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革命同志会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志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9-0010-07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9.002 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最重要的政治组织。随着阎锡山统治势力向基层的不断扩展，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分支机构遍及省内，达于乡镇村治。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之后，逐渐整合于其他各种组织之上，成为核心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按照阎锡山的构想，这一组织将成为“强有力的统一的民族革命的领导机构”①。民族革命同志会对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近代山西以及阎锡山统治不可或缺的内容。研究山西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论著大多都提及民族革命同志会，甚至也强调其对于阎锡山在山西实行统治的重要意义②，而对于该政治组织本身却至今仍未有专题论文探讨。这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其核心领导的政治属性关注不足，往往只强调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性和剿共分共的反动性，偏离对其本身的观察与判断；另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阎锡山及民国时期山西的研究仍停留在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等基本层面，未转移到更深入的政治组织本身研究上来。 学界对民族革命同志会的观察存在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从山西境内共产党发展壮大的角度出发，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对革命进步势力、特别是对牺盟会组织的打压与破坏，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阎锡山假借“民族革命”的招牌，施行各种反动阴谋，维持其“土皇帝”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③，看到1945年以后同志会的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检举“政治嫌疑”及“伪装分子”④。这是观察民族革命同志会的主流视角，多数文史资料中人的口述和当事人回忆录即以此作为主要内容⑤。二是从政治组织本身角度出发，认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是山西最重要的类似政党的政治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是“以阎锡山为首的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⑥，“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团体。它名义上是‘会’，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是一个有职有权的阎锡山的党”⑦。这一视角对于民族革命同志会政党性质的强调，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本身在山西影响有限。“当时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在山西是没有市场的，人们只知道有个‘同志会’，不知道有什么‘国民党’。有些地方虽然也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县党部’，但也不过是装潢门面，挂个牌子而已，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⑧三是强调民族革命同志会的非正当性与非政治性，认为它并非公开组织或正当性组织，甚至定性为特务组织或帮会组织⑨。当时“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名义不便于公开使用，阎锡山借国民党中央成立“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山西分会”的机会，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对内则依然称同志会。不过“同志会”假借“精建会”名义的方式反映出阎锡山对国民党组织的忌惮，这也给同志会与精建会的叙述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不难看出，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地方性的政治组织，对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国家政治的两大主体——共产党与国民党均发生程度不同的摩擦与分化，学界多把它作为对立面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以及这一时期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从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组织建设、内外斗争三方面对这一政治组织予以初步探析，以求反映从抗战到内战特殊时期阎锡山对山西地方政权的强化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 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组织与理论基础 1937年11月8日，日军进入太原。