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
论东亚“近思之学”的文献构建与价值
程水龙1 曹 洁2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2.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 “近思之学”在南宋虽无其名却早有其实，朱熹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即首次展露“近思之学”的学术思想，东亚汉字文化圈众多学者所论切问近思之学源于此。“近思之学”是建立在关于身心、切于行习基础上的。我国反映该思想的文献建构，坚守朱子主旨，在东亚一直是处于建构该学术思想输出国的地位。后世学者从近思切问出发，建构融会“近思之学”思想的诸多文本适合求学者阅读，也得到朝鲜半岛、日本社会的高度肯定。该思想在古朝鲜、日本的发展与进化，表现为体现该学术思想的名目繁多的文本面世。“近思之学”的实质是入道阶梯构建之学，其文献构建的价值与影响，是东亚其他理学文献无法媲美的，在当下的经济社会仍具有其现实价值。
关键词： 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近思之学”
“近思”之名，出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意为思考当前的问题，在《近思录》一书中其意为就切近者思之。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最早使用“近思之学”这一名称的是朝鲜李朝后期的李汉膺，他在自己编撰的《续近思录》序文中说“我东诸贤，绍修洛闽近思之学”[1]。尽管南宋时期理学家们没有提出这一称谓，但当时虽无其名却早有其实，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经典《近思录》即首次展露“近思之学”的学术思想，是实实在在地为时人和后学创建“近思之学”，以垂教于后世。后世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众多学者所论切问近思之学无不源于此，而且还发展了其学术思想，使之与时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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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熹“近思之学”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关于身心、切于行习基础上的
当初，朱熹为何考虑建立具有阶梯性质的“近思之学”呢？究其原因则与南宋淳熙二年朱熹、吕祖谦在武夷山寒泉精舍的聚会研学有关，他们“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2]，编成《近思录》十四卷。他们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读书人在读宏博的圣贤著述时如何“由其要而致其博”，这也是教育者和传播道学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朱熹发现北宋四子的著述内容广大宏博，初读者难免会有“望洋之叹”，因此朱熹“掇取其关于身心日用者，教人先识其门庭”[3]。同理，后朱熹时代由诸家之学说所形成的大量文本，在其后世读者眼里何尝不是汪洋之海，因而为免读书人也生望洋之叹，东亚各时期各地域的学者便遵从朱熹编撰《近思录》的宗旨，陆续编纂供时人能切问近思的文本。所以，“近思之学”的建立在朱熹时代不仅必要，而且在其身后也同样有必要。
“近思之学”的本质就是引导人们从最切近的地方去思考，由熟知或已知去进学未知。于是构建反映此旨趣的文献编撰者，则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取那些“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让读者由近及远、由约返博、再由博而约获取圣贤思想，所以《近思录》参编者吕祖谦认为，那些“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4]？