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理论分析的新视角——兼论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社会保险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制度，分析的视角不应仅停留在技术机制的借鉴和取舍上，而应强调社会保险的制度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保险理论研究的思路有待拓宽，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保险，有助于我们从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更广阔分析视角去把握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制约因素和运行轨迹，有助于为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发展道路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社会保险制度自产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全球范围的严重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无论是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适应，经济与社会体制的转型，亦或经济社会环境在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等都促使人们对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社会经济变革的适应程度，对社会保险经济效应、社会稳定及协调发展效应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探索。怎样更好地回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在21世纪对社会保险制度必然提出的种种挑战，并为中国社会保险的基本模式选择、运行机制的制度条件、内外部条件及运行走向提供理论和政策实施方面的参考，力图使研究成果更接近于社会保险这一制度安排在中国的自身发展道路和运行规律的探讨，这是尚未解决并有待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以来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如同现代社会中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严重问题同这些领域的成就引人注目一样，社会保险制度在面临大发展机遇和严峻问题方面亦使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经济体制的转轨，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减轻和消除贫困等均迫切需要强化各类经济保障形式，否则，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面临阶段性停滞的危险。另一方面，社会保险尤如一匹脱缰野马，远远超出了制度设计者设定的控制圈，既无法控制社会保险费用的膨胀势头，亦难消除众多社会保险受惠者的抱怨和不满。更有甚者，支撑不少发达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众多纳税人对现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换言之，维系现行制度运行最重要的根基正受到空前的威胁。有鉴于此，评价与改革现行社会保险及福利制度，成为工业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要方面，并在90年代中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纵观这一时期的大量研究文献，我们不难概括国外学术界有关社会保险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围绕社会保险的运行机制及技术机制研究社会保险运行的主要方面如财务机制、给付机制、精算及费用估计、管理营运等方面进行理论及政策研究；围绕如何增加资金供给，抑制保险待遇需求，谋求运行机制的供求平衡等提出改革的政策主张，它构成国外社会保险研究中的主流派，对近年来各国改革的理论及政策主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围绕社会保险的经济影响，尤其是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对一国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收入再分配影响程度的分析，力求揭示出社会保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显然，社会保险费用的继续直线上升，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促使经济学家们力求在社会保险与现代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寻求答案，以便通过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来最终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严重危机。
(3)围绕社会保险的法律条款的增删、变更、修正及社会保险的管理、操作等具体方面展开研究，力求增进社会保险管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减低运行机制的成本和抑制官僚机构的浪费。
显而易见，国外社会保险现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及政策主张方面的贡献，对我国社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改革的政策主张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尤其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处于初创阶段的现实背景下，应该说更具有借鉴意义。这要求首先对社会保险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看能否抽象出一般规律和在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下均具有普遍作用的社会保险运行机制，寻其为我所用之一般理论，这毋庸置疑。
然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笔者在本文立论及理论探索中并不是沿着现有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路径，而是力求新视角、新方法，从较新的研究路径上审视社会保险的制度基础、制度条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对社会保险的产生发展、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二、社会保险理论研究的思路有待拓宽
（一）应以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为依托，把社会保险制度的分析研究纳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中。循此研究路径，有助于清楚地把握社会保险制度可能采取的模式和发挥何种作用，把握社会保险制度发展中如何更具中国特色。近年来，笔者在研究社会保险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自觉：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格局相一致，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完善需遵循一条与众不同的自身发展道路。在国际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重要的问题在于探索由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态势所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它的发展形式和变化、运动规律，而不是机械照搬、移植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各种模式。
