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基本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思潮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欧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最近在一篇回顾20世纪历史的文章中说，19世纪是自由主义的世纪，实际上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914年8月结束的。而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注：拉尔夫·达伦多夫《总结与希望》，载《明镜》杂志1998年第45期第76页。）但是，据我看来，在整个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影响最大的经济与政治学说还是自由主义（包括新、老自由主义）。如果说，20世纪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以及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显示了老自由主义学说导致的资本主义严重失控（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给20世纪人类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那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建、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战后的经济奇迹，则证明了以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所代表的改革后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作左冀新自由主义）创造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给一度严重失控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在进行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之后为西欧世界带来的空前繁荣。
众所周知，崇拜市场自由竞争是新老自由主义的共同特征。崇尚个人自由（特别是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灵魂，也是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础。传统自由主义创造了一个“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它把个人或者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说成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展动力。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弱肉强食，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胜者通吃。霍布斯强调“人和人之间是豺狼”。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这一命题。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根本无法把无数单个经济活动主体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集中在某一个人或某一机构手里。因此要想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正确干预，进行宏观控制，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所以国家（或者政府）最好是听凭市场机制潮起潮落、云起云飞，听凭价格机制自由发挥作用，不要对于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国家的作用不过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内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外防止民族国家的外敌入侵。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制造了一个残酷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导致了工人阶级大规模社会贫困，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最初的含义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就是从解决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一社会问题开始的。
传统自由主义没有想到，竞争可以导致垄断，垄断可以窒息竞争。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信息载体的市场价格也可以因为各种投机活动或垄断行为而扭曲变形，而过度的竞争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严重失控，从而导致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冲突中寿终正寝。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像老自由主义那样笼统地反对任何国家干预，而是主张国家应当在保护竞争机制、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垄断的方向上进行国家干预，这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曼彻斯特模式是一种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不要任何制约、不要任何束缚的过分放纵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过分放纵导致了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时代法西斯国家对于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与全面统治，建立了一种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经济制度，同样把欧洲引入毁灭性的灾难。而左翼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德国弗赖堡学派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则吸取了上述两种极端发展的反面经验教训，主张把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与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很好地结合起来，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度”。艾哈德创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个方向上“把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推行改革的成功范例。他所设计的社会市场经济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国家保障经济自由，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建设保障社会公正与安全。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保险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来表示，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总体调节+社会保障”。现在人们把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看作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基础。
社会市场经济与莱茵模式的胜利成就是人所共知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成为欧洲经济建设的胜利旗帜，新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深处。整个西欧社会被新自由主义所征服。
达伦多夫说20世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我看实际上应当说是新自由主义全面渗透的世纪。首先是保守主义政党被新自由主义化。保守主义原来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说，现在已经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然后是社会民主党不断地被新自由主义征服、驯化与改造。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实际上标志着这个党彻底抛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抛弃了原来纲领主张的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全面接受社会市场经济原则，抛弃了原来工人阶级政党的旗帜，宣布要作为一个全民党，接受议会民主制，接受左冀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共同参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建设。这是战后历史上西欧社会民主党第一次被新自由主义化。
二
