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中国散文创作漫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1999年的散文创作，应该说仍然是热烈红火的。中国作协、中国散文学会、《散文选刊》杂志社等在周庄、承德、烟台、威海等地举行了全国性的散文研讨会和笔会，中央电视台发起了青年散文的征文活动，《人民日报》、《散文选刊》联合一些地方报刊举办了散文征文；《文艺报》、《文学报》、《文论报》、《散文选刊》、《散文》、《特区文学》等就“新世纪散文展望”、“大散文的概念”、“散文的现代意识”、“随笔热现象”、“行动散文的思考”、“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探讨。这些都使1999年的中国散文显得生气勃勃。尽管1999年的散文在单个的重量级比较中稍逊1998年，但整体提高了，是既扩了军，又加强了军备。这是很值得欣喜的。走进书店，各种散文集中印得一本比一本精美，使人目不暇接，许多出版社看好“百年”的、“五十年”的、“十年”的、台港澳的及西方各种散文选本。报纸和刊物都自觉自愿地为散文腾出来更多的地方，有些报纸干脆趁扩版之机，为生活随笔、读书札记等专辟版面，看似同艺术散文分家另过，但对散文来说却实在是件好事情。许多知名的学者、小说家、诗人、甚至科学家加入进来，上学的、下岗的、犁田的、围着锅台转的也拿起笔来，一些人不满足于枯燥的著书立说，不满足于玩虚的弄假的“作”给人看，他们愿意来散文堆里，道道心曲、剖剖灵魂、解解苦闷、泄泄怨气，以求调整状态、平衡心理、陶冶性情。应该说这与时代的大环境有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关，与人性的回归有关，与人生道路的曲折有关，与生活的节奏加快有关，与阅读欣赏的取向变化有关。这就更证实了散文是最直接、最真实、最彻底地展示心灵、透视人格、凸现精神的文体，是最随意、最自由的大众文体。
望九之年的季羡林先生这些年宝刀不老，进入创作的旺期，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又可称为1999年散文重要的篇目。这是季老赴台湾之行所写多篇文章中的一篇，可谓百感交集，满目泪光。他不仅把我们带到了敬仰的胡适先生墓前，也让我们思索了很多东西。以写政治性散文出名的梁衡，始终认为“我们不能把文学归结为‘为政治服务’，但文学体裁中，却不能没有政治。而且必须包括政治，缺了这一块就不完整，就会带来文学的柔弱”。近几年来，梁衡的视点一直很高，1999年发在《人民文学》上的《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在文采上虽稍逊于《大无大有周恩来》，但所选题材，所列事件，所言思想仍然属于1999年政治散文的佼佼者。如果说1998年卞毓方以《煌煌上庠》、《文天祥千秋祭》、《北大三老》等名篇引起文坛关注，1999年他的创作更是果树大年了。他为《十月》开设的“长歌当啸”专栏可谓每一篇都沉实饱满，铮铮有声。卞毓方在这些文章中以冷静、公正的态度、审视历史与正视现实的态度，较为全面地评价了毛泽东、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政治或文化名人。起点之高、视点之独特、论证之精辟、描写之细微、场面之宏阔、掌握材料之丰富，都是值得称道的。雷达在《依奇克里克》里不仅描述了一个物质的废墟，更为我们描述了一片蕴藏丰富复杂的精神遗产的废墟，此篇显出作家的胸襟与视野的博大，令读者感悟到“无论物质技术条件如何发达，作为主体的人依然需要拼搏、牺牲和奉献，否则人就不能发展”。这也是作者对依奇克里克这个油城的废墟所作的感叹性总结。詹克明的《那一个史前女人的手印》是一篇独特的科学范畴的散文，作者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也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证、思考，让我们欣赏到一篇多向性、多侧面的散文，让我们记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那些真正具有最广泛影响、最重大作用的伟大发明与发现，往往是无名的。邓友梅的《阿姐志鹃》是一种深情的自然流露，是战地的歌声，是不悔的声明。读这篇作品，让我们对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感到敬佩和爱戴，感到今天应当更加努力，更加珍惜。贾平凹在《老西安》中以朴实自然的笔法，娓娓地述说了西安的人文历史及其变迁过程。因其以人物、事件穿插其间，又多有幽默与哲思，使得文章的可读性、思想性相得益彰。1999年文学泰斗冰心、萧乾相继逝世，许多怀念的文章都饱醮了浓烈的情愫。如谢冕的《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文洁若的《忆萧乾》等。冯骥才在冰心逝世后，写了多篇纪念文章，其《冰心百岁》与《致大海》异曲同工，都是十分感人的怀人作品。《致大海》巧妙地将德彪西的《大海》、冰心关于海的论说同冰心的胸襟溶为一体，构成情感与艺术的高妙汇融。范曾在《梵高的坟茔》中不仅写出了一个东方艺术家对梵高这位前辈大师神奇的手法、鲜活的色彩、超绝的构图、独特的审美的崇拜，更写出了对其甘于寂寞，不懈追求，为艺术殉道的感喟与崇敬。笔墨所致，衷情尽染。李存葆的《祖槐》洋洋洒洒，枝繁叶茂，让我们不仅感受到祖槐的荫庇，也感受到民族文化之宏之深。“从太史之初那最早的一瞬间，到刚刚逝去的一刹那，都已包容在根系泥土里。你是剪裁春秋的历史老人，你是亿万槐裔的灵魂”。作者在文中的“拜问”、“叩问”、“恭问”，是为全文的升华。立意之高，笔力之锋，令人叹服。刘烨园这些年一直在默默耕耘，深层次的阅读与思考使他的文章越见功夫。