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公文复写”与“自我批判”——从《大众文艺丛刊》看1948年的“文艺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丛刊论文,大众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5）06—0022—06
一
在现代文学界，人们也许早已习惯了使用“文学思潮”、“文艺运动”之类的外来语汇来概括、指代发生在中国本土历史上的文学现象，而在语言的长期袭用或习用中，这种描述与指称也几乎被视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人去怀疑它表面的天然合理性与合法性。实际上，任何一种概念、范畴都是相应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问题而生的，其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建构过程，其语义与所指也自然各具特殊的边界或限度。即或一种概念或范畴的内涵在历史的发展中获得了尽可能普遍的延展与提升，历史的规限本身也意味着不会存在无限复制与绝对使用的可能性。本文提出这一常为人忽略的问题并不在于做一种比较学中的语义考古学，而意在强调，诸如“文艺运动”这些外来语汇在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虽然存在着某种事实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根据之一如：外来文艺思潮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以历史的态度正视语言实践背后的历史差异性。据此可知，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语汇意义看似普遍实则模糊，更需要对其语义限度与特性小心梳考、谨慎辨识。在既往为线性进步史观或革命史观所规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文艺运动”一直是决定历史书写能否贯穿下去的纲领与支柱性的东西。其之所以获得如此地位，固然是因为“运动”在文学史中的特殊事实，但根本的原因尚在特殊事实背后的特殊观念。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艺往往不像西方那样是出于一种自发的内在要求而推衍为运动与思潮的（虽然也有外在的现实因素），恰恰相反，它的发展却往往需要一种外在的非文艺的运动来推行，比如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就是政治一类运动的次生物。因此，如果说西方的“文艺运动”是由“文艺”而内生为“运动”，具有内在的圆满与自足性的话；那么中国特殊语境化的“文艺运动”则是“文艺”之于“运动”的配合与组装，具有被动、强迫的外在裂痕。前者首在“文艺”，“运动”由“文艺”而生；后者则旨在“运动”，“文艺”为“运动”服务。所以，“文艺运动”在语义表层上虽是同一能指，但其发生的内在理路与具体所指在相异的历史语境中则是完全相反相逆的。这样，当我们以一种历史的态度去重新阅读1948年的文人文事时，就会由此发现，似乎无须辨析的中国特色的“文艺运动”其实充满着许多有待解释与澄清的含混与可疑性。如果不嫌啰嗦的话，我们似乎应该将此表述为左翼文艺界发起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因为它的组织方式、运作逻辑、运动目的都是从政治方针出发或为政治利益服务的。文艺相对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更为敏感、可读与易于普及的特点，使它在屡次的思想、政治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先锋”或“马前卒”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文人比其他知识分子更有可能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潮，却更有可能为时代风潮所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它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隐喻视角，也使得1948年“文艺运动”的追述与反思获得了一种象征性的普遍意义。
由中共华南局文委领导的1948年的“主流”文艺运动发生在香港，而非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陆中心城市，是与内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南迁形成的文化中心转移有直接关系的。事实上，正是南来的“进步”文化人士，成为1948年左翼文化运动的主体力量；而作为他们话语阵地的《大众文艺丛刊》，从创刊伊始也一直在试图把自己表达、描述为文艺运动的“主流代表”与“主导方向”。显然，地理的边缘性与历史的影响力并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一事件对不同当事者来说构成何种及何种程度的意义也不是简单置之的论题。对于即将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伟历史叙事来说，发生在边缘岛城的“文艺运动”也许只是一段不值得注意的小插曲；但对于主动或被动卷入运动的个体来说，它的影响却可能是决定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甚或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命运与角色转换的一种冥冥预言，一种整体预示。
二
