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传记作品与西方在华基督教传教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在华论文,传记论文,作品论文,赛珍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2)01-0134-08
对赛珍珠了解不多的人，往往会误认为她仅凭一部小说《大地》就登上了1938年诺贝 尔文学奖的宝座。事实上，瑞典皇家学院授奖辞中的评语：“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 正史诗般气概的描述”，[1](P13)不仅指的是《大地》，还包括她当时所创作的全部中 国小说：《东风西风》、《青年革命家》、《儿子们》、《母亲》及《分家》。此外， 授奖辞特别表彰了她在1936年正式出版的为其父母写的传记《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 》，称它们为“传记方面的杰作”。[1](P13)泊尔·浩斯屈姆指出：“就人物描写和故 事叙述的艺术而言，《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超出了赛珍珠以往任何一部作品， 达到了巅峰，堪称经典之作。它们一定会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充满生命力。 ”[1](P13)大奖评审人之一的著名小说家赛尔玛·拉杰夫洛也坦率地透露，她投赛珍珠 一票正是因为她为父母所写的传记。
然而，这两部曾经影响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传记，却由于赛珍珠在60、70年 代文坛声誉下降而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20世纪80年代初重新掀起的“赛珍珠热”也未 能再次让评论界对它们产生足够的兴趣。从诺拉·斯特林的《赛珍珠：矛盾中的女人》 [2]到1992年春天美国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为纪念赛珍珠百年诞辰而举办的国际研讨会 ，以及1993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拍摄的赛珍珠的传记影片《东风，西风》，学术界和 媒体似乎对她独特而传奇的一生和小说更加感兴趣。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这两部作品的著 述中，较为突出的是保罗·多伊尔的《赛珍珠》[3]和中国留美学者廖康的博士论文《 赛珍珠——横跨太平洋的文化桥梁》[4]中的有关章节。保罗·多伊尔主要分析了《异 乡客》和《战斗的天使》的文学价值，廖康则侧重研究了它们的历史价值。
赛珍珠这两部传记不但详细记载了她父母的出生、青少年生活、来华传教的经历，生 动刻画了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们深入地解释了她父母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和周围 世界的关系。
从赛珍珠写这两部传记，尤其是《战斗的天使》的初衷来看，解释性是这两部作品的 明显特征。《异乡客》是赛珍珠为母亲凯丽·斯塔尔汀作的传记。1921年，赛珍珠的母 亲不幸去世。从小沐浴在母爱下成长的她，悲痛不能自己，“觉得自己的血肉像被从她 的身上剥离下来”。[5](P161)为了缓解丧母之痛，她在脑海中认真思索，分析自己的 感情，梳理自己对母亲的认识和理解。为了让女儿将来了解外祖母以及母亲与外祖母的 关系，赛珍珠开始为母亲写传记。手稿完成后，赛珍珠没有打算发表，她把它藏在了南 京家中的阁楼里。1927年北伐战争的战火，烧毁了家中其他值钱的东西，惟独这部手稿 幸免于难。1934年赛珍珠回国定居时，把它带到了美国。在此前不久，赛珍珠已发现女 儿智力发育迟缓，永远不可能读懂它，而在美国抚养弱智儿童费用昂贵，这又得靠她一 人负担，这时她才决定将传记手稿略加修改，定名为《异乡客》出版。传记立刻引起了 美国内对作者极大的兴趣和疑惑。此书生动而大胆地向读者披露当时居住在中国百姓之 中的传教士的生活方式和心灵感受。与此同时，此书似乎向读者揭示了赛珍珠只爱母亲 而不爱父亲，因为《异乡客》里的父亲在关键的时刻总不在妻儿身边。赛珍珠为了解除 读者的疑惑，也为父亲写了一本传记，取名《战斗的天使》。她力图在书中解释父女关 系的真相。正如她后来追忆道：“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能够理解和认识到父亲的价值 ，我已学着热爱和崇敬我的父亲。”[6](P258)当然，《战斗的天使》不只向读者解释 了女儿对父亲日益加深的感情，它和《异乡客》一起，还解释了基督教传教运动在华失 败的原因。
