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图书编撰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学诚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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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编撰家。自幼生活困苦，天资迟钝，“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21岁后，大量阅读史书，对史书产生了浓厚兴趣。23岁之后，屡试不第，曾从朱筠习文，并结交了一些京师名流。然生活仍然十分艰苦，为了购买二十三种正史，节衣缩食，凡三年始购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父卒于湖北应城，连奔丧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次年，举家北迁京师，在国子监编撰《国子监志》，因与学官意见不一，愤然辞职。先后到和州、定州编撰《和州志》和《永清县志》。他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中曾说：“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人生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他把著书当作饥之“食”，寒之“衣”，认为著书可以“眇”而能“视”，“跛”而能“履”。正是由于这种执著的追求精神，才使他得以写出众多的不朽篇章。终于经过多年攻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考中进士，时年已41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河南去，归途遇盗，所有著作均被抢劫一空。后经多方借抄，仅得十之四五。在以后的5年中，曾先后执教于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等。为了养家糊口，到处奔波，仍“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后，寄人篱下，作为毕沅的幕僚，从事《史籍考》、《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书的编撰工作。嘉庆五年（1800年），贫病交加，眼睛失明，仍然坚持写出了《浙东学术》等重要著作，是年与世长辞。他在谈到晚年生活时曾说：“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辄叹寒女代人作嫁衣裳，而自身不获一试时服。尝欲自辑墟里遗闻逸献，勒为一书，以备遗亡，窃与守一尚木言之，而皆困于势不遑，且力不逮也。”
章学诚一生坎坷，穷困潦倒，但著作宏富，《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是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章学诚在《与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说：“出都以来，颇事著述。勘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另外，时年35岁的章学诚还把写好的3篇文章寄呈钱大昕，并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后因生活所累，无法安心著书，只好断断续续时写时辍，历尽30个寒暑，终未写完。《文史通义》兼论文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校雠通义》是校雠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史籍考》是一部史部目录学巨著。
章学诚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目录学等方面颇多建树，下面重点介绍一下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成就。
关于图书编撰史，章学诚有如下精辟见解：
（一）著述始于战国。章学诚说：“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这就是说，战国以前，政教合一，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以吏为师，口耳相传，官守学业一体化，天下无私门著述文字。到了战国时期，官守师传之道废，政教分开，官守学业分为两途，一些人开始把旧闻写在竹帛上，这便是最早的著述文字。
（二）关于孔子“述而不作”问题。章学诚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这就是说，在政教学业分为两途之后，百家并出，各家为了传授学业，递传其徒。学业言论为公共所有，并不属于某一个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所传述的就是儒家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决不是孔子的谦虚，而是形势发展使然。
（三）文集始于晋代。章学诚说：“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词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
（四）篇卷问题。章学诚说：“古人著书名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艺之文，今具可识矣。盖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谟、贡、范之属是也。无定之名，《风》诗、《雅》、《颂》之属是也。诸子传记之书，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随文起例，不可胜举，其取辨甲乙，而无深意，则大略相同也。”关于篇与卷的关系，章学诚说：“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卷的长短与载体演变有关，“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后人纸册为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巨册以载也。”章学诚主张“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著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
（五）推崇宋代郑樵的编撰学思想。章学诚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源，自具《春秋》家学耳。……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可见章学诚赞成郑樵的“通史家风”及其“志乎求义”的编撰学思想，而反对那种“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的汇辑资料的简单做法。章学诚对宋王应麟、元马端临多有微词。他说：“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夫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这里，章学诚把功力和学术区别开来，功力即指纂辑之业，它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但它并不等于学术，像郑樵《通志》那样“志乎求义”才是真正的学术，学术贵于创见。
关于史书编撰的理论和方法，章学诚也多有论述：
（一）关于史德问题。唐刘知几曾经提出过“才、学、识”的良史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所谓“才”，指写文章的表达能力；所谓“学”，指渊博的历史知识；所谓“识”，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判断能力。章学诚认为仅具备才、学、识三字并不完全，还应“必知识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可见，章学诚所谓“史德”，讲的就是人品问题。人品不好，即使有才、学、识，也难以写出好书。
