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史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4-0037-23
一、导言
本论题“中国电影研究学术发展史纲”中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是一个界定学科研究对象的概念。它既包括中国学者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也包括外国学者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它不是从学科研究主体出发的界定，不是指由中国学者所进行的有关电影学的所有研究（它理论上可以包括中国电影、外国电影、电影理论、电影历史、电影技术、电影艺术、电影编剧和电影导演等所有方面）。所谓“学术发展史纲”，其主要目的是提供本学术领域的一个主要发展脉络，而不是试图（同时，也难以）兼顾本领域的方方面面。
中国电影研究可以分为以中文发表的和以外文发表的两大部分。以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是这一学术领域的主体。它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电影工业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就出现了最早的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著作。在1949年以前，这种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1949年以后，这种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相对独立地发展，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研究在三地都是在一个有限的专业圈子内进行，发表的成果数量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研究在三地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既和三地电影工业的发展有关，也和电影教育、电影研究在三地大学中逐渐被普遍确立为一个正式的学科领域有关，这使得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学术成果在量上逐年增长，近年来更是进入一个爆炸式增长的状态。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和大陆交流的解禁以及香港的回归，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有了更多的交流，互相之间有了更多的关注，并出现了许多合作性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也应运而生，并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今天，以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正处在一个十分繁荣的阶段，在学术视野、领域、方法和立场上都呈现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状态。以外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中以英文发表的成果居多。它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日益成熟，逐步确立了其在欧美大学中的学科地位，并对本土研究产生影响。今天，中国电影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检视中国电影研究的历史，我们以下将要讨论的文本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主要是以历史的方法对中国电影进行的研究，它们常常被认为是最常规的中国电影学术成果，包括各种以通史、专史或专题为对象的著作和论文。第二类是以电影批评面貌出现的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和一般的报刊电影评论不同，本文所涉及的这些电影批评除了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外，也有相当的理论和学术背景，并对常规的中国电影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20世纪50年代对《武训传》的政治批评，80年代对“谢晋模式”的现代性批评，以及90年代对“第五代”的后殖民批评。第三类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和一般的电影理论不同，它是关于中国电影的理论，或者是用理论的方法阐述了对“中国（民族）电影”性质的认识，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影戏”理论，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戏剧离婚”的中国电影本体论讨论，以及新世纪关于“主流电影”和“国家形象”的讨论。和海外（以英文或其他文字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相比，后两类研究可以说是本土电影研究特有的现象，它们并不试图和研究对象拉开距离，作纯客观的思考，而是直接介入到中国电影实践中的理论和学术活动。
二、早期发展
以中文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即早期中国电影工业中心——上海电影工业开始形成的时期。1921年2月《影戏丛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份电影报刊。同年12月，《影戏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由顾肯夫、陆洁、张光宇编辑，中国影戏研究社发行，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1925年周剑云编纂的《中国电影年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1]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初具形态的电影史著作。1927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徐痕耻编著的《中国影戏大观》，全书138页，开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探讨了“中国影戏之溯源”的问题，其余篇幅详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电影制片公司、制片人、导演、男女演员、电影院、出版物等的相关情况。虽然该书以铺陈资料为主，但从全书的篇目体例看足以呈现早期中国电影业的概貌，为了解早期中国电影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电影发达史》（谷剑尘著，载《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出版）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郑君里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两部更具学术形态的史述著作。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界也对电影本体论进行了“中国式”的探讨。从开始拍摄电影之初，中国传统的电影观念就一直把电影看作是戏剧，并称之为“影戏”。正如中国早期电影的著名剧作家包天笑所说的：“电影初到中国来时，也称为影戏，大家只说去看影戏，可知其出发点原是从戏剧而来的。”[2]1924年徐卓呆编写的《影戏学》由上海华东商业社图书部出版。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1926年，侯曜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影戏剧本作法》。作为中国早期著名电影导演和剧作家，侯曜在该书的开篇就声称：“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3]并在书中对影戏作为戏剧的结构和功能、故事和影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虽然一方面，两本著作都不是以研究中国电影为目的，但是另一方面，两者都从理论的角度阐发了当时中国人对电影的认识，是系统阐述“中国电影观”的著作。
20世纪30年代初，以夏衍为首的“左翼”文化势力进入中国电影工业，并成为当时电影批评中的一支重要力量。②他们在上海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如《申报》的“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发表文章，开展电影批评，推动进步电影，并在1934年前后与“软性电影”论者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电影的辩论。当时主张“软性电影”理论的代表人物有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和评论家黄嘉谟等，他们强调电影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的“视觉性”和娱乐性。1933年12月1日黄嘉谟在上海《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首次提出“软性电影论”，主张“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批评当时的一些进步电影有“很浓的左倾色彩”，“中国软片变成硬片了”，“充满着干燥而生硬的说教”；并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说法，也是后来被视为“软性电影论”的核心表述：“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夏衍则发表了《玻璃屋中的投石者》等文章，以事实和数字说明真正受观众欢迎的正是“暴露了贫民的惨苦生活”的“非常生硬”的作品；而软性电影的主张则是“企图杀害‘新生’的中国电影的生命”。③这一场关于“软性电影”的辩论可以看作是辩论双方从接受美学和意识形态角度对中国电影现状和理论的一种阐述。
总体而言，在1949年以前，由于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和文化工业刚刚开始发展，同时也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持续多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中国电影研究以报刊评论居多，更成熟、更系统、更完整的中国电影研究学术成果则是在1949年以后出现的。
三、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电影工业分成了大陆、台湾、香港三个相对独立地区的格局。与此相应，中国电影研究也在三个地区相对独立地发展。比较而言，大陆的中国电影研究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大陆是中国电影工业和文化最重要的基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代的原因：电影被当时的政府赋予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使命，由此电影生产和研究也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极大重视。同时，北京作为这一时期大陆最重要的中国电影研究中心，取代了上海的地位。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大陆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既出现了巨大的震荡，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大陆地区