《“吃”了十年的一本书》展现历史暗疮，凸现人文光环，作者的叙述语言理性色彩太重，但精神昭昭闪亮，是作者近年来的力作。流自中国诗歌史上的汨罗江，总是带有某种忧伤色彩。李元洛的《汨罗江之祭》，仍让我们感到了历史掠过的暮雨秋风。作者借用掌握的翔实的史料与考证，缅怀了杜甫这位一生清苦而又待人厚道的伟大诗人。近几年来，李元洛的笔触一直在唐诗之旅中探寻，独占散文一角风景，其每一篇作品都显现出严谨、认真的态度，并富有艺术感染力，为读者所瞩目。改革开放，就是让我们打开窗子，敢于面对，不怕落后，就怕阿Q，因为长了见识，才会长意志，胸怀放开了，历史终会作见证。刘成章的《走进纽约》不只是写纽约这个世界超级大都市的繁华，而是写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其包括知识、物力、思想等等，当然更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向往与未来。以文坛侠女著称的王英琦曾在80年代很是红过一阵子，进入90年代虽也不断操作着，但红杏出墙的不多，也是在1999年快要关门打烊的时候，出来一篇《二百岁宣言》。王英琦是以浪漫主义的文学手法写出的一篇独特的人生告白，那即是：光明、磊落、无畏。尽管我们对作者进入22世纪所设想的人类文明的程度不敢苟同，有些想象缺乏科学性但整篇文章神采飞扬，说谈逗唱，达观向上，直让人叫声“好”，这就足够了。周晓枫是“新生代”代表人物之一，她一直在努力且篇篇见功夫。这几年写动物与自然的作品不少，周涛、马莉、方刚、鲍尔吉·原野等都多有这方面的散文，周晓枫的《鸟群》是较为独特的一篇，其简直把鸟这种灵异之物写活了。鸟性见人性，鸟情喻人情，在鸟的鸣叫中，让人想到许多不鸣叫的事情。她把鸟比作天空之箭，“短暂的降落不过是为了把自己再一次搭在弦上”；她赞颂鸟的友善，“鸟无疑在众多方面为我们提供着美德的范本”；他歌唱鸟的形象，“鸟是神的拟态。人们想象中的天使，就是根据人与鸟的结合形象设计而出”；她将鸟性与人性类比，即使是描写丑陋凶险的鸟也以细腻的心态注意其两面性色彩，她写秃鹫：“难道这个穿着又脏又旧衣裳，秃顶又驼背的家伙，其实是个面丑心善的卡西莫多？”在作者长篇的描绘中，无不显见善良的天性、知识的广泛及作文的成熟，其语言魅力深深打动着我们。如其写乌鸦的飞行：“这滴黑暗的浓缩液降低了光明的纯度。回巢的鸦群又像四处溅开的墨水，弄脏了整张天空”。以写小说见长的韩少功这次将荆楚文化作为切入点，写出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人物命运，不同的语言特征，以发掘出更深的东西。《人在江湖》调子沉郁悠远、苍桑无限，从中看出作者的叙事功夫。女散文家韩小蕙的《心中的图画》以对中国古代人物的评述，渲染出中国历史、政治、文化、艺术的多元面，作者浓泼重抹又工笔细描，极富真情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心中的图画”。陕西作家萧重声的《国门眺望》应该说是排行榜中最短的一篇散文了。这些年来，有识之士一直提倡散文短写，力求精粹，但散文作家（尤其是名家）仍然发而不收，下笔万言，大有“皇帝女儿不愁嫁”之嫌。假如排行榜的推选者也都认为长文才能体现厚重、扎实，那就有悖于这种提倡了。《国门眺望》应为短篇的代表。作者以站立国门的一眺之慨，奋于胸中，发历史之怨、强国之思，闪现出拳拳民族之心，文虽短却精到沉实。
80年代中后期直至90年代，传统的散文观念发生变化，无论从思想、意境、视野、题材及写作形式上，都有了较为积极的拓展与尝试，并出现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因而也就出现了诸如“大散文”、“新散文”、“学者散文”、“行动散文”等等提法。不管这种提法是否被认可，在概念上的认识是否相同，应该承认，这种提议与倡导确实促进了散文事业的发展。时间到了1999年，应该说创作题材更加丰富，手法更为多样，视野也更加开拓；更主要的是思想性、思辩性的特色更为突出。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取材的严肃性、思考的独立性、探讨的深刻性的作品之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多带有浓重的忧患意识，观照世界文化和人类命运，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如《德先生·赛先生与“以俄为师”》（牧惠）、《夜读遇罗克》（林贤治）、《说说王实味》（朱正）、《忧伤的信仰》（李锐）、《两位不服罪的苏联作家》（蓝英年）等这里不再细评；二、开拓文化视野、突破文化观念的势头之强。如《这个洒脱的“浪荡汉子”》（李辉）、《春夜的画廊》（车前子）等；三、强调人性、人格、凸露真情、赤诚的要求之切。如李国文的《人之老》、袁鹰的《三上井岗》，史铁生的《有关庙的记忆》、刘再复的《童心说》、谢冕的《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四、文体表现形式及写作手法之活。如《二百岁宣言》（王英琦），以自己能活二百岁为限，极尽发挥，显示一派浪漫情怀，如《一九九八·节气》（苇岸）以二十四节气的不同变化为描写对象，不仅写出“大地的事情”，也写出人之性情。如《私人笔记本》（邱华栋）以展现自己生活中的各种方式、习性与思索，构成一个“公开的秘密”。《两个民间艺人》（老威）以采访对话形式，将两个普通人的形象、性格、心灵勾划出来。
1999年的散文创作划上了一个句号。更为辽阔美好的未来还在等待着散文。散文作为文学的生力军，必也无可选择地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及新的文学景观。让我们共同关注，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