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与历史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正是挟冬带春的时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的那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镜头，已深深地镶嵌在了中国人的心里。
三中全会已被历史定论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会议召开20周年，回头想一想这一历史转折为什么能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是怎样实现并继续发展的？是很有意义和兴味的。
历史转折的思想前导
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召开的。这两年被称为“两年徘徊时期”。
从建国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党和新中国的事业凯歌行进，至今让人振奋自豪。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的指导思想逐渐陷入“左”的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很大一段弯路，遭受了严重损失，到“文革”十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做了许多纠正错误的工作，但由于没有能够从指导思想上加以根本的纠正，往往是纠正一点，又继续犯一点，再纠正一点，再继续犯一点。这样一种滚动的结果，只能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为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矫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契机。但是，历史上形成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思想障碍，仍然横亘在人们面前。集中表现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实质上是要将“左”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历史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徘徊”。克服思想障碍，结束“徘徊”，成为党彻底纠正“左”倾错误，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的严峻问题。
很显然，克服思想障碍的主要突破口，是解决以什么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以什么作标准检验毛泽东的言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政治智慧和勇毅，领导党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他晚年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又是党50年代后期以后逐渐发展严重的“左”的错误的主要根源。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正是利用他的权威和他的言论的巨大感召力，大搞形而上学，制造个人迷信，煽动极“左”思潮。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同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性质不一样，但是却没有能够同他们剪断思想的脐带。“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否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也就否认了50年代后期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从而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的禁锢，极大地阻遏了全党去认识和纠正过去的并仍在继续的错误。此时面对严酷的历史和现实，如果不能突破这一禁锢，就不可能把毛泽东思想同他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使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仍然置于被割裂歪曲、被庸俗化的境地；这样，也就不可能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摆脱错误的轨道，回到正确的轨道。
在这个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候，邓小平首先站出来了。他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不能不顾具体条件地照搬毛泽东的言论。党内有识之士也应时提出以什么作标准检验真理的问题。于是，邓小平、胡耀邦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发动、支持、推动了这一场被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认为是“非毛化”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一系列言论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已经严肃地提出了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要把他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问题，从而为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提供了思想前导。三中全会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评价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有缺点、错误，这已经是解放思想的一个莫大成果。而正因为有了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才可能有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和后来的全面的拨乱反正。
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上，全党已有了共同的认识，终于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清理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及其根源，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与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区分，从而彻底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和思路，改革在农村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社会主义事业在广阔古老的田野上勃发出新的生机与希望。到这个时候，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于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思想前导作用，更进一步显现出来了。
实践证明，从批评“两个凡是”到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并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权威性，而是帮助人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作用，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党和人民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继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历史转折关键在思想转变
三中全会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确立新的关于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实现历史转折的。这一转折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转变。正如当时邓小平所指出的：“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天时人事日相催。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说还是“务虚”。到了三中全会，就要务实了，要解决具体问题了。这些具体问题，也就是邓小平上述这段话中指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二是新出现的问题，三是确立正确的关于改革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问题。
在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变更，党内组织生活仍保持很大的习惯势力，党的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定还没有恢复、建立的情况下，解决这三方面中任何一方面的问题，关键都在思想的转变和突破，即靠自觉地运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去开启人们的思想闸门。
历史遗留的问题方面，三中全会纠正了一批过去产生的冤假错案，如所谓薄一波等叛徒集团案，所谓陶铸叛徒案，所谓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是推翻了所谓1975年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错误结论，重新认定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冤狱讼诉，而是牵动着全国人民情绪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些重大冤案大都是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铁案”，大都是党的重要会议决定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明确被否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关键在于实际上的思想的突破，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的是是非非；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突破，囿于原有的未改变的结论和长期形成的僵化的党内组织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是这样。三中全会没有作出十分明确的结论，但是，通过对上述遗留问题的处理和提出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完全对立的新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否定。尽管没有急于作出彻底否定的结论，但由于已有了思想上的转变和突破，从理论上实践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已是迟早的事情了。
三中全会是两年徘徊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三中全会又是对这一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的深化，并把它体现在了重新确立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当中。从总的来看，用邓小平的话说，三中全会确立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关于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是在不少人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下进行的。
长时期的“左”倾错误，使党和国家创痛巨深，但是悲剧还在于由于长时间的思想禁锢，很多人还认识不到错在哪里，错误的根源是什么？而且错的东西正好是很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人们已习惯了离开发展生产力的实际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固守；而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萌芽，加以摈弃和反对。比如，直到在为三中全会召开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人并不认为农业生产上的严重问题，主要是“大锅饭”的体制造成的，并提出“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巨大意义。”
历史转折的艰难也在于思想的转变。不把解放思想提到党和国家的存亡的高度不足为训了！邓小平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被称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宣言书。他在讲话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要不是“花岗岩头脑”的人，都会感到振聋发聩！