这些成果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毛泽东亲自为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撰写的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篇关于新中国电影文化的政治宣言，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篇文章深刻影响了大陆地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中国电影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在文章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当时受到观众和批评家普遍好评的一部电影《武训传》。④在毛泽东看来，如果1949年以前的电影应该为打破一个旧中国服务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的电影就应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服务，即歌颂“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反对“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由此确立了以新的国家政治为核心价值的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也确立了以新的国家政治为核心价值的新中国电影批评和研究的典范。在随后的年代中，中国的电影批评和研究通过批判许多当时认为不健康的电影，鼓励在银幕上塑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人，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给新中国电影建立了一种以国家政治为核心价值的经典理论理清了思路。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经典理论传统的主要代表作。
《中国电影发展史》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共同编著完成，1963年2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从1958年动笔，到1962年完稿，历时多年（如果从1950年准备资料开始算起，则历时十多年），是一部工程浩大的研究专著。将近80万字，分两卷三编：第一编“中国电影的萌芽和发展”（1896年到1931年），第二编“党领导了中国电影文化运动”（1931年到1937年），第三编“进步电影运动的新阶段和人民电影的兴起”（1937年到1949年）。该书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历史进行了完整的描述，对上海电影、香港电影、共产党领导的延安电影、战时后方的重庆电影、日本人控制的满影、战时沦陷区的华影都一一涉猎，论述详尽。该书的体例和历史时期的划分影响了后来许多中国电影史的写作。该书在写作中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指导，并动员全国影协分支机构的力量搜集史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一部“官史”。总之，该书资料丰富，写作严谨，观点正统，堪称“经典”。就其史学成就而言，至今仍难以超越。同时，该书也承袭了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以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政治（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两分法描述和分析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历史。这成为后来许多电影史对其进行修正的切入口。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批评和研究对以国家政治为核心价值的思路表达了另类的思考，对中国电影在观众接受和艺术创新上存在的问题予以了关注。1956年12月15日，中国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文艺报》发表《电影的锣鼓》一文，批评当时国产影片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当前的电影须加强和观众的联系，强调了票房价值的问题，文章在文艺界引起较大反响。但是，该文不久后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次年，钟惦棐被划为“右派”。《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是中国电影理论家瞿白音1962年发表于《电影艺术》第3期的一篇文章。作者要求电影须创“一代之新”，“去陈言”，不仅要求有“新的思想、新的形象”，还要求有“新的艺术构思”。[4]该文一度具有较大影响，但是后来这种只从观众和艺术出发，不突出政治方向的电影主张也受到了严厉的清算。
1956年10月28日《电影艺术》在北京创刊，时名为《中国电影》，单月刊，由文化部电影局主办，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全面负责杂志的工作。这一杂志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大陆发表中国电影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平台。1959年6月，《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两刊合并，改名《电影艺术》月刊。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艺术》发起了有关中国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发表了柯灵先生的《试论农村片——兼谈电影的民族化、群众化》（1960年第9期）、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1962年第1、2、4期）等文章，电影民族化成为当时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台湾地区
台湾的电影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慢慢起步，六七十年代走向繁荣。与此同时，台湾的电影学术研究也紧跟其后，并出现了系统的学术成果。1961年，台北银华出版部出版了吕诉上编著的《台湾电影戏剧史》。该著作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初期至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电影，资料翔实，对早期台湾电影研究而言极具史料价值。197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杜云之的《中国电影史》（共3册），该书将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电影发展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学者中少数对早期中国电影的研究专著。另外这本著作还对到1970年为止的台湾电影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其中他对60年代出现的具有一定数量、质量较好的影片尤其是健康写实电影做出了较高的评价。但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治原因，杜云之的电影史和程季华的电影史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在对同一历史事件、人物和作品的评价上，常常出现相互对立的观点，但是杜云之的电影史在史料上不及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翔实完整。台湾电影史专著的出现可以说是呼应了当地社会以台湾视野作为“正统”，重建有别于大陆版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和身份的需要。
由王晓祥创刊于1971年12月10日的《影响》，是70年代在台湾影评界最具影响力的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两度复刊，最终于1998年停刊。而70年代的《影响》杂志经历了台湾电影最辉煌的时期，曾一度成为台湾电影评论的标志性刊物。
（三）香港地区
香港此一时期的电影工业和商业十分繁荣，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夹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左右为难，所以不但在电影中回避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也少有严肃的电影学术研究。伴随香港电影鲜明的商业特征，香港本土的电影研究起初都是以报刊评论为主，及时实效地发表观点，谈论影界琐事。比较著名的刊物有《南国电影》、《香港影画》、《电影双周刊》、《影艺》、《明报》等，并且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而更为严肃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则是等香港经济起飞，确立地域文化信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
四、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两岸三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出现了重大发展和变化：大陆文化大革命在70年代末结束，香港和台湾经济在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也在此时出现了重大发展：70年代末的香港新浪潮电影，80年代初的台湾新电影和大陆“第五代”先后出现。与此同时，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但在发表成果的数量上有大的增长，而且在学术思想上更为现代。相比之下，大陆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具有一种更强烈的“革命”的性质，对传统的电影观念和学术立场充满了批判精神。这种电影研究的发展和当时的电影创作相互影响，直接刺激和推动了大陆的新电影运动。台湾的中国电影研究则充满了强烈的本土关怀，台湾电影的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其重点。香港的中国电影研究则开始萌生和确立鲜明的学术意识，并以类型和历史作为其主要切入点。同时，从80年代开始，随着两岸三地新电影在海外（主要是西方）电影节走红和海外对中国电影史传统的发现，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开始引起西方学界的更多关注。在80年代，西方学者的研究偏重于对中国电影体制和现状的介绍。90年代，则发展成为更为深入的文化、美学和政治研究。
（一）大陆地区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发展是对中国传统的电影本体论的反思。前面已经提到：从开始拍摄电影之初，中国传统的电影观念就一直把电影看作是戏剧，并称之为“影戏”。这种戏剧性的电影观念和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在当时的极左派江青直接指导下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电影，发展出一整套戏剧性的电影美学原则，并把这种美学原则变成了一种政治原则。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这种一度貌似不可破的电影观念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白景晟在1979年第1期《电影艺术参考资料》中提出了“丢掉戏剧拐杖”的口号，[5]他认为与戏剧相比，电影具有更加自由的时空形式，并且有独特的蒙太奇手法。因此“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成为一种不同于任何艺术的新艺术”之后，是“到了丢掉多年来依靠‘戏剧’拐杖的时候了”。由此引出了一场关于戏剧与电影关系的论争。著名的第四代导演张暖忻和评论家李陀在1979年第3期的《电影艺术》上提出了“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观点，钟惦棐于1980年3月在《一张病假条儿》一文中提出了“电影和戏剧离婚”的主张。在当时那场影响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的关于电影本性和电影语言的论争中，人们围绕“戏剧性”、“文学性”（张骏祥，陈荒煤）和“电影性”（郑雪莱，张卫）展开了激烈辩论。经过这场辩论，一种一度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戏剧电影观念被彻底动摇了。这场辩论使新一代中国电影制作者更加关注电影的视觉性和现代叙事方法，摆脱传统的美学教条和政治教条，直接促成了大陆以“第五代”为代表的新电影运动的发生。
