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反法西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叶，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开始在欧洲徘徊，不久以后，直面现实的德国反法西斯文学便应运而生，走在其它国家同类文学的前列。本文着重阐述了德国反法西斯文学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勾画了它的结构框架与发展历程，探讨了它的总体特征，并且通过对众多作品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审视和简析，凸现出德国反法西斯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充分肯定了它在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功绩与地位。
关键词 德国 法西斯主义 流亡作家 反法西斯文学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帝国主义一直怀着强烈的复仇之心，它违背凡尔赛和约，积极扩军备战，以图东山再起。对于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作家来说，1933年1月30日是令人深感惊恐的岁月的开端。就在这一天，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委托他组阁并领导政府。从此，德国陷入了“丧失理性的狂乱之夜”，德国人民饱受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战乱之苦，而德国作家则首当其冲。
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德国数以百计的知名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先后被关进了集中营或投入了监狱，其中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被杀害，有的人则因为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而自杀，只有少数人一直关到1945年才被苏军和反法西斯盟军解放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德国作家与新闻记者被迫流亡国外，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中流砥柱。
当然，只要是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欧洲作家，就不会面对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势力而保持沉默。例如1926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巴比塞共同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纳粹分子制造国会纵火案后，纪德与马尔罗又一道发起成立了“全世界争取德国反法西斯政治犯无罪释放委员会”；1935年，全世界作家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也宣告诞生。一时间，具有反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进步作家、作品及文学刊物层出不穷。而从事反法西斯文学创作的德国作家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站在时代的前沿，能够更深刻更具体更丰富更强烈地感受到，在充满“欺诈、屠杀、刑讯和暴虐”的德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法西斯的残酷早已成为一种让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必须予以揭露和抨击。只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表现法西斯独裁统治给本民族带来的恶梦、灾难与伤痕，揭露法西斯分子那种肮脏的政治实践及其目的，抨击他们所鼓吹的“生存空间论”①等危险思想以及“千年王国”②这一别有用心的神话，讴歌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业绩，从而对民族的历史、现实与命运进行深沉的理性思索；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面对法西斯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残忍行为和可能出现的“欧洲的没落”，德国的反法西斯作家深感忧虑与愤怒，他们决不愿袖手旁观，决不愿看到法西斯主义对整个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构成长久的可怕的威胁，于是以更具暴露性与穿透力的文学作品为武器，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战斗行列。正是通过将近三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上战后作家们对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的反思，德国反法西斯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角度来看，德国反法西斯文学都应排在世界各国同类文学的前列。因此，从整体上审视和研究一下德国反法西斯文学，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
二
一般说来，德国反法西斯文学包括两大部分，即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文学和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其中，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文学又常常被称为“国内流亡者”的文学，而国外流亡作家的作品，则是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主体，它们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都远远地高于前者。
所谓“国内流亡者”，就是在纳粹统治时期留在德国国内，但没有向法西斯势力屈服，也没有用自己的笔为法西斯宣传机关效劳的文学家。虽然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政治观点、心理倾向和美学原则，但他们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内合法地出版，这些文学家不得不采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通过隐喻、幻想、传说或童话的情节，来表达他们的反法西斯思想感情，给目光敏锐的读者以心灵的震撼与启迪。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流亡者”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总是具有“双层意义”。
