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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5-0014-07
长期以来,社会运动一直被排斥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由于历史的伤痛和政治的需要,它甚至被赋予了某种反动的、激烈的、流血的、颠覆性的形象。而实际上,社会运动只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成员或广大公众,为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具有行为复杂、进程难控和具体后果莫测特性的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整体化趋势的加强,全球社会运动(Global Social Movement,GSM)风起云涌,不仅在内容上不断增多,而且在活动范围上也日益跨国化。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在成为一种全球社会运动的同时,也把许多原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活动的社会运动变为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部分了。
一、社会运动的涵义及其特征
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就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但由于大规模的全球社会运动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人们对它的研究并不太多,有关社会运动的界定也是模糊不清。
但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兴趣。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彼此相应相求、互渗互动,绵延不绝。时至今日,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如此普遍,以致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了用“社会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的概念来刻画这种景象①。对于“社会运动”的具体涵义,威尔逊(J.Wilson)在《社会运动导论》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运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或阻止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迁”,并以非常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概括了社会运动的特点:“社会运动既能培养英雄,也能培养小丑;既能培养狂热者,也能培养愚昧者。受他们周围的社会不公正、苦难和焦虑的刺激,人们在社会运动中超越了社会秩序的习惯方式,发起反对社会邪恶的运动。这样,他们也超越了自己,成为全新的人群”②。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Touraine)曾赋予“社会运动”以最宽泛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运动乃是反抗传统、压制和偏见的集体意愿(的表达)和解放力量”③,是“基于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有组织行动”④。但是,这种社会运动与传统的阶级冲突有着很大区别⑤,行动者和历史性的活动在社会运动中构成了社会运动的总体。
虽然,社会运动被许多学者认定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制外的力量,但今天,随着社会运动在西方不断被纳入制度轨道,它作为一种争取利益的手段已逐渐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中,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青年男性,并且以左派运动为主流。但在新社会运动中,大量中老年人、女性也加入了社会运动的行列;不仅左派,而且右派,乃至社会的上层群体都可以采用社会运动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在传统社会中许多不合法的行为,诸如集会、游行、罢工等手段不断被现代社会合法化;而与此对应的是,采用暴力手段进行社会运动的数量则在减少。可以说,当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利用社会运动争取利益,甚至社会上层也卷入时,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与常规化也就意味着他们与传统利益集团越走越近。
从社会运动的基本类型来看,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斯梅尔瑟(N.Smelser)曾将社会运动分为两类: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是社会运动的主体,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改良,意在改变特定的社会规范,如环境保护运动、民权运动、修宪运动等;后者即社会革命,激进且爆发性的,力图改变基本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如20世纪发生在俄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伊朗的宗教革命。相对于社会控制的保守特质,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自组织方式,当然富有正面的建设性意义。即便是狂飙突进式的社会革命,也不过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的加速而已,只是因其颠覆性,社会成本更高,控制难度更大。
从社会运动的组织构成来看,许多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也缺乏指挥,缺乏协调。一般是志同道合的个人组织起来,或若干非营利组织联合起来。多数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在预定的时间、地点汇集,一起参加活动。在资金上,社会运动主要靠三个来源:自理、赞助和商业赢利。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要自己负担包括交通、食宿在内的各种费用。在自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形式,例如共同使用帐篷,分享食品,一起搭车等。一些规模较大的组织可能提供一定的活动费用,如工会组织可能向参与者提供食品、住宿和交通工具。此外,社会运动也可以通过出卖纪念品、宣传材料或举办培训班获得一定收入。
从参与社会运动的目的来看,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综合反抗型”,他们不是反对某个具体的对象,或为达到某种单一目的而参加运动,他们将反对资本主义作为目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同时也可能是环保主义者、人权主义者。另一类为“单一目标型”,这类参与者具有比较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如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或农民运动者等。还有一些参与者可能是为了更为狭小、微观的目的,如争取动物权力、反对砍伐森林、反对建筑水坝、反对转基因作物或争取土著人权利,等等。