这种对电影本体论的反思也从现实的层面走向历史的层面。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电影理论和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下，当时中国电影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长期用政治取代艺术，对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理论表示怀疑。中国是否有电影理论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对它作出评价，这是摆在当时中国电影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电影美学的再思考》（陈犀禾，《当代电影》1986年第1期）和《“影戏”理论历史溯源》（钟大丰，《当代电影》1986年第3期）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陈文以1926年侯曜发表的《影戏剧本作法》为基础，提出了中国传统“影戏”理论和美学的问题。文章认为：我们不应该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衡量中国是否有电影理论，而应该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和思想逻辑出发，检讨中国的理论传统。在和西方电影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影戏”是中国电影理论和美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一观点。[6]该文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赞成和反对者都有。但是它的基本精神——不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而是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理解中国的电影理论和美学——则为许多人所接受，并为后来从现代视角清理中国电影理论和美学遗产建立了一块理论基石。这一探讨的作用在当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为中国电影理论建立了传统，另一方面把它放在了现代性的视野之下，有批评的意味。
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思潮影响下，中国电影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辩论。1986年7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青年学者朱大可的评论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文章对当时正处于巅峰的谢晋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在美学风格和思想意识上都是保守的：在美学模式上和好莱坞的情节剧模式和商业电影如出一辙，在思想上则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并把这定义为“谢晋电影模式”。文章认为，我们应该告别谢晋电影模式。《文汇报》当天同时还发表了江俊绪的《谢晋电影属于时代和观众》，其观点和朱文针锋相对，对谢晋电影予以了充分肯定。这一辩论最后由当时著名的电影评论家钟惦荣的《谢晋电影十思》（《文汇报》，1986年9月13日）一文作结。钟文既称赞了朱大可文章的理论勇气，同时也肯定了谢晋电影的积极意义。90年代初，汪晖发表了《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7]李奕明发表了《谢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8]他们沿着朱大可的思路，对谢晋电影和中国主流政治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更富理论色彩的研究，认为谢晋电影和主流政治话语关系密切，是为巩固传统主流话语服务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陆新电影（包括第四代和第五代）崛起以来，一直受到各方关注，相关评论和研究大量出现。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的《探索电影集》是一本运用作者理论对大陆新浪潮进行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选集。该书内容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代表作品的电影完成台本，一部分则集合了当时有影响的电影评论家和学者对作品和导演进行研究。研究部分的作者和论题为：黄健中论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倪震论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陈犀禾论田壮壮导演的《猎场扎撒》，阿城论滕文骥导演的《海滩》，李陀论黄健中导演的《良家妇女》，郑洞天论张暖忻导演的《青春祭》，仲呈样论黄建新导演的《黑炮事件》。该书由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棐、副会长罗艺军作序。同年，《当代电影》发表具有留美背景的海外学者丘静美的论文《〈黄土地〉：一些意义的产生》，[9]该文使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分析东方的文本，首开跨文化批评的实践，在大陆学界引起较大关注。
随着市场化的压力，当时正热衷于鼓吹文化探索影片的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界于1986年底在《当代电影》上正式提出了“娱乐片”的口号。随后在1987年初，《当代电影》连续刊登了题为《对话：娱乐片》的三次讨论文章，参加这场大讨论的有电影理论家和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讨论涉及娱乐片产生的文化背景、功能以及商业类型电影的模式及规律等话题。同年，饶曙光在《论电影的感性娱乐功能》一文中，从电影史和艺术理论的角度阐述了娱乐片应该是电影的主流，应该在最大程度上给最广泛的观众提供感性娱乐。1988年12月1日至7日，《当代电影》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当代电影》主编陈昊苏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并提出了“娱乐片主体论”（《当代电影》1989年第1期）的主张。但不久，他的“娱乐片主体论”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但是，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当代电影》仍连续刊发了关于娱乐片讨论的文章，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邵牧君的《中国当代娱乐片问题驳议》和贾磊磊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选择》，在第3期上发表了江浩、张卫的《关于娱乐片的通信》，第4期发表了汪天云、祭光的《娱乐片的性格组合》和花建的《游戏中的生存和选择》，第5期发表了王云缦的《娱乐片的主体创造和接受心理》和杨剑明的《论电影的商品性》，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在理论上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娱乐片的本质、类型及其审美规律。而与本体论的辩论同样的是，娱乐片理论冲破了传统电影理论；而与本体论的辩论不一样的是，娱乐片是以观众和市场为出发点。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1989)[10]的完成和出版。该书以新中国（大陆）电影35年（1949年到1984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共分为八编：第一编：蓬勃上升时期的故事片创作(1949-1959)；第二编：曲折发展时期的故事片创作(1960-1965)；第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片创作(1966-1976)；第四编：新时期的故事片创作(1977-1984)；第五编：新闻纪录电影和科学教育电影；第六编：美术电影和译制电影；第七编：电影理论和电影教育；第八编：电影发行放映、国际交往和电影技术工作。该书在时间上恰与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相衔接，并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该书也存在明显的偏差。进入90年代以后，大陆陆续出现了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这两本电影史的改写本，不乏新见，但在宏观的轮廓上没有根本的进展。
大陆中国电影学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繁荣期，除了各种学术思想呈百家争鸣之态势外，电影教育和电影研究机构也有很大发展。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后的第一届学生（“第五代”）毕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招收了大陆第一届电影学研究生。1984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陈荒煤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成为大陆重要的电影研究学术机构。1979年《电影艺术》复刊，1984年《当代电影》创刊（前身《电影文化》），1985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创刊，这三份刊物成为大陆最重要的电影专业学术刊物。1981年，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编撰的《中国电影年鉴》创办，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是一本集史料、文件、理论、评论于一体的大型刊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学术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期，主旋律电影和电影工业体制的问题受到了更多关注。其中，在主旋律电影研究方面，尹鸿的一系列论文是较有代表性的。他吸收了80年代进入中国的西方电影理论，如叙事学、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理论的一些概念，在《进入90年代的中国电影》[11](1992)和《在喧哗和骚动中走向多元——90年代中国电影策略分析》[12](1995)等文章中分析了这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主旋律电影，如《开国大典》、《大决战》等影片的新的叙事策略和功能。他的观点虽然是温和的，但是比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研究有所突破。在工业体制的研究方面，倪震的《改革与中国电影》(1994)[13]一书是较早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商业化和商业电影进行分析的有益尝试。全书从“转型期的中国电影”入手，探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电影制片业的困境，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电视对电影的冲击，以及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的汇流和冲突等问题，为后来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艺术电影的研究方面，戴锦华的《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并成为她后来一系列著作的基础。该著作坚持其自80年代以来一贯的现代性批评的立场，吸收了西方电影理论的作者批评、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方法，把新时期以来的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和作品及现象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探询其文化意义。
