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爱国主义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同受东方伦理的影响，中日两国都有着社会本位、整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传统，因而都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是对比分析中日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有着很大差异。
一、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脉络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明治维新的推动力主要是“王政复古”的理念，在此思想的支配下，明治政府于1872年4月发布《三条教宪》，作为神官和僧侣的说教， 三条是“体察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1]而文部大臣森有礼更明确主张国家要对国民进行为国家富强服务、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强调为了能在与各国竞争中获胜，小学教育既要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和健康的体魄，又要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因此，他把天皇制国家作为教育理念的中心，以在日本养成忠君爱国的精神为最终目的。他认为“无地无极的万世一王”的日本传统和“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构成一国富强之基独一无二的资本，最大的宝源”，[2]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品性教育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森有礼把国体视为至高无上，所谓“应盛国风之教育。国风教育是彰明国体，辨明日本国民应保持的品位资质，自然生出忠爱慎重之念”，所以井上毅评价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国体教育的主义”。[3]
日本1890年发布著名的《教育敕语》，更是将其教育中心思想规定为培养“忠良臣民”，其意在于“修为孝悌忠信之德行，巩固国家之基础，培养共同爱国之义心，以备不虞之变”。[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这种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端，如文部省1937年3月发布的《国体之本义》作为改革教育的基准， 认为天皇即国体，万古不变，因此“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扬克忠克孝之美德。此乃我国体之精华”，[5]进而把“忠君爱国”、 “忠孝一体”作为“臣节”。战争期间在教育方面继续强化皇国主义教育，各种学校的教育目的都有“归一皇国之道”（国民学校）、“修皇国之道”（初中、高中）、“基于皇国之道”（大学）等表述。各级学校都要成为磨炼“皇国之道”的场所；在教育内容上，极力灌输皇道思想、神国思想、“东亚及世界”等内容，把原来的修身科“忠孝一体”的公私道德融合说，改为强调“忠一体”的国家道德，把“用生命全忠”作为“第一孝行”。[6]
总的来看，战前日本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发展的总目标，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本无可非议，但是当这种教育思想在战争中成为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之时，就成为既给世界人民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灾难的糟粕。
即使在战后，日本文部省对战前的这种国家主义体制及其理论基础的“国体”观和军国主义思想所带来的严重灾害仍然没有深刻的认识。尽管在美国占领军的压力下，日本进行了教育民主化的改革，但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有反复。1951年美国出于冷战全球战略的需要，把日本武装作为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由原来的民主改革转为扶植日本武装。这些变动都给日本教育思想界带来消极影响。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政府开始加强旨在进行以“爱国心”教育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同时加强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推行新的国家主义教育政策。首相吉田茂在1952年9 月开始明确表示要把“爱国心”作为重整军备之精神基础的思想。他说：“在教育方面，必须通过万国之冠的历史、美丽的国土等地理、历史教育来培养军备的基础——爱国心。”[7]这表明日本爱国心教育的方向仍然是指向试图恢复战前的国家主义。接踵而来的是文部省官员提出各类试图恢复战前道德教育的思想和做法。如文部大臣天野贞佑于1950年10月7日提出了希望在学校的节日活动上升“日丸旗”（太阳旗）和齐唱“君之代”的主张。在其《国民实践要领》中一方面说“真正的爱国心是与爱人类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却说“我们拥有作为独自国体的天皇，天皇是国民统一的象征。因此，我们必须敬爱天皇，尊重国体”。“我国国体的特长在于一贯悠久的历史上拥有天皇”。这显然是对前面所说的“爱国心与爱人类相一致”的否定。实际是狭隘的爱国心的教育立场，就是企图复活战前国家主义、皇国主义的阴魂。这种明目张胆的主张，因为过于敏感，所以遭到了日本朝野的一片反对声。尽管如此，但他主张的恢复传统、强化爱国心教育思想还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在现实中，还是把“象征天皇制”的“天皇”、“宗教”和“国家庆祝日”等作为重要内容在道德教育中得以贯彻，狭隘的爱国心教育落到了实处。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政府更加重视爱国心教育，提出“具有纯正的爱国心”，“具有对象征的敬爱之念”，认为任何人和民族都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正确的热爱国家就是要忠诚于国家；而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象征天皇所代表的实体就是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统一。所以爱日本国，就要爱日本国的象征——天皇，虔敬天皇与敬爱日本国是相通的。一句话就是强调“热爱国家就是热爱天皇，敬爱天皇就是热爱国家”，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爱国心了。一直到1989年的课程改革中，还在规定把中小学入学式和毕业典礼上升“日丸旗”和齐唱“君之代”作为一项义务，目的还是为强化国家观念而实施爱国心教育。