11月中旬，南京政府迁往重庆，阎锡山则退守临汾。1938年2月16日⑩，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会上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3月，临汾失陷，阎锡山退守吉县。5月，日军攻陷吉县，阎锡山退至黄河西岸，驻扎于陕西宜川桑柏村。大敌当前，缘何阎锡山于此时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事后又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难道这个组织并非阎锡山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是集聚力量抗日的急就章么？ 我们认为，从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的发展脉络看，这显然是阎锡山精心设计的组织建设。创办之前，民族革命同志会已具备较为扎实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1936年春，阎锡山将“青年救国团”和“建设救国社”等山西地方政治团体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这个组织虽然没有系统政治纲领，却在领导层和组织架构上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自强救国同志会”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高级委员包括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省建设厅厅长樊象离、省民政厅厅长邱仰濬、省财政厅厅长王平、太原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王怀明和太原绥靖公署参事李冠洋。太原绥靖公署秘书梁化之担任总干事(11)。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时，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文，邱仰濬、王怀明、梁化之均在高级干部委员会之列，且分别承担政事处处长、秘书处处长、组织处处长的重要角色。梁化之同样兼任总干事一职(12)。“自强救国同志会”下设青年、工人、民众、妇女、商人五个委员会，“民族革命同志会”则设有青年组(后改为青运组)、工运组、民运组、妇工组等，沿袭了前者的组织架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后，“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动解散。 1936年5月，阎锡山响应国民党号召，防堵陕北红军东渡黄河，实行“民众防共”策略，抽调青年干部派往各县组织“主张公道团”。同年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部分委员和军政训练班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即牺盟会。“公道团”和“牺盟会”是主张和性质绝然相反的两个团体，却都归于“自强救国同志会”旗帜之下。此时的山西出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自强救国同志会”分别为两个彼此不相容的团体培养和输送干部，反映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后，阎锡山举办了“暑假健身团”和“军事训练班”等活动。特别是“军事训练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分别训练过全省小学教员数百人，“公道团”县、区、村干部一千数百人，“牺盟会”及“民训团”干部二千余人(13)。随着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有些地方的公道团和牺盟分会最终合并(14)。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委任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指挥山西、绥远两省所有军队。7月下旬，阎锡山成立山西省、县、村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即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委员会将各县警察和自卫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自卫队”，强调民族革命与全民族抗战。战委会的正式名称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明确提出“民族革命”概念，这一口号超越了不同政治理念、利益诉求的军政机关和民众团体，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的组织形式。战委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决定抗战到底最后胜利的条件的，是充分执行民族革命的一切政治的民主的任务。我们还要发挥民族革命的积极意义，使整个民众力量动员起来，武装起来。”(15)“民族革命”口号的提出，为“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做好了理论宣传的准备。 不得不说，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战组织工作，是促成阎锡山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外部原因。1936年10月，薄一波受共产党中央委托，由北平返回山西。