这一时期比较引人注目并颇为激进的是针对第五代电影的后殖民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五代”（包括“第四代”）在创作中发展出来一种关于古老中国的“历史寓言”模式，包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并在国内和国际获得巨大成功。1993年和1994年，张颐武连续在《当代电影》上发表文章《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14]和《后新时期中国电影：分裂的挑战》，[15]对张艺谋及其他“第五代”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得成功的电影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所谓的“作者电影”和“艺术电影”是在后殖民和全球化语境中“为西方观众和电影节提供一种来自‘中国’的‘他性’的文化消费”，是对“西方观众和电影节评委口味”和“投资人要求”的屈服。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王一川，他在论文之外，把自己的观点发展成一本专著《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16]这些批评吸收了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概念，把张艺谋的电影放在中国和西方的权力关系中进行分析，而把这些电影和国内语境的关系的分析放在次要的位置。
除了当代研究以外，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电影学术成果的整理上也有重大收获。199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17]出版。该书的编委会由夏衍、张骏祥、程季华等领衔，并直接主持编写工作，在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严谨性、准确性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另外，罗艺军主编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成为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选本，本书荟萃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之精粹，留下了一个世纪中国电影思潮嬗变的每一个重要足迹。在90年代，电影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郦苏元、胡菊彬合著的《中国无声电影史》[18]的出版。这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无声电影的专著，它以制片业和电影创作为描述重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无声电影事业发展的整个面貌。作者将这一时期分为六个阶段：(1)史前时期(1896-1904)，(2)萌芽时期(1905-1921)，(3)探索时期(1922-1926)，(4)发展时期(1927-1931)，(5)成熟时期(1932-1934)，(6)衰落时期(1935-1936)。书中对每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和历史特点，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书中还配有早期中国电影珍贵图片84幅。和程季华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相比，该书是一本专史，规模较小，但是对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梳理得更为详细，对史料作了更多的发掘。同时，在论述早期中国电影史时，吸收了新时期以来电影学术成果，如对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专辟章节，作了补充；对早期武侠片的发展给予了更为客观的评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丁亚平的断代史《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钟大丰和舒晓鸣合著的《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陆弘石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也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其中，胡星亮、张瑞麟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90年代较早的一本将台湾和香港电影纳入到华语电影历史整体框架中的一本电影史。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和香港电影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电影进入大陆学者视野，其中最早对台湾电影进行深入研究的有陈飞宝，他于1988年编著出版了《台湾电影史话》，[19]其时间跨度为1895-1985年，向大陆的读者做了最早期关于台湾电影的介绍工作。这本书也可以认为是台湾电影研究的基础性作品，因为在此之前，台湾也并未出现这样一部线索清晰、资料翔实的台湾电影史类著作。中山大学教授李以庄则是对香港电影较早予以关注的大陆学者，他于1994年在《电影艺术》发表《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一文（《电影艺术》，1994年第2期），其更系统、完整的著作则要到十多年后才出版。进入90年代，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大陆学者对香港电影的关注加强，第一部对香港电影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考察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于1998年推出的《香港电影图志(1913-1997)》，[20]此外还有蔡洪声、宋家玲、刘桂清主编的《香港电影80年》(2000)，[21]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另外，陈犀禾在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资助下所作的研究《“第五代”电影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电影新作》1995年第6期）一文，也是较早对大陆和台湾电影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后来这一研究又扩展到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比较研究（《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
（二）台湾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的电影研究有了较大变化，影评人队伍变得更为年轻化和专业化，他们熟悉和了解西方的电影理论和世界的电影思潮，因而他们的影评和以前以观众口味为上的评论也就有了质的不同。其特点是以导演为中心，主要阐释导演所欲传达的观念，从场景调度中分析导演的风格和技法。这种影评倾向开始于1980年《民生报》的“影视面面观”（由柯里寄自纽约），1981年《联合报》也出现了焦雄屏寄自美国的“焦雄屏看电影”。从1982年到1987年，结合电影发展形势对新电影进行审视的文章也时常出现在当时的电影杂志上，如《世界电影》、《电影欣赏》、《400击》、《长镜头》等。1988年，由焦雄屏编著的《台湾新电影》（时报文化出版，1988年）一书，将台湾新电影运动以来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刊载的重要评论文章集结成书，文章以新电影导演为侧重点，涉及电影工业、文化经验、电影语言等多方面，全面总结了80年代的台湾新电影文化为台湾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收录的评论文章涉及到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台湾新电影作品。
20世纪90年代台湾电影业步入低谷，而台湾电影学者在台湾本土的影像资料搜集、保存、电影史的研究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1994年，台湾学者陈儒修的《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被编译为中文出版。该著作的内容主要来自于他在南加州大学的博士论文，书名虽以“台湾新电影”为题，但还是在开篇对台湾电影从日据时期的历史开始叙述，着重阐述了台湾电影工业的发展和台湾电影风格的变化历史。这本论著将电影发展的历史与同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将电影置身于与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之中。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本书“重点在于呈现台湾电影里的历史文化经验，特别着重在几个概念的表达，如语言、历史、文化认同等，并且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台湾电影历史变迁的过程”。[22]
1997年，台湾学者李天铎的《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台北：扬智出版社）出版。作者试图用一种不同于电影文本研究的方法来重新审视台湾电影的发展历史，从中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对于台湾电影的整体框架的影响。从陈儒修对新电影的历史解读，发展到李天铎对台湾电影整体的社会历史解读，进一步证实了台湾电影自其诞生以来就同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紧密联系的关系。这也是对台湾电影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肯定和深入。作者分别从殖民与殖民后、光复、威权体制、反挫与苍白局势、国族顿挫、威权体制崩溃、大众消费文化、威权体制后等随时间演变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台湾电影的变迁。在这样的背景表述中，进一步梳理了台湾电影的发展脉络。