很显然，“近思之学”与好高骛远相对立，读书人沿着朱、吕建构的“入道之阶”，则能“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因此，朱熹当时很乐观地认为，求学者若能做到“近思”，便可尽得“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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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一个合适的阶梯导引后学读书，是体现“近思之学”思想的关键，所以谙熟教育规律的朱熹主编此书意欲构建的“近思之学”，亦即读者的入道之学。朱熹在六十一岁时，高度肯定《近思录》有此功用，提出了著名的“近思阶梯论”，即“四子(按，即《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按，即《四书》)之阶梯。”[5]2629自此以后，围绕朱熹“近思”阶梯之论，东亚不同时期的学者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也不断建构着惠及学林的“近思之学”。
二、中国古代反映“近思之学”思想的文献建构，坚守朱子主旨，引领着理学文本建设持续发展
在朱熹之后的七八百年间，东亚“近思之学”是以建构适合某一历史阶段本地域阅读者求学问道的文本为主，以之作为入道“津梁”，且在内容上呈现出其地域文化、时代特色。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我国一直是处于建构该学术思想输出国的地位。
《近思录》浓缩了北宋周、张、二程四子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尽显其学术思想之精髓，但是对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言论却未记录，故而南宋后期，朱熹再传弟子蔡模深感朱熹著述“广大闳博”，认为有必要把反映朱子思想的语录文字进行精选集编，于是仿《近思录》体例建构朱子学的入门台阶，选取朱子语录438条编成《近思续录》十四卷。并且，蔡模还将吕祖谦、张载的语录粹集编成《近思别录》十四卷，其意在于通过建构该文献为时人建设通向南宋东南三贤思想殿堂的阶梯，其举措在后世影响深远。因此，蔡模仿《近思录》理学体系续编而成的《续录》，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践行朱子“近思之学”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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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的日本，“《近思录》文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也被奉为“学者入道之阶梯”。从日本的儒学名家到普通读者对《近思录》的评判来看，都洋溢着相当的尊崇之情。如山崎嘉转引朱子语时，明确肯定“《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信哉！是言也。孟子没而圣学不传者，其无此阶梯也”。[21]日本刊行、训释此书者以为“欲学圣人之道者，不可不读四子，而读四子者尤不可以不读《近思录》”[22]，“学者苟志圣贤之道，而欲穷洙泗之渊源者，舍此书而无他途也”[23]。可见《近思录》是反映“近思之学”的基础文本。
元代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下诏实行科举，开科取士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为准绳，形成制度的存在。那时的朱子学已名副其实地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成元朝尊奉程朱理学的风尚。在此背景下，朱门后学倍感荣幸，不遗余力弘扬朱子学术思想，崇尚朱子学者对于朱熹构建的“近思之学”不断加以充实、发展。元代的赵训孙、戴亨、柳贯等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相继编撰完成《近思录精义》《近思录补注》《近思录广辑》等，虽说如今这些文献散佚难觅，但仍可想见它们在当时是有意加强“近思之学”的文献建设，其注解或续补，实为当时的求学者建设通往圣贤之学的门径。