他以“工人委员会”和“军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的名义在国民师范学校训练青年干部和学生，开展抗日组织工作。薄一波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迅速在山西壮大力量，先后成立四个“抗日决死总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一个“政治保卫总队”等数万人的抗日新军。阎锡山对牺盟会和共产党在山西力量的壮大倍感压力，却又不能破坏统一战线，于是决心建立一个统一领导军、政、民工作的权力机构。由于当时有公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也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用阎锡山的话说，我是战区长官、政府主席，又是民族革命同志会会长，民族革命大学校长，你们都应归我领导”(16)。 二、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成立及其分支机构 “民族革命同志会”成立于1938年2月16日，“那天因防日机轰炸，事前还严守秘密，所以临时参加的人冷冷落落”。发起签到者共108人。从名单上看，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山西政坛重要人物，包括阎锡山及其军政要员、主张公道团上层干部、战委会会长国民党将领续范亭、牺盟会领导干部薄一波、牛荫冠、牛佩琮等。 会议通过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公约》。条文如下：一、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一直做到民族之复兴。二、本会同志，应努力于抗战之种种工作，以求抗战之胜利，努力于迎头赶上之种种工作，以求民族之复兴。三、本会同志之集合，在集体努力，集体监察，集体制裁，以加强工作效率，使一切政治军事突飞猛进。四、本会会员，须有充分组织责任心，以促成各种职务责任心之圆满表现。五、本会纪律，绝对实行烟、赌、赃、欺(“欺”是1942年在克难坡加的)的自治禁绝，与放弃组织责任心的严厉自裁。六、本会采民主集中制，其干部组织分为两级，干部委员20人至30人，高级干部委员9人至13人。七、本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一人之介绍，经审查通过后，填具志愿书，其介绍人绝对负被介绍人遵守本会纪律之责。八、本会发起人为当然会员。九、本公约先由发起人通过，会员大会得修改之(17)。 公约规定了同志会的目的、方针、责任、纪律、机制、入会要求等。这份公约“不是群众共同讨论决定的，而是由阎锡山和他的秘书起草的私约”(18)。这从侧面进一步说明同志会的成立并非急就章，而是阎锡山深思熟虑的结果。 民族革命同志会会内的组织层次是会长阎锡山，副会长赵戴文，领导机构为高级干部委员会，由13名高干组成。下设秘书处、组织处、党训处、政事处、考核处。1939年3月，临时执行部进行改编，在会长和高于委员会下设总干事、副总干事，并设干部委员会监督检查干部(19)。 吉县克难坡是阎锡山驻扎的地方，吉县也成立了最早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县级分会。1938年同志会成立时，吉县并无公开组织，活动在本县的会员均为阎锡山或同志会执行部训练过的骨干会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县长、区长、科长、编村村长或其他重要职务。1939年春，同志会组织机构公开对外，规定凡年龄在15—45岁的人，只要拥护会长，均可参加。吉县分会直接受总会执行部领导。县分会设主任特派员1人，主持全盘工作。宣传特派员1人，负责宣传阎锡山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学说，后期增加“兵农合一”内容。组织特派员1人，负责发展会员。政卫特派员1人，负责纯洁组织以及对违反纪律的会员实行纪律制裁。区设督导组，有组长、组织、政卫督导员各1人，负责该区组织建设、宣传和纯洁组织工作。纯洁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肃伪和清查共产党员(20)。 1939年下半年，其他县级分会纷纷组建，主要分布在晋南地区，如襄陵县、汾城县、隰县、蒲县、猗氏县、临晋县、翼县等。县级分会下还有区级分会，区级分会下设村级分会，村级分会又往下分编村分会与闾分会(自然村)。襄陵、汾城两县分会设主任特派员，宣传、组织、政卫特派员及秘书、干事等。各区建立区分会，设组织、政卫督导员。编村设立村分会，设主任特派员1人，专任特派员2人。自然村以闾为单位建立小组，设小组秘书。机关团体和学校建立分会，设特派员。县、区、村工作人员、教职员工、中小学生大多参加该组织。农民也有不少人加入(21)。隰县分会成立时处于秘密状态，1939年7月组织公开，但仍以“精神建设委员会隰县分会”为名。“晋西事变”中，12月5日晚，隰县同志会分会被牺盟会和抗日县政府取缔。1940年2月恢复(22)。1939年7月1日，蒲县分会成立(23)。1939年9月，猗氏县分会和临晋县分会借“精神建设委员会”名义成立(24)1939年，翼城分会成立(25)。1939年12月，同志会孝义分会成立。当时阎锡山派200多名干部来到孝义县西宋庄村，县长张居乾带队，同志会孝义县分会主任乔天爵，敌工团长赵正表，国民兵团团长李选魁同时到达(26)。 1940年1月，随着阎锡山势力的巩固，民族革命同志会再次改组。高干委员会增加候补高干7人，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改为总书记和副总书记。内部机构由处改为组，分别是总务组、地方组、军事组、青年组、党训组、交通组(27)。 民族革命同志会县级分会及以下的基层分会随着上层的改组，组织更加稳固完备，力量渐趋壮大。 1940年3月，同志会大宁县分会第一次改组，以编村建立同志会支部，配备专职特派员(28)。 同年，民族革命同志会蒲县分会正式更名，下设4个区督导所，12个村分会，392个村会员小组，共有会员2000余人。会员大部分是集体加入和在户口本中录取，有老至七、八十岁者，幼至十二、三岁者。1948年消亡。蒲县分会主任特派员的任期基本在1年左右，1939到1947年的9年间蒲县分会有8人分别担任(29)。 