在此之后的1998年，另一部台湾电影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卢非易的《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作者经过将近5年的史料搜集，对台湾电影将近五十年的历史进行了更细致的梳理，可以视为是台湾电影研究具有深度的、全面的总结。他站在宏观把握的立场，以台湾历史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美学等各个角度分析各个时间段的台湾电影，拓宽了台湾电影的研究视域。在时间的划分上，他以五年为一个节点，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对台湾电影发展的政治背景、历史运动、工业体制、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在每一章节，也就是对每一个五年的叙述中，结合了台湾电影的经济、政治背景，阐述详尽，资料丰富，相对客观地描述了各个阶段电影的发展和变化，是研究台湾电影必读的一本著作。
20世纪90年代，两岸交流开禁以后，台湾对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华语电影有了更多关注。台湾学者李天铎主编的《当代华语电影论述》（时代文化出版，1996年）选录了两岸三地电影学者的文章，其中在大陆电影部分收录了大陆学者胡克、倪震、杨远婴、李迅、戴锦华、张颐武、王一川等人的论文，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第五代导演、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另外也涉及到一些关于早期中国电影的论述，这也可以大致透露出台湾学者对大陆电影的关注点。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23]是一部从文化批评角度研究华语电影的论文集，汇集了大陆、港台、海外华裔著名学者以及美国学者如詹姆逊、毕克伟等人的精彩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发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结构。另外，梁良著有《论两岸三地电影》[24]一书，其在合论篇中讨论了三个话题，分别是“中国电影，从默片至90年代”、“台湾、香港、大陆电影的互动关系”、“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浪潮”，并认为“‘中国电影’是由台湾、香港和大陆三个地区的电影共同组成的，缺少哪一个部分都是缺憾不完整”。
（三）香港地区
如果说1979年的香港新浪潮可以看作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来的香港文化自我意识的抬头，那么与此相应的则是同时期电影学术意识的觉醒。在此，香港国际电影节每年一本的香港电影回顾特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7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出版的第一本香港电影回顾特刊《黄宗霑回顾》开始，以后每年一本，均设立特定的主题，这些主题按电影类型来划分，涉及了香港电影主要的电影类型和重要历史时期。⑤林年同作为香港电影理论研究的先驱，在80年代发表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有关古典美学问题的探讨》（《当代电影》1984年第2期，《电影艺术》1985年第3期）一文，另有专著《镜游》（香港，素叶出版社，1985年；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台北允晨文化，1991）。林年同作为一名研究型学者，他的论著不局限于香港电影，而是从中国传统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及习惯，探索中国电影美学，具有浓厚的学术性。
1997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对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理论研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香港身份的重新定位、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关系、香港电影与大陆电影的传统脉络等都成为整个90年代研究的中心和热点。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回顾特刊改变了80年代对香港电影整理回顾的专注，陆续出版了《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1990年）、《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1992年）、《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1993年）、《香港—上海：电影双城》（1994年）、《早期香港中国影像》（1995年）、《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1998年）都试图从香港与大陆影像文化层面上的相互关系解决香港电影文化身份上的迷思。另外，丘静美的论文《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1995年）从文化和后殖民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香港复杂的文化身份问题，考量了香港电影在看待香港与大陆关系时所具备的内涵与复杂性。梁秉钧的《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1995)一文，在电影的范畴内就香港即将离开殖民地的处境，如何尝试重建民族文化发表看法。此一时期，与台湾在当代及历史的研究中和大陆相对保持距离的视野不同，香港和大陆则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研究在史论专著方面收获颇丰。有“香港电影史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余慕云完成了五卷本的《香港电影史话》前三卷（香港，次文化堂，1996年，1997年，1998年），第四卷和第五卷也在随后不久（2000年，2001年）完成，余另编有《香港电影八十年》（图片集，1997年）。香港电影资料馆致力于香港早期电影资料的整理、展览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了《香港早期电影轨迹(1896-1950)》（1995年）以及三本展览特刊⑥和三本香港影片大全。⑦其中香港影片大全每卷按年代罗列香港出品的故事片及纪录片的资料，资料翔实珍贵。值世界电影百年诞辰之际，香港电影先驱黎民伟、邵氏公司及电影产业也成为研究热点，1996年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出版了《黎民伟与中国、香港电影的发展：纪念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及《黎民伟：人·时代·电影》[25]（1999年）、《邵逸夫传》[26]（1997年）等。专题性著作方面有：刘成汉著有《电影赋比兴集》（1992年），以中国传统诗歌美学衍生出“电影赋比兴”理论，对电影史、作者论和武侠电影有独特的角度；吴昊著有《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次文化堂，1993年）、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以及黄爱玲编著的《诗人导演——费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1998年）等。
此一时期香港的电影学术研究也更注意与大陆、台湾的交流。1996年，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主办了“第一届国际华语电影(1980-1996)学术研讨会”。会议以1980-1996年为时间限段，邀集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北美及澳洲等地的电影研究者与会畅谈。会后由叶月瑜、卓伯棠、吴昊把研讨会论文编成《三地传奇：华语电影二十年》（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1999年）一书，收录包括廖金凤、李天铎、叶月瑜、吴昊、卓伯棠、倪震、贾磊磊等16位三地知名电影学者的论文，透过这16篇论述，为读者勾勒出近二十年来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的概貌。
（四）海外
根据海外学者张英进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电影在欧美还基本不构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27]在这期间有一些零星的作品发表，如美国学者陈利（杰·雷达）用英文发表的《电之影：中国电影与电影观众》（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2年）和苏联学者瑟杰·托洛普采夫用俄语出版的《中国电影史概论，1896-1966》（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79年）。书中涉及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历史的许多材料多取自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两岸三地新电影在海外电影节走红和海外（主要是西方）对中国电影史传统的发现（通过在国际上多次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开始在西方学界引起更多关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出版了一些电影节刊物介绍中国电影，德国和法国还出版了有关中国电影史的专著。但是，以英语发表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如乔治·桑赛尔编辑的《中国电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影艺术现状》（纽约，普拉格，1987年）对中国电影艺术和工业的最新发展作了及时的介绍，约翰·兰特的《亚洲电影工业》（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一书对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的工业和发展各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介绍。另外，裴开瑞（克里斯·贝利）编的论文集《透视中国电影》（康奈尔大学东亚书系39号，1985年和1991年由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出了新版）和保罗·克拉克的《中国电影：1949年后的文化与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则更富人文深度。尤其是后者对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内在文化和政治逻辑作出了独到的思考。
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电影的研究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入，并多次举办了以中国电影研究为名的国际学术会议。例如，1990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1994年在匹兹堡大学都举办过中国电影研讨会。1994年，尼克·布朗、毕克伟、维维恩·索沙克与丘静美在会议基础上合编的论文集《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与政治》[28]出版，对中国电影生产的形式和意义变化进行分析，既考察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保守势力，也考察了先锋派力量，它揭示了在之前二十多年里电影对深层社会变革的评价与影响。1997年，鲁晓鹏在1994年匹兹堡大学研讨会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论文集《跨国华语电影：身份、国族与性别》，该书追溯了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历史，认为身份认同是中国电影形态中的核心问题，男女社会身份和性别差异是有关华语电影的现代性、国民身份和历史话语中的内在部分。他还在论文集的导言中首次提出了“跨国华语电影”这一概念，并认为跨国（区）性是中国电影历史和现状的一个主要性质。[29]另外，桑赛尔、陈犀禾与夏虹合编的《当代中国电影，1979-1989的电影批评》（纽约，普拉杰，1993），选辑了中国电影研究最令人兴奋的“新时期”中在大陆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论文，把它们介绍到西方。在研究当代中国电影的专著方面，周蕾的《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引人注目，她对中国大陆的新电影进行了西方意义上的后殖民读解，观点犀利、新颖而张扬。