（二）在充分肯定现有社会保险理论价值及合理性的基础上，笔者还尝试指出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一些偏颇，力求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做一些新的探索。我们知道，当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各有不同时，势必产生相距甚远乃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当人们以冷静的态度审视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受18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工具理性学说和科学至上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保险问题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过分注重工具理性的作用，崇尚并机械移植自然科学中所普遍采用的一些原则和数学模式来分析社会问题和人的经济保障问题。当这一研究视角超过一定范围和限度时，必然难以解释超出科学实证范围的诸多社会经济现象、人的经济及社会行为、制度安排及选择等重大问题。不仅如此，照此研究视角及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往往使人们的研究重心日益远离社会经济、社会运行的既定轨道并难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作出正确的诠释。如对社会保险的理论研究中过分侧重技术机制、精算平衡的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式而忽略运行机制的社会经济条件、制度条件、文化历史及社会心理条件。正如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言，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专家技术设计的痕迹，社会保障机制的运行的全过程都似乎离不开专家们的设计、操作与监控[1]。然而，社会保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被视为是根据人类理性原则或纯经济人的假定来测算和设计的，遂使这一机制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亦远远超出了设计专家及管理者的估计，成为脱缰野马难以控制并成为众矢之的。有鉴于此，当人类社会愈充分表现出对社会保险的需求，而按照常规思路又难以控制其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困惑，笔者深感需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对若干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及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以便对一百多年来欧美国家社会保险运行机制的作用条件、制度基础、经济社会效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同时，通过拓宽研究领域，在前人较少予以深入研究的领域，如社会保险的制度根源、社会结构条件、社会保险运行的政治、文化及社会习俗的基本约束条件等，进行力所能及地探索，以便对构建较为适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的社会保险的理论体系，贡献微薄之力。在笔者看来，力图在社会保险运行机制的背后，找出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深层原因，影响社会保险资金供求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及文化等原因。对于合理地评价这一制度的作用及其运行走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现有研究成果对制约社会保险的若干潜在因素的探索甚少，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或有所创新，是笔者着力强调的拓宽研究思路的重要方面。
（三）强调从跨文化的比较中，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险模式和运行机制寻找富有启迪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诚然，在社会保险的研究领域，国际比较是一个重要方面。但问题在于，在现有比较研究中，常常带有两种类型的偏颇，一类是过分重视某一两个发达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经验，并有将其具体作法套用于其它国家的倾向；另一类是仅将研究视角放在具体技术机制、待遇条款的差异上，而将决定各国社会保险运行的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历史条件存而不论，或作为既定前提加以肯定。前者囿于其制度外观先进、发达的光环而忽略其产生、发展轨迹的内在制约因素的分析，容易产生简单套用的倾向；后者则是偏重技术分析、忽略制度分析而必然出现的偏颇。须知，这两种类型的偏颇均离跨文化研究的既定目标相距甚远，都不利于真正从国际比较中，找出有利于构建本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根本之点及可借鉴别国经验的根本立足点。显然，国际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固然在于学习和借鉴这一层面。但更在于通过比较，清醒地认识和把握适合本国国情的自身发展条件和自身发展道路。形成这两类偏颇的重要原因，似可归结为，由于人们更多地将社会保险作为一种技术机制而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讨论。作为一种技术制度则易于在别国推行和实施。但社会保险既是一种技术机制，更主要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受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制约，单从技术角度去探索是很难真正获得成功的。这无论从被动地移植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如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还是主动移植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均不难予以说明。再者，不少国家的功利主义政策导向，亦使照搬他国模式和具体作法成为一种时髦。由于忽略了对本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忽略了对影响社会保险深层原因的剖析，自然难以摆脱最终陷于困境的局面。正由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如何避免在决策领域出现某些偏颇，探索社会保险、社会政策自身发展道路，建立更能解释和指导社会保险发展的理论体系及方法论原则，是笔者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四）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只能从综合的、普遍的，尤其是联系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及社会习俗的角度才有助于把握住某些深刻复杂的运行机制和变化趋势。遗憾的是，由于受技术及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社会保险的运行机制及规律被置于十分狭窄的领域，而其中更主要取决于精算技术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由于受西方发展模式的影响，我们根深蒂固地形成这样一种评价标准，即西方业已发展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是唯一合理的，其它模式都应以西方社会保险制度发展模式作为评判标准并决定其优劣。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保险模式，如新加坡模式，则至今被某些国际社会保障机构视为异端而不予承认，或加以忽略。这一狭窄的研究思路阻塞限制了对社会保险运行机制的隐性因素的分析。笔者力图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结合的方法，从更广的研究视野，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因素分析而非单因素分析、从综合的而非孤立的分析去揭示社会保险这种特定制度安排的模式选择、运行规律及发展走势；力图探索在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社会保险发展模式、存在形式及其演进规律，而这后者或许是制度分析将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三、方法论原则与研究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方法即是人们观察和分析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一种视角和一种思维方式。对同一事物，如果人们观察的视角不同，或将其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考察，将会产生差异极大乃至完全不同的结论。人们很难简单地判断这些结论的正确与合理性，因为这涉及更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察者所处的环境，但至少表明方法论原则的把握对所研究问题的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种理论、一种学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察视角，探析了事实上早已存在只是尚未被人发现和重视的事物发展的运行轨迹，从而形成一种在特定背景下的正确结论和思想，并用以对某一事件的发展作出符合实际的阐释。