隰县分会1940年发展会员近百人，1942年新增500人，1943年总数达9000人，1600余组。1940年开始，隰县分会成立核心组织“同志会先锋队”，到了1946年成员共有700余人，其中党、政、军的干部占八成，县团以上干部同时组成“基本干部会”(30)。 1940年，民族革命同志会响应阎锡山“文明政治”和“村本政治”的号召，向吉县各编村加派特派员1—2人，同时设立村分会。县直机关、团体、学校、地方武装均派有主任特派员和政卫特派员，县、区、村三级均以主任特派员为主，吸收县、区、村长和国民兵团的团、营、连长参加，组成3人小组，主裁军政大事。当时凡在第二战区所属地区工作的人，必须参加同志会，否则不能在二战区各级部门工作(31)。 1940年，晋西北的宁武县成立县级分会。这发生在阎锡山与共产党公开摩擦的“晋西事变”之后。但成立不久，宁武的同志会主任张启明和县长杨锡时逃跑，途中被岢岚的八路军所捕获。同志会在宁武的活动中断(32)。 1940年，晋东南的晋城成立分会。该地不属于阎锡山晋绥军负责的第二战区，而属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第一战区的防区，因此同志会的活动影响很小(33)。1941年“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被日军战败，从晋城撤军，晋东南的同志会从此销声匿迹(34)。 1941年4月，同志会第三次改组，取消总书记、副总书记，设高干驻会委员会，派高干轮流驻会，实行集体领导。内设高于驻会办公室、组织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干部管理委员会、理论委员会、敌工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基层干部委员会、行政进步保证组、军事进步保证组、组织组、干管组、党教组、政卫组、妇工组、训练组及服务管理课等。各地同志会分会的力量进一步得到发展。 1941年以后，“肃伪”成为阎锡山的工作重点。同志会各级分会积极配合此工作，开始由干部组织转入群众路线。1941年，吉县分会开始在群众中发展会员，县分会会员增至四、五千人。与此同时，派往区、村和团体、学校的特派员发展会员达万人以上(35)。1942年秋，同志会曲沃分会成立(36)。1943年，随着同志会力量的发展壮大，翼城不再借用精神建设委员会的名义，将其并入同志会(37)。 1942年冬，同志会在孝义推行阎锡山的“兵农合一，编组分地”政策，要求农村劳力三人一组，“三丁抽一”作为常备兵，入营服役。其余二人为国民兵，在村领种份地，每人每年无偿供给常备兵家眷粮食三石，粗细各半，棉花五斤。这一措施并未收到效果。五区的响义村48户人家有18户逃往外地。人口由205人降到110人，全村土地2126亩只有970亩种上庄稼。群众称：“兵农合一好，土地长了草。” 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急于扩大势力，消除国共两党在山西的影响，不惜在同志会组织吸纳日伪团体“新民会”。1945年10月1日，中断活动的宁武同志会全盘接收新民会，将其改组为同志会宁武县分会(38)。1945年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撤离沁县，阎锡山成立了同志会沁县分会，其组织基础也是日伪时期的新民会(39)。这种做法其实未收到实效(40)，反而背离“民族革命”旗帜，加速了阎锡山政权的败亡。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前后，同志会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不少曾经的日占区县份新成立了各级分会组织。同志会文水县分会设立于1945年，设专职主任和副主任特派员(41)。同志会寿阳分会成立于1945年8月，会员人数远远超过国民党(42)。阳曲分会成立于1945年9月，有21个乡镇分会，发展会员1410名(43)。1945年10月，阎锡山重新占领家乡五台县，成立同志会五台分会。不过9个月之后，五台全境解放，同志会旋即随阎锡山部队退往忻县(44)。1945年10月，同志会朔县分会成立，发展会员314名(45)。1945年10月，同志会祁县分会成立，发展会员5689人(46)。1946年初，同志会平定县分会成立。次年5月，平定解放，分会迁往太原后消亡(47)。1946年10月，阎锡山势力重新进入阳高，由大同专区同志会委派马维营组成阳高分会，工作人员20余名。全县共设立18个分公会。全县成员4000人，组成18个兵农基干自卫队(48)。 到了1945年3月，翼城县共有同志会会员1398人，5个区都设有分会，22个编村设编村分会，成立241个小组，另有4个直属分会和1个直属组。4个直属分会是：第一分会(县政府)，2个小组，20人；第二分会(供给部)，2个小组，11人；第三分会(国民兵团)，5个小组，41人；第四分会(政卫团)，4个小组，30人。1个直属组，下有4个小组，35人(49)。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已完全成为阎锡山扩展地方权力的政治组织。1946年6月，隰县同志分会改名为民众自卫总队政治部，分会主任改为政治主任。区督导员改为民众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员(50)。新成立的县分会与前期相比，组织和会务方面都出现了较大的不同。例如文水县分会不仅乡设专职主任特派员，村设特派员，闾设闾组长，且中等以上学校和较大的工厂均强化了组织力量，设领导组，校长或厂长兼任组长，并设专职副组长(51)。同志会阳曲分会的主要任务则是发展会员，建立情报网，搜集共产党情报，配合推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52)。 三、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异流 民族革命同志会的设立，从表面上看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几乎涵盖所有山西境内的抗日力量。但阎锡山设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真实目的，无疑是要强化自己在山西的主导地位，打击威胁到他的国共两种力量。同志会成立不久，阎锡山退守吉县，后撤入陕西。1940年4月，阎锡山离开陕西，回驻山西吉县的南坡村，并将村名改为“克难坡”。