在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电影研究在海外也吸引了更多学术兴趣。有两本讨论到香港电影的专著在此时面世。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另外的维度》（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7年）是第一本研究香港电影史的英文书，而阿克巴·阿巴斯的《香港：消失的文化与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年）则用空间理论讨论了香港导演关锦鹏和王家卫的作品。随后，又有傅葆石与德泽合编的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世纪末之交，张英进主编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1922-1943》（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李欧梵的专著《上海摩登》（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则让人们重新把目光投向早期上海电影。
五、新世纪以来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后，凭借电影在当代世界和全球文化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两岸三地的电影学术继续保持繁荣。三地的电影学术一方面关心本地区的发展，一方面和三地的电影工业出现更多的合作一样，在学术领域也有了更多的相互关注、交流，甚至合作。“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成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基本视野。相比之下，大陆由于其经济的持续发展、电影市场和工业的先天优势，以及电影教育在许多大学和研究生院的迅速扩张，电影的学术研究也呈现出最为繁荣的局面；香港和台湾都对大陆电影或者自身和大陆的关系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欧美的中国电影研究一方面在欧美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等的学科领域中站稳脚跟，扩大地盘，并走出边缘；另一方面则凭借其国际化背景和跨学科视野对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一）大陆地区
经过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繁荣发展，大陆中国电影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丰收期。和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系统性成果，特别是在庆祝中国电影一百年前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电影史专著。其中以华语电影为视角对百年电影史进行重新梳理是一个重要趋势。李道新的《中国电影文化史》[30](2005)以中国电影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作为观照对象，在框架上力图整合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的整体面貌，对中国电影的精神走向及其文化蕴含进行了阐发。章柏青、贾磊磊主编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31](2006)则是以1949年为起始时间，评述了之后50年间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这部著作是以电影题材和类型作为内容划分和论述的框架，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实践。周星的《中国电影艺术史》[32](2005)在体例上基本沿袭中国电影史的分期阶段，但更多强调对重要艺术潮流和现象的概要论述。这一时期，《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专门开辟了“重写电影史”和“封面人物”等栏目，发表了不少电影史研究重要成果，如对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的重新考证。
另外，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撰的《百年电影研究书系》和4卷本的《中国电影大典》（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更是重量级的成果。《百年书系》包括十部专史：《中国电影理论史评》（胡克著）、《中国电影产业史》（沈芸著）、《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简史》（许浅林著）、《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张之路著）、《中国武侠电影史》（陈墨著）、《中国战争电影史》（皇甫宜川著）、《中国喜剧电影史》（饶曙光著）、《中国动画电影史》（颜慧，索亚斌著）、《中国纪录电影史》（单万里著）、《中国科教电影史》（赵惠康，贾磊磊著）。4卷本的《中国电影大典》是一部记载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各电影制片机构所出品的全部故事片、戏曲片、舞台纪录片创作状况的大型史料性工具书。另外，高小健的《中国戏曲电影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吕新雨的《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以及王人殷、赵小青对电视电影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在专史方面的重要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地区对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史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更系统的成果。继20世纪90年代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后，李道新推出了第一本中国电影批评史专著《中国电影批评史》[33](2002)，本书以批评目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式为架构，系统描述和深入分析了中国电影批评从1897年至2000年间的发展历史。总的来看，中国电影批评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美学意识与电影意识淡薄。但从嬗变轨迹来看，仍然显示出其不断走向深刻、博大和进步的历史趋势。本书第一版面世后，在电影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2005年，郦苏元著《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34]出版。本书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电影理论的发展做了全面的论述，把它分为电影生成时期(1921-1930)、转型时期(1931-1937)、拓展时期(1938-1949)三个时期。该书选择了不同时期理论含量高且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加以读解，其行文中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和理论功底。同年，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史评》[35]面世，和郦苏元的著作不同，本书以理论思潮为脉络，把对中国电影理论的考察范围从中国电影早期一直延伸到当代，共分九章，具有更强的当下意义，并显示了作者较强的思辨能力。2002年，丁亚平编选的《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36]出版，本书和罗艺军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相比，有扩充和调整，并在书前的长篇编者序言中，对百年中国电影理论做出新的描述与解读，每篇文章之前，配有有关作者与文章内容的导读，显得更为充实丰富。同一时期，罗艺军的《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也被充实扩展后再版，改名为《20世纪中国电影理论文选》。[37]
在当代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和发行体制改革的开始，产业研究的方法走向前台，市场、观众、票房、上座率、投资回报成为许多电影研究的关键词。产业研究在中国入世前后达到高潮，中国电影研究的核心刊物《当代电影》和《电影艺术》都对这一研究予以高度关注，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关的论文集有钟大丰主编的《文化亚洲：亚洲电影与文化合作》(2005)，该书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于2005年召开的“青岛亚洲电影文化合作国际论坛”会议论文的基础上编辑而成，重点探讨了华语时代电影产业的发展问题，该书分为“亚洲电影产业运作与创作”、“全球化时代的亚洲电影”、“亚洲电影与亚洲文化”、“华语电影：产业历史、现状及展望”、“亚洲电影文化合作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等单元，虽然名为亚洲电影研究，实质上就是对华语电影产业进行的一次全景式的研究。[38]国内学者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有如清华大学尹鸿教授连续多年来为中国电影产业撰写年度备忘录，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主编的《文化产业蓝皮书》（金城出版社，2008，2009）关于电影产业的部分，张震钦和杨远婴主编的《WTO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佳明主编的《中国电影：创作与市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专家编写的年度电影产业报告，包括《2006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刘浩东、尹鸿主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2008年，2009年）在同类研究成果中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在数据收集和理论分析上都下了相当的功夫。另外，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产业年报课题研究小组”编撰，张会军、俞剑红主编的《中国电影产业年报：2005-2006》（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7月）也是重要成果的汇集。