明代“近思之学”的文献建构者已明确领会到朱熹关于《近思录》的阶梯之说，即由此书而建立一种“从入之序”，以便读者“从兹而至圣人之道”。然而明儒对“近思之学”的发展并非只是停留在传刻《近思录》及叶采注本，而是有感于朱子学术思想的宏富，仿《近思录》的旨趣续编供世人阅读的新文本，如高攀龙集录朱熹语而成《朱子节要》十四卷，钱士升将《近思录》与《朱子节要》相合而成《五子近思录》十四卷，此类仿编续录性质的理学文献，已为明代“近思之学”增添了新内涵，发挥着新作用。
相较于明代，清代学者在“近思之学”的发展方面建树更多。崇信理学者皆赞赏朱熹所言“《近思录》《四书》之阶梯”，于是朱之弼校刊《近思录原本集解》，邵仁泓校刊《近思录集解》，朱显祖纂集《朱子近思录》，刘源渌编《近思续录》，张伯行集解《近思录》《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等，不论是传刻还是编撰“近思录文献”，均肯定《近思录》是“俾后学得以入门”的经典，指出此书“实足以该四子之精微”，对后世求学者具有很好的导引功用[7],确信若不读此书则“忧学者入道之无阶”[8]。可以说，朱子主导构建的“近思之学”在清儒眼里最大的功绩便体现在“入道之渐”建设上，家弦户诵必由此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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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廷更是牢牢地让程朱理学思想高居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朝野多能发扬光大朱子学。为了让《近思录》之类的文献容易得到时人的理解、让程朱理学更好地传播，明代理学名家都积极传扬朱子“近思之学”，诸如薛敬轩、胡敬斋、罗整庵、高攀龙等都认为《近思录》是进升儒家经书的津梁，该思想主张在他们著述中潜滋暗长，故清初时徽州大儒施璜说自己“尝读薛子《读书录》、胡子《居业录》、罗子《困知记》与高子《遗书》，喜其皆由《近思》以升入《四书》《五经》之堂室者……迨读北平孙氏《学约续编》，亦谓薛、胡、罗、高四先生，羽翼周、程、张、朱五先生者也”[3]。
在清代发展、完善“近思之学”思想的著述中，清初徽州大儒汪佑编撰的《五子近思录》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此书对此后东亚反映“近思之学”的文献建设影响较大。汪佑深感朱熹建构的体现“近思之学”的文本无“朱子之书”，“学者读四先生之书，而未合观乎朱子之书，则终不能无所阙憾”[9]，便将邱琼山《学的》与高梁溪《朱子节要》合编，以续于四子之后，编集《五子近思录》十四卷，使得四子、朱子之言论合为一个整体，“近思之学”的文本至此才成为一本“完书”，“五子如五行之不可阙一矣”，“由五子而阶梯四子、《六经》，由群儒大成而阐群圣大成，所称科级毕具，羹墙三古，孰逾于兹”。[10]他不仅继续巩固了朱子阶梯之说，使其更为详备，而且有意体现宋代理学家的整体思想，建设更切合那个时代读者阅读的文本，解决时人入道无阶之患，故在“近思之学”文本建设上影响深远。
与汪佑同时期的同道学人施璜以汪佑《五子近思录》为底本，采辑明代“薛、胡、罗、高四先生”之语，“汇萃其精要者，以附于各卷之末”，撰就《五子近思录发明》十四卷，“即以四先生之言发明五先生之旨，而意益亲切，语更详备”。[3]此书在“近思之学”的文献发展建设上，第一次将宋明理学家的精要之语整合成一体，进一步充实发展了朱子阶梯说[注]①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序》云：“《五经》以《四书》为阶梯，读《四书》无入处，则不可以言《五经》；《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读《近思录》无入处，则不可以言《四书》也。” ，形成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学进升层级，后世读者得此《近思录》续编补录之作，庶几可总体认知宋元明三朝理学思想发展之脉络、理学代表家的思想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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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古代“科场功令，命题一本《五经》、四子书，其援引传说，必以朱子为断，诚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11]。