笔者认为，由于受18世纪以来西方工具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受自然科学的成功运用对人类征服自然进程的前所未有成就的影响，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带上了浓厚的技术色彩。人们长期以来相信，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推广，必将使社会科学的研究达到更科学、更客观和更能揭示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更高程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各门学科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自然科学程式化、技术化的革新，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科学在这一变革中走得最远，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用数学模型撰写的经济学论文难以登上经济学论坛的殿堂。笔者承认数学工具在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在揭示一些数量变化、统计规律方面具有无可争辩的、其它学科无法替代的优势。但如果我们仍承认经济科学是社会科学之一员，那就必须反思经济科学在自然科学化的路径上是否走得太远。事实上，西方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早已对此敲响了警钟。笔者坚信，经济科学的研究最终必须从对物的关注、数量的关注、技术的关注重新回到对人的关注，对更富有人文精神氛围的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如前所述的经济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保险制度这一本身在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和选择亦是一种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上的产物。由于社会保险运行机制高度复杂技术性的特性，从运行之初就打上了浓厚的技术和人为设计的痕迹，致使我们对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遵循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围绕社会保险运行机制的精算技术决定方面，社会保险运行机制的保险范围、给付结构、财务机制及管理的各个方面，探索社会保险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另一条路径是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美国正统经济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围绕社会保险对储蓄、劳动力市场供求及收入再分配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展开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大量实证研究及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用于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使在社会保险研究纯精算技术的基础上，又在很大程度上运用时间序列模型、效用模型等数量经济模型，增强了社会保险数量化、抽象化、模型化的发展走势。时至今日，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改革发展与理论探索，依旧围绕上述两条路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分析，以寻求对这一世界性课题的解决办法。
然而，需要指出，对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视野亟待拓宽。诚然，我们承认社会保险运行中精算基础及技术机制的重要性，也充分肯定社会保险模型分析的重要价值，并且在笔者的研究中将程度不同地运用已有研究结论和方法。但在研究方法上应当且必须有新的视角，尤其是应当在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中，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去分析和探索社会保险制度的特征。通过方法论的创新有助于我们在前人较为忽略而事实上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下具有极其重要影响作用的领域，去把握社会保险在未来的可能的运行轨迹。应当承认，在社会保险现有研究成果中，由于侧重于对其运行机制的分析，而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条件、前提则非常忽略，尤其是忽略各国具体社会经济条件，机械移植社会保险运行机制似以成为一个既定前提而加以简单肯定。而方法论的创新有助于我们走出现有研究的误区，从深层次角度反思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种种条件和因素，探索在不同制度背景条件下社会保险的不同模式和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保险的模式选择和发展道路提供或许较符合实际的理论框架的方法论原则。
笔者对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正是试图采用一种较为新颖的分析视角，从尚不为人们所重视或作为一种既定前提肯定的若干方面展开我们的分析。我们期望通过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从而拓宽对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分析，以便在运用现有方法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险的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纵观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以来一百多年尤其是战后加速发展而80年代面临危机的历史进程，人们对社会保险的研究日渐重视，今日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课题。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社会保险大量研究文献进行审视，我们一方面理应对现有研究方法的积极方面予以肯定，在前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新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更应对现有研究方法的种种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力图在弥补现有研究方法不足的基础上，使对社会保险理论研究中，有中国学者的一份贡献。