除了产业问题以外，大陆当代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本体论研究转向国家电影理论的建构。国家软实力、主流文化、国家形象如何在电影中呈现成为关注重点。胡克在《走向大众化的主流电影》[39]一文中，分析了作为主流电影的主旋律电影，提出中国主流电影的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市场经济发展带动的意识形态发展相结合的产物，是多种意识形态融合与平衡的产物，并认为，中国的主流电影正在也必将继续走向大众化。贾磊磊则在《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与价值体系》中，提出应当建构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40]贾磊磊还撰文分析主流文化的体系建构与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并提出应当将之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实施。饶曙光认为应当加强电影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感；[41]尹鸿在肯定国家形象的塑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承担国家文化“软形象”的电影必须借助市场力量和产业整合，掌握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获得国家形象塑造的主动权。[42]这些研究与西方民族电影研究的思路和重点有重合之处，但在理论资源方面吸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更多站在国家、民族立场对中国电影进行阐述、总结、肯定及建议等。
新世纪以来，大陆对港台电影的研究有了更丰硕的成果。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了关于香港电影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题为《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12月），汇集了香港、大陆和海外各界学人的研究成果。同年，大陆学者赵卫防的《香港电影史(1897-200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它采取了编年史体例，展示了香港电影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影片和工业成就，是大陆第一部全面概括香港电影工业史和美学史的专著。周承人、李以庄也集多年之积累，在近期出版了《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另外，大陆近两年还陆续出版了两本关于台湾电影研究的专著，即宋子文编著的《台湾电影三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孙慰川的《当代台湾电影(1949-200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编撰的论文集《华语电影的跋涉者——李行导演电影作品研讨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杨远婴主编的《华语电影十导演》（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年）则对两岸三地的导演艺术进行了一个整体观照。
大陆高校的电影教育和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继最早中国艺术研究院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获得博士授予权之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合作）、北京电影学院、上海大学先后获得电影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在此前后出版了各自的电影研究系列丛书：《中国影视美学丛书》（共8本，北京师范大学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当代电影论丛》（共8本，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新世纪电影学论丛》（共19本，北京电影学院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影视新视野学术丛书》（共7本，上海大学编，学林出版社，2003年），《海上电影文丛》（共5本，上海大学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这些丛书的选题和体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陆各个电影学术中心的研究重心和学术风格。
（二）台湾地区
进入21世纪，台湾方面的电影研究针对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等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林文淇、沈晓茵、李振亚编的《戏恋人生——侯孝贤电影研究》（台北：麦田，2000年）和黄建业的《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另外还有对新电影导演之外的其他具有杰出成就的导演的研究，如黄仁编著的《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焦雄屏、区桂芝编撰的《李行：一甲子的辉煌》（台湾跃升出版社，2008年）等。
台湾影评人黄仁的《台湾影评六十年：台湾影评史话》（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4年）是一本台湾电影批评史专著，对从日据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台湾本地的电影批评历史进行了梳理。另外，他还和王唯共同编著了《台湾电影百年史话》（上、下卷，学生书局，2004年）。同时，黄仁还主编了《台湾电影研究丛书》，包括了黄仁、李天铎、刘现成等人的研究成果，也是近年来台湾电影研究非常重要的系列著作。此外，台湾学者齐隆壬、闻天祥等各自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电影理论、华语电影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台湾的“国家电影资料馆”发行的季刊《电影欣赏》杂志于1983年创刊，发行至今，为台湾目前最有学术代表性的期刊。
台湾继续对大陆电影进行关注。刘现成编辑的《拾掇散落的光影：华语电影的历史、作者与文化再现》（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2001年）一书集结了来自台湾、大陆、香港以及国际的学者，分别从电影语言的深层结构与文化再现、电影中的作者研究以及电影史的角度，以崭新的视野与观点来综观华语电影。他的专著《跨越疆界：华语媒体的区域竞争》则将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放在华语媒体市场的框架下考察，结合“华语文学”、“华语歌曲”等互文本语境，分别从需求因素、生产条件、政府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探讨了三地华语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根据刘现成的看法，未来华人地区的区域统合趋势，将会以区域经济的相互依存为经、以华文或华语以及共通的历史文化经验为纬，建构未来华人社会的发展景观。[43]
焦雄屏在2005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映像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也是在这种相似的立场上以全新的视角去发掘早期和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魅力。该文集由台湾篇、香港篇、大陆篇和合论篇／通论篇四部分组成，先是分别介绍了两岸三地电影在各自区域内的历史与现状，然后就将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强调发生在内部的整合与互动。与前一个阶段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她对大陆电影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也更为全面。
（三）香港地区
进入新世纪，香港在电影史和新浪潮研究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钟宝贤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香港：三联出版社，2004年）工程浩大，作者大量使用了图像资料、口述材料和数据资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方面，有卓伯棠著《香港新浪潮电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和石琪著《香港电影新浪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其中，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新浪潮电影》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香港电影新浪潮研究的奠基性著作。罗卡所著《香港电影点与线》，[44]从根源探究入手，以人物、年轮、星影、潮流、风情、时评、跨界为架构，体现了身为香港资深影评人对香港电影的真知灼见，亦可以看作是一部体例独特的香港电影史专著。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持续出版《香港电影回顾》；香港电影资料馆则继续《香港影片大全》的编撰工作，已于2007年出版至第六卷，包括1913至1969年所摄制的共五千多部影片。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组进行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计划”，广泛访问影坛前辈，进行专题探讨，陆续将资料整理成书，名为“香港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系列”，⑧至今已有六卷。其他历史专题方面的《粤语戏曲片回顾》（2003年修订本，李焯桃编）、《粤港电影因缘》（2005年黄爱玲编）、《溜走的激情：80年代香港电影》（2009年家明著）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围绕香港电影百年这一主题关于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和黎北海的争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3年黎锡编订了《黎民伟日记》，[45]2009年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早期电影历史再探研讨会”又一次将争论推向高潮，罗卡、黎锡同大陆学者李以庄、周承人以文论争，⑨法兰宾、李少白、张真、傅葆石等学者也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对于香港早期电影及研究的看法。之后，罗卡关于“黎氏兄弟”的一系列观点均有发表在大陆《当代电影》上。(10)
在作者和类型研究方面，有张伟雄编《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出版，2002年），何思颖、何慧玲合编《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2002年），[46]卓伯棠著《吴宇森电影讲座》（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侯孝贤电影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吴昊主编的《武侠，功夫片》（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
同时，自1997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电影在寻找自身文化定位与文化认同的同时，直接面临巨大的大陆电影市场以及全球化浪潮。200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回顾特刊定名为《跨界的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理论研究开始更多地以越界的姿态，在多场域及全球化的背景中考察香港电影，并就这一主题召开了多次跨区的和国际的学术研讨会。