这种把忠君爱国统一起来的教育，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把是否敬爱天皇作为是否爱国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是这种教育的贯彻，也受到了以财界为首的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将之用到“爱公司”“爱国家”方面，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这也是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秘诀之一。就好比古代的日本人是手持剑刀，效忠天皇；而现代是公司职员手持公文包，效忠企业。这种精神客观上确实对日本的历史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
二、中日爱国主义教育之差异性及其思考
（一）中国忠君爱国的理智型与日本的忠君爱国的愚忠、情感型
由于中日两国忠孝观的不同，决定了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差异。即中国的爱国忠君，是抽象的、理智的，即没有一个具体的象征。这是因为同样尊奉忠孝，中国人更加注重以“孝”为基础，而日本人却以“忠”为首善。中国的“忠君”，即为国尽忠以致可以牺牲自我。但是中国文化中的“忠”却是以“仁爱”为基础，君主圣明，理当尽忠；君主不仁，不但不应顺从，还可以有道征伐无道，这不是不忠，而是大忠。[8]因此尽管中国的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几千年的历史却充满了改朝换代的故事，虽然中国的帝王更换频迭，然而中国人的“忠君”却始终没有动摇过，说明这种爱国观是理智型的。
比较而言，日本人也讲忠君，但其“万众忠君”的基础是“报恩”。天皇可以被冷落、排挤，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大权旁落，游走于政治制度中的边缘之间，但却能保持“万世一系”，其“恩”绝不可动摇。正是因为如此，以致于孟子的学说在日本无法传播，只因他主张“民为贵，君为轻”。日本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较接近于西欧的封建制，个人财产、社会地位、政治作用均为世袭。政治制度通常是在通过分给领地而产生的个人忠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自上而下逐级分封，自然就产生了自下而上逐级依附和忠诚之心。天皇的恩情也就通过等级制被层层贯彻下来。日本人通过忠于比自己更高的领主，也就达到了忠君的目标。明治维新以后，“忠君爱国”、“忠孝一体”成了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标准。忠君爱国不过是被天皇制歪曲了的爱的一个变种。对皇制的爱国心，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人民被彻底奴化，文化发展受到阻碍。其原因就在于天皇制爱国心不过借用了爱国心的名义，实际是对天皇个人忠诚心的表现。
中国的“忠”是理性的，感情较为淡薄，从“无道”向“有道”的君主转移而言，日本人的“忠”则是出自于人伦情感，因而具有了宗教般的虔诚和执著的愚忠型特点。但是日本这种人伦情感的“忠”具有极强大的凝聚力，它将人们结成类似家庭的集团。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之中就能够看出这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尊王攘夷”，既尊重本国君王，又抵制外来之夷，即在对天皇的忠诚之下走上了富强之路。而中国，当列强侵入之时，人民却是只有推翻了“无道”的皇权才能“救国”，我们仅从当年义和团的所谓“扫清灭洋”口号就可以看清这点，此时中国人的“忠”已经从“忠君”转向对民族国家的“忠”了，因为人们认为此时的满清政府已经是“无道”之君的象征，当然就要扫除与救亡同时并举。
由于上述特点，天皇成为日本民族共同体的表征，“皇国史观”、“神国观念”、“万世一系”成为官制民族主义的核心，“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民族主义同质化的内容。因此，日本“爱国心”教育思想中有一个具体化的表征——天皇，笔者认为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实实在在地对国民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日本的爱国心教育是物化而非虚化的特征，有一个看得见，可以将之一直延续万代而不发生中断的作为国家的象征物——天皇。
中国则不同，自古以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没有具体的象征，因为中国是“有德为王”，日本却没有中国儒学的这个传统，淡化有德为王，所以是皇室万世一体。自古到今都有皇室的存在，因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其具体的依托。这是由两国民族传统的差异决定的。
（二）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是由远至近，日本是由近至远
从当今日本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来看，通常都是从身边之爱开始，例如从自己身边开始，始于对乡土之爱的教育，然后扩大到对地域、所居住城市、大和民族、“大日本国”之爱。在学校里，则首先要对学生进行爱同学、爱班级、爱年级、爱学校的教育；在社区要由年长者组织所在居民进行爱社区的教育，社区传统的祭祀活动就是最好的组织形式；而公司里要对新老职员进行爱社、爱企业的教育。会社里都有早朝、社歌、健身操。这些都是强化对本集团的归属感。
中国虽然也讲爱父母、爱家族、爱家乡，但往往是“先有国，才有家”。军歌《说句心里话》唱得很明白，“有国才有家”，中国自古“忠孝难全”，往往是先忠君才能尽孝。而且是忠“开明之君”，如果不开明则推翻之，树立一个新的明君来效忠。这种君主实际是国家的象征，是抽象的概念。现代社会里，中国的爱国教育通常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教育人们要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教育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教育人们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当国家与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当大集体和小集团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以大集体利益为主，所谓“大河不满小河干”。这或许就是先爱大的、远的，后爱近的、身边的一种价值观吧。日本强调要“爱社如家”，中国则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但往往就是主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体现。这其中既有中日民族文化传统差异，也有我们教育中需要反思的一些问题。
（三）中日两国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危机关系的差异性
