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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主要是西方科技。西方科技由古希腊人奠基，历经沉寂的中世纪，再现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和近现代的三次革命期，把世界从人畜力加简陋工具时代推进到今天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时代，从蒙昧状态进入高度文明状态，使人们的思想、工作与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革，使地球面貌日新月异。为何西方科技具有如此旺盛的活力与生命力，它能持续飞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个对世人具有持久魅力的问题。
一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科技发展奠基性的作用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对古希腊人在哲学上和其他领域中的成就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①恩格斯这段话指明了希腊哲学对自然科学发生与发展的作用。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指导，缺乏哲学指导的科技将缺乏高远的发展目标，成为“雕虫小技”，难以取得进展并获得重大成果，甚至会迷失方向，误入歧路。在科技发展史上，大部分重大的科技发现、发明都是在哲学指导下诞生的，或直接由哲学家（也可说是科学家）提出的，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泰勒斯预言日蚀、莱布尼兹与牛顿同时创立微积分理论、康德提出天体演化假说、罗素提出“罗素悖论”，引起一次数学危机…，都是些典型例子，西方科技的发展首先是得益于古希腊哲学的指导。
古希腊哲学一个显著特点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哲学家也是科学家，科技知识统一于哲学中。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哲学与科学还都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良好开端。它的好处在于两者在一开始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充实和丰富哲学。当然，在那时，两者的重要性并非同等的。哲学由于主要依赖思辨，而恰好又出现一大批爱智慧、爱思辨的智者，因而更显得成熟，处于主导地位。科技发展由于需要依赖哲学研究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而尚欠成熟，处于从属地位。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哲学观点而不是为了解决生产及日常问题。那时科学更多地受惠于哲学，而不是相反。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供世界本原的概念。出于探索自然奥秘，探索真理的冲动，古希腊哲人普遍对世界的基本组成要素感兴趣，并各自自立门户，组成学派，如泰勒斯认为万物由“水”组成，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毕达哥拉斯认为是“数”，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由原子与虚空组成，等等。虽则各派意见始终没有统一起来，但在世界是由早已存在的物质生成的（毕达哥拉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少数人除外），而非神创的；世界万物由单一的或少数基本原素组成，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世界可以认识，物质可分等方面却从一开始就作为共同的讨论基础存在，并被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理确定下来，为后人认识世界和从事科学研究确立了个重要的哲学观。
2.相应地发展了辩证的和分析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②他们懂得从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联系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僵化的和孤立的角度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还分别对演绎法和归纳法进行研究，尤其推崇前者。这与他们普遍进行探索世界本原的工作相适应。这一工作使他们发展了对一切事物和现象追根溯源，层分缕析，直至其基本组成要素的观察与思维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普遍地运用于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都是运用演绎法的典范，他们在这方面达到的水平，至今尚没有多少人能超过。
3.提供探索自然奥秘，追求科学真理的人生观和榜样。古希腊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特点，将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向大自然，建立以探索自然奥秘和追求科学真理为目标的人生观，众多古希腊学者并在这方面做出榜样。此外，古希腊哲学还要求人们把“认识自己”，尤其是以苏格拉底为榜样把“认识自己的智慧微不足道”作为个人行为的重要准则与个人成功的条件，使人们注意自己素质的提高，在从事科研取得成果时不骄傲自满，为科技发展建立思想与道德基础。不少人还认识到高尚的思想品质对创造活动的重要作用。公元二世纪雅典修辞学家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书中就谈到：“真正的才思只有精神慷慨高尚的人才有。因为把整个生活浪费在琐屑的、狭窄的思想和习惯中的人是决不能产生什么值得人类永久尊敬的作品的。”人的一切行为受思想支配，平庸的思想产生平庸的行为和结果，伟大的思想产生伟大的行为和成果，以探索自然奥秘、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科学研究活动充满艰难险阻，难以指望回报，更需要研究人员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
