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理论视角与实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两岸论文,路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4)04-0009-08 一般认为，信任像空气一样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或缺性。“清楚而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信任的存在是所有持久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就两岸关系而言，信任感是两岸关系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议题，或曰双方的互信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首要关键，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关键是要巩固和深化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要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保持壮大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归根结底就要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努力，为此首先要巩固和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相互信任。”②本文即针对于此，旨在两岸互信基础的理论视角下，探讨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动力和路径，以求教于方家。 一、两岸互信的基础：两大视角 当前，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逐渐迈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亦已取得众多成果，但两岸互信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其结果是，两岸长期的政治对立以及社会制度、民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台湾岛内少部分民众对于双方日趋紧密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关系心存顾虑，甚至产生恐惧。“自从台湾二次政党轮替，开放使得两岸人民有更多机会接触彼此，歧见大幅降低，但并没有因此改变大多数台湾人‘反中’‘惧中’心态。……追根究底是出自恐惧，恐惧自己文化被吞噬，身份被混淆，家园和工作被剥夺，失去在本土的认同……”③也就是说，两岸民众因历史隔阂、政治矛盾、价值差异等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还没能来得及消除，在新的形势下有些台湾民众又产生了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简言之，虽然目前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但双方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互信来推动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必须不断地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 信任是两岸交流交往活动得以实现及深入的核心机制。换言之，两岸交流交往活动能否存在、能否有序持续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关系。两岸互信与否、互信是否持续直接关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关乎两岸关系的未来。然而，双方信任还是不信任、信任的持续程度说到底与“两岸为何互信”的问题有关，即两岸互信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散见于诸多有关两岸互信的研究中。概括起来，目前存在两大视角：一是以理性选择的计算为基础；二是以社会抑或关系选择为基础。前者认定，信任是对交往关系中的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稳定性的期望，从而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后一视角按社会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雷默(Roderick M.Kramer)的归类，将一切非利益因素的信任划归于社会选择抑或关系选择的信任。④它主要体现在由祖克尔(Lynne G.Zucker)所区分的三大信任基础之中。 首先，基于理性选择的信任(rational choice-based trust)。这一视角主张，信任的产生首先基于对信任对象未来行动的理性计算。信任作为对信任对象未来行动的预期其实是伴随不确定和风险而存在的。理性选择论者对这种承担风险的信任行为所给予的解释紧紧围绕利益计算而展开。“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都是理性的行动者，通过对可得信息的理性计算，他们试图使效用最大化。……这‘把信任看作本质上是对被信任者通过自私自利的行为的理性预期的一种解释……信任在这里似乎是被薄膜包装起来的利益。’”⑤比如在经济学家看来，信任主要涉及的是计算的过程，如果对方从某种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高于付出的代价，一方就会做出对方将会从事该种行为的乐观估计。两岸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结，在建构相互信任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涉及到利益的计算和比较问题。“利益联结有助于两岸之间相互信任的培育、建立和深化。……利益联结可以增加两岸交流接触的机会，保持信息通畅，有助于信任的累积。……在两岸隔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信任无从谈起；只有在两岸开始交流交往之后，形成密不可分的利益联结之后，信任才能够建立。