以至于朱熹所主张的“近思之学”在朝野均受尊崇，后世续编、注释、刻抄《近思录》者络绎不绝，并且又有学者对此前的注解、续编类文献进行审视修缮，反映“近思之学”的成果与时共进，出现了张习孔《近思录传》、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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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受清雍正褒奖的“礼乐名臣”张伯行，对于“近思之学”有更透彻的认识，既高度肯定朱熹“辑《近思》为入德之门”，是在为后学建立入圣台基，又强调此书能“俾学者寻绎玩味，心解力行，庶几自近及远，自卑升高，而波淫邪遁不能淆，训诂词章不得而汨没”[12]。他从性理学的角度集解朱熹语为《续近思录》十四卷，又纂集“南轩、东莱、勉斋、迄许、薛、胡、罗”七家言为《广近思录》十四卷。经过此番功夫，建设成融合宋元明十二家语录的“近思录文献”，其目的在于“章明义蕴，引进后人”。
由于“《近思录》为理学第一要书”[注] ② [注] ②清乾隆初年佚名奏折，收录在叶采《近思录集解》清乾隆五年刻本的卷首。 ，作为蕴藏“近思之学”学术思想的文本，是公认的“入德门户”，后世学为圣贤者、近思践履者、读是书者，潜心体验，会通北宋四子之道，可以上探《四书》《五经》之精奥。特别是后世学者从近思切问出发，建构融汇“近思之学”思想的诸多文本适合求学者阅读，也得到朝鲜半岛、日本社会的高度肯定。
三、“近思之学”在古朝鲜、日本的发展与进化，表现为体现该学术思想的名目繁多的文本面世
“近思之学”的思想精髓是随着“近思录文献”的东传而被古朝鲜和日本认知与接受的。在朝鲜高丽王朝后期，《近思录》的学术思想已得到当时社会的肯定，如恭愍王十九年李鲁叔就将自己心目中具有“造道之径，升堂之阶”[13]价值的《近思录》刊刻传播，即以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作为刊刻对象，因为“四先生之精蕴萃于《近思录》，《近思录》之精蕴详于叶注”，“存叶注则义理详明，后之学者其亦从事于此，而无事旁求矣”。[14]因而从现存文献资料考察，《近思录》原文本在东亚历史上的传本反不如朱熹再传弟子叶采《近思录集解》多，整个东亚区域差不多是以《集解》作为传播《近思录》学术思想的主体。
尽管历史上东亚区域重刻叶采《集解》,或对其进行辨疑的版本近乎百种，而最能鲜明反映古朝鲜、日本学者“近思之学”主张的，则是朝鲜李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仿编、讲论《近思录》的大量文献，它们才是“近思之学”在域外发展、进化的代表成果。
(一)朝鲜李朝学者对“近思之学”文本建设的发展与本土化
在李朝学者眼里，“《近思录》为四子之阶梯，初学之关钥”[15]。最能反映“近思之学”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的是其学者仿照《近思录》体例编撰的具有其本邦特色的“仿近思录类”文本，诸如韩梦麟编《续近思录》，李汉膺编《续近思录》，宋秉璿编《近思续录》，李度中编《李子近思录》，朴泰辅编《海东七子近思录》等。虽说这些仿《近思录》文献“发凡立例，一遵寒泉之成规”，但也展现出李朝中后期学者的继承创新意识，特别是欲努力反映本邦朱子学家的学术思想。
例如，在中国学者蔡模、邱濬、高攀龙等仿《近思录》续编本的影响下，韩梦麟从集萃朱子语录的《学的》《节要》中“采其尤切于学者六七百言，又于四书注疏中取其紧要者数百条，编为一书，而一依《近思录》条目为次，号曰《续近思录》”[16]。可见，此书编纂既取法于朱熹当初编集四子语录的初衷，又能效法宋、明学者续编《近思录》之法，从朱熹宏富的著述中采辑语录以体现“近思之学”。并且当时的李朝学者认为其仿照《近思录》旨趣构建的该《续录》，可以与同一时期的清代理学家张伯行《续近思录》相媲美。
又如，李汉膺将南宋东南三贤与李朝李滉这四人的精要之语1 062条，编辑成《续近思录》十四卷。该书在内容组建上有意将宋儒与本邦大儒的语录相结合，即合中朝理学家思想于一体，其依据在于李滉“讲明朱子之学，以斯道为己任”，在他的倡导推行下，李朝“诸贤，绍修洛闽近思之学”。再者，李汉膺如此构建文本也是缘于其有着与朱熹当初同样的感受，“膺也生最晚，慕退陶以及朱、张、吕，而其书浩博，茫不知下手。于是乃敢采掇四子集要语，篇目一依《近思录》例，名曰《续近思录》”。此举既可让本邦读者从自己熟悉仰慕的李滉思想而进入程朱之学，即“后之学者有意于四子者，由是而寻焉，则庶乎得其门而入”，又可“为《近思录》之阶梯，而以及四子、《六经》，退翁所谓‘溯伊洛而达洙泗，无往而不可者’是矣”。[1]