谈到“国内流亡者”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弄清它的真正来源。在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德国文学界和舆论界曾经就国内反对派文学的问题，展开过一次热烈的讨论。就在这次文学讨论过程中，弗朗克·蒂斯发表了《国内流亡者》一文，于是参加讨论的其他人相继沿用这个术语，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国内流亡者”这一概念是由弗朗克·蒂斯首先提出来的，而发现法西斯德国境内存在着反对派文学的头功也应归到他的名下。实际上，弗朗克·蒂斯根本不是“国内流亡者”这一文学术语的创造者。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被迫流亡国外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就已广泛使用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从国外观察德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时，他们始终承认在德国国内存在着一种反法西斯文学流派。1936年2月3日，托马斯·曼在写给爱德华·科罗迪的信中，就指出过德国国内许多作家在反法西斯精神上和“住在国外的流亡作家”没有任何距离。1938年，库尔特·克尔斯滕在莫斯科的《言论》杂志上介绍留在国内的汉斯·法拉达的社会立场和创作倾向时，也使用了“国内流亡者”这一概念。1939年，克劳斯·曼在长篇小说《火山》中不止一次地通过人物与叙事者之口，提到了“国内流亡者”，并表达出要把“国内和国外流亡者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思想；同年，弗兰茨·卡·魏斯科普夫在他的《在死胡同里》一文中，再一次使用了“国内流亡者”这一术语。由此可见，“国内流亡者”的文学作为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已引起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与文学批评界的注意。
只要仔细地审视一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文学，我们就不难发现，德国“国内流亡者”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既不是政治冲突，也不是社会冲突，而是人类心理与道德的冲突。这些作家力求用全人类伦理道德的绝对价值，来对抗法西斯的功利主义道德及其“适合种族目的”、服从政治需要的相对伦理观念。当然，在“国内流亡者”中间，也有人由于其它动机反对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如以维尔纳·贝根格吕恩为代表的一些具有深刻的宗教世界观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表明，他们敌视法西斯主义是出于他们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家，他们要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人类正义感，不加粉饰地描绘生活真实，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维尔纳·贝根格吕恩是“国内流亡者”中间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虽然他的反法西斯诗歌与长篇小说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但依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早在二十年代，贝根格吕恩就曾将隐喻的反法西斯内容注入自己合法出版的一些作品里。后来，他不满足于这种缺乏锋芒的艺术方式，于是在1935年至1936年，贝根格吕恩写出了组诗《不朽的皇帝》，通过遥远时代的历史图景和新古典主义的严格形式，展示了当代的冲突，流露出作者不可遏止的反法西斯激情。在1944年写成的组诗《愤怒的一天》中，诗人又用类似圣经先知的愤怒激昂的调子，痛斥法西斯的罪行，谴责同胞们可耻的驯服态度，对他们道义上的罪过进行了公正的宣判。这类诗，如《虚伪》、《盐与灰》和《最后一次显灵》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贝根格吕恩最著名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则是《暴君与法庭》（1935)。这部作品的情节结构很象传统的侦探小说，但却蕴藏着深沉而丰富的反法西斯思想。在作家的笔下，暴君拥有无边无际、无拘无束的个人特权，而人民则具有歇斯底里的忠君精神；暴君的恐怖手段和独断独行成为治理国家的原则，而到处弥漫的危险气氛则对公民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初年的情形极为相似。需要指出的只是，贝根格吕恩的反法西斯思想有时也掺杂着一些保守主义的偏见，其根源就在于他没有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来进行艺术分析，而单纯地将它看成人类关系的某种极端反人道主义的形式。当然，除了贝根格吕恩之外，“国内流亡者”霍普特曼、勒尔克和布罗南等人，同样是声名鼎卓的反法西斯作家。其中，霍普特曼的作品大都包含着潜在的反法西斯思想，如小说《黑暗》(1937)和长诗《伟大的梦》(1942)；勒尔克的诗歌常常充满着隐喻式的或象征性的反法西斯主题，如《帖木尔和女预言家》(1939)与《骄傲的狗奥里翁那》(1940)；而布罗南则以遥远的历史情节作掩护，在《N》（《拿破仑》，1936)和《格洛里安娜》(1941)等剧本中暴露了希特勒的专制主义与恐怖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西斯分子的文化专制统治终于被解除，德国文学界与出版界都呈现出了一派新的气象，于是德国的许多报刊经常提到“从书桌抽屉里拿出来的文学”（Literatur aus der Schublade，以下简称“抽屉文学”），也就是那些完成于法西斯独裁统治时期，由于思想倾向锋芒毕露而不能出版，只好搁置在抽屉里等待时机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抽屉文学”出自一些优秀的“国内流亡者”之手，往往是他们最具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的诗歌或小说，因此要想全面了解德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文学，就不可忽视这类文学遗产。从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出版情况看，属于“抽屉文学”范畴的作品委实很多，其中深受读者喜爱与评论家称赏的有恩斯特·维歇特的小说《白水牛，或伟大的正义》和《死之林》，这两部作品分别完成于1937年与1939年，出版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前者借助一个假设的“印度”神话，旨在反对“元首原则”，反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统治者的权力，从而提出了希特勒独裁时期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后者根据作家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塑造了约瑟夫·贝塞尔、汉斯·贝克尔和瓦尔特·胡泽曼等不怕牺牲、忠于信仰的反法西斯英雄形象。