阎锡山重新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进一步加强了同志会组织，使其逐渐成为领导第二战区政治、军事、经济的政治团体”(53)。 山西境内威胁阎锡山势力的是两支来自国家层面的力量，一是共产党主导的牺盟会，二是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党部。阎锡山通过民族革命同志会这一组织，对二者势力在山西的扩张均进行限制与防范。公道团与牺盟会是针锋相对的两个团体，尽管民族革命同志会宣称代表省内最广泛利益，但它支持公道团和限制牺盟会的双重标准昭然若揭。据1939年民族革命同志会执行部的一位干事回忆：“这个组织是军队的领导核心，它的层次地位规定有10等，10个字：‘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入了这个组织，就可取得军队的各级领导职务。”(54) 1939年10月29日，阎锡山在陕西秋林召开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据记录秘书杨怀丰回忆，讨论同志会公约时，阎锡山与牺盟会主导的抗日新军展开争论。原公约规定：“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争取抗战之胜利，做到民族之复兴。”阎锡山对民族革命内容的解释是要实现他提出的“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主张。牺盟会代表反对，主张“民族革命之目的”只是单纯为了“抗战之胜利”。公约的另一条规定：“会员入会，须有会员二人介绍，填具志愿书，经审查讨论通过。”大会期间，同志会会员要求牺盟会员履行人会手续。牺盟会员说，他们是当然的同志会员，现有代表参加大会，不须重复履行入会手续。再次引发争论。会议恰逢辛亥光复纪念日，举行庆祝游行，同志会提灯，牺盟会举火炬，队伍泾渭分明。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从开头到终了，一直处在矛盾斗争中。报告无讨论，无决议，公约未通过，未选举，草草收场(55)。 1940年，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方针得到日本人响应，同志会公然反共，不惜与日本人合作，共同抓捕共产党员。1941年夏，孝义县成立流动工作队，推行“肃清伪装，净白阵营”的“肃伪”政策，抓捕嫌疑分子，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56)。为了反共，1941年11月阎锡山干脆成立帮会性质的组织，名为“民众进步总社”，亲任社长。“民众进步总社”对外属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对内则称“民众山”，阎锡山任山主，化名齐继川，堂名为“进步堂”，依照帮会方式，建立起一整套帮规(57)。 除了限共反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势力也严加防范。1943年，阎锡山对同志会再次改组，在大宁县设立“组、政、军、经、教统一行政委员会”，简称“统委会”。县统委会主任统抓包括同志会在内的一切工作。区设督导组，由同志会特派员、区长、国民兵团区营长组成，上下行文一律以统委会名义发出。同志会各村支部改称村分会，设主任特派员和专任特派员各1人，完全架空国民党的军队和组织(58)。 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党力量颇为反感，“他们绝口不提蒋介石”。阎锡山虽然是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自己有个小圈圈叫民族革命同志会，他是会长，他底下这些人要称呼他会长，他就挺搞笑，要称呼他司令长官，他就满不在乎”(59)。 民族革命同志会副会长赵戴文的遗嘱亦显示出同志会与国民党的离心离德。1943年，日本人与阎锡山签订停战协定，其中一条要求阎锡山脱离重庆政权。阎锡山以时机未到推辞，但双方往来频繁。当时阎锡山将第二战区和山西省政府的关防印信统统收起，改以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此情形下，作为省长和同志会副会长的赵戴文，唯恐身后背负脱离国民党与投靠日本人之名，坚持在遗嘱中要求墓碑上只写“中国国民党党员赵戴文之墓”几个字(60)。 民族革命同志会在防范国共的同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阎锡山的统治。1943年至抗战胜利前，同志会隰县分会的职能除了继续贯彻宣传抗日的民族革命外，主要围绕阎锡山的政治理念展开宣传活动，宣讲兵农合一、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等思想，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共产党、国民党和敌特汉奸。隰县同志会具体落实县内兵农合一政策的执行，采取六项措施，即组织兵农基层干部、民众奋斗、兵农合一、肃伪、情报(61)和循环检举(62)等(63)。 1946年，大宁县统委会撤销，改由同志会县分会主任、县长、国民兵团团长组成“三人小组”，作为县级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权力置于同志会监督之下，建立县政务会议系统，实行“组织起来的组织领导”。同志会组织的权力高于一切。同志会内部实行“互相监督，循环检举”。大宁县发展会员2000多人(64)。这样，各级同志会组织的三人小组，具有国民党组织和县政府都无法干预的生杀大权(65)。1946年，同志会不遗余力宣传阎锡山的“村本政治”，力图加强基层乡村控制。1947年，阎锡山又推行自清、自卫、自治的“三自传训”，同志会的三人核心小组又组成了三自传训委员会(66)。 作为抗战后最高权力组织的同志会，究竟自身建设如何呢？我们从下表中可窥得一斑。
标签：同志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阎锡山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1939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