在“近思之学”文献建设与发展方面，相较于古朝鲜，日本学者仿《近思录》续编的供本国读者便于领悟的文本相对较少，如宇都宫遯庵讲学时，为了“下国远乡乏载籍者”能知晓北宋四子、朱熹著述的精华，在叶采《集解》本基础上撰就《鼇头近思录》十四卷，就是为了本邦读者“为博学笃志之便”。而此类以中国《近思录》及注本为底本进行续编的则不多，目前仅见石塚崔高、牧原直亮、古贺朴等学者编集朱熹、山崎闇斋、浅见絅斋等人之言而成《近思录集说》十四卷。据其《近思录集说凡例》可知，凡《近思录》“每章有定说无可疑者”，便不载他说；对存疑之处，则“取诸家明解以折衷”，以求明白晓畅。“故此编于其各条章旨句意，未必尽为章释句解，但有古人误解恐致读者疑惑者，必择其定说正解以载本节条下。”此书中各条集说主要采自朱熹《文集》《语类》等，对朱子未言或存疑之处，往往取自日本诸家解说，以辅助注解。显然，此书摘取朱熹论说文字、采集本邦诸家之说皆有规可循，编纂者将中国、日本大儒的论说相溶合，形成的理学读本，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既不陌生又易理解把握，且与朱子学术思想一致。这些当归功于他们受中国学者仿《近思录》续编以体现“近思之学”思想文本的影响，从而精选中国理学名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语录，又择取本邦儒学家的语录，依《近思录》编纂手段、体例去仿编具有本土色彩的文本。
朝鲜对“近思之学”的发展与本土化，还表现在上自国王下至平民对《近思录》思想的青睐。从目前现存文献考察，历史上李朝学者甚至君臣常常在一起研读《近思录》，就其内容进行问答，或君臣廷对问辩，或多位学者相约讲论说辩，以至形成具有李朝特色的问答类、讲义类、劄记类文本，总数不下于50种，这是《近思录》在朝鲜半岛传播之后，“近思之学”在域外衍化而成的在中国罕见的文献建设成果，诸如李滉《答某某问目近思录》，赵承洙《近思录问答》，李朝正祖《近思录讲义》，沈相凤《近思录讲义》，朴知诫《近思录劄录》，朴光一《近思录劄记》，郑裕昆《近思录抄说》，等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李朝不同时期的学者都在陆续为求学者搭建进入“近思之学”的阶梯，从一般性的仿《近思录》编撰到建构内容为纯本土大儒语录的《近思续录》，说明李朝后期的学者更强调本国理学传承的独立性与道学绪脉的正统性，宋秉璿《近思续录》一书差不多是朝鲜性理学完成本土化建构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反映李朝“近思之学”成熟的著述，故而编撰者宋秉璿不无自豪地说：“阐明四子之旨则此书，安知不为四子、《近思》之羽翼也。”[17]
男性气质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性别角色理论。20世纪后半叶，随着男性气质不断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拓展，男性气质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中，R.W.康奈尔是男性气质研究中的巨擘。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是在实践中所建构的。在她看来，“男性气质”可以被简要定义为“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例如，李朝国王的《慎独斋诗》直接肯定了《近思录》切问近思之学术主张，云：“仰瞻扁额俯，而思切近工，夫莫若斯石，潭华阳之门。”[18]在李朝有识之士眼里，“我朝文明之治实赖于此”，明确肯定了《近思录》“体用兼备，本末该举”之功用。且以为《近思录》是“近思之学”思想的直接体现，如李震相在《近思录劄义后说》中说：“学以思为要，而思以骛远为戒……夫四先生，宋人也，于时为近，其言之粹于道最近，是《录》之成宜皆切近之旨”。[19]《近思录》是眼前切问近思的佳作，李朝参加科考的士子郑重器在丁未会试时作有《对近思录策》，说：“读《近思》之书，而求‘近思’之学者，要不出‘明理正心’四个字。”[20]该主张也反映出李朝青少年“求近思之学者”的心声。
(二)“近思之学”文献建构在日本的继续发展与演变
正是由于北宋“四子之书广浩无涯，初学未易指寻”，故朱、吕编纂《近思录》。时至明朝，学者们以为四子著述皆能羽翼《五经》，朱熹所倡导的“近思之学”则是为人们指引通往圣贤之道的门径。如明嘉靖年吴邦模刊刻《近思录》时明确肯定：“是书为士人进道之基，不宁取给于身心，异时居官任政所以尊主庇民者，端有赖焉。”[6]明代学者不断传刻《近思录》文献，就是在为士子求学问道构建可以倚重的基石。