4.确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批判精神。由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而自然科学研究往往不受阶级利益的影响，功利性与主观随意性较弱，客观性较强，有助于培养人们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批判精神，包括对他人和对自己观点的证明、检验与批判。由于这种批判不涉及政治，不进行人身攻击，局限于学术范围内，因而具有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有利于自我提高，并可避免错误观点和虚假科学流行。以自然为研究对象，还有助于实验方法即在实验室中重复自然过程的方法的发展，使人们能方便、精确、可靠地认识自然规律。
5.促使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古希腊，一切知识包涵于哲学中，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哲学帮助各门学科建立、发展与完善，哲学渗透一切学科，指导一切学科，使其他学科都包含哲学，与哲学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获得较高的起点，并反过来丰富和推动哲学的发展，逐渐建成一个与哲学紧密结合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理论体系属于自组织、自成长系统，它一旦建立起来，就能运用各种方式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吸收进来，并使之得到系统的整理、保存，使之相互发生作用，不断得到改进、完善，并推动新成果的产生，体系自身也在这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如果科学理论体系不能形成，社会的科技研究就只能是适应国家政治需要的行政事务，或个人的偶然行为，所产生的成果也只能是缺乏内在联系的零散的成果，难有大的作用和发展。
尽管存在过中世纪沉寂时期，西方哲学始终是极为活跃的学术领域，充满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批判，也充满活力，不断创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并存，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共生，可贵的是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精神，不允许任何思想——即使一时公认为普遍真理——成为长久束缚人们头脑的桎梏，不长久停留在一种精神状态中，哲学始终走在科学的前面，给科学发展开辟道路，指示方向。
古希腊哲学曾因罗马人的入侵，中世纪宗教势力的增强而被冷落，然而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播的工作一直在少数人中进行，始终没有停止。这种哲学，由于充满了辩证法，充满活力，具有鲜明的批判性、斗争性和进取精神，它的存在迟早必定会引发思想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这么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文艺复兴运动首先使古希腊哲学得到复兴，使哲学与科学同时摆脱“神学婢女”的地位，由此而促进了科技的全面发展，促使科技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但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是形式改变了，实质并没有改变。哲学指导科学研究，科学以其成果不断充实与促进哲学发展的关系没有改变。相应地，哲学家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科学，科学家用先进的哲学武装自己的头脑，思考哲学问题，这种传统不变，一直流传至今。
二 数学——使科技得到量化并走向精密
虽则对数学的应用最初并非希腊人，但将数学从实践提升到理论的却是他们，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两人。他们分别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和前4世纪的古希腊，前者的勾股定理及后者的几何学直到今天仍是全世界所有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也说明古希腊数学发展程度之高。
在古希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数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因而毕达哥拉斯将数学并非作为一种实用的技艺而是作为一种哲学发展起来，欧几里得则将物质世界的逻辑关系用公式与图形进行描述。这种开端使数学获得理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参与，为数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奠定思想基础，使数学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个开端也使数学渗入哲学中，使哲学获得数学手段，有利于提高哲学对科学的指导地位和自身的发展。
数学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数学在科学研究上的广泛应用，使科学研究各领域得到量化和形式化，以量和形的形式将世界重新构造出来，以特殊的符号系统，将人类已有的和新创造的科技成果，纳入数学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中，与原有的科技体系形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科技进步不断给数学增加新的科技内涵，促使产生新的数学分枝，使数学之树长青；另一方面，数学使科技获得日益完善的探索自然奥秘的工具，使科技研究的精度和逻辑性不断得以提高，使科技理论体系迅速走向成熟、完善。