7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被称作右翼新自由主义，它以哈耶克、米塞斯为首的奥地利学派政治经济理论为基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被称作新右派。据我看来，左翼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差异起源于西方资本发展战略的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发民族国家范围的国内市场，在福特主义企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用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以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资本利润增长。在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中，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所以艾哈德把促进大众福利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奋斗目标。艾哈德说过，社会市场经济所要建立的经济结构就是要消灭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生产领域依靠竞争，在分配领域依靠社会保障制度。要通过国家划拨福利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建立并且完善防御各种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开始了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合理化、大量削减劳动岗位（特别是非熟练技术劳动岗位）基础之上的新经济时代。充分就业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抬高劳动成本，抬高商品价格，削弱本国商品出口能力，降低资本利润，阻碍经济增长的障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认为，信息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就是：“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所以“劳动市场的噩耗在华尔街被当作胜利消息。这背后的算计是很简单的。如果劳动成本将下来，利润率就会升上去。”（注：乌尔利希·贝克《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124页。）70年代末80年代初崛起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也就是新保守主义，后来被称为右翼新自由主义，正是顺应了这一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推行了一种高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政策。从理论上他们引述哈耶克、米塞斯的学说，认为市场机制是好的，国家干预是坏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干预，相反地在某些领域使用严刑峻法进行了强硬的国家干预，比如私有化、打击工会、修改劳动立法、削减社会福利等。他们的“不干预”，例如放松控制、自由化都是针对资本而言的。换句话说，他们站在西欧资本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西欧资本的利益而使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权力。在战后西欧政治文化中曾形成了一种左派关心公正的社会分配，右派关心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的政治角色分工。而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右派角色，他们创造了一种新保守主义的、后来又被称作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叫作“新美国模式”或者“芝加哥模式”。西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加强本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口号下，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把广大雇员，特别是作为西欧工人阶级多数的广大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推动科技产业革命、刺激经济增长、抑制通货膨胀、谋求本国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坚挺地位的同时，一方面在政府政策范围内推行放松控制战略，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从税收、贷款、利率等方面向资本提供优厚待遇；另一方面支持雇主推行合理化，大力消灭劳动岗位，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拆毁社会福利国家，使居民社会住宅、社会保险、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都变成了危机地带，向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大历史斗争成果、工会的集体利益代表模式以及社会福利国家挑战。80年代整整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促进了西方资本，首先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实现了资本的全球化。在西欧各国国内市场日益饱和的情况下，西欧资本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域界限的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而新的科技产业革命，特别是交通与通讯交往手段革命、信息产业革命，使得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成为可能。1996年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增长11%，利润增长15%。另一方面加剧了西欧社会广大居民阶层的贫困化，加剧了西欧社会的贫富分化。1997年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的居民的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收入最低居民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体居民收入的3%；在欧盟国家中，贫富悬殊最大的是葡萄牙，10%收入最多居民和10%最贫困居民在本国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8%与2%。（注：卡尔·海因茨《世界经济结构转变及其后果》，载德国《议会周报副刊——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第5页。）
西欧社会持续10年的高失业率，也就是说，严重的劳动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福利国家危机以及西欧民主政治制度的危机。右翼新自由主义政府在整个西欧范围内的倒台和社会民主党、工党等中左政党的再度崛起，所谓新中派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试验，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从本质上说，在这个背景下，西欧社会民主党面临第二次被新自由主义——即右翼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的命运，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第二次新自由主义化。
三
重新上台的西欧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首先，他们无力改变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也就是以高失业率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包括货币主权、利率主权，被严重消弱。民族国家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也被严重削弱。国有产业部门被大量私有化，剥夺了民族国家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基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跨国公司）已经扩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而民族国家政府的调控空间仅仅限于本国领土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民族国家政府已经无力监督控制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不仅如此，相反地，民族国家政府还要不断地受到跨国公司的敲诈勒索。跨国公司可以用资本外逃、迁移劳动岗位、转移生产基地的威胁手段逼迫民族国家政府在贷款利率、纳税比例、提供补贴、修改劳动立法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政策。在这样一个大的活动框架之内，西欧社会民主党尽管自称要建立一个“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模式”，但是，实际上只能继续推行右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适当地注意不要过分扩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就是说，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人道一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事实就是如此。目前，社会民主党人与保守党人之间在意识形态、政策方针方面的原有界限正在消失。《明镜》杂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切都处于流动中，明确的阵线已经不复存在，明确的政治派别划分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几十年来一直作为政党活动基础的那些东西——具有明确来源的、在好坏善恶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那种固定的、广泛的价值体系现在已经被完全粉碎了”，人们在“寻找新的价值罗盘，寻找新的方向”。“今天什么算作是真正的保守？什么又是真正的进步？坚持传统固定的商店关门时间是不是保守？或者算不算进步？因为它保护了雇员的利益。汉斯·艾希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不是在推行新保守主义的金融政策吗？因为他追求一种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节约国家开支算不算保守？他难道不是为国家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吗？拥有股票算不算保守？这难道不是在履行社会民主党多年以来提出的参与生产资本的要求吗？”“跨国军事干涉，例如在科索沃算不算保守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现代外交政策的反映吗？因为它再也不是传统的民族外交政策。”（注：《大混乱——保守主义还剩下了什么？》，载《明镜》2000年第9期第23页，24页。）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谈论社会民主党与新保守主义政党的趋同发展趋势。吉登斯说是超越左右，我看应该说是社会民主党再一次被右翼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8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的政治文化不断向右转。首先是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其实就是共产党接受左翼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被左翼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然后是社会民主党再一次的新自由主义化，放弃左翼新自由主义，接受右翼新自由主义，逐步被右翼新自由主义所征服、驯化、以至同化。面临失去自我、失去本体认同的社会民主党人努力强调自己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建立新的自我、新的本体认同，从而强调自身生存合法性的一种努力。而右翼新自由主义政党、新保守主义政党也面临一个如何与自由化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的问题。换句话说，西欧新保守主义政党如果被迫向右再迈一步，将要走向何处？整个西欧政局将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四