对于朱熹在《近思录》编纂中所表达的“近思之学”思想，日本学者洞察清晰，如溪百年在用日文注解供日本童蒙阅读的文本时，说：“朱文公编此书，名以‘近思’，其意虽在自卑升高，自近及远，而其患后世学病之如是，而欲以有瘳之也，盖亦有焉。余也不自揣，尝以国字略解四子、《六经》及《小学》书，以便童蒙。今又取此书解之，愿读者能内视而不外骛。”[24]他所撰《近思录馀师》就是在践行“近思之学”，发扬朱子创设的学术主张。
再如，宋秉璿早年读本邦大儒赵光祖、李滉、李珥、金长生、宋时烈五位儒学大师的著述，感到内容广大宏博，“未易见其涯际”，亦“有望洋之叹”，于是遵从朱熹编集《近思录》的用意，把本国名儒的语录进行编辑，以助本邦士子从身边学人言论之中很快掌握李朝朱子学精髓，于是他仿照清汪佑《五子近思录》体例编，将自己多年日积月累的五先生语录千余条汇集成《近思续录》，该书“凡于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事，罔不备载，则可以为进学之阶也”[17]。朝鲜学者之所以选中《五子近思录》为仿编对象，主要基于汪佑《五子》是遵守寒泉之旧，是《近思录》传播史上第一部将四子、朱子合为一体的“完书”。在此编纂思维的影响下，他们有意将本邦朱子学名家之言论汇集为一个完整的李朝“五子近思录”。
但是，日本学界与朝鲜学者建构“《近思录》文献”颇为类似，是他们在研读《近思录》时，或为弟子后学解说其精髓，或自修时撰写读书札记，编撰讲义类、抄说类、笔记类等文本，现存不少于30种。如中村惕斋《近思录钞说》，樱田虎门《近思录摘说》，山崎闇斋《近思录讲义笔记》，伊藤维桢《读近思录钞》，浅见絅斋《近思录师说》，佐藤直方《近思录笔记》，三宅重固《读近思录笔记》，室鸠巢《近思录道体讲义》，山崎道夫《近思录讲本释义》，张源祥《近思录钞》，等等。历史上日本学者关于《近思录》的讲读本、仿编本，绝大多数沿袭朱熹所拟纲目或叶采集解的标题，或仿拟出文字相近的篇目。如溪百年译注《近思录馀师》十四卷标题是：道体类、为学类、致知类、存养类、克己类、家道类、出处类、治体类、治法类、政事类、教学类、警戒类、辨异端类、观圣贤类。古贺朴等编集的《近思录集说》十四卷标题与叶采所拟相同。正是因为这些后续著述有了眉目清晰的纲目，其本土求学者在理解、领悟文本内容的过程中更易纲举目张。其文献建构所辑内容，既取法于朱熹当初编集四子语录的初衷，又效法中国续编者的做法，结合本邦实情，把中国学者的言论与日本朱子学家的言语行事汇集融合，编集成理学文本，以便读者阅读修行。
而且崇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日本学者在讲论《近思录》时还能身体力行“近思之学”，如中村惕斋《近思录示蒙句解》就是用浅近的解说来帮助本邦读者阅读《近思录》，其句解《近思录》也是一种对“近思之学”的践行，可助学童理解圣贤之道。他谦虚地对读者说，自己的“浅解鄙说，亦不能不循由，犹学琴瑟者必先惯杂弄也”[25]。从上述日本学者平日阅读、讲论《近思录》所形成的成果可以想见他们对《近思录》喜爱至极，对“近思之学”乱熟于心，正如三宅尚斋《默识录》第三卷对佐藤直方读《近思录》情状的描述：“直方先生与人语，非《小》、《近》、《四子》未尝载于口舌，才之颖，辞之敏，终日与人谈学，譬喻百端，殆教人踊跃自得矣，实东方一人耳。”[26]518可以说这就是在日用躬行之中真切发扬朱子“近思之学”的精神。
随着高职教育发展，办学规模扩大，各高职院校在办学经验、教学设施、师资力量、教育经费等软硬件条件上都存在一定不足。尤其是发展资金投入相对不足、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各高职院校如何共享、利用校际资源、社会资源、企业资源、网络资源等，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就成了各高职院校解决办学条件不足问题、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主要途径。
四、“近思之学”文献构建推动了东亚理学发展，助益了学为圣贤者