数学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使人们能通过对事物比较清晰的量的方面去认识事物比较模糊而复杂的质的一面，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事物的本质，“使我们免受感觉的欺骗”（欧拉语），并对事物的量与质相互关系的认识得到深化，掌握了众多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值，找到以量变求质变的途径。数学将事物的性质、运动和事物内外的关系量化，使之变得可以计量，使人们可以通过计量的结果加深对事物的性质、特征、事物运动的规律与趋势等的认识，供决策和规划时参考。数学使研究过程和结果精确化。研究过程和结果如果只有定性的描述往往是含糊的，可作多种解释的，因而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研究过程和结果只有在数量化后，可以运用数学方法对事物内部各个部分和空间位置进行精确测量，运用数学符号进行计算后，才有肯定而精确的描述，对随后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才能进行精确的比较和分析。
有了数学工具，人们进行科技研究与实践活动时，可以根据科学规律，建立各种数学模型去描述事物运动状态及规律，可以通过对模型的操作和计算，产生在精确度上远远超出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的结果，提供研究对象在量、质、外形、空间位置、运动速度等方面的精确数据，使人们能在理性上精确地把握靠观察不能把握的事物间和各种运动间的细微差别和趋向，提高科研与实践的效果。
数学具有严格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不仅能帮助我们证明科学定理，证实已知，还能帮助我们进行科学探索与科学发现，发现未知，如一些新天体与新元素的发现就首先是通过数学计算，继而进行观察或实验才发现的。它还能帮助完善证明的思想和方法，这种思想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对防止不负责任的臆造和伪科学的流行十分重要。
数学能以其特有的符号量化多种思维方法，包括逻辑方法、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使这些思维方法变得可计算，可比较，有利于提高人们理性思维的能力，纠正错误，引导思维朝向正确的方向。
数学的发展使西方科技理论在形式上演变成一个数学逻辑体系，两者浑然一体，形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 机器——科技主要的物质载体
科技的重要成果是发明并应用大量新机器。机器，包括机械设备和一些复杂的实验装置、仪器等，不仅象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仅是生产工具，还是人的智力的实物载体。因此，马克思把机器等生产工具称为“物化的智力”③、“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④。新理论产生后，一方面需要数学做定量的描述，另一方面就需要制作成机器。
机器的研制和应用对科技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使科学理论从思辨走向现实，使理论物化，从而使人们对新理论的认识得到深化；第二，使理论得到应用，并在应用中检验和改进理论，帮助创立更新的理论和机器；第三，使理论获得一种新的保存手段——以物质形态保存；第四，扩大并完善了科技系统，使其增加物的因素。
理论首先是人的主观的产物，人的主观容易偏离实际，在接受实践检验前，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一切理论都不过是猜想和假说”，与实际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如果按照理论提供的原理和方法动手制造一台机器——往往要通过多种试验和反复试制，理论中的偏差就能发现，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就会缩小以至消失，“猜想和假说”就会变成现实。在科学史上，蒸汽机的研制成功使能量转化和守衡定律、热力学定律等物理定律得到反复的证实和运用，各种电动机械的研制成功使电学理论得到证实和充实，火箭与宇宙飞船的研制成功使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力学理论得到证实和充实。另一方面，不少人在研制永动机上的失败，宣告了这个异想天开的“猜想和假说”的破产，从相反的方面进一步证实能量转化和守衡定律的真理性。
机器对理论不仅具有验证的作用，而且还能促使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机器的产生。例如，在前人发明蒸汽推动的活塞装置的基础上，瓦特发明了离心式调节器，使这种装置成为真正的蒸汽机。而瓦特蒸汽机的研制成功，则不但使前述的物理定律得到证实，而且促成了伺服机理论、自动机理论、控制论的创立，以及物质的自动机和控制论机器的产生。又如，粒子回旋加速器的研制成功和运用，使人们从理论到实践上对原子内部认识都不断得到深化，不断有新的发现，并使这类机器本身也不断得到改进。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和运用促成一些新学科和新机器的产生，它本身也在运用的过程中不断更新换代，等等，这些都是靠纯理论研究解决不了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创新实际上是现有要素的重新组合。机器是由各自独立的零部件组成的，它给人提供大量直观的重新组合的机会，使人们能用拼积木般的方式大量研制出新机器和相应的新的科技理论。
理论研究与机器研制常常还产生虚拟的理想机器——一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仅存在于科学逻辑推理中的机器或模型，用以证明现有理论，创造新理论和新机器。例如，伽利略通过设想无磨擦装置去证明加速度定律；卡诺通过设想热效率为100 %的理想热机去证实能量守衡定律并否定永动机；图灵设计的图灵机有效地说明了信息处理原理，为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作出贡献，等等。
机器的研制不仅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上述作用，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同样的作用。例如，回旋加速器的运用就使哲学上关于物质可分的观念得到深化，使人对物质的认识从原子层次深入到粒子层次；自动生产线加深了人们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看法，改变了企业管理的模式；交通与通讯设备的改进和新设备的研制运用，改变了传统的地理概念和人际交流方式；武器的改进和新武器的研制与运用，不断改变战争的概念和作战方法，等等。此外，象物质不灭，能量转化与守衡等物理定律实际上也是些哲学命题，它们的证实和充实，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机器还具有保存和积累人类思维成果的作用。在这方面，机器和图书馆有共同之处。它们的区别是：图书馆以文字符号形式大量地、重复地保存和积累人类的思维成果；机器则以实物形态保存和积累人类的思维成果——人类自从制造第一把石斧以来的思维成果都可以说以潜在的形式保存和积累在每一部机器中，而且不象图书资料那样静态地保存信息，而是在运用中、改进中动态地保存信息。