而过去短短二十多年，两岸利益联结之所以能够形成而且日益紧密，并达到相互依赖的态势，本身就是两岸相互信任增强的一种体现。”⑥由此可见，两岸基于利益联结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双方互信的建立与增强。 其次，基于社会抑或关系选择的信任(social & relational choice-based trust)。祖克尔从发生学的角度界定出信任发生的三种机制：一是有交往经验产生的信任(process-based trust)，这种信任来自于交往经验的积累，根据对他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二是来源于特征的信任(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根据他人与自己在社会、文化特性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寡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三是来源于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ly-based trust)，这种信任是建立在非个人化的规则、规范和制度基础上的，行动者不一定非得从人们的有关社会文化特性的相似性中给予信任，也不一定非得依靠有关交换的历史经验或对未来的保证来付出信任，而是完全可以转而依靠非个人化的形式，如专业资格、规章法规等。⑦其中，所谓来源于制度的信任“更多的是我们向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即我们认同了某种制度，并已经把它当成我们身份的标志”。⑧概言之，信任的建立除了工具主义的理性选择以外，还有更多非工具主义的动机。“信任只有当人们处于社会关系中时，它才是重要的。因此，人们信任的动机，源于对他人的认同、内化的是非道德判断以及与群体权威打交道时的某种身份关注。”⑨ 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推进，两岸不仅需要基于经验和特征的信任。这是因为两岸民众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可小视的相互不了解、误解甚至曲解，以及由此产生的不信任，更需要建立起制度性信任。“两岸之间的互信，需要两岸在交往中抱有善意，相互熟悉，逐渐接近，在尊重对方利益、情感的基础上，达成两岸交往的规范。”⑩“……两岸建构起制度性信任，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巩固两岸已经建立起的信任领域……唯有透过建立各自机制，才能够使两岸命运共同体从一个强调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粗象的共同体，发展成为一个由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安全等各种机制支撑的实实在在的共同体，从而使两岸同胞的相互信任更为深化，命运真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 综上所述，共同的理念或期望是信任产生的核心。“信任产生的基础是人们拥有共同的规范意识，这种‘共同规范的意识’意味着人们对某种权威的认可和肯定，它可能指某种深层的价值观，也可能指世俗生活中的某些专业标准或规章制度。”(12)因而，信任关系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通过持续互动建构起来的。这种信任的建构意味着“一个相互的自我开放过程”，(13)亦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敞开胸怀的过程。自我与他者相互开放的过程，一方面是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促进作为“关系”的情感纽带的建立，减少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诋毁等负面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信任不仅是计算的关系，也是一种心理的倾向”。(14)由此可见，两岸互信的建立不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更应是双方基于社会抑或关系选择的结果。 二、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动力因素 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确定双方间信任的建立条件及其机制，也就是找出信任的决定性因素或驱动力，即“信任源(trust source)”。只有在确定信任的决定因素之后，维持及深化信任的明晰动力与路径才会可行。两岸互信既可能来源于双方的理性选择，也可能来源于双方间的交往过程，甚至是来源于两岸制度化的合作等，当然还可能来源于前述几个“信任源”的不同组合。概括起来，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动力来源体现在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相互依存的利益联结以及共同价值与规范的培育与形塑。 首先，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是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历史动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之间曾经长期隔绝，两岸民众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不尽相同，导致双方的互信基础非常薄弱。近些年来，两岸虽在“反对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互信，但双方民众心理上的隔阂和不信任并未消除，甚至在加大。“2008年后，两岸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去中国化’的政策目标是把对方‘异己化’，搞的是‘排他性的台湾认同’、‘台湾国族主义’教育，加上两岸社会各自近百年的不同发展道路，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再经过若干事件与媒体的炒作，不信任感油然而生。”