激进主义头上，从研究方法上看是不科学的，违背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法，就结论而言也是错误的。胡绳武认为实际并不存在一个贯穿近代的激进主义。
杨天右认为，最初起源于文化评价的保守主义思潮现在已经发展到史学领域。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均因此遭到一些人的否定。他指出，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看，这股史学领域中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从现实中得出一个观念，然后再往历史上套。如：现实需要稳定，就以此上推到五四、清末乃至同治时期，而所有的起义、变法、革命则都因破坏了稳定而受到指责。其次，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某种假设，而不是既成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西太后是真诚的改革者，袁世凯也是半个共和主义者，如果按“同治中兴”或清末“新政”的路子发展下去，就可以顺利实现近代化。然而“中兴”的衰败和“新政”的破产是历史而非假设。
针对所谓无休止的斗争，频繁的动荡导致近代落后的观点，刘大年指出：应该分析近代的动荡和斗争是怎么引起的，矛盾来自何方？是因为中国侵略压迫别的民族引发了斗争，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中华民族激起了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否能够与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相提并论？刘大年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历史观和方法论紧密相连的。
沙健孙则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回答了当前一些人对近代革命的责难。他指出：用什么样的方法改造社会，是近代中国人一直探索的一个问题。当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时，人们才会选择革命。在近代史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之争。革命和改良均是改造社会的手段，如果改良走不通就必须革命，这时仍反对革命，就站到了进步的反面。历史上许多爱国者最初想靠教育、科学、实业救国，但后来也承认只有在革命成功之后，才能使教育、科学与实业得到真正发展。现在有人根据自己的政治情绪或爱好得出一个结论，以之评判历史、否定革命，这是一种反科学的学风。
耿云志指出：以往研究中曾有迷信暴力革命的倾向，现在有人则转而否定暴力革命，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就能够顺利发展。他认为，这些人对辛亥革命并没有深入研究，只是从对现实的感想里引发出结论，但历史学是科学而不是感想。历史不研究假设，只研究既成的事实。革命发生自有它的理由，历史研究正是要通过对革命背景、过程的探寻，总结出对今天有益的东西，而不是去做某种假设。
四、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创新
与会同志认为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追求创新而背离历史的真实。李文海指出，科学研究从本质上要求创新，一种创新是对前人不科学认识的纠正；另一种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向同一方向前进。现在有两种不正常的倾向，一是有人以打倒前人的办法来树立自己，如有人以轻率、嘲弄的口气批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另一种是在评判历史时采取双重标准，结果所谓的新观点严重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如对封建统治者的作用极力夸大，对改革者、革命者的要求则异常苛刻。有人把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成长归功于袁世凯的文化政策和社会改革，却把北洋军阀的混战归咎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沙健孙指出：现在有人一味求新，谁要有不同意见，就会被指责为思想保守。他认为笼统地提转变旧思想和创新，容易造成对前人成果的一概否定。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新与旧，而应该是正确与错误。
有的同志还指出：当前许多所谓的新观点实际是西方和海外学者旧论的翻版。金冲及指出：199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历史学术大会的主题就是革命与改良，当时已有人提出要破除革命的神话。10年前，台湾就有人把近代思想家分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类。美国学者也早就提出过“救亡压倒民主”的观点。胡绳武也认为激进主义的提法产自于海外，然后由国内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照搬了进来。
与会同志认为，创新离不开健康的学术争鸣。李文海指出：现在不正确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体系、有倾向性的东西，对此私下里表示不满的人很多，但公开反对的人很少。发表怪论的刊物不少，而不同意见甚至还没有发表就会被指责为“左”。他呼吁学术界真正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健康、真诚的学术争鸣，不要动辄就把学术研讨、理论争鸣说成是“整人”、“围剿”。他认为学术争鸣是学术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力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