机器大量研制和运用还改变了科技体系的构成，使它从“纯理论型”转变为“理论与物质结合型”，即科学理论（包括基础理论、应用技术理论及专业理论）加机器。
机器是科技理论主要的物质载体，是科技成果，它的推广应用的过程也就成了科技知识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过程，成了动员人民大众学科技、用科技和改进科技的过程，使科技获得广大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西方科技能获得高速发展与大量研制运用新机器密切相关。
四 工商业发展——为科技交流与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恩格斯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⑤西方哲学与科技的发生和发展与其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即交换程度较高的牧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与手工业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多山及临近地中海等自然地理条件和特殊的人文条件⑥，促使希腊人在建立殖民地、发展航海和工商业方面走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前面。发展工商业较少依赖自然环境，较多依赖主观努力，大部分生产时间是人工劳动时间，是一种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活动，需要经营者预先进行学习或培训，掌握系统的科技知识，并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环境，确立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设计出各种到达目标的计划和措施，避免各种可能的失误。工商业活动这种事前学习、调查研究、确立方向和目标、制定计划和措施的工作程序无疑也是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
工商业经济是一种开放性极强的经济，它有强烈扩张趋向和社会化的趋向，它冲击传统地域观念，打破传统地域界限，要将市场扩大到世界各地，要把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因此，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们从思想到行为逐步被社会化了，人群的流动性逐渐增加了，人们的视野逐渐变得开阔了，求新和冒险意识增强了，这些情况的变化无疑有利于科技的发展。
工商业由于能以比农业高得多的效率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能促使人们为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集中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以较少的人力物力耗费、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产品并给生产经营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因而获得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市场经济的形成，竞争也就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和发展动力。
竞争的压力加上追求经济效益的动力，迫使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们重视科研和科研成果，科研也就获得了在教室和实验室中不可能有的强大的发展动力和物质基础。这也促使科技与工商业的结合，产生相互促进的作用。工商企业由于获得科技成果而得到高速发展，并引发一次次的生产力革命；而科技则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获得研究经费和物质装备，刺激更多科技成果的产生，出现了一次次的科技革命。可以说，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会有科技革命，它们存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工商业最频繁的活动是“交换”或“交流”，善于学习、注重交流也就成了工商业文明的重要特征和优势。这一优势使人们在经营工商业过程中就能方便地交换到甚至以“信手拈来”的方式获得他人的许多有用的信息、知识、思想和工具，缩短了自己研究的时间，避免走弯路或犯别人犯过的错误。古希腊发达的工商业在这方面给科技发展提供不少有利条件，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处学过来，数学则借鉴了埃及人的成果。西方文化中大量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东西是通过经营工商业这一途径获得的。
工商业中的造纸、印刷术、仪器仪表制造、信息传输手段和各种实验设备的发展，给科技与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使科研成果得到有效的保存、推广与应用。
在商品交换活动中，通行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这一原则有利于打破等级观念和迷信权威行为，从而促进新观念、新理论和科技发明创造的产生。这一原则还使人们乐意将自己的科技成果送到市场上出售，使科研成果得以推广开来，使其价值得到实现，使科研人员获得与自己付出的劳动大致相适应的经济收益，使他们获得了生存和继续研究的物质条件。