综观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从盛唐之初传入到新中国成立，总共经历了四次浪潮。“ 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是指19世纪以后，基督教各大派包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 各会先后来中国大规模传教的运动，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时至今日 仍有抹不掉的影响。
这次运动开始于1807年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英美德法各国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派大批传教士来华，以办报、设立教会医院、学校等各种方式向内地渗透，以扩大 影响。然而他们中不乏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充满激情地为使用武力征服中国文过饰 非”，[7](P17)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中一些人“凭借不平等条 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西方列强以这种‘ 教案’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强迫赔款，甚至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 战争”。[8]这些人的行径使许多中国人对传教士这个整体愤恨不已。就在刊登“赛氏 夫妇被派驻苏州”消息的《中国记录者》(1881年5-6月刊)上，（注：一份从19世纪60 年代起在上海出版的传教杂志，它的发展体现了当时传教事业的扩展，而终止则标志着 基督教在中国挑起的宗教战争的结束。）还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地方政府最近发出公 告，警告民众不得骚扰外国传教士和住在他们教堂和校舍的中国人。该城居民惯于大肆 攻击谩骂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尽管多数中国民众并不欢迎外国传教士，甚至还有抵 制和仇视，但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对中国人民持嗜血态度。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 大规模传教运动中，也有许多年轻人，为了一个错误但又坚定的信念，即“拯救中国人 的灵魂”，而舍弃家人朋友，历尽艰辛，长期生活在中国贫苦百姓中间，给予他们一定 的帮助，有意无意地在中国传播着西方文明。然而，从真正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的 人数来看，他们的努力显然是失败的。这场运动虽然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占有重要 的章节，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文化史又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惑和不解。赛珍珠的两部 传记，不仅让读者了解凯丽和安德鲁的一生，而且让读者通过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女作 家独特的视角和以具体的案例来认识当时的传教运动。
到底是什么驱使这些美国青年远离家乡来到中国?人们也许认为是虔诚的信仰或宗教的 狂热使他们远渡重洋。然而赛珍珠给的却是另样的答案。她的传记一反宗教的神秘，从 两位传主的童年性格入手，追根溯源地解释了他们来华传教的真实动机。《异乡客》中 的凯丽出身于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她的祖父母当年因为不堪忍受荷兰当局的宗教迫害 而举家搬迁到美国。幼年的凯丽诚实而且个性倔强。浓厚的宗教气氛弥漫于19世纪美国 乡间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凯丽坚持要看到上帝存在的“神兆”，才能真正相信基督。 但“神兆”从未出现。母亲临危，凯丽不能忍受母亲眼里的恐惧，便暗暗发誓如果“神 兆”出现，她就去做传教士，把自己奉献给主。母亲弥留之际，凯丽看见母亲浑浊的目 光突然亮了，“(她)苍白的嘴角漾起一丝惊喜，‘为什么——这些——都是真的!’”[ 5](P76)于是凯丽天真地相信：上帝曾进入病房，安慰了临终的母亲。出于感激，凯丽 实现了诺言。赛珍珠要告诉读者，凯丽误把病人弥留时的回光返照认作是“神兆”，因 而糊里糊涂地走上了传教之途。