如果说，1945年到1946年间围绕话剧《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展开的文艺论争尚能表现出一种相对常态的自由争鸣的话；那么，1948年的话语方式则由以往多方商讨的自由辩论开始取替为一种一体性的真理宣言，显露出了权力化、制度化的生硬痕迹。出现这样一种整合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的“方向性”努力，与内战在此时进入转折性阶段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旨在以推行延安文艺的“主流”规范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文艺运动”，既是军事、政治力量大决战的必要配合，又是建构新政统所必需的合法性的文化支持与理念基础。如刘小枫所言，“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正当性论证及其实在形态的建构，总是由知识人承担的。”[1](P285) 在谋求意识形态统一的文化体制化、秩序化的重建活动中，少不了各种“主义”话语的竞争或争夺，也自然伴随着代表不同话语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碰撞与争鸣。
无论从立场、姿态还是措辞、语气来看，刊载于《丛刊》创刊号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都显示出了1948年的“文艺运动”统领一切、筹划未来的自信与雄心。“本刊同人、荃麟执笔”的集体表态与署名形式也揭示了其所追求或希冀的一种纲领性、宣言性的色彩。不过，结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题为《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文本互读的方式去参阅《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可以发现：两个“意见”其实是一个“意见”，后者所谓的“检讨、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前一个“意见”的翻版和摹写而已。也就是说，《丛刊》的纲领实际上是以《讲话》的纲领为纲领，《讲话》的“意见”为“意见”，其用语色彩上的权威与自信都是有所依赖与寄托的。因此，无论怎么看，《丛刊》的“意见”都不像一篇自主性的学术发言，活脱脱是一本响应权威号召或号召响应权威的学习文件。统一意识形态是组建现代政党的法理性基础，而在新的民族国家即将建立的时期，能否将信仰、主义与政治、文化在发挥政权效能时融构为一，也显得更为紧迫。因此，作为推行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步骤，对权威意见的复写、传播似乎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值得深思的问题却在于：抹除自我话语特征来复写、传播权威意见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因为二者的“意见”具有一致性，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权威的“意见”无法或无力形成自己的“意见”？换言之，这种没有“意见”是因为权威的“意见”绝对完美得使知识分子足以满足权威所预先分配或规定给自己的“代言人”角色，还是知识分子缺乏反思的能力与意识来提出自己独立的问题或“意见”？而如果是后一种理解，那么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启蒙使命与批判精神还有无可能，这是否又与同时揭开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具有某种本质关联，从而构成了同一问题的两面？凡此种种，都难以使我们对《丛刊》文人的身份、话语、姿态和意义做出一个简单清晰的界定与指称。虽然任何文字都可能成为历史档案或记忆中的一部分，但《丛刊》文人直接采用公文复写形式，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发言成为规划方向的历史文件，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谈到《丛刊》“同人”代表“群众”发表的“意见”，不能不从它所依本的“意见”说起。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史看，“讲话”中关于“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经典论述的确是二十世纪文艺与革命理论的集大成者，以往互有歧异、零散化、宗派化的理论表述在它那里被统合为一套初具体系性、更富实践性的文艺观念。把“五四”作为“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与理论依据，把鲁迅树为现代革命的一面旗帜，也表明了文化诉求方面的一种现代性姿态。而文艺“基本为工农兵”，“首先为工农兵”，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则体现了其在现实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挥与实用性的政治功利需求。对可能引起疑问的功利主义态度，讲话者开诚布公地辩解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 强调文艺的实用性、工具性在政治层面上是有其内在逻辑与可能性的；然而对于文艺而言，实用主义的有效性也同时意味着不合乎自身发展逻辑的有限性。对于这一问题，“讲话”手稿的整理者后来不曾坦率地指出过：“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政治，哪有这回事？”[3] 但这种事后的反思显然仍给我们留下许多疑问：当事人当时为何没有发现“不通”，并指出实用理性的绝对化对“讲话”的整体辩证精神暗中构成的破坏与消解；为何只留下像《丛刊》宣言这样的学习文件和“集体的检讨”呢？是迫于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还是反思历史本来就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意识到宣传政策就必须放弃反思的两难，还是知识分子对自己近乎公务员的身份变化没有及时、清醒的认知，从而在根本上就缺乏理性反思和批评意识的思想自觉？