工商业活动引起市场扩张，使社会矛盾与冲突大量增加，甚至引发战争。战争除有破坏性的一面外，也会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文化交流。例如，亚历山大东征就伴随着希腊文化的推行，使他所建立的跨洲王国进入所谓希腊化时期，并使阿拉伯文化流传到欧洲。拿破伦远征埃及曾组织有近百名成员的随军科学艺术团，在占领区推行法国文化，并成了在不利情况下对英军作战获胜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对中国也有类似的作用。战争迫使各方加强军工生产，研制不断改进的和新式的武器，以减少伤亡，获得胜利，这些成果在战后和平时期则转化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技成果。
五 教育——使科技知识得以普及、继承和发展
科技的发展需要社会基础，不能是局限于少数人的活动，需要群众广泛地参与。参与科技活动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知识，解决科技知识不足最重要的途径是教育。
教育对人从而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多重的。它能给广大群众普及科技知识，培育人们爱科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能开拓人们的视野，破除迷信，引起思考，激起论争，能拓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使科技知识得以用文字和口头方式积累、整理、传授下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推广应用和改进。一个社会，如果教育不发达，科技也不可能发达。
古希腊的教育就已相当发达，不少学者不仅是哲学家、科学家，而且也是教师，他们不仅办班讲学，而且创办学校与学园，成立学派。社会对儿童的教育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那时学校的主要课程有：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称七种自由艺术，简称“七艺”。前三科是古希腊智者学派教授的主要内容；后四科是柏拉图提出并开始实行的课程。柏拉图尤其重视数学与音乐教育，他提出的四门课程中有两门数学一门音乐，他在学园前面树立一面刻有“不懂数学者止步”的牌子，他对音乐说过：“心中充满音乐的人才会对最美好的东西充满爱”，反映了他对这两门学科的重视程度或重视的原因。“七艺”是哲学、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的课程。哲学、科学、艺术教育加上体育（古希腊尤其是斯巴达对体育的重视尽人皆知），是人走向全面发展、走向完善的基础教育。即使在中世纪宗教势力上升的时期，这些课程都被保留下来，只不过精简了一些明显与神学信条对立的内容，强化了神学课教学罢了。那时逐渐增多的大学除设立“自由艺术”学系外，还设立法学、医学、神学和稍后的物理学系，课程设置逐渐变得全面而系统。
先进的课程设置还需要有先进的教学方法才能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西方科技发展不仅获益于自古希腊时起即堪称先进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还获益于那时期起就已流行并相当先进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注重开发学生的能力，而不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要目标。正如罗素所说：“使希腊哲学家更加光荣的是，他们竟然已经懂得真正的教育必须如何进行。教师的作用是辅导，是促使学生亲自去领会。…教育是在教师指导下学习自己去思考。”⑦
这些先进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一直得到继承和发扬，是西方人才辈出，科研硕果累累的重要因素。
六 法制与民主传统——科技发展的政治条件
一般认为，西方政治具有法制与民主的传统，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阻力与限制（如古希腊的公民不包括妇女与奴隶）。最早体现法制传统的是始自公元前5 世纪陆续制订的古罗马法——这前后在古希腊也在施行类似的法律，这些法律保证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主要是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权利，明确宣布保护私有财产，即保护个人追求自由幸福的成果。对科技发展来说，这就使一个“无需工作”，能“把大部分闲暇都用于追求科学、数学和哲学”⑧的阶层，即专门从事哲学与科学研究的阶层得以存在，保证了科技研究与发展在人才上的需要。后来各国还制订、施行许多鼓励科研、保护科研人员利益和成果的法律。
从统治阶层看，科技发展对他们的统治一般不构成威胁，往往还有利于增强他们的统治地位，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与支持。具体表现在：第一，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高。在西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从古至今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普遍受政府重视和群众的爱戴，如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迪卡儿、戴维、欧拉等科学家被聘为皇室座上客，或皇室成员的教师，一些有名学者在政府担任要职，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一些皇帝如拿破伦，在重用科学家、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方面曾留下许多佳话。第二，不少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创建学校、研究机构和图书馆，以推进社会教育与科研。例如，公元前3 世纪托勒密王在亚历山大里亚以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为榜样，建立了一个科研、教学和技术应用相结合的缪斯学院，在其影响与榜样的作用下，柏加曼、叙拉古、罗马也逐渐建设成为科研中心，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工程学领域培育出众多伟大学者，形成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世界教育与科技发展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世界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是由古罗马凯撒大帝及其后继人波里奥创立的。