喷发的岩浆，凝炼成了“流淌的醴泉”。三中全会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一切管理方式等；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等重要思想及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邓小平在会上还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努力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这些思想和政策，为新时期的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勾划了一个较完整的思路。
说三中全会是一次历史转折，根本缘由之一是它终于解决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一个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样一个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样一个历史课题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实践的过程，更是思想转变的过程。
党在建国前夕，就已经开始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1949年6月毛泽东致信张澜说：“今后重心在于建设， 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建国伊始，毛泽东即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党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一化”同“三改”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到1956年，顺利地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胜利完成。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花很大的精力思考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和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是这一探索成果的集中体现。八大政治报告科学分析了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这表明，党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已经实现了思想的转变。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可以说这一转变是不够彻底的，全党还没有能够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高度上来认识这一问题，党还没有能够下定“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经济建设的决心。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陷入严重失误，从而在党的工作重点问题上表现出矛盾和迟疑，一方面强调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又说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到了1958年 5月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正式改变了八大的正确结论，提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之后，党的注意力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越来越远。1962年 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所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需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党的基本路线。1963年9月， 中央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到“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被作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经济建设同“阶级斗争”被严重对立起来，党的思想和理论被严重搞乱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1974年11月，毛泽东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已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此作契机，领导进行全面整顿，努力扭转严重脱离经济建设轨道的错误指导思想，但是，很快遭到“四人帮”的攻击。1976年邓小平被解职，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努力被打断。在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 虽然注意到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问题，但坚持“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却仍然提出要“抓纲治国”。直到1978年2月，他还说， “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符合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的，“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经济建设”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实质上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因此，真正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关键在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思想上彻底摆脱这一迷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条件下，要明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困难的，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大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讲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这为全党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1978年下半年，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过程中，中央政治局经过认真讨论，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三中全会郑重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历史转折继续发展的思想条件
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继续发展同它的实现一样，必不可少一个思想条件，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
邓小平这段话还揭示了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的两个方面的成果，即：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道路；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也就是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主要内容。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继续发展，就是指它开辟的新道路和创立的新理论的继续发展。
列宁说过，在革命和建设中，党和人民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拟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思想家的理论。”二十年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理论的每一步发展，不仅都是同党和人民“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拟定任务”及检验真理的实践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与党和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活动和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会出现犹疑、彷徨，进而导致行动上的迟滞等。而且，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解放思想还需要不断推进。换一个方面说，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不断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不断地丰富发展，主要的因素也就在于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完整的思想路线，并且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日益为党和人民所深入掌握。
就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大致经历了三个层次（或可称三个步骤）。一是经营管理体制和方法上的改革，例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厂实现奖勤罚懒等打破“大锅饭”体制的改革。这一步改革，解放思想的重点是突破长期形成的把农村“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工厂奖勤罚懒等当作物质刺激的思想观念。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改革，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改革层次的难度大于第一个层次。比如，第一个层次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作为它的雏形的“包产到户”，在建国后已几次尝试过，被“左”倾错误路线压下去了，但是在农村和农民中已留下深刻印记。新时期，这一改革在刚开始实行时，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虽然也出现了不少怀疑和反对的声音。但不久，随着其效果的显现，就改变了。很多人特别是广大尝到了甜头的农民的怀疑，已不是怀疑它搞得对不对，而是怀疑这个政策会不会变。第二个层次的改革的思想障碍在于，长期以来，在理论上人们以经济运行机制划分社会制度，把计划经济同单一的公有制一起视作社会主义根本特征，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实践上，长期的计划经济生活使许多人躺在计划上，不敢面对竞争和市场。这一层次的改革大致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发展形态（前两个形态在实践上是否已经完整地形成需要研究；不管怎么样，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是绝不可轻视的）。这个过程中，思想解放的艰难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没有诸多的思想转变和突破，我国的经济不说可能还停留在计划经济形态上，却很有可能还停留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态上。
改革的第三个层次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一层次的改革就更扣人心弦了。比如，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等。完成这一层次的改革目标，非突破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全盘公有，认为国有是最好的公有，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容纳公有为主条件下的生产资料私有，认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分配原则，认为在按劳分配为主的条件下不能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等思想观念不可。改革发展到这一步，一些所谓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疑问更多了，如果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解放思想，突破传统观念，人们就会被这些问题长期困扰下去，改革的脚步就会被这些东西所缠绕。即如邓小平在1980年所预言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今胜于昨，明日复胜于今。党的十五大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这需要进一步总结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五大精神上来，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推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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