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别于“脑力劳动者”，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事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也即是说，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岗位的求知精神与积极关怀现实的人文精神是统一的。所以，韦伯所说的“以学术为志业”或“以政治为志业”其实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性选择。因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知识分子选择何种志业，而在于他们是否能辨识学术与政治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机的统一”[4]。 《丛刊》文人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出现了问题：他们虽然对学术与政治都表示认同，但在思想认知与话语实践中非但没有将二者实现有机的统一，反而发生了混乱与混淆。
韦伯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在谈论政治的场合，“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难以推卸的责任”，其“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它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5](P37—38) 韦伯是肯定政治的“工具”、“手段”作用的，他反对的只是政治与学术的混淆，反对政治以权威姿态侵害学术的专业独立性与内在自足性。韦伯没有注意到政治与学术相联系的一面，但其区分学术与政治的观念却的确指出了混淆政治与学术的弊害。而在泛政治、泛道德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中，“文”要么需要“无邪”，要么需要“载道”，似乎从来没有鲁迅所说的那种“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的“由纯文学上言之”的自觉。[6[(P71) 所以，从《论语·子路篇》中孔子所言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到现代文学史所确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最高原则，所体现出的俱是以政治道德热情介入文艺，把文艺作为政治手段的思维逻辑。这说明，《丛刊》“同人”表示要对“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坚决承认”的积极表态，不是服从权威意志之类的表层理由所能解释清楚的。
如果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为了配合民族抗战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限度里因而也尚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丛刊》文人不加反思的无条件认同又是出于何种心态呢？《丛刊》主编邵荃麟似乎也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这种姿态有可能引致其他知识分子的质疑，因而辩解说：“那么就算是‘宣传手段’，有什么不好呢？就算作‘政治的婢仆’，只要是人民的政治，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承认文艺有它独特的性能”，但“它的运动必须是从属于整个政治的运动，才能发挥出独有的性能，好比一个齿轮是跟着整个机器的运动而发生其作用的。”[7] 在邵荃麟这里，“独特”与“整个”、“机器”与“齿轮”的辩证分析似乎雄辩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根本矛盾，“文以载道”的传统问题也以“人民政治”的名义给予了似乎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看似雄辩合理的辩答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个相同的问题背景，这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如何在一种合理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质性，保守自己的独立性？或者说，在面对文人与政治的古老问题，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文人的独特性与现代性体现于何处？因而，面对几千年来传统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历史难题，面对与此直接相关的如何定义自身角色与身份的问题，曾经传承了“五四”现代精神的《丛刊》文人，在迎接革命胜利的欣欣气象中也不能不怀着自我被压抑于精神深处的主体意识的质询与怀疑。然而，似是而非的辩证法与“人民”意义与其说是解答与解决了问题，毋如说是在解答与解决的形式中掩饰、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文艺与政治之间模糊游移的关系也给知识分子在认知与界定自我身份时带来了极大的混乱：中国文人自孔子以来的“问政”意识与角色问题仍然处于暧昧与混乱之中，而“文艺运动”的激烈非但没有使他们获得反思的深入，反而陷入了一种更加激越的、肤泛的道德亢奋中。因此，辩证法与人民意义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根据与高尚的道德理由来排解内心的矛盾与疑问，它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外部身份的解放不是因为解除了主体意识的心理压抑，而是通过压抑内心深处的压抑来实现的；因为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解放，道德热情也仅仅是在形式上缓解了左翼文人的身份危机与精神焦虑，并在这种暂时的矛盾缓解中完成了一种角色意识的过渡与转变，这就是：从曾经的规范外的叛逆者（革命者）成为了现实的体制内的服务者（公务员）。