针对社会运动的不同类型,拜恩(P.Byrne)曾概括了几个特点:一是非预测性。例如妇女运动并不总是出现在妇女受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二是非理性。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不总是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理性地计算考虑自己的行动得失。三是非正常性。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常常认为他们公开反对法律也是理所当然的。四是非组织性。一些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避免形成组织,个体性色彩极为浓厚,尤其在社会运动的初期⑥。当然,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人们对社会运动的看法也越来越趋向一致。一般认为,社会运动是由一群具有广泛社会背景的人参与的社会活动,往往采取社会对抗和社会解体的策略,旨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不管社会运动的目的和表现形式如何,社会运动是无处不在并永恒发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的自我生产过程充满着社会统治力量和反抗力量之间的斗争。任何社会,只要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力量,都必然会为争夺历史规定性而开展各种社会运动,这就使得社会运动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和广泛性⑦。社会运动的结果既不是社会发展,也不是循环,而只是不确定的历史性。因此,社会运动总是“在运动中的各个因素的相互斗争网络中达到一部分运动本身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却又造成社会运动发动前所预想不到的各种关系”⑧。
二、全球化:全球社会运动的助推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先导,随后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被纳入到全球化之中。全球化带来了移民问题、全球产业结构转移后的失业问题、认同问题、国际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而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个人与团体都需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并且能使全球化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于是就有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⑨。
但究竟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可以被称为全球社会运动呢?总的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全球社会运动与运动发生的范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方面,当代社会运动越来越呈现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趋势,组织者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国家内发动旨在同一目标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某些发生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社会运动,也不能仅仅把它放在地方社会运动的范畴内进行理解,因为它受到全球格局中诸多因素的限制。第二,社会运动也不能以它直接反对的对象来划分是否属于全球社会运动。很多社会运动针对的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的对象不是国家和国内统治阶级,而是国际组织、跨国集团和其他的国家与人民。这种运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全球社会运动,但不能说全球社会运动就一定不是指向民族国家的。判断是否属于全球社会运动,总的来说,其对象应该以新全球秩序为标准。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Castells)所指出的,全球社会运动的主要敌人是新的全球秩序⑩。
实际上,从社会运动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社会运动常常是对社会变迁和社会改革的一种反应,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运行的状况和公众对社会政策的情绪。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与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在表现形态上多以政治运动和劳工运动为主。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当代新兴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并与全球化交织在一起,表现得越来越复杂并难以控制。虽然在本质上,我们很难说新的全球社会运动与以前的社会运动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但至少它反映出了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新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的反应。英国社会学家罗宾·科恩(L.Cohen)和保罗·肯尼迪(P.Kennedy)曾经作过专门论述,指出40年来,全球社会运动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1.认同政治的转向。在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的是“解放的政治”(11)。在这些社会运动中,人们反对那些限制他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而当代社会运动对于直接控制或争取国家权力不太关注。吉登斯认为,以往和当代社会运动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当代社会运动的焦点已转到了“生活政治”之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行使已获得的自由——即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个人与社会生活?为了使普遍的自由能得以延续,个体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既然我们都依赖于人际关系而生存,个人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关系的处理;那么,自我实现以及个人认同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所关注的焦点了。
2.“反文化”的兴起。“反文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在西方富裕国家兴起的一种旨在反对沉闷的、缺乏批判精神、千篇一律和自鸣得意的传统政治价值的运动。参加该运动的人期望对个人发展有更多的控制,社会关系更平等、更自由。他们崇尚自然,并试图建立非中心化的、更自主的社区生活。这一运动的特点还包括反对传统宗教、学习东方哲学、试用毒品、富有冒险精神的流行音乐和“出格”的服装模式。例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就与“反文化”运动联系密切,因为反文化运动是学生发泄不满的阵地,他们普遍抗议被马尔库塞(一个生活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称为产生“单面人”的社会。