（二）关于史书编撰的分类。章学诚把史书分为著述、比类两个大类。他说：“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所谓“著述”指成一家之言的史书，所谓“比类”指排比资料而成的史书。二者的关系“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比类之书为撰写专著准备了系统、完备的材料。
（三）关于选题。章学诚说：“冯谖问孟尝君，收责反命，何市而归？则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长，而强以徇焉，是犹方饱粱肉，而进以糠秕，方拥狐貉，而进以裋褐也”。这就是说，选题不要凑热闹，要扬长避短。
（四）关于凡例。什么是凡例？章学诚说：“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这里的“例义”就是“凡例”。章学诚在谈到正史“文苑传”的起因时说：“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接着，章学诚谈到列女、孝义、忠义、隐逸、儒林等传的起因：“夫史臣创例，各有所因：列女本于刘向，孝义本于萧广济，忠义本于梁元帝，隐逸本于皇甫谧，皆前史通裁，因时制义者也。马、班《儒林》之传，本于博士所业，惜未取史官之掌，勒为专书。”章学诚还评论了《左传》、《史记》等书类例的得失，说：“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之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于此事，不复相师也。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或官，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章学诚一生与修《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等多种方志，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编纂方志的类例，《文史通义》中谈及方志类例的论文有40多篇，外篇三卷集中论述了方志类例。他在《方志立三书议》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三书以外的剩余材料，编为《丛谈》，《丛谈》又叫《余编》、《杂志》，它是“征材之所余也。古人书欲成家，非夸多而求尽也。然不博览，无以为约取地。既约取矣，博览所余，阑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故附稗野说部之流，而作《丛谈》，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他在《修志十议》中说明修志有“二便”、“三长”、“五难”、“八忌”、“四体”、“四要”，并提出了关于修志的十点主张，这些主张体现了他的“方志观”。章学诚还具体论述了舆图、循吏、阙访等例目。他在《和州志舆地图序例》中谈到舆图的重要性：“开方计里，推表山川、舆图之体例也。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
之则也。亥豕不得淆有传，笔削无能捐其实，久远之业也。要使不履其地、不深于文者，依检其图，洞如观火，是又通方之道也。”他在《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中谈到方志舆图的两个毛病：“一则逐于景物，而山水摩画，工其绘事，则无当于史裁也。一则厕于序目凡例，而视同弁髦不为系说命名，厘定篇次，则不可以立体也”。在《永清县志政略序例》中谈到“七难”：“人言之不齐”，难于裁定；“事有废兴”，功过难定；“官有去留”，迹远难稽；碑祝之文，“难征实迹”；碍于情面，难于“直道”；“成败论材”，难以凭信；“旧志无法”，岁月难考。“阙疑”是指那些待补、待定的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有一事两传而难为衷一者，《春秋》书陈侯鲍卒，并存甲戌己丑之文是也。有旧著其文而今亡其说者，《春秋》书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书闻见而不自为解者，《春秋》书恒星不见，而不言恒星之陨是也。”章学诚还列举了史无阙访之篇的十大弊病。
（五）排比资料。排比资料对于著书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章学诚把排比资料称为“比次之业”，他说“比次之业”有“三道”、“七难”。“三道”是：“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有有志著述，先猎群书，以为薪槱者”；“有陶冶专家，勒成鸿业者”。“七难”是：缺乏“良材”，无所凭借；“多非本文”，难于凭信；“不著所出”，无从查考；“自定弃取”，不能兼收；不收图谱，不录“金石之文”；不录专书，“听其孤行”；“拘牵类例”，购备不全。
关于书目编撰，章学诚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一）书目编撰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这就是说，刘向等“深明于”先秦两汉的学术发展情况，才编制出与之相适应的国家书目《七略》。他认为《七略》之《辑略》最能体现学术源流。他说：“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其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但是，东汉、三国之后，图书数量和品种大量增加，《七略》已经不能反映学术进展情况，四分法取而代之，已是历史的必然，“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除了分类体系之外，通过撰写小序和提要，也可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小序“讨论群书之旨”，“最为明道之要”；提要“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著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二）关于互著和别裁。为了充分利用图书内容，书目编撰必须采用互著、别裁之法。什么是互著？章学诚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书之易混者”，采用互著之法，可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采用互著之法，可以“究古人之源委”。什么是“别裁”？章学诚说：“古人著书，有采用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其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别裁必须“申明篇第之所自”，对某书个别篇章的不同版本的著录，不能称为别裁，因其“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一般认为，明代祁承爜《澹生堂书目》第一次采用了互著、别裁之法，章学诚认为《七略》已用互著、别裁之法，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三）关于索引。为了提高图书编撰的效率，编制群书索引也很重要。他说：“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章。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过去“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办不到的事情，有了索引之后，即使“中才”亦可“坐收于几席之间”。
（四）关于书目编撰的组织管理问题。章学诚认为，为了提高书目编撰的水平，必须“众手为之，限以课程，画以部次”，还要立“法”。选择书目编撰人员，“必须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于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章学诚在编撰《史籍考》时，提出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板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15条编撰原则。在《校雠通义》中，还提出辨嫌名、采辑补缀、书掌于官、广储副本、著录残逸等方法。时至今日，这些原则和方法，仍然有借鉴价值。
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诸多成就很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