相应于角色的转变，他们面对问题的思考方式就不再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理性批判，而是不容“异端”、鸣鼓击之的道德热情；不再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行使启蒙与批判的合理权利，而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辩护与讳饰的道德义务；也不再是以个体思考的形式为社会文化的现代性重建负责，而是以“齿轮”、“螺丝钉”的机器部件形式来实现服务国家的最高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身份转变与其说是一种时代要求下的现代性裂变，不如说是现代裂变形式下的传统文人的逆返与回归。可想而知，知识分子的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裂变将会给自身与历史带来多么沉重的后果。
复制意见的公文写作说到底是对权威意见文本的摹写与仿制，但引人深思的是，人们对权威文本具有前提意义的“开场白”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开场白”的讲话虽短，却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和大家交换意见”的“座谈”方式，二是“完成民族解放任务”的“现实”目标。但后来的实际情形是：一，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多方交流与自由对话的“座谈”语境；二，“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是“从现实出发”的政治策略，自然有其时效性和时限性，但政治权威的文艺思想在此后被夸大为一种全能性的真理宣言。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什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人们必须始终“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8](P36) 如果一种理论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以非历史的终极意识被推广和灌输，那么一种理论原有的意义就可能逐渐蜕变为僵硬的教条和“概念的囚衣”[9](P78)。比之于理论观念的创始者，我更倾向把理论固守者视为教条主义的始作俑者；比之于理论创始者所发现的意义光亮，我也更倾向把问题的根本视为理论固守者的自蔽。因为不论是迷眩于理论魅力的光晕，还是屈从于权力因素的抑制，思想者一旦丧失反思问题的自主意识，自身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最为深刻的遮蔽，也是最为可怕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8年的“文艺运动”虽然使1942年的延安话语模式在批判与抑制中获得了一种全国性的散播与推广，但制度化的努力亦如围城一样僵化与封闭了自身，它由此造成的知识分子个人声音的消解与消失，对一个即将建立而又急需文化养护的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是非常可虑的。
三
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在“高级文化与生活间，知识界与人民间”的有机结合做出过充分肯定，而中国知识分子由自封建士大夫的现代性转变，本来也就是一个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回归民间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1942年的“讲话”强调知识分子“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联系群众”，未尝不具有要求知识分子革除贵族心态、放下“架子”的现代性意义。但在知识分子的有机形式与职能如何运作的具体问题上，配合整风运动的政治方案与知识分子追求独立精神的民间立意毕竟有所不同。“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表义，它的深层所指并不是其所表述的要求知识分子“群众化”，而是“马列化”，亦即意识形态的统一领导问题。不过，因为“讲话”指明是面对“党内同志”和“革命作家”的，这就为“运动”对象规划了一个内部适用的合理界限。然而在1948年的“文艺运动”中，知识分子名义上的“自我批判”已经发生明显的倾斜与变化：从对象上说，开始从一种内部性的批判斗争向外扩张，超出了“讲话”最初指定的范围；从方法上说，《丛刊》文人的“自我批判”也不是内指性的，而是以经历或接受过延安话语的“自我”为标准，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那些外在于“自我”的未经历或不接受延安话语的知识分子。也许就是这种把“党内”“改造”的“方针、政策、办法”无限制地扩大到全国文艺界的雄心勃勃的意图，推演出了此后大规模、大范围地“改造”与“教育”知识分子的荒谬逻辑，也使得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逐渐演变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任何革命都与知识分子有着亲缘关系。革命性的现代学理往往是由先觉的知识分子率先倡行、鼓吹并践履的；而知识分子先觉意识的获得，首先是在现代思想影响下通过自我思想、人格的革命来完成的。因而，建构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历史。