公元75年，罗马皇帝韦斯巴芗把他从帝国金库得到的十万银币赠款创办学校，为国立学校开创先例。公元410 年另一位罗马皇帝西奥多西斯则首创政府筹资创办的大学体系。美国有十多个由卸任总统创办的图书馆。三是统治阶层科技与文化素养普遍比较高，其中不少人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如第一个著名的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就是个军事将领，在皇帝的鼓励下，他写了西方最早的艺术史著作，还写了献给提丢斯皇帝的30卷本的《自然史》。后来，为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他被火山灰所埋没，为科学献出生命。又如马德堡市长为证明大气压力而自费进行的马拉半球试验，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在雷雨天放风筝进行天电试验，是其中较典型的事例。
西方世界法制及民主政治传统得以形成和持续下来的一个原因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在国家问题上，这种伦理观认为，国家（团体和家庭）由自由平等的个人组成，个人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对内）的任务是给个人发展提供条件，帮助个人发展，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则靠法律约束。个人意味着个别性、不统一、多样性，发展意味着创新，个人的发展首先是个人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和发明创造也就能普遍得到鼓励与支持，这是西方科技得以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条件。原因之二是工商经济。这种经济尽管那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外还具有掠夺性，但它已经属于市场经济性质，客观上要求（起码在国内）遵循价值规律及等价交换的原则，使社会存在一种公平、平等的要求，并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它不仅要求经济开放，而且要求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开放。议会、国家机关、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象商店一样对社会开放，甚至家庭及私有财产也存在开放性。因此，在西方，私人图书馆、博物馆转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私人献出私有财产以资助社会教育、科研的现象随处可见。
法制与民主是科技和工商业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制与民主传统是西方科技及工商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因素。
七 基督教的积极作用
宗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客观存在，世界过半数的人口信仰某种宗教。宗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研究科技发展问题，不能不考虑宗教的影响。赫胥黎说过：“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双生姐妹，把一个从另一个分开，一定会使双方死亡。”⑨如果回避宗教问题，我们对西方哲学和科学中许多观点和现象，就会感到难以理解。
尽管宗教被不少人认为是科学的敌人，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两重性，宗教对科技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这是由于宗教、哲学与科学有相同的根源。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宗教（更早的则是神话），然后是哲学，最后才是科学。因此之故，早期的哲学与科学都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一些学术团体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同时是个宗教组织，这种情况在当代西方哲学与科学中仍未完全消失，尤其在一些人类尚没有很多确切知识的领域。在人类社会早期，宗教的影响更大，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往往起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罗素认为，古埃及、巴比伦文明未能发展出哲学与科学，人才及社会条件欠缺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紧要的是宗教的作用不可能导致智力的大胆发挥。”⑩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宗教大多是高高地凌驾于世人之上，成为主宰人的命运，束缚人的思维的超自然的力量，极不利于科技的发展，而古希腊人的宗教却是世俗的，众神除了不会死并有超人的威力外，在道德品质上则与凡人没有多大的差别，与凡人有很多相同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间存在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竞争或斗争的关系，人可能努力使自己成为神，甚至超过神，这是哲学与科学能在古希腊产生并繁荣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是西方主流的宗教，其对科学的积极作用更多。与东方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有如下特点：第一、基督教的产生具有较深厚的哲学背景，内涵深刻而广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等古希腊学者都在神学方面有所研究和论述，古希腊哲学思想是基督教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奎那还将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经改造后纳入基督教教义中。