(15)概言之，近些年来，“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16) 有鉴于此，两岸都应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获取经验与教训，“两岸之间一定要坚持最基本的感情，就是两岸之间要相互彼此包容，彼此肯定欣赏、鼓励对方，而不要再去做那些彼此伤害、彼此否定、彼此糟蹋的事情，过去我们走过那种弯路，今天我们要讲情，彼此理解对方”。(17)与此同时，双方也应当反思两岸关系的现状，例如目前两岸政治对话为什么难以进行、两岸和平协议谈判为什么难以启动等。诸如此类的议题如果无法突破，两岸关系将不进则退。简言之，“铭记历史能使人怎样更加敏锐地(或更加批判地)透视现在”，(18)而“透视现在”是为了寻找更加满意的未来。透过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两岸定将更加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新局面，共同努力促进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 其次，日趋相互依存的利益联结是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客观动力。两岸开放20多年来，随着双方交流合作的蓬勃发展，两岸已经逐渐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补互惠互利格局，两岸民众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任何行为者的获益都是其他行为者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就正如他自己选择产生后果一样。”(19)尤其是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紧密的投资、贸易关系，由此构建的两岸利益联结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20)目前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商品出口市场，2013年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1972.81亿美元，较2012年同比上升16.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406.43亿美元，同比增10.5％；自台湾进口1566.37亿美元，同比上升18.5％；贸易顺差为1160亿美元，扩大了21.6％。“大三通”更是强化了两岸相互依存的利益联结。自2008年开放陆客赴台后，赴台旅游的陆客已为台湾创造了超过2400多亿新台币的商机。目前大陆已成为赴台最大的客源地，据统计，2013年大陆赴台旅客总人数为2874702人次，较2012年成长11.15％。 概言之，两岸交流交往的进程及其深入，在客观上为两岸之间培植了诸如在经贸合作、知识产权保护、共同打击犯罪以及确保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利益链条，这些相互依存的利益链条或联结不但有助于减少彼此的误会、巩固双方已有的互信基础，更是成为推动两岸持续合作、创造双赢的基础。“可以说，以社会资本为载体，两岸社会信任的深化不再只是基于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和誓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高尚民族情怀，更发展为一种受到了现实共同利益驱使的工具型理性行为。”(21)两岸更多相互依存的利益联结，可使两岸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了解对方，增强双方对各自政治社会制度的理解和尊重，从而有助于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接触越频繁，了解越深入，越发现两岸三地的想法真的大不同。但多交流总是好事，才能真的互相了解。”一如星云大师所讲：“你来我往，来来往往，所有的防范和障碍都会消除。”(22) 最后，共同价值与规范的培育与形塑是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心理动力。共享的规范和一致的价值观是信任的基础。“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23)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能够合理地预期他人的行为，信任他人，就在于相信他人能够与自己一样共同遵从并践履某种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在这意义上，信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人们的一种主观体验和情感活动，是人们对‘世界是好的’这一美好看法的恒常性赞同，表现了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制度性的社会建构”。(24)两岸经过二三十年的交流、交融与激荡之后，和平发展俨然已成为两岸共同的价值共识与生活方式，亦即确立了合作、和平、双赢、命运共同体等共同的价值观念。“围绕和平发展主题推动两岸关系积极发展，并着力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把和平发展作为推动两岸共同理想的价值诉求是价值共识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涵。”(25) 当然，两岸之间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敌视和对立的政治思维，难免会出现沟通不畅与价值分歧等现象，“这决定了价值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价值共识的达成不能回避价值观冲突的客观效应”。(26)近年来，尽管两岸交流交往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两岸民众之间仍然存在鲜明的“我群”与“他者”的界限划分，严重地阻碍了两岸建立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因此，“两岸关系深化的关键，不在于往来的‘量’，而在于相处的‘质’；不仅止于有形的‘生计利益’计较，更取决于无形的‘价值思维’对接。