3.对权威的质疑。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发达国家的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技术和经济管理的知识。同时,核能、核武器以及生化战争所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公民要求政府、军方和商业公司放弃对这些领域的垄断控制。但是,当人们意识到一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如此狭隘而又不负责任的领域内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并赢得荣誉时,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大。然而在各个领域都出现的决策民主化的要求并不能让公众普遍得以满足,他们认为在合法地制定政策的每一个环节,公众都有知情权,政府也必须征询他们的意见。
4.基层活动的升华。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运动在组织成员进行集体活动时,出现了非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趋势,但绿色和平组织和南非的非洲国民大会组织(ANC)是例外。通常,社会运动会形成松散的半自治团体,依靠下层的支持网络开展活动,并允许其成员按自身的策略和重点进行抗议示威。当然,这样做可能导致运动的分散、令出多门、缺乏中心和组织松散等问题。这些特点也使得社会运动能迅速调整其行动方式,以便对持续不断的事件作出不同反应、选择新的动员目标、吸纳众多不同的支持者(12)。
三、反全球化:全球社会运动的同类异态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也开始升温。当前,对全球化效应严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主要包括:旨在维持本文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抵抗全球化大潮中主导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之侵蚀和支配的宗教/文化运动;以跨国公司和美国的经济文化势力为主要靶子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或意识形态;由于全球化威胁或剥夺其就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发达国家部分劳工,他们构成那里劳工界的反全球化运动及其社会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人权运动分子等构成的部分反全球化运动,他们带有后现代和世界主义色彩(13)。
虽然人们已经给许多现象或运动贴上了一个“反全球化”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活动的参与者反对所有意义上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且其自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反抗现象,反全球化运动并非反对任何全球化,它有着自己复杂的性质与特点。其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二是明确地将反全球化行动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宣称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三是将全球化视为“殖民化”、“西方化”或“美国化”,因此反全球化反对的是带有这种倾向的全球化。实际上,大多数“反全球化”积极分子都是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是在推动另一种模式的全球社会运动。例如他们倡导全球民主制度、全球治理、全球工会组织以及全球统一劳工标准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社会主义全球化、无政府主义全球化或全球市民社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因此,反全球化运动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全球社会运动,而且也是广义上的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构成了当今全球社会运动的两个方面,也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14)。当代几乎所有流行的全球社会运动都具有反全球化或全球化倾向,都是目前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运动中的一部分。因此,有人称反全球化是“运动中的运动”(the Movement of Movements)。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的诸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全民运动等之类的社会运动,这说明社会运动的这种分类是以其参加者的不同为标准的。由此可知,在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参加者必然要发生组织行为,或者说社会运动中存在着组织行为。不过,无数的事实又告诉人们,在社会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参加者作为社会组织的成员,其行为并非都是组织行为。社会运动的出现,总会伴随大量的有关的非规范化的时尚、“耸人听闻的谣传”、各种各样的“骚动、骚乱”。这两类行为常常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15)。
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1)不关注于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建立庞大的、中心化的组织以控制政府。(2)其目标主要是说服广大的民众采纳新的行为方式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同时迫使各种商业公司和权力机构更改其战略重点。(3)吸引了众多受过良好教育、信息灵通、并强调自由独立的人。对他们来说,长期被排挤在决策之外是难以忍受的,因为社会运动的政策制定多是在非个人的、官僚化的运动领袖的小团体内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实现的精神、赋予人民以权力以及培养市民社会的需要促使这些人最先加入到社会运动之中。(4)通过利他主义、微薄的个人收入、公开的原则及其牺牲精神赢得公众的支持。(5)适应性强、形式多样、与普通人联系密切、收费低廉。这些特点使之对世界银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救助或赈灾和难民救助方面都有所帮助。(6)能动员各阶层的支持力量,并广泛地吸纳各团体中的不同成员。
总之,对社会运动来说,今天比过去更没有所谓纯粹单议题的运动了,它更需要各种运动的连结,去抗衡各种全球化现象,去共同为一个比较平等和合理的社会而奋斗。
四、全球治理:全球社会运动的后果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给全球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逐步演变为一种“全球治理”。这一过程与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现,并逐步演变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实践中的又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虽然学者们都认为,全球社会运动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至今没取得明确一致的看法。例如罗西瑙(J.N.Rosenau)将全球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戴维·赫尔德(D.Held)则强调全球范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认为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16)。不管怎样看待全球治理,其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理念:一是全球治理是一个由共同理念和共同事业来指导的管理体系。它通过共识树立权威,不一定需要以强制为手段,靠的是闪耀着共同光芒的主动精神。二是全球治理是一种理想、进程、实践和规则系统,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的事,使之成为解决新问题的特殊手段。因此,它又是在全新的世界里组织国际生活的方式。三是它以国际规制为基础,以全球普世价值为追求目标。如果没有一套全球普遍遵守的国际规则和价值目标,全球治理将无从谈起。四是它针对的对象是单个国家无法单独解决的区域性或全球性问题,需要相关主体的合作。五是它的主体是多元的。它通常包括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甚至个人,强调权力的非集中性、开放性和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六是它是一种多层次的治理,包括了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区域层次和全球层次上的治理(17)。