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包含大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哲学与科学至今仍对基督教产生影响。这些是东方宗教所缺乏的。第二，重视教育。大概因为耶稣基督一生重视培育门徒，宣传教义之故，基督教十分重视办学、讲学，在中世纪甚至垄断了教育，基督教徒中有相当部分人从事教育，从中产生夸美纽斯、福禄培尔、卢梭等杰出的教育家。当基督教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时，往往首先建立的是教堂和学校。教会学校除教授圣经外，更多的还是文学、修辞、艺术和（具有神学色彩的）自然科学。中国最初就是从传教士处获得西方科技的。第三、支持教士搞科研。由于基督教文化体系中包含古希腊哲学与科学思想，教士搞科研只要不明显违反教旨，公开与教会组织对抗，一般还是允许并得到鼓励的，教士从事科研的现象也很普遍（与教会的特殊环境适合于潜心研究有关），教会在中世纪还一度垄断了学术研究，从中还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孟德尔等杰出科学家。第四、具有批判精神。基督教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将目光放在来世，而是更注重现世（一般认为基督教更注重来世）。现世总是不完善的，充满罪恶的，因而是需要批判的——不仅对现世的罪恶进行批判，而且对基督教自身也进行批判。关于这后一种批判当然不能期望获得全体教徒的支持，但根据基督教现世的性质促使这种机制的出现及巩固，产生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革人物和新教派，促成泛神论、自然神论的流行。基督教将古希腊学者提出的“认识自己”的人生任务具体化为“认识自己的罪恶”，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不断进行反省、忏悔与批判，有助于人们净化思想、自我约束，将道德的长城建立在人心中，在进行科研和其他活动时，避免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有助于废除奴隶制和社会不公平，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实现社会稳定有序——这无疑也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持续进行。
除了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大多实行政教分离制度，集体的宗教活动限定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般于星期日在教堂进行），一般不干预社会行政、经济、文化活动，对社会科技进步不构成重大障碍——这点越到近代越明显。
基督教对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精神上。人的行为受精神支配，在进行各种活动时都伴有精神活动，需要精神动力。缺乏精神动力即缺乏目标，人的行为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难有大的作为。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的活动大多是带有功利性的，人的精神动力大多也是带有功利性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活动的一个区别在于其目的是追求物质享受还是精神享受。当人自觉从事非功利性的活动时，他需要非功利性的精神动力，即需要人彻底抛弃个人利益（但不排除其结果将使个人受益），进入“无我、无欲”，全身心无保留地投入于目标的实现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不少人在刻意追求多种非功利性目标时出现，包括政治目标、情感目标和探索真理即从事科学研究的目标等。人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中，接近宗教信仰。相比之下，政治目标与情感目标虽则可以是非功利性的，但实际上很难完全摆脱功利性，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能带来经济上的、物质上的收益，追求这些目标很难不与这些收益相联系，而且由这些目标而产生的非功利性精神状态往往是短暂的，它将随着这些目标的实现而淡化或消失。只有探索真理的活动具有典型的非功利性。因为探索真理的活动往往不仅不能给探索者带来经济的或物质的好处，而且由于这种活动常与传统势力相抵触而有可能招来灾难。还由于探索真理的活动没有尽头，因而是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探索真理的活动具有更强的非功利性质，它需要更少带有功利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宗教信仰也就更接近。宗教信仰是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对神产生自觉的、彻底的献身精神。宗教信仰如能与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等创造性劳动相结合，成为这些劳动的精神支柱，使这些劳动带上为神（大自然）作贡献的性质，无疑会对这些创造性劳动产生积极的作用，促使劳动更有成效。科学家信仰基督教，既能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又无需考虑物质上的得失，这是宗教能给科技发展以积极作用的深层原因，这也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普朗克等一大批受人尊敬的科学家都怀有虔诚的宗教感情的原因。（我绝不担心我的这个观点会促使更多的人信仰宗教，在缺乏宗教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虔诚的宗教感情是不容易产生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科技在西方的产生与进步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社会现象，它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相应的进步，是多种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社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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