建构社会互信更是两岸关系由经入政必经的接口与阶段”，从而“开展两岸的价值与思维对话，推动‘和谐两岸’的建构”，由“利益互惠的和平发展”提升到“价值对接的和谐发展”。(27)换言之，两岸应该在促进双方民众交流互动的无障碍化方面继续努力，以强化两岸关系的社会基础，让和平发展成为两岸民众不可或缺的心理需求，让两岸民众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弥合彼此在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裂痕，最终促进共同价值与规范的培育与形塑，从而有助于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 总之，透过对历史与现状的反思，通过两岸多方面、多阶层的利益联结，以及培育双方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化解两岸民众的深层矛盾，加强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尤其重要的是，培育双方共同的价值观是凝聚两岸人心、创造未来奇迹的关键所在。所以，两岸必须共同努力“拆掉思维里的墙”，使双方民众之间都应该有更直接而深刻的认识，不能再停留在刻板印象之中。“两岸必须运用新的思维，在其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不同领域，建立更多的共同价值，制定更具体的规范，并建立可行的机制。”(28)唯有两岸民众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两岸关系才会稳定与持续地向前发展。“两岸关系发展不仅要依靠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将趋向于两岸民意的沟通，民心的融合，只有这样，两岸关系大局才能够稳定，两岸和平发展才能够始终保持正确方向。”(29) 三、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路径选择 正如美国现代哲学家博克所言，“信任是一种社会财富，应该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或饮用的水一样得到保护。当信任受到破坏，作为整体的社会也会受到破坏；信任被毁后，社会也就瓦解了”。(30)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必须得以持续巩固与深化，否则两岸关系将不进则退。承上所述，增进和深化两岸的相互信任，除了两岸基于理性选择增强双方的利益联结之外，还可从以下三个主要的路径入手： 首先，两岸在已有信任经验基础上，增进合作型信任关系。不言而喻，信任是在交流交往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过往的合作经历会显著地影响主体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比如在过去合作过程中，信息交流及问题处理的方式都会对信任的建立起作用。“合作行为可以增加责任感和创造信任的氛围，必然推进信任的建设。”(31)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当前两岸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互信，以台湾参与WHA为例，正是双方有了基本的相互信任，台湾从2009年开始才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WHA，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换句话说，近年来通过两岸不断的沟通、对话与协商，双方对建立、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并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两岸之间的互信基础还远远不够，从而导致两岸在诸如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无法进行深入的合作，其教训是深刻的。“两岸其实还是要团结的，受到这种历史教训是刻骨铭心的。两岸之间不团结，就会被人家欺负。”有鉴于此，“中国人必须要团结，两岸之间的结合是成本最低、回报率最高的结合，也是最可长久的结合”。(32) 因此，两岸应当在以往“合作共赢”的信任经验上，深化双方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合作关系，通过资源的共享以及分工的结合，培育出两岸持久、稳固的共同利益，以此增进双方合作型信任关系。“即只要有利于两岸的事，就进行紧密合作，创造共同利益，以此来增进信任。唯有如此，两岸才不会在合作中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利益算计，猜疑对方的获益多寡和‘让利’动机，……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更为真切、牢固、持久。”(33)一般来说，社会交往产生两个主要的直接结果，一是熟悉性，另一个是交往经验。“因此，熟悉更容易产生信任判断，是信任的根本。当在过去交往中个体的期待总能够得到满足时，这种信任就得到了强化，积极的交往经验产生了信任。”(34)可以相信，两岸合作经历与经验的累积，必将有助于增进双方的信任关系，亦即有利于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 其次，两岸构建“积极信任”机制，扩大积极、正面的信任半径。积极信任机制的构建，来源于英国学者吉登斯对现代与传统的诸多不同特征、社会交往模式，及其相关的信任模式的比较。在积极信任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纯粹关系”，而在纯粹关系中，信任不是被“给定的”，需要通过个体之间的开放与交流、诚恳与沟通，才能赢得信任。“这意味着需要设法了解别人，逐渐信赖别人，敢于用差异作为发展积极感情沟通的手段，由此形成‘积极的信任’，对他人的信任也因此产生跨越时空的团结：即别人是可以信赖的，并使得这种信赖变成相互间的义务。……可以想见，如果人际交往之中遵循纯粹关系中所含的开放、平等、对话等规定，必然能构建完整的积极信任机制。”(35)在两岸交流交往二十多年中，逐渐形成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信任”，主要表现为两岸民众在相互理解、尊重与包容彼此差异基础上的沟通理性。“沟通行动中行为体体现出沟通理性。沟通理性是一种对话式的理性，预设至少存在两个行为体，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沟通、讨论，希望获致相互理解和共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决议。