“近思之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其内核就是建构一种特有的入道之阶，便于求学者由近及远、由已知探求未知，由易操作下手到会通宏富繁难的著述。自朱熹肇始至后世东亚学者承继发展的“近思之学”文献，是以中国各朝学者建构的续《近思录》文献为主体，如清初汪佑继《近思录》之后撰就的《五子近思录》，在古朝鲜、日本均获得认可，成为他们仿效的范本。东亚这些反映“近思之学”思想主张的理学文献有较明显的时代印迹，这些文献建构的继承者发展者都能因时而进，建构新的、适合彼时彼地需求的文本，特别是在《近思录》编纂主旨的引领下，后世学者络绎不绝编撰着读者熟知、易于领会、便于日用、契合“近思之学”的大量文献，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皆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为程朱理学思想传播、人们研修“近思之学”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思之学”由朱熹发其端，其“《近思录》阶梯说”的价值表述明确。后世东亚遵从程朱之学者顺应时代的发展，基于朱熹“《近思录》《四书》之阶梯”之说，创建了多姿多彩的阶梯新说，如吴邦模的“进道之基”，朱显祖的“入道之渐”，刘源渌的“前录之阶梯”，张伯行的“圣学之阶梯”“入德之门”“入圣之阶梯”；朝鲜宋秉璿续编以羽翼四子、《近思录》，建造的“进学之阶”，日本宇都宫遯庵“欲阶梯《近思录》而示后学升堂之道”，山内俊温心中的“圣学之阶梯、大道之标表”等，无不展现出立说者强烈的弘扬朱子学的责任意识、传承“近思之学”的使命感。
“近思之学”的实质是入道阶梯构建之学。东亚地域各时期的理学文献建设，特别是围绕《近思录》进行的文献建设，形成了大量注释本、仿编本或续编本，撰著者的用意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彼时彼地求学者之需，使其领悟“近思”之内涵，切人身，救人病，借助这些通向圣贤的台阶，践行“近思之学”，与《中庸》审问、慎思之指相一致。如蔡模、汪佑、张伯行、韩梦麟、李度中、宋秉璿、仲钦敬、石塚崔高等学者的著述，共计百余种，这些仿编类文献都是在为求学之士建构便捷的入德之门，因而也成为当时求学者进升《近思录》或《四书》《五经》最易把握又便于入门的阶梯。他们由此近思而切问，小则修身，大则治国平天下，以扶翼正学。
从东亚历史演变可知，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朱熹之后的东亚学者都能加强凸显“近思之学”思想的文献建设，在不断丰富充实其内容的过程中，很注重新内容的注入，葆其青春焕发，使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这也是东亚理学文献建设历程中《近思录》文献历久弥新的秘诀所在。后世求学者若不能真切躬行“近思之学”，却要好高求约，则“是犹立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27]，必不可得。
一是建立一支工匠型的教学队伍。教学是院校的根本任务，是院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教员是教学工作开展的主体，是最具主观能动性的教学“发动机”，塑造校园工匠文化，关键在教员。要在深化教学效果上狠下功夫、用心钻研，善于结合学员特点和授课规律因材施教，善于运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手段、提升教学质量，做一名能教善教的教学型“工匠”。
“近思之学”思想对东亚影响至深，决不仅仅表现在理学文献建构方面，而且浸润着东亚社会尚儒者内心，以至研读者、歌咏者络绎不绝。如中村惕斋将代表该思想的《近思录》看作仅次于《五经》《四书》的珍贵经典。古朝鲜、日本学者更有甚者将《近思录》作为自己吟咏诗词的题材，“六经四子四贤诀，都在《近思》一帙中”。试想若不是《近思录》思想在山崎闇斋内心地位崇高，则断不会作此诗。
总之，“近思者，近取诸己”。“近思之学”就是通过选取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理学家语录，引导不知所入的初学者“以类推之”，于视听言动、彝伦日用之间，切实向自己身上领取，如此自近及远，自卑升高，以识理学门庭而不迷入所从，从而到达入圣之道。历史上东亚反映“近思之学”的文献建设，不仅推动了《近思录》思想的广泛传播，所形成的近思切问之学风也惠及了后世子孙，而且这些蕴蓄“近思之学”的文献，在当下的经济社会仍具有其现实价值，因为阅读研习这些文献可增进人们的修养，助其戒浮躁、免俗尘，推动全社会形成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态，进而有益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从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研究《近思录》热”现象看，已出现了尚贤求圣新风尚的端倪。
参考文献
[1]李汉膺.续近思录序文[M]
李汉膺.续近思录.朝鲜李朝木板本.