相比之下，安德鲁来华传教的原因还不如凯丽那么“高尚”。童年的安德鲁是个害羞 而胆小的男孩。6、7岁时，他无意间听到他喜欢的邻居佩蒂太太对他母亲说：“安德鲁 不像是你的孩子。你其他的孩子都高大英俊，除了安德鲁……但每个家里都有个把发 育不好的孩子。”[9](P14)佩蒂太太的这番话，他到70、80岁时仍念念不忘。在这阴影 之下，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自卑。幸亏母亲的话给了他些许安慰：“他是不够英俊，但 却是个好孩子——没有哪个孩子比他更好了。他一定会做个好牧师的……”[9](P4)赛 珍珠评论道，这两个妇女漫不经心的对话“把他送上了一条横穿草原，远渡重洋，通往 一个陌生国度的路上。他在那里生活，最后躺在遥远的坟墓里……他的身体在异乡化为 尘土，只因为他长得不英俊”[9](P5)。他到中国传教是为了克服自卑感，“做个牧师 能够赋予他个人权威，可以对别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同时，牧师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一个社区的牧师也是社区生活其他方面的领导者。对于一个期待权力的年轻人来说，几 乎不能找到更好的得到权力的方法”。[9](P30)赛珍珠除了在这两部传记中分析了父母 来华传教的心理动因，还在其他作品中谈及这个问题，例如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 ，对传教士来华的原因亦作了深刻的剖析。她认为，无论是哪种个人原因驱使那些年轻 人来中国传教，“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原因是要满足他们自己 内心的某种精神需要”。[6](P51)赛珍珠在这两部传记中如此分析她父母走上海外传教 道路的原因，实在是份难得的勇气和真诚，也使我们有可能窥视这批传教士的内心世界 。
《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在描述传教士在华传教生活的同时，还探求了他们如此 生活的内在原因。凯丽和安德鲁都不顾家人反对来到中国传教，可是凯丽一直生活在痛 苦和后悔之中，而安德鲁在他50年的传教生涯里，始终是“最快乐的人”。[7](P33)凯 丽无限的悔恨和安德鲁无比的镇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赛珍珠把母亲的一生总结为“异 乡客”的一生：无论是在中国的生活，还是在丈夫的事业中或在上帝面前，凯丽是个“ 异乡客”。作者通过三个层面，解释了凯丽的爱恨怨悔，使读者体味到她细腻的感情变 化。作者又将父亲比作“战斗的天使”，一个需要从向中国人不停地传播“上帝的福音 ”的“战斗”中获得快乐与满足的天使。
凯丽自1880年9月抵达中国，到1921年去世，除了几次回国省亲，她都生活在中国，成 了名符其实的异乡客。远离自己的家庭和祖国，她在漫长的岁月中忍受着思乡的折磨。 赛珍珠通过记录母亲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含蓄地向读者传达着她的思乡之情。每一次随 安德鲁举家搬迁，凯丽总是不辞辛劳地粉刷墙壁、布置家具、开辟花园，就是为了能在 中国营造出“家”和美国。全书最感人的部分是母亲三次返美时每次都发现朝思暮想的 家人和祖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自己渐渐被异化时的复杂心情。几十年的背井离乡正缓 慢地将她和她原来的家庭，以及生她养她的土地隔离开来。她留下的空位也已经被别人 填补。凯丽第一次回国是在离开美国10年以后。与亲人的久别重逢虽然让她兴奋，但她 意识到“她的生活和家中其他人的生活之间的天壤之别”。[5](P171)尽管如此，她和 丈夫的第一次休假持续了两年多。
第二次回国时，凯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可见面后，她发现自己日 夜思念的儿子已和她疏远，他甚至还有意躲着她。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她的小男孩。 不仅如此，“在她离开家庭的20年里，她的兄弟姐妹已经习惯了没有她的生活。美国也 已经把她忘记了”。[5](P240)而相比较之下，埋葬了她三个孩子的中国似乎又在召唤 她回去。赛珍珠认为这次旅行是母亲感到无家可归的开始。这次休假，凯丽在美国只住 了一年。临行前同儿子告别时，她心里充满了悲哀：“如果美国要留住她的儿子，她会 让美国留住他，尽管这意味着她自己将永远失去他。”[5](P241)凯丽最后一次回国， 是为了送第二个孩子回国接受教育。但这一次凯丽和安德鲁都没有住满一年——所有的 老面孔都走了。“在美国，她已经没有家了，也没有她的归宿。即便是在她孩子的生活 圈里，也没有人真正需要她。”[5](P271)从此，凯丽永远地离开了美国；以后尽管有 机会，她也选择不再踏上祖国的土地。