目前,人类正面临着大量全球问题和全球冲突的困扰。例如,信息的爆炸性增长、机器人与自动化的威胁、资源与能源的短缺、人口爆炸与粮食危机、环境污染与生态失衡、科学技术对人与社会的负面影响、种族冲突不断发生、恐怖主义盛行、毒品犯罪猖獗、艾滋病蔓延,等等。毫无疑问,全球问题的兴起和发展,必将越来越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全球行动,促进国际机制的创新与变革,并为创造适应未来国与国、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新文明而努力探索。回顾探索历程,人们对全球问题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问题到全局问题的飞跃,对解决措施的认识,经历了从局部努力到实行全球性的战略规划的演变,从变革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到改变世界秩序、诉诸国际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视角转移。但无论怎样变化,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全球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的都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多边合作,不是单方面的个体决策,而是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公共决策、规划和综合治理。因此,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将随着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加剧和复杂化,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全球治理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
全球治理跨越了领土界限,几乎渗透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充分体现了这种治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行动源泉的广泛性。这一切明显地说明一个事实:随着所有国家和全人类认识到一个全球化世界的形成,全球政治日益机制化、制度化,越来越多的多边、多国政治形式建立起来。这不仅仅限于政府间活动的全球化,尤其表现为非营利组织的爆炸性增长,它们几乎涉及全球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由此,全球事务的各个方面开始得到管理。全球治理将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机构组成的新秩序,它既内在于国家,又超越国家;既通过国家,又不寓于国界。它是一种与多元国际行动者推动的跨国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新制度,主要体现了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以及以全球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主体的全球合作模式体系,即全球管理的原则、机构和程序。因此,全球治理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层次上各种全球性问题、冲突、危机的管理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机制,是由各种国际决议、宣言、公约、国际法及其机制、制度和组织共同构成的综合治理体系,也是应对世界新秩序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手段。
五、总结与评论
全球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削弱世界范围内存在已久的霸权国家的影响,从而建立起有各种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全球秩序。因此,从总体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快速扩张,以及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应付急迫的全球问题的强烈愿望,尤其反映了广大非营利组织要求在全球秩序中承担起新责任的强大愿望。尽管非营利组织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组织,但从其他诸方面来看,它们时常起到了与社会运动一样的作用。国际非营利组织也与全球社会运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时常与之结盟,而且,它们比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有效地运作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8)。当然,全球社会运动和国际非营利组织是在多元化的层次上运行的,既建立了个人、民间活动与上层的垂直联系,也建立了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非营利组织之间以及各主要社会运动之间的水平联系。这正是当今全球社会运动非常活跃的原因。正因为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领域大行其道的“治理”一词便成了理解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秩序的有效工具,这就是通过国际政府间组织、各国政府、各种非营利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的治理机制,实现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在现阶段毕竟是有限的,把国家排斥在主要的治理主体之外的全球治理理论从理论上说是不完善的。全球社会运动及其治理并没有改变政府和政治的实质,也并没有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尤其在全球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理性比较、选择的结果。在国际关系领域,全球治理至今仍然是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妥协的产物,各种国际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行为,无一不与大国的利益相关(19)。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是全球社会运动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尽管全球社会运动给不同国家带来的实际后果不尽一致,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却是非常巨大而深刻的。就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而言,全球社会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促使国家安全的内容和形态发生变化,传统的主权观念和政党政治形式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已经不喜欢传统的政党政治了。尤其在世界政治及国际关系方面,全球社会运动将不同制度、分属不同集团的国家统统纳入集体安全和经济合作的同一框架里,使得各国的交往增多,相互间的依赖与制约增强。可见,全球社会运动对传统政治权威的作用将会产生向上的拉力和向下的推力,一方面会促使国家层次的部分权力向区域的、全球的层次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社区自治和民族认同感的强化,又会促使部分权力回归地方社区、民族社会,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将会重新崛起(20)。