从中日两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来看，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呼声至高之时，都是遭遇外来入侵、民族生存面临危机之日。日本的民族危机最严重之时即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再到战败之际；中国的民族危机则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年代大致相同，但境遇却天壤之别。虽然同样都是面对民族危机关头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日本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既与普遍意义上的振兴民族、富国强兵思想相关联，另一方面则更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性特征。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往往是与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
历史上日本也曾与中国相似，遭受过列强欺侮，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模式，其爱国主义教育也就与这种“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模式相结合，其结果则走向了反面。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强权就是公理，统治集团决心以欧美列强为样板，使日本也成为横征暴敛的成员之一，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振张国势”，“宣扬国威”。用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的话说就是：“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其所谓利益线，就是指本国主权线以外的别国疆土。于是，用武力去侵夺别国疆土，成了日本维护自家独立的“国策”；成了日本争取与西方列强讲“民族平等”的手段；成了日本弥补其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8]
每一次武力扩张都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爱国主义教育的全部内容自然也就与这三者密切结合。对战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爱国的同义语。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册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理念发挥到了顶点。[9]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上述三次大规模武力扩张的历史延续，是日本明治以来所走道路的逻辑发展。
中日两国的爱国心教育，在近现代以前基本相似，即都是封建性的忠君爱国教育。但自近现代以来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了。此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重心则是“救亡图存”，激发人们在亡国灭种危机关头的爱国之心。从维新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再到新军阀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改革，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崭新武器，对全国百姓进行了强大的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教育，最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挽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真正实现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富强。
而日本不同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还是在争论之中，即在传统儒学伦理与西方伦理之间徘徊。最终还是走向了国家主义教育体系的道路。尽管和中国一样其爱国主义教育也有其维护民族独立和推进国家发展的一面，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还具有同西方列强争夺亚洲邻国，肆意向外扩张的色彩，反映在其爱国心教育中当然也就充满了这两种色彩。中国爱国心教育的中心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没有向外扩张的一面。因此，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出现相反的态势，在日本，爱国教育被当作了为国家利益、效忠天皇的工具，从而打上了深深的皇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烙印，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中国的爱国教育却成为推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
在日本的爱国教育中，存在两大糟粕，一是缺乏人道的爱国思想；二是狭隘的爱国思想。日本的这种爱国主义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即只爱本国、本民族，而蔑视他国、他民族；其理论基础是所谓“大和民族优秀论”，认为日本民族及日本的经济和文化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日本应该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最终确立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日本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在民众中滋养了一种天生优越的情绪，而日本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激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外侵略战争中的一致性最终促进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当其成为强国之后，一方面表现为对内的专制，以赋予神权的天皇的名义，使国民服从天皇，建立绝对服从和灭私奉公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最终给周边国家人民，也包括本民族在内带来灾难性后果。时至今日，其意识仍然沉淀于日本民族之中。当下，日本当局参拜靖国神社和修改教科书行径就充分表明这点，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无限推崇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地位，而无视其他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利益，对国际关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