尽管凯丽随丈夫来中国是希望能为传教事业作一份贡献，她向往着皮肤黝黑而身罩白 袍的异教徒们受洗的丰收时刻，而她却从未能真正走进丈夫的事业。早在凯丽读安德鲁 的求婚信时，她就想象着以后两人相互依靠，互帮互助的情形。“他(安德鲁)知识渊博 ，但不善辞令；而她反应敏捷，能言善变。她可以帮他布道——真是完美的搭配。”[6 ](P88)可事实并非如此。安德鲁长年不在家，凯丽大部分时间都忙于照顾孩子，料理家 务。凯丽以为孩子们长大后她就会有发挥才智、协助丈夫的机会。然而，安德鲁对女子 的轻视又无情地将她拒之门外。他深受圣保罗的影响，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庸，一个 女人只需要为他持家生子并随时听从吩咐”。[5](P88)丈夫的歧视监禁了凯丽“所有可 爱的，多姿多彩的天性”。[5](P309)当孩子远在美国求学，丈夫又不愿让她插手他的 工作，凯丽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9](P211)
在中国的几十年里，凯丽所经历和见到的人间不公，深深动摇了她对基督的信念。她 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饥饿、疾病、灾荒和战乱。凯丽不时地向上帝发问：“仁 慈的主啊，您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扬子江下游地区令人窒息的酷 热和瘟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包括凯丽的四个孩子，凯丽悲痛欲绝。赛珍珠认为，经 历了丧子之痛的母亲对宗教态度由投入变成了怀疑。凯丽朦胧地发现上帝并不公正。在 她病危时，病房里的留声机上放着熟悉的赞美诗音乐，“哦，在主怀中安息，耐心等他 降临”。[5](P283)然而凯丽的反应却是愤怒，“把那东西拿走。我已经等了，……而 且很耐心……却什么也没有等到”。[5](P16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拒绝安德鲁的看 望，拒绝祈祷的慰藉，将自己从基督徒的行列中脱离出来。她对女儿说，“我认为一个 人应该选择一种轻松愉快的生活，就像跳舞欢笑和美。如果我来世还能做人，我会毫不 犹豫地选择这样的生活，而不觉得这是在犯罪。”[5](P280)
赛珍珠的父亲，相比较之下，是女儿眼里“最快乐的人”，因为“他年轻时就认定了 一个目标。他从未对这个目标有过一丝疑惑。直到去世，他都确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的信念是明智的”。[5](P309)安德鲁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到中国传教，从1880年抵 达杭州到1931年在南京去世，他大部分时间都外出巡教，足迹遍布浙江、江苏、山东许 多乡村集镇。他为人耿直，工作努力，在中国基督徒的眼里是个“待人以诚，爱人如己 ，救人之急，解人之危”的“非常之人”。（注：镇江近日发现一块信徒们为赛珍珠 父亲赛兆祥竖的纪念碑，碑文(刘龙提供)如下：“从来建非常之功者必具非常之才具非 常之才者必为非常之人此定理也赛牧兆祥莅镇传道三十余年不逊艰难不辞劳瘁虽彼时人 心顽固谤读多端而赛牧待人以诚爱人如己救人之急解人之危足能使教会由城而镇由镇而 乡如江河之下流沛然莫之能御若非象赛牧具非常之才为非常之人安能建此非常之功哉兹 因师母逝世移铎金陵无法挽留因深爱慕念丰功之不朽徒增伊人秋水之思勒片石以长存聊 。”）然而，他久不居家，不苟言笑，在女儿眼里，又是个疏不可及，不称职的父亲。
赛珍珠用“战斗的天使”这个意象解释父亲的一生。这里既包含了作者对其父亲执著 侍主精神的理解，也蕴含了对他因此而忽视家庭职责的批评。她在卷首引用了《世纪词 典》对“天使”的定义，“一种天国生命，上帝的仆役兼使者，通常被说成受上帝之命 管理宇宙事务(尤其是人类事务)的仙人。人们多把他们当作没有形体的神明”。[9](P1 )整部传记给这个抽象的定义提供了详实的细节。作者很少直接用“天使”这个词，而 是运用与天使有关的修饰词，像“孩子般的”、“没有形体的”、“非尘世的”、“精 灵”等来描写传主。作者不仅认为父亲外表像上帝的使者，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他和上 帝之间的距离比他与家人的距离近得多。赛珍珠不无反讽地称父亲是“上帝的儿子”： 因为他能透过天堂，明辨上帝的意志，但与此同时，却不能理解身边骄傲、孤独的妻子 和儿女。他经常只身一人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即便是回到家中， 他和孩子也很疏远，因为他需要时间来准备布道和《圣经》的翻译。为了“圣职”，他 不断减少自己和家人衣食住行的开销；他也不愿意“抢夺”翻译《新约》的钱供女儿读 大学。为了上帝的事业，安德鲁甚至甘愿牺牲自己。义和团起义时，安德鲁和一位马姓 的基督徒不顾风险地外出布道，随时准备将自己的名字添入基督殉难者的名单。马曾告 诉赛珍珠他们遇到民众反抗的情景：“有许多次我站在他身边，觉得我就像史蒂芬一样 ，必须目睹殉难者之死。(民众们)不停地把石头扔向他，一次一块石头割伤他的面颊， 他甚至没有抬手擦血，就像没有感觉一样。”[9](P163)