除了维歇时的小说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抽屉文学”莫过于里卡达·胡赫、内莉·萨克斯和格特鲁德·科尔马三位女诗人的诗歌，她们的作品都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精神。其中，胡赫的《致我们的受难者》和《致无名死者》，科尔马的《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与玛丽亚》，早已成为德国诗坛的名篇；至于萨克斯的诗集《在死神的住处》，更是为这位女诗人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为她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德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却远远不及流亡国外的德国文学大师的反法西斯作品。归根到底，这是因为“国内流亡者”大都处在忠于第三帝国的各种庸人的包围之中，他们的社会视野一般仅限于知识分子的客厅；他们不知道甚至不相信“另一个德国”的存在，也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纳粹主义的阶级本质以及德国各阶层人民对纳粹主义的真实态度，更没有看清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强大力量和光明前途。
三
在德国，法西斯独裁制度的建立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流亡，当时的优秀作家几乎都移居到了国外，其中具有国际影响的语言艺术家就多达数十人。这些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创作，常常被西方有的文学史家简称为德国流亡文学。它是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主体，在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德国流亡文学在整个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了几个共同的特征。第一，面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不幸时刻”，绝大多数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积极干预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再低唱颓废的调子，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强烈的反法西斯这一时代精神；第二，德国流亡文学集中地表现反法西斯斗争，尽管题材单一，但它却具有思想和艺术的广度、深度、强度与力度，同时它还包括多种多样的文学体裁；第三，德国流亡文学是前期反战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它充分地发挥了德国民族文化的人道主义传统，不仅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野蛮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而且和直接表现法西斯思想意识的法西斯文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决战。法西斯文人曾经称自己为“血统与乡土”派作家，称反法西斯文学为“柏油马路派文学”。而在流亡作家看来，法西斯文学和法西斯制度一样，都具有罪恶的政治目的和明显的反人道主义倾向，它们鼓吹的“道德”其实是一种荒唐而残酷的伪道德；第四，在公开而直接地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暴行时，由于侧重点不同，德国流亡文学作品一般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具体展示法西斯分子对国内进步人士的惨无人道的镇压及其对外国的疯狂的侵略行径，另一类则主要致力于塑造德国抵抗（纳粹）运动英雄或世界反法西斯战士形象。
德国流亡文学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3年至1938年，此时国外政治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德国法西斯的罪恶主要在国内蔓延；第二阶段大体上从1939年9月纳粹德国强盗式地入侵波兰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对于部分作家来说，这个阶段还要稍为长久一些，因为他们在战后并未及时返回祖国，而是依然留在国外从事反思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不是回顾战争就是表现战争造成的恶果，同样带有鲜明的反法西斯思想倾向。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之中，德国反法西斯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与政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小说又在各种反法西斯文学体裁中占有领先地位。
早在1923年至1933年之间，德国文坛上就有许多小说显示出了强烈的反法西斯思想倾向。例如，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1924)通过莱奥·纳弗塔的形象表明，法西斯的反动性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教会的和世俗的，文的和武的；女作家薇吉·鲍姆的长篇小说《菲默》(1926)，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政治阴谋，描写了法西斯秘密组织的恐怖活动；彼得·马丁·兰帕尔的长篇小说《被出卖的青年人》(1929)以自传材料与文献纪录为根据，再现了法西斯秘密组织在共和国政府非正式保护下的形成过程及其罪恶活动；恩斯特·奥特瓦尔特的自白性传记小说《宁静和秩序》(1929)，叙述的是一批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在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蛊惑下参加了法西斯军事化组织，被用来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此外，利·弗希特万格的《成功》(1930)和凯勒曼的《阿纳托尔城》(1932)，也是优秀的反法西斯小说；而布莱德尔的《罗森霍夫街》(1932)，则以1930年的竞选斗争为背景展开情节，这是当时唯一的一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说明法西斯的危险、动员人们起来反抗法西斯恐怖的小说。