在八九十年代，整个西欧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新自由主义化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全球化名义下西欧政治文化的美国化，包括政党政治发展正在逐步地向美国靠拢，政党政治的媒体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左右政治文化的趋同，一切政治活动都要服务于全球范围的经济战争，文化教育产业的逐步商业化、市场化，社会极席个人主义化，作为扩大了的个人主义的种族主义、民族排外主义的泛滥以及冷战时代的反共主义在冷战结束以后——在理论上清算现实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变本加厉地在整个西方社会蔓延。这些无一不是右翼新自由主义在西欧社会彻底渗透的具体表现。在西欧政党的光谱中，几乎所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新自由主义化。在70年代作为反对传统政党模式的新型政党——西欧绿党，到了90年代开始入阁执政，不仅被官僚体制所同化，而且也被新自由主义化，这是许多研究西欧绿党学者的最新研究命题。事实上，就连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也开始被新自由主义化，这就是目前在奥地利走红一时的海德尔的右翼民众主义。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艾伦·米克辛斯·伍德在论述资本主义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接近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时候，明确地说：“我的观点是，甚至在所谓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即渗透到国家、统治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的实践活动、意识形态、以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中。”“甚至在西欧（更精确地说，与其说在英国，不如说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只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占领国家上层建筑，并且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作者强调：“我指的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注：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系列著作中，包括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将要克服一切障碍，实现自身的普遍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西欧资本的普遍化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克服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对于资本所作的种种限制，克服了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一系列改良主义措施的限制，克服了民族国家的疆域界限，最终实现了资本的全球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作为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在整个西方社会全面渗透。这个挣脱一切限制与束缚的资本主义正在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部矛盾浮出水面，显现出来。正如伍德所说：“资本主义的全面化同时意味着它越来越容易被它自身内在矛盾即反对派政策所伤害。”（注：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参见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核心在于个人主义。建立在个人之间残酷生存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实现自身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民族、地区以及所有社会集团都拖入一场残酷的、旷日持久的经济战争。面对全球化发展趋势，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以及各个社会集团、个人都面临失掉自我，失掉自身认同的威胁。作为全球化的悖论，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小集团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种族排外主义、民族霸权主义日益猖獗。西欧社会中近年来右翼极端主义的再度活跃表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正在开始走向反面。
目前西欧社会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大约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的老法西斯主义组织，他们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严密监视之下。其次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新右派”，他们集中精力从事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革新工作，努力使法西斯主义实现知识化、现代化。这部分人目前尚处于半隐蔽状态，正在等侯时机。第三类就是所谓右翼民众主义，我称之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化的右翼极端主义。首先，他们使右翼极端主义合法化，把右翼极端主义纳入西欧多党议会民主斗争的合法框架之内，从事合法的竞选活动，努力与现有的地位巩固的大党争夺选票和议席。其次，他们的政治要求“除了更严厉的移民政策外，还主张为了普通劳动居民的利益而精简国家、剥夺政治和知识的权势集团的权力，并且在这方面把种族主义的概念与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要点混合在一起”（注：米夏埃尔·齐恩《黑、红、绿、棕：对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见《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众所周知，西欧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目前正在从现有执政大党不断被曝光的政治丑闻中捞取好处，从执政大党推行的现代化、全球化方针路线导致的贫富分化中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说，在80年代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经常依靠的是由大量中间阶级参加的、跨阶级的选民队伍，那么，自9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一系列右翼民众主义政党日益无产阶级化，越来越明显地发展成为新的工人阶级政党。如1986至1995年期间，投票选举奥地利自由党的工人从10%上升到34%，（注：弗里茨·普拉泽尔等著《1995年国民议会选举分析》维也纳1995年版第33页。）在1999年的选举中投票选举海德尔的工人的比例又上升到46%。（注：《海德尔，工人中的民众主义政治家》，载《时代报》2000年2月10日第11版。）在法国，投票选举民族阵线的工人选民的数量急剧增加，1988年在总统选举中，19%的工人把选票投给勒庞，1995年这个比例上升为30%。（注：贝茨《右翼民众主义，一种国际发展趋势》，载《议会周报复刊，政治与现代史》1998年9/10合刊第10页。）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新保守主义政党与右翼民众主义政党之间表现出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最近的《明镜》杂志报道说，联邦德国的基督教社会联盟为了与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正在继续向右翼方向调整自己的路线。在移民问题、跨国多元文化问题，反对官僚主义政治阶级等一系列问题上已经与海德尔没有什么区别。（注：《明镜》2000年第9期第36页。）而在其他国家，例如荷兰、丹麦，保守主义政党在移民、避难法以及反对外国刑事犯等问题上比反复无常的海德尔表现得更加粗暴。对于西欧民主政治制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这使人们回想起欧洲历史上的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守主义政党在“保守主义革命”的旗号下逐步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而现在的奥地利新保守主义政党与右翼民众主义政党的联合执政，正是这种危险趋势的明显证明。它显示出西欧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右翼）力量组合，这种力量组合所代表的新的资本主义模式正在浮出水面。现在西欧社会舆论开始讨论，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失败了，西欧政局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人们依稀记得，当年法西斯主义也自称是一条第三条道路，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多年以来，一些著名的欧洲思想家不断警告人们，要警惕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达伦多夫强调说：“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与其说会助长民主的国家制度，不如说会助长独裁的国家制度。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注：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对于达伦多夫的预言，人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解释。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对于欧洲范围内的右翼民众主义的崛起，绝对不应看作是偶然的个别现象，它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且具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潜力。在西欧资本的经济形势不断看好，而西欧的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条件下，西欧政局将会不断向右调整，对此，西欧的民主力量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也许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应该在保卫西欧民主社会制度的斗争中建功立业，从而赢得更多的选票，获得自己继续稳固执政的合法性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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