……对于合作而言，沟通理性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程序性保障。”(36) 为了衡量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多少，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提出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的概念，它是指人们乐意把信任扩展到的范围的大小。近些年来，祖国大陆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增进两岸之间彼此理解，拉近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则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岸关系的制度化与机制化，以实现从低信任度的特殊信任(人际信任)向高信任度的普遍信任(制度信任)的转化与升华，实际上都是为了扩大两岸间的信任半径。尽管目前两岸关系发展遇到了一些阻碍，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仍然存有误解甚至偏见，“但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岸就愈需要全方位加强沟通与交流，从而进一步增进了解，缩小差距，增进认同。不能因为两岸交流合作出现问题和挫折就畏首畏尾，甚至停滞不前”。(37)可以说，两岸通过建构“积极信任”机制，必将扩大双方积极、正面的信任半径，从而有助于巩固与深化两岸的相互信任。 最后，两岸开展社会心理建设，累积信任心理资本。大多数信任理论家都认为：无论信任的其他核心特征是什么，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状态。(38)“信任是指产生于制度规范系统之外的一种世俗现实的心理现象，它在人们无法预知他人将会做什么和将会怎样做时才有可能产生形成，即当人们对他人的善意行为无法作出判断和推测时却仍然相信他人会有善意行为的表现，这便是信任。”(39)两岸虽然已经实现了“大三通”，把大陆与台湾从地理上、经济上重新连接在一起，与以往相比两岸民众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但两岸民众之间心理上的沟通却远远不够，从而导致两岸互信不足。据《旺报》2013年两岸关系大调查的报告显示，由于近些年来两岸关系的进展缺乏社会心理层面的支撑，“仿佛高楼耸立在沙滩上，摇摇欲坠”。(40)其结果是，“信任的缺失会导致两岸对对方的政策和行为难以作出正向的判断，往往会从猜测意图、防范风险的角度进行思考，难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归属感”。(41) 有鉴于此，两岸应当积极开展社会心理建设，促使双方在心理上彼此信任、对相互间行为具有稳定预期，以逐步化解那些因为长时间隔离所造成的疏离感与防范感，逐渐消解因两岸社会与民众日益频繁的交往而凸显出来的分歧和不适应。“要积极扩大基层交流覆盖面，为两岸基层民众创造机会，多来往，多沟通，努力化解心结，消除隔阂，增进一家人感情。”(42)比如多举办类似杭州“邻里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基层民众走进大陆普通民众家里，促进相互交流，加深彼此了解。(43)概言之，两岸开展社会心理建设的目的在于通过心灵上的沟通与融合，培养两岸民众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两岸是一家人”的身份意识，亦即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意识”。“两岸之间需要互相欣赏，互相爱慕，互相亲近，真正进入两岸一家亲的境界。”(44)这样一种集体意识的形塑有助于累积两岸之间的信任心理资本，(45)进而加强和增进两岸的相互信任。 总之，信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互动与交流中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时间的积累缓慢发展起来的。两岸互信的基本前提建立在相互认知与体谅之上，因此，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界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不断增进理解，拉近心理距离”。(46)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理解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不同主体间“视域的融合”，(47)两岸要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加强对话，全身心地去感受对方以求思想沟通、感情通畅，以此深化两岸互信，进而形成与维护“两岸一家亲”的共同认知。这不仅是通过两岸彼此相互依存或共同命运等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它更多的是通过双方共同价值与规范的培育与形塑，逐渐使两岸民众产生新的集体记忆的结果。 四、结语 两岸虽已开放二十多年，但由于长期的敌对与隔阂，双方之间依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导致两岸互信的基础严重不足。近几年来，海峡两岸已经初步实现了从过去的冲突、对抗、敌视向和解、合作与和平的转变。但双方分享经济利益并不必然导致两岸互信的巩固与深化。正如圣雄甘地说过：“未来取决于我们在当下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亦曾表示，“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两岸关系的未来掌握在两岸民众手中，“只要我们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共享其利、同受其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重道远，需要加深两岸同胞相互信任”。(48)一言以蔽之，两岸民众应当从一家人的理念和心态出发，用彼此的真诚和善意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注释： ①⑤(14)[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页，第80页，第94页。 ②《孙亚夫：要客观全面辩证研判台湾局势新情况》，中评社香港2014年5月5日电。 ③《台湾人为何不想当中国人?台媒：因为恐惧》，中评社香港2014年5月8日电。 ④Roderick M.Kramer,“Introduction:Why Trust,Why Now? Fou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Trust Theory”,in Organizational Trust:A Reader,ed.by Roderick M.Kram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⑥(11)(33)(41)李鹏：《民族认同、利益联结与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信任深化》，《台湾研究》，2010年第5期。 ⑦Lynne G.Zucker,“Production of Trust: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1840-1920”,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B.M.Staw and L.L.Cummings,1986(8):53-111.转引自薛天山、翟学伟：《西方人际信任研究的路径与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⑧[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⑨岳瑨、田海平：《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⑩杨丹伟：《两岸社会组织：跨两岸社会的生成机制探讨》，《台海研究》，2013年第1期。 (12)姜淼：《信任合法性根据的哲学阐释》，《甘肃理论学刊》，2014年第1期。 (13)[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15)严安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路径选择》，《台湾研究》，2012年第6期。 (16)杨开煌：《期待“马总统”的两岸政策论述》，台湾《海峡评论》，2011年第3期。 (17)《刘国深：因有情没理由对两岸和平发展悲观》，中评社台北2014年5月15日电。 (18)[美]特伦斯·鲍尔等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5页。 (19)[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20)《石正方：推进文创产业合作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中国台湾网，2012年11月5日，http：//www.taiwan.cn/jl/pl/201211/t20121105_3349886.htm。 (21)刘国深、杨冬磊：《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的社会资本路径探析》，《东南学术》，2013年第4期。 (22)厉放：《要有包容彼此差异的胸怀》，台湾《旺报》，2013年1月10日，“两岸征文”，C2版。 (23)[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忠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0-31页。 (24)史根洪：《信任危机：一种社会转型视角的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5)(26)叶世明：《两岸精神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整合建构》，《台湾研究》，2009年第6期。 (27)周志杰：《社会互信是两岸由经入政的桥梁》，台湾《旺报》，2012年3月19日，C6版。 (28)赵春山：《两岸共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台海研究》，2013年第1期。 (29)(37)《专论：习近平为和平发展注新动力!》，中评社北京2014年5月9日电。 (30)郑小鸣：《信任：基于人性的社会资本——福山信任观述评》，《求索》，2005年第7期。 (31)[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编：《组织中的信任》，管兵、刘穗琴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32)《刘国深语中评：两岸不团结就会被人欺负》，中评社香港2014年5月20日电。 (34)(38)姚琦、马华维：《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当代信任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81页，第6页。 (35)罗骧：《信任危机与积极信任机制的重构——吉登斯信任理论探析》，《天府新论》，2012年第4期。 (36)惠耕田：《沟通理性与国际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39)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40)《两岸关系7个社会心理矛盾》，台湾《旺报》，2013年8月8日社评，http：//www.huaxia.com/thpl/sdfx/3469548.html。 (42)《张志军考察杭州社区与台基层交流情况》，中评社北京2014年5月17日电。 (43)《雨夜茶叙张志军与杭州台商话两岸》，中评社北京2014年5月17日电。 (44)《南台湾精英圆桌会：两岸需美的力量》，中评社高雄2014年5月19日电。 (45)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包含自我效能感(自信)、希望、乐观、坚韧等。本文所谓信任心理资本，简单而言是指两岸民众中一切有助于增进双方相互信任的积极心态，比如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抱持的乐观心态等。 (46)(48)《习近平晤宋楚瑜：我们方针政策不变》，中评社香港2014年5月7日电。 (47)马敏：《政治象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