在1933年以后，由于法西斯分子残酷地折磨和镇压德国的进步作家，并对他们实行精神隔离方针，竭力割断他们的国际联系，因此大批大批的德国作家想方设法逃到了国外，他们挣脱了沉重的桎梏，在异国他乡毫无顾忌地埋头创作，于是德国反法西斯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的确，在1933年至1945年这十二年间，德国反法西斯小说创作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局面，单是名家名著就令人感到目不暇接。1935年，流亡瑞士的格勒泽尔发表了他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最后的平民》；后来，海尔曼·克斯滕在流亡期间也相继发表了三部带有反法西斯现实意义的历史小说，即《卡斯提利亚的摩尔人》(1935)、《斐迪南和伊莎贝拉》(1936)与《国王菲力浦二世》(1938)。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42年，弗兰茨·韦费尔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十字架复原的真实故事》中通过牧师阿拉达尔·菲尔斯特的形象，艺术地表现了永恒的善恶冲突和作家愤怒的反法西斯态度。在作家的笔下，主人公不是去吻党卫军分子伸给他的自制的——用十字架钉成的——法西斯党徽“”，而是不动声色地扯掉那些可恶的横木条，吻了十字架，然后饮弹身亡。同年，沃尔夫的长篇小说《俄国皮大衣》，则进一步深化了反法西斯主题，激发着人们的反法西斯情绪。在这部小说中，身负重伤的丈夫从前线给妻子阿格内莎带回的一件漂亮的俄国皮大衣，仿佛无形中浸透着惨遭枪杀的俄国妇女的鲜血。它挂在衣柜里，阴森森的，叫人想起法西斯分子在俄国犯下的滔天罪行。阿格内莎不敢穿它，虽然她知道这是她丈夫从一个前方战友那里得到的。随着情节的紧张推进，阿格内莎和他的丈夫最后打死了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许斯根，把他的尸体和俄国皮大衣一块儿沉到了河里，继而一家人动身去寻找地下工作者。1944年，作品甚丰的流亡作家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又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他们六个人》，从而再度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主要描写了慕尼黑大学生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朔尔兄妹的地下小组的反法西斯活动。从1937年至1945年，莱昂哈德·弗朗克虽然几经周折，先后流亡到法国、葡萄牙与美国，但他一直致力于创作他的反法西斯杰作《玛蒂尔德》。在这一小说中，作家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战争为背景，着力描写了男女主人公玛蒂尔德和威斯顿几度聚散的爱情生活，并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重重罪恶，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除了汉斯·法拉达的《各人单独死去》和凯勒曼的《死的跳舞》之外，笔者认为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当推雷马克的反法西斯小说。
在世界文坛上，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是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家，他一生主要创作了十一部小说和一个剧本，其中有些小说被评论界看成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文艺现象之一”③。雷马克堪称欧美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创作手法与海明威有相似之处，描写事物具有客观、冷静和简洁的特色”④，非但如此，他的作品还带有“酷似海涅、维尔特、亨利希·曼传统的浓重的讽刺色彩”⑤。作为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⑥，雷马克把最普通的人道法则视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因此他的作品集中地表现了反战和反法西斯主题。在《黑色方尖碑》(1956)里，雷马克通过塑造相同历史背景与生存环境中的不同人物形象，包括工人、妓女、教士、残废军人、法西斯分子以及被战争毁掉的一代年轻人等等，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军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势力。在描写反法西斯主义者流亡生活的三大作品中，《爱你的邻人》(1953)⑦和《里斯本之夜》(1962)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世界文学名著，而《凯旋门》(1946)更是雷马克的艺术精品，这部小说一方面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拉维克和琼·玛陀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又通过拉维克设计打死纳粹秘密警察头目哈克的具体行动，透露出对法西斯分子的强烈憎恨。当然，雷马克集中笔力直接表现反法西斯主题的鸿篇巨制，要算是他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花》(1952)和《生死存亡的年代》(1954)。前者再现了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情景，在这里，读者看到的是无数反法西斯主义者被枪毙、吊死或者慢慢饿死，而那些纳粹党卫军——“死亡部”的官僚，雇佣杀手，受过训练的暴虐之徒，顽固的法西斯信徒，毫无表情的刽子手等，似乎都在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的冷酷残忍。后者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民带来的空前劫难：在作家的笔下，许多无辜的人，待在后方的女人和孩子，因为法西斯主义者企图征服世界的疯狂迷梦，在炸弹下面牺牲了；整个德国为集中营的刺网所包围，军事法庭在夜以继日地拷打审问，可怜的小店铺全部空空如也，民间防空队在密集轰炸以后倾巢出动去清除瓦砾；少年和老头儿被迫开往前方战场；国家机器由于贪污腐败而陷入瘫痪状态；由于遭受了十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德国人民带着麻木与恐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总之，通过惨绝人寰的场景描绘来无情地挞伐希特勒主义，这是《生死存亡的年代》的一大特征。除此之外，为了更加充分地表现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以及人民的反法西斯精神，这部小说还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组人物形象：缪克中士，一个完全拥护法西斯暴政的冷酷的老兵；施丹勃雷纳，一个以屠杀无辜人民为乐事的秘密警察与特务；殷茂曼，一个敢于公开反对法西斯暴政的无畏战士；至于小说主人公格列贝尔，则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格——一方面，痛苦而残酷的人生经历使他极端憎恨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亲手杀死了体现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党卫队员施丹勃雷纳；另一方面，他毕竟又是法西斯罪行的参与者，是一个双手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人，因而最后他被苏联游击队员打死了。当然，格列贝尔的死，本身就是对毁灭他一生的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控诉⑧。