赛珍珠在书中提到最多的圣人意象是“圣保罗”。保罗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耶稣本 人在复活前并没有要让基督教传播到以色列以外的意思，但由于他的追随者，尤其是保 罗的努力，才把基督教义播撒到异邦。圣保罗可以说是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士之一。赛珍 珠用“圣保罗”来明显比喻父亲，因为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在异教国家传播“福音”。另 外，更重要的是圣保罗和安德鲁都歧视妇女。基督教本身就带有歧视女性的色彩，虽然 在所记载的耶稣言论中并没有歧视妇女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妇 女能担任教会的领导。[10](P230)保罗说，“妇女在(教)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10] (P130)赛兆祥无疑是圣保罗的忠实信徒，总是以大男子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像凯丽 一样，赛珍珠也深受父亲的歧视之苦，“女儿的存在跟他的事业相比，跟他的工作相比 ，跟他的教义相比，永远是微不足道的”[9](P208)。她还未出生时，赛兆祥已经急不 可待地要回中国工作了。在外祖父的坚持下，她才出生在美国。“是个女孩……没什么 可等的。”[9](P113)赛珍珠家中父权统治从未中断，孩提时她崇拜慈禧，希望自己长 大以后也能作个女帝王。赛珍珠到了读大学的年龄，赛兆祥极不情愿供她上大学，并明 白地表示，他宁愿将这笔钱用于他的宗教事业。赛珍珠评价母亲在和父亲结婚几十年后 ，成为了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支持者，而她自己在做了父亲几十年的女儿后，也成了一 位坚定的女权主义支持者。因为以圣保罗为代表的基督教对妇女的歧视必然“在妇女身 上产生了一种不可压抑的独立感和表达自我的欲望”。[9](P189)在赛珍珠看来，圣保 罗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和象征。“我一心恨着圣保罗。我想，就凭他过去对像凯丽这样 的妇女所做的，所有真正的女人都应该恨他。她们……只因为是女人而注定要一直受苦 。”[5](P283)
赛珍珠透过父亲在传教时遇到的问题，解释了在华传教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他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说服中国人相信耶稣是惟一的真神。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使他的布道 既容易，又困难。容易的是，他总能找到听众；困难的是，他很难让他们接受“一神论 ”。“中国听众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的神也都是好的。’但安德鲁严 肃地说，不是所有的神都是好的——比如说那些用石头和泥巴做的神；但他的神是惟一 的真正的神。中国听众耐心地听着，迁就着他的意思。‘毕竟他是个洋人，不懂中国的 规矩。……再加一个白人的神不会有什么害处。释迦牟尼，尽管有些黑，不也是个外国 的神吗?’”[9](P567)赛兆祥似乎一直都没有明白，“中国人并不排斥基督，他们只是 不愿意给他惟一真神的地位”。[7](P52)
在赛珍珠看来，传教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不少教士信奉原旨教义。他们注重对《圣 经》的字面解释，只关心人的“灵魂”，而对人的“肉体”毫无兴趣。幼年的安德鲁就 深信“一个人即使拥有了世界，但如果丢失了灵魂，他还是什么都得不到。”[9](P15) 成年后，赛兆祥对19世纪晚期重塑基督教义的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毫无兴趣，而且至死 都谴责“社会福音论者”，认为他们将圣职和教育、医疗、保健混为一谈。即使赛兆祥 本人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他也坚决把两者“划清界线”。1907年前后，中国遭受了历 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凯丽在镇江分发她所能获得的救济食物，而安德鲁留在灾情最严重 的北方救灾。事后，安德鲁在《中国记录者》上发表文章声称，他们去灾区的最主要的 目的是为传播福音清除道路。正如赛珍珠在《战斗的天使》中的分析，传教士在中国没 有成功，是因为他们从错误的一端着手进行工作。他们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 们传播“福音”，而无视他们的需求。当一个人饿着肚子时，他对于自己的灵魂问题就 不太感兴趣了。[7](P19)