第一，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探索社会保险的不同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生长与发展同西欧特定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近代东西方历史的明显差别是，在西方，历史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在东方则不同，东方社会存在的农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特征，表明它原本完全可能用集体的所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从而使自身的历史进入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模式的道路。并且，马克思指出，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并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发展道路[2]。正是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作者强调分析社会保险制度在西欧产生的社会、经济及历史条件和制度根源。由于中国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事实上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存在重大差异性。社会保护方式和社会政策亦在诸多方面呈现出自身的特色。社会保险模式选择必然遵循由国情国力决定的自身发展道路，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社会保险发展道路。因而，这一方法论原则，引导我们更为注重对社会保险制度产生发展根源的探讨，而不是在忽略若干制度条件的基础上，仅关注于借鉴或引进社会保险运行机制和若干改革措施。如果我们借助于这一方法论原则，能够论证中国社会保险的模式选择上可能走一条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抓住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避免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面临的危机，并且有助于使我们对这一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不至于偏离正确的轨道。
第二，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保险运行机制并将其贯穿始终，是笔者研究思路强调的另一方法论特色。在经济科学领域，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表现出日益明显的疑虑。制度分析在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中，必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制度经济学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3]。制度分析方法旨在对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历史进程、社会心理、生活习俗、行为方式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更有助于人们把握经济运行轨迹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较之于一般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给定的前提，侧重于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局限于对几个基本经济变量的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的综合优势在世纪之交人们反思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发展模式弊端的背景下，更是确然无疑了。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社会保险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更广阔分析视角去把握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内在制约因素，从而更全面把握社会保险的运行轨迹。显然，这一分析视角较之于仅从技术角度，抑或仅从经济角度的分析方法，无疑能够获得更广泛、更深刻、更有洞见性的分析结论。对于社会保险制度出现危机的根源，能够提供比纯经济因素更丰富的诠释，而这正是国际社会保险研究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困惑与难题。不仅如此，对于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探索适合于本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政策模式，具有更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显然，通过制度分析，不难发现并强调西欧社会保险的制度基础正在于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和私人保险制度。而纵观传统中国社会，却未能出现较为正规和经久不衰的私人保险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程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保险模式选择和今后发展取向，关系到极为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决策基础。如果对这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存在疑虑，或将其存而不论，只一味强调移植运行机制，势必使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在构建中就会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的发展走势则更难以把握。
应当指出，强调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社会保险的制度基础、制度条件和制度安排的内在原因进行粗略的分析，或许能为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种启示或一种分析路径，有助于人们更接近对中国社会保险发展道路的探索。这是笔者强调制度分析方法论的重要意义所在。事实上，在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保险学曾被人们视为最具技术特征（强调通过特定分散风险机制去处置无所不在的风险问题）和最易移植的运行机制。然而，当人们借助制度分析方法进行深层次剖析时，恍然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即便对最具技术特征的保险制度亦将深深地受到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制度因素的制约，决非可以简单移植和照搬的。即使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舶入中国的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也必须研究其与中国特定制度背景和制度条件相融合的方式及融合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险制度的自身发展道路问题。笔者认为，强调制度分析方法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接近而不是背离对中国社会保险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亦是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第三，注重从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研究社会保险问题是笔者强调的另一方法论原则。由于受工具理性、技术至上思潮的影响，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过份强调工具理性化和技术化的偏见，并有孤军深入、日益远离由长期社会经济环境及人们文化心理传统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人文精神环境的倾向。从方法论角度看，则存在割断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链条去分析人们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局限，仅注重人为机械切割式的纵向断面分析，而忽略从横向的、多因素有机联系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的生成机制。专业分工日益精密，学科间人为壁垒日益牢固，在这种研究方法的氛围中，人们似乎日益离开正道而变为肤浅和关注枝节问题。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视野受到限制，鉴别力不断下降。由于经济学人的学术视野受到限制或由于经济学成为显学后耀眼的光环常使人陷入“执一而废他、局而不通”的方法论误区；或由于人们已习惯于在隧道里看问题，甚至逼近研究对象的末流细节看问题，使人们日益缺乏观其会通的综合分析能力。显然，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可能使人们脱离对社会经济基本运行轨迹的探索。