除了反法西斯小说之外，德国的反法西斯诗歌、反法西斯戏剧与反法西斯政论也分别以其特有的阵势、色调、力量与成就，赢得了阅读界和评论界的赞誉。首先，尽管德国大量的反法西斯诗歌具有各种不同的体式和风格，但它们一般都是抨击法西斯暴政，抒写人民的悲惨遭际，讴歌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姿伟绩，对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历史的教训与意义等问题进行深沉的思索。德国最杰出的反法西斯诗人当推埃里希·魏纳特，他的反法西斯诗歌《盼望中的“伟大时代”开始了》(1933)、《尼禄皇帝的说唱诗》(1933)、《帝国诗人》(1933)、《昙花一现的民族英雄》(1934)、《追捕迪特迈尔》(1934)、《致受骗者》(1934)、《工人们，结成一条战线！》(1934)、（人上人）(1935)、《施特赖歇尔》(1935)、《地下工作者的声音》(1935)、《消灭了法西斯，你们也就消灭了战争》(1935)、《结束耻辱吧！》(1941)以及由传单诗组成的诗集《告德国士兵》(1944)与《对准真正的敌人》(1944)等，以鲜明的思想主题和灵巧的艺术形式，曾经为激发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热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魏纳特派诗人贝尔塔·瓦特施特拉特的《一九三三》、《我们同舟漂航》(1936)和诗人莱昂哈德的《德国应当活下去》(1944)、瓦尔登的《我们，快死的人》(1946)、哈罗·舒尔策—博伊森的《新德国》(1948)、梅茨格的《风在呼号》(1961)等，也都是德国反法西斯诗歌的艺术精品，同样不可忽视。其次，德国的反法西斯戏剧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涌现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例如：恩斯特·托勒尔的剧本《哈尔牧师》(1939)，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狱中宁死不屈的反法西斯战士哈尔牧师的形象，他正直而刚强，即使在严刑拷打的威胁面前，还是拒绝在效忠希特勒的文件上签字。格奥尔格·凯泽的剧本《士兵田中》(1940)的剧情虽然发生在日本，但剧作家揭露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那种荒谬绝伦的情景，却是从希特勒德国摄取来的，因而该剧的反希特勒主义倾向不言而喻。同样，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把剧本《爱国者》(1943)的故事情节置于法国，但他笔下的人物弗朗索瓦，则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至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更是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戏剧大师。早在《这个兵和那个兵全都一样》(1924-1926)里，剧作家就指出了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在《圆脑袋人和尖脑袋人》(1932-1934)里，他采用寓言式的艺术手法，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实质；他后来的剧本《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1935-1938)、《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1941-1944)等，也全都贯穿着他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感情。再次，当反法西斯小说、诗歌与戏剧不断出现在读者中间或舞台上时，德国的政论家也不愿保持沉默，他们站在积极的社会立场上，纷纷拿起笔来，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政治与军事阴谋，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摇旗呐喊。当时，德国最杰出的反法西斯政论家有卡尔·冯·奥西埃茨基、伊格纳茨·弗罗贝尔、埃贡·埃尔温·基施等；另外，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小说家亨利希·曼，同时也是卓越的反法西斯政论家。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和论述他们的作品了。
收稿日期：1995年3月30日
注释：
①德国法西斯文学作品包括五大题材，即军事题材、地理政治题材、历史题材、农民题材、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题材，它们在思想主题上和反法西斯文学作品针锋相对。其中作为地理政治题材的“经典作家”，汉斯·格林(Hans Grimm，1875-1959)在长篇小说《没有空间的人民》(1926)中阐述了他的“生存空间论”，鼓吹“德国人需要自己周围的空间”，其实质是宣传对外扩张思想。这种具有复仇主义性质的反动观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而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后来成为希特勒宣传家们对人民进行蛊惑宣传的口头禅。
②《圣经》中的太平盛世。纳粹分子吹嘘法西斯德国是个“千年王国”，旨在通过这一神话表现自己必将战胜别国的疯狂迷梦。此等狂妄至极的蛊惑宣传，曾经使无数德国军人受到蒙蔽，成为不义之战的牺牲品。
③⑤苏联科学院编，福建师大外语系编译室译，《德国近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54页。另外，本文在论及德国反法西斯文学概况时，也利用了该书的部分资料，这里不一一注明。
④罗洛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63页。
⑥⑧朱雯：《雷马克和他的＜生死存亡的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⑦1940年，这部作品先以《流亡曲》(Flotsam)为英文书名在美国出版；1953年，它的德文原著(Liebe deinen Nachsten)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