赛珍珠通过记叙父亲在华的传教生活，试图对传教运动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赛 珍珠先后作为传教士的女儿，妻子和教会学校的传教士身份的教师，她在中国近40年的 生活和传教运动密切相关。她熟悉外国传教士在华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她又因生活在 普通中国百姓和知识分子之中，深知而且能够感受他们对外国传教运动的看法和态度。 这使她与传教运动始终能保持一定距离，以至她1932年应邀在美国对教徒们作报告时， 发表了题为“海外传教运动有无必要?”的长篇演讲。她对此的回答是“没有”。她措 辞谨慎，但立场鲜明。在演说的重要部分，她用“狭隘、冷漠、迟钝、无知”来形容典 型的传教士。她批评福音派教义的种种缺陷迷信、文化上的无知和作法上的残忍。[7]( P168)她的这次演说显然在教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传说教会法庭要以异端邪说的 罪名审判她。但她照样批评传教士的不端之举。次年她最后选择与传教董事会决裂并退 出教会。[7](P175)赛珍珠的这种双重身份和视角，使她对在华传教运动的描述和评价 更能发人深省。
当然，对于导致这场传教运动在中国失败更为深层的历史原因，赛珍珠到后来才有更 多的认识。她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首先对美国试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感 到忿忿不满：“我们获准在中国领土上自由来去，我们的商船和军队也获准在一切水域 航行或在任何港口停泊。”她列出条约中有关宗教的条款作进一步批评。“我们的传教 士被赋予自由，住在任何他们想住的地方，开办完全西式的学校……”她称这种传教入 侵为“精神帝国主义”。[6](P95)她特别指出所有传教活动中最有害的是“这些传教士 可以自由地向中国人宣扬一种完全陌生的宗教，不，是向他们坚持说，基督教是惟一正 确的，并宣称任何拒绝相信它的人会而且必然会被打入地狱。所有这些言行中的无耻放 肆直到现在都令我的灵魂抽搐”。[6](P95)
《战斗的天使》里刻画了一个原教旨主义传教士、一个为“圣职”而忽略妻儿的上帝 的使者。需要指出的是，赛珍珠对于传主的缺点毫不避讳，比如他对家庭的漠不关心， 为人固执等，但这并不是要引起读者对他的厌恶之感；相反，她对传主的缺点给予了一 定同情的理解。“同情……是对传主的缺点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同时也并不因为他阴 暗的一面而无视他人格中的光彩。”[11](P17)1937年4月7日的《基督徒世纪》称赛珍 珠笔下的父亲是一位个性上有缺陷的巨人，并认为作者将父亲的形象升华到一类具有普 遍时代意义的人物，成为美国19世纪扩张精神的典型代表，盲目、偏执与勇敢热情、无 所畏惧共存。“如果说他的一生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作为他的国家和时代的某种精神 的产物，因为他就是一种精神的化身。这种精神上承我们祖先的遗赠，来自盲目的坚信 ，纯粹的偏执，对天职的热忱，对凡夫尘世的轻视和天堂崇高的信心。”[9](P12)
赛珍珠是凯丽和安德鲁的女儿，她最终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父母的影响。她抛 弃了父亲的宗教信仰和狭隘偏执，但继承了他的正直和传教式的热忱；尽管她不再相信 基督教的救世观念，但她继承了母亲的遗志，成了尘世的传教者——向美国人民传播跨 文化理解和反种族歧视的“福音”。
赛珍珠的传记《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为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更作了些重要的注释。由于作者的特殊的身份，使她得以理解基督教传教运动，同时 又与它保持距离，用冷静的眼光描述它在中国的活动和分析它失败的部分原因。正如凯 恩比认为，“赛珍珠关于父母的传记无疑是迄今研究十九世纪传教士经历的最佳之作。 总有一天，她的传记会被当作那个历史时期西方文明社会史的重要史料”[12](P8)。随 着赛珍珠研究的再度掀起，相信这两部作品一定会引起读者更多的兴趣，更深地探讨西 方在华传教运动各个层面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