但让人深思的是，《丛刊》中以郭沫若、冯乃超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是以率先喊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来标明自己的革命意识的。虽然其本意可能是为了革新人格结构，但以颠覆知识阶级来完成改造的现代动机，同时也混杂了反理性、反智性的偏激与狂热。而当知识分子的现代质性由此获得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的解释时，那种位置颠倒的深刻的原罪感就使得知识分子改造国民精神的知识自信与道德优越感被打破、敲碎，建设完美新世界的满怀热情与革命想像也逐渐沦为在革命血水中淘洗罪恶、获取救赎的赎罪历程。在鲁迅所说的“走了相反的极端”的逻辑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性就有可能被高涨的社会热情所覆盖，以致产生思想愈鲜亮而精神愈灰暗的深刻分裂。[10] 郭沫若从1928年开始宣扬“当一个留声机器便是真理”，到1948年又高呼“尾巴万岁”，便是贯穿于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的一种典型的声音。
《丛刊》的“意见”在开首就指出：“这十年来我们的文艺运动是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其之所以要完全否决“文协”十年来的意义，目的在于绝对认同“主流”规范，并由此来确立文艺的“新方向”。这种分割历史的极端形式本身也许已经足够说明该“意见”所存在的历史理性的缺失。在1948年的“文艺运动”中，这种理性缺失的不幸证明几乎可以随处发现，而检讨自己、又讨伐别人的，都是一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文人。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文章这样强调：“知识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除了彻底“投降”，别无他途。[11] 这种赤裸裸地宣布“灭除”知识分子的反智狂热，与新文化运动思潮中现代知识分子以批判旧文人来实现自己新生的理性启蒙精神是完全相异的。左翼内部的胡风、萧军与自由文人沈从文、萧乾、朱光潜，以及右翼文人徐仲年、顾一樵、易君左、张道藩等一起成为“文艺运动”的斗争对象，被同时推到1948年的“运动场”上，已然暴露出了这场“文艺运动”不断扩大化以及试图建立规范又毫无规范可依的非理性混乱。也许他们自身也意识到了这种决绝态度的危险性，《丛刊》的纲领性宣言又补充说：“必须避免重复左联时代所犯的关门主义的错误，轻视或放弃对于一切可以合作前进的人的团结与争取”。但是，论述伊始就认定克服关门主义会削弱阶级立场的意识已框定了批判的整体基调，发起人的“及时”清醒与局部修正显然于事无补。
1945年初，周恩来与董必武曾联名给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拍电报，提出了在大后方文化人整风时应该注意政策应用范围等几个问题，这说明文艺整肃的扩大化在政策上是不切合实际的。不过它也从另一层面说明了整风的真实意图：既要求知识分子为即将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服务，又希望用统一的意识形态来规范知识分子。胡风指责文艺运动的发起人妄借“党的威信制造一个运动的计划”，认为对自己的批评“莫名其妙，为批判而批判”[12]，虽然敏锐指出了这一混乱的事实，却似乎未能明了迫不及待的“文艺运动”不惜扩大“思想斗争”“成果”的复杂含义。因为《丛刊》所谓的代表“群众”发言，其实不过是左翼文人借以宣传政治理念或表达政治立意的话语方式。1948年的一篇题为《一年来中国文艺运动及其趋向》的报告文章甚至不加遮掩地说，“反人民的文艺”“应予消灭”，“要消灭他们，不光是文艺方面的问题，还得靠政治上的努力。”这份报告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当年对“创造脸”的批评：“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抱着恐怖。”[13](P297) 在“人民”的抽象名义下，事实判断已为先验的价值判断所替代，文艺运动的能指也被政治批判的所指所置换，这些“革命文人”实际上蜕变为“文人型的革命者”，身份、姿态、人格结构与知识分子都发生了深刻的质性断裂（两者的深刻区别在于：“革命文人”虽热衷于政治革命，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从文艺出发的，仍然持守着知识分子的学术志业，本质上是一个倾向革命的知识者：“文人型的革命者”虽也热爱或从事文艺活动，但其思维方式却是从文艺之外的政治立场出发的，本质上是一个雅好文艺的革命政治者）。如果说，要“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在当时还只是在观念层面上“将革命写歪”；[13](P299) 那么，到了权威观念就要成为权力现实的1948年，这种情形就极为严重，问题也极为突出了。生前曾因为思想压迫而感慨自己的著作要“交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的马恩曾经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而文人型的“革命者”通过“消灭”异议的“运动”方式来占据真理的独断权，却因此有可能蜕变为新的教条锁链的锻造者与压迫者，这对当年受自由主义理想鼓舞而走上革命、寻找真理的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丛刊》文人与胡风们（准确地说，是《丛刊》文人“施予”胡风们）的“文艺运动”是一场批判与反批判、制度化与反制度化的话语权利的斗争。在这场有如茨威格所说的“苍蝇战大象”的力量严重不均衡的斗争中，制度话语的批判者与权力者最终取得了可想而知的“胜利”。然而，谁又能肯定地说，喜剧就一定属于喜欢那些以“历史规律”、“必然性”的方式来发言的胜利者，悲剧就一定属于那些孤立或孤独的失败者呢？历史之颇可玩味与耐人咀嚼，深意也许即在于此吧。
收稿日期：2005—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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