[2]朱熹.近思录序[M]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元刊本.
[3]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序[M]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清康熙四十四年聚锦堂刻本.
[4]吕祖谦.近思录跋[M]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元刊本.
[5]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吴邦模.近思录跋[M]朱熹,吕祖谦.近思录.明嘉靖十七年吴邦模刻本.
[7]邵仁泓.近思录后跋[M]叶采.近思录集解.清康熙年间邵仁泓重订本.
[8]陈舜锡.近思续录跋[M]刘源渌.近思续录.清光绪十七年补刻本.
[9]朱启昆.五子近思录跋[M]汪佑,编.汪鉴,校.五子近思录.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10]汪佑.五子近思录序[M]汪佑.五子近思录.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11]王鼎.朱子原订近思录序[M]江永.朱子原订近思录.清嘉庆十九年王鼎校次本.
[12]张伯行.近思录序[M]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清康熙五十一年正谊堂刻本.
[13]李鲁叔.近思录跋文[M]叶采.近思录集解.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星山李氏刊本.
[14]朱之弼.近思录原本集解序[M]叶采.近思录原本集解.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15]尹箕.近思录跋文[M]叶采.近思录集解.李朝宣祖十一年礼山县刻本.
[16]韩梦麟.续近思录序文[M]韩梦麟.续近思录.李朝纯祖年间活字本.
[17]宋秉璿.近思续录序文[M]宋秉璿.近思续录.李朝高宗十一年木板本.
[18]沈相龙.近思录讲说[M]宋熹准.近思录注解丛编(9).韩国：学民文化社.1999.
[19]李震相.近思录劄义后说[M]宋熹准.近思录注解丛编(6).韩国：学民文化社.1999.
[20]郑重器.对近思录策[M].李朝木板本.
[21]山崎嘉.近思录序[M]朱熹,吕祖谦，撰.山崎嘉,训点.近思录.日本宽文十年洛阳武村市兵卫、大坂同佐兵卫刊本.
[22]安褧.活板近思录序[M]朱熹,吕祖谦.近思录.日本天保二年活字印本.
[23]高津泰.近思录训蒙辑疏序[M]安褧.近思录训蒙辑疏.日本弘化四年刊本.
[24]溪百年.近思录馀师自序[M]溪百年.近思录馀师.日本天保十四年河内屋太助等刊本.
[25]仲钦敬.近思录示蒙句解叙[M]仲钦敬.近思录示蒙句解.日本文化九年大阪森本太助、森本仁助、森本直助等刊本.
[26]三宅尚斋.默识录[M].日本伦理汇编本.
[27]贺瑞麟.重刻小学近思录序[M]朱熹,吕祖谦.近思录.清光绪十年三原刘氏传经堂刻本.
作者简介： 程水龙(1968— )，男，安徽郎溪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朱子学文献与学术史研究；曹洁(1980— )，女，安徽淮南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朱子《近思录》东亚版本研究”(项目编号：15BZX04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4-0032-07
收稿日期： 2019-04-24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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