可见,全球社会运动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影响是双重的,也是复杂的,它既造成了统一,也带来了分裂;既产生了文化的扩散,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要求;既加强了相互的影响,也激化了极端的封闭形式。全球社会运动所带来的许多全球性问题已经大大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任何政府都会感到难于对付全球社会运动给社会安全、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带来的种种问题。面对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全球性冲突,民族国家的范围及其权限在不断地减弱。一般来说,由于各国相互依存的不断增长,国家间边界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一国对他国的决策过程以及社会生活越来越容易介入,并施加影响。在全球社会运动中,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干预高筑城垣;任何行为体都不能在决策过程中维护自身的绝对排他的权力和利益。鉴于仅凭一国的能力已无力解决国内紧迫问题,就应当寻求某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新的全球治理(21)。
当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全球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工具和方式,其中利用国际互联网、与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掌握媒体的话语权是全球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在社会运动走向非暴力时代,争取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决定社会运动成败的关键。只有让最多数的人对社会运动者产生认同,理解社会运动的目标,谴责社会运动的敌人,才有可能达到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更多的社会运动已经不再是意识觉醒的社会运动,而是希望积极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当中,例如环境运动、劳工运动都积极参与到世贸组织协定的制定过程中,力图在协定中加入环境与劳工的条款。同时,全球社会运动也积极开展同全球各种组织与团体的互动,其不仅在政策与制度层面,而且在操作层面对全球秩序进行有价值倾向的干预和引导。这是全球社会运动自身价值观的一种扩张,也是应对全球秩序新挑战的一种结果。
注释:
①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②J.Wilson,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③A.Touraine,The Voice and The Eye: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
④⑤A.Touraine,"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Movements",Oxon:Social Movement Studies,Apr.,Vol.1 Issue 1,2002,p.90,p.89.
⑥参见P.Byrne,Social Movement in Britain,London:Routledge,1997,pp.10-11。
⑦参见A.Touraine,"On the Frontier of Social Movements",London:Current Sociology,Jul.,Vol.52 Issue 4,2002,p.721。
⑧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1页。
⑨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⑩参见M.Cas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1997。
(11)所谓“解放的政治”,是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在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提出来的。属于“解放的政治”的社会运动主要有: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争取言论、集会和游行自由的斗争;在美国和欧洲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自由,以及减少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对工人的过度剥夺。所有这些斗争都使社会运动获得某种程度的对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
(12)L.Cohen,& P.Kennedy,Global Sociology,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Ltd,2000,chapter 16.
(13)时殷弘:《当今世界的反全球化力量》,《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
(14)胡键:《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
(15)肖宁灿:《论社会运动的定义及特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16)D.Hel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
(17)仙慧丽:《全球治理:世界政治秩序的一种新构想》,《社会科学情报资料》2002年第4期。
(18)实际上,非营利组织不仅是社会运动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也是社会运动的代言人。认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的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将社会运动看成是非正式或非组织的一种形式,而各种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则处于其羽翼之下,并为其运动方向提供指导。
(19)参见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20)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Bell)曾经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全球化作用下,国家不仅会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而无法解决小问题。
(21)参见[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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