因而，跨学科研究在世纪转折的背景下具有尤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强调跨学科研究，“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制度学派方向去显然意味着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意义”[4]。事实上，跨世纪经济学研究方法中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内在关联和融合。从学科整合的角度，从古今融汇、中外融汇的角度，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制约因素，研究人们众多经济行为的潜在制约因素[5]。不仅如此，跨学科研究和普遍联系、观其会通的方法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把握经济科学变化发展源流和未来轨辙。同样，跨国间的比较、跨文化的比较则非常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和把握本国本民族自身发展道路。诚如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诗道出的真谛。笔者认为，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但唯有经历返求式的证悟过程方能把握观其会通的方法论真谛。
显然，在多学科融汇、跨学科研究视角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保险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如仅注重从运行机制技术层面的分析，而忽略机制背后的深层次生成原因。的确，社会保险制度从产生起就具有高度技术性特性，并将人们的视角引入技术机制层面，从而割断了社会保险运行机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及人们心理方面的内在联系。加之多年来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缺陷，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技术机制而非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事实上，社会保险及其运行机制乃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法律、人口、历史、文化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学科的边缘研究领域。由此决定了任何单一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社会保险问题的局限性。而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于揭示社会保险的制度基础、制度条件和制度安排的若干重要制约因素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跨学科的分析视角揭示社会保险是一种制度安排，而非单纯技术机制，至少从方法论的角度有助于探索社会保险的自身发展道路，进而有助于克服仅将其视为技术机制可以简单照搬和借鉴的方法论误区。同时，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有助于我们揭示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社会保险模式选择及机制运行的诸多内在制约因素，从而有助于避免西方社会保险制度在运行百年后面临的危机四伏的困境。此外，多学科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不仅从经济角度去考察国民所乐于接受的社会保护形式和社会稳定机制，而且从社会心理、国民心理传统与习俗、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综合中，去揭示社会保险模式及其稳定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寻求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集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为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
第四，历史研究法是论文中遵循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尤需强调历史分析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唯有从历史的角度方有助于弄清它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演进的趋势。诚如马克思所言“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6]这表明，要了解现实和未来，就必须首先认识历史。要把握社会保险运行机制，亦需研究社会保险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环境。要弄清中国未来社会保险发展道路，亦必须从历史分析中首先探索现代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为何未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如果理论分析框架离开了历史研究方法，则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遵循历史研究方法论原则，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社会保险在西欧产生、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特定的历史背景。既不能简单用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尺度来评判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劣，也不能简单地将在特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保护形式视为一种可在任何国家推行的最佳选择模式。笔者侧重对社会保险的进程，尤其是近代社会保险制度依以运行的两个制度基础作了较为详细的探源，从而提出，社会保险这种制度选择模式深深地植根于西欧特定的社会结构条件，它是在工业化背景下对原有社会结构冲撞下的自然选择和制度安排。通过这一历史透视，笔者认为西欧特定的社会结构、法律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是产生社会保险制度选择的至关重要的原因。相反，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差异很大的中国社会，则不一定具备产生欧美式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内在条件。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以家庭、家族为核心，以伦理为本的特殊文化特质，则可能采取与西方通过社会保险方式不同的社会保护形式和自身的发展道路。外力的驱使和影响，或可暂时接受某些社会保护的外在形式，但其生成过程和内在制约机制需视其与本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融合程度而最终决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对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对社会保险问题的探索，不能离开历史进程的分析，不能离开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否则，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最终亦难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保险自身发展之路。这应该是历史研究方法论原则对社会保险制度分析而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
注释：
[1] 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78,P237.
[2] 刘启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3] 米切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页。
[4] 米切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5] 林义：《中国经济学人应当做什么》，《财经科学》1996年第1期。
[6]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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