就近来的基本趋势而言，三个地区的华语电影研究在关注本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倾向于把三地的电影放在一个相互的、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随着“华语电影”这一超越政治边界并涵盖两岸三地中国电影的新概念作为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基本视野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两岸三地很多研究活动也被纳入到华语电影的整体语境下，成为一种集体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两岸三地多次举办的以中国电影研究为名的学术研讨会及其研究专辑就是两岸三地电影人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更有新的发展，其中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部大型图史的编撰。该书是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由大陆学者程季华、台湾学者李行和香港学者吴思远三人担任编委会主席，推举三地电影史的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耗时四年，由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电影史著作。全书130万字，2700多幅图片，实属一浩大而繁重的学术工程。这一成果对于中国电影学术的发展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四）海外地区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中，大陆电影和早期上海电影一直是关注的重点，香港电影在1997前后也引起更多关注。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台湾电影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进入新世纪，这一情况有所改观，海外的中国电影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系统和平衡。这一时期，有好几部关于台湾电影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出版。如裴开瑞和卢非易编辑的论文集《边缘的岛屿——台湾新电影及以后》（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德瑞尔·戴维斯和陈儒修编辑的《电影台湾：政治，人口和艺术状况》（伦敦，劳利兹，2007年）以及叶幼瑜和德瑞尔·戴维斯的专著《台湾电影导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另外，吕彤林（音译）则在其专著《台湾与大陆中国电影面对现代性》（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把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
在西方学者的视界中，香港电影继续受到关注。事实上，许多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流成果首先是用英语发表的。这可能和作为前殖民地的香港在学界有使用英语的传统有关。其中，傅葆石与德泽合编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与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和朱英琪（音译）博士的专著《香港电影：殖民者、祖国与自我》（伦敦，泰勒和弗朗西斯公司，2002年）都关注到香港的后殖民身份，强调了香港自己的特殊境遇，以及香港在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某种族群意识，试图在民族主义话语和殖民地话语的“双重边缘性”中建立一种模糊的、杂糅的身份。丘静美主编的《全速前进：无边界世界里的香港电影》（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香港电影的跨界性进行了探讨。傅葆石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中国电影的政治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考察了1935-1950年间上海和香港的电影。该书作者运用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深入探讨了上海、香港等城市之间的电影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以及观念上的影响。根据美国教授张英进的看法，该书更强调两种电影不同的传统和脉络。大卫·鲍德维尔别开生面的专著《星球香港：流行电影和娱乐艺术》（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后国内翻译为《香港电影的秘密》）则以香港电影的美学成就为重点，分析了香港商业电影的类型和风格特征。近年，又有关于香港电影和日本电影关系的研究问世，如邱淑婷著《日本与香港电影工业：理解东亚电影网络的起源》（英国，罗德里奇出版社，2009年）重构了1930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与香港电影各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大陆电影以及与其相关的早期上海电影，乃至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仍然是西方学者关注的重点。张英进在出版了专著《审视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介入、电影重构与跨国想像》（安纳堡，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年）以后，又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出版了《中国民族电影》一书（伦敦：劳利兹，2004年）。该著作是最新的集内地、港、台于一书的中国电影通史专著，以历史与比较的视角透视两岸三地的历史和平行发展，并分析探讨了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电影的主题／内容与风格／形式的变化。张真的《银幕艳史：上海电影1896-1937》（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对早期上海电影和都市现代性进行了富有理论创新性的研究。朱影的《改革时期的中国电影：体制的创造力》（纽约，普拉杰，2003年）聚焦于当代中国电影和体制转型的关系。裴开瑞和法克哈的《银幕上的中国：电影与国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传统的“民族电影”和“中国电影”的理论架构进行了质询，并从时空、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类型等范畴对银幕上的“中国性”进行了探索。崔淑琴的《镜头前后的女性：一个世纪来中国电影中的性别与国族》（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对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导演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同时，这一时期许多海外学者对中国电影的研究成果还被更多更快地译成中文在大陆、台湾、香港发表，如鲁晓鹏对“华语电影概念”的研究，[47]张英进对中国电影学科史的研究，[48]大卫·鲍德维尔对香港电影风格和类型的研究，[49]李欧梵对早期上海电影现代性的研究，[50]周蕾对大陆第五代民俗电影的研究，[51]汉森对早期上海电影的“白话现代主义”研究，[52]傅葆石对早期香港和上海电影双城的研究，[53]张真对早期上海电影女明星的研究，[54]骆思典对当代华语电影产业和国际市场前景的研究，[55]毕克伟对上海沦陷时期“华影”的研究，[56]裴开瑞对华语电影明星李小龙的研究，等等。[57]这些研究的国际化视野、跨学科方法、现代性立场、乃至后殖民思想，都在研究主题和学术话语层面对本土中国电影研究产生了影响（碰撞，激发，摩擦，博弈，吸收，拒斥，挪用等），并影响了中国电影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地图，使得中国电影研究（或“华语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业。
收稿日期：2010-05-09
注释：
①在此文的写作过程中，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的王艳云老师以及谈洁、王雁两位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论文资料的收集工作，在此对她们的帮助表示感谢。
②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最近行动纲领》，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口号。1932年7月，“左翼剧联”成立了“影评人小组”，主要成员有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洪深等人。
③详见夏衍《玻璃屋中的投石者》、《白障了的“生意眼”》，分别刊发于1934年6月29日和7月3日上海《晨报》的副刊《每日电影》。转引自《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第400页。
④武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生活于清朝末年。他苦于没有文化，在生活中受尽苦难。于是通过乞讨和种种办法，筹措资金，兴办义学，让穷苦孩子都能上学读书，以此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影片由从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进步电影运动的孙瑜导演，赵丹主演，进步的民营电影公司“昆仑”出品。影片一出来（1950年底），就受到当时报纸和媒体的一致好评。
⑤其主题如下：《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899-1976》（1978年），《战后香港电影回顾1946-1968》（1979年），《香港功夫电影研究》(1980)，《香港武侠电影研究1945-1980》（1981年），《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1982年，1996修订），《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1983年），《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1984年），《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1985年），《粤语文艺片回顾》（1986年），《粤语戏曲片回顾》（1987年），《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1988年），《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1989年）。
⑥三本展览特刊分别为：《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1996年）、《穿梭光影50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1947-1997)》特刊（1997年）、电影口述历史展览之《再现江湖》展览特刊（1999年）。
⑦《香港影片大全第一卷(1913-1941)》（1997年）、《香港影片大全第二卷(1942-1949)》（1998年），至2007年出至第六卷。
⑧分别是：《南来香港》2000年、《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2001年）、《楚原》（2006年）、《王天林》（2007年）、《摩登色彩——迈进1960年代》（2008年）、《龙刚》（2010年）。
⑨会议论文有罗卡：《解开香港电影起源的疑团——探讨布拉斯基、万维沙、黎氏兄弟以及早期香港电影研究的一些问题》，李以庄、周承人：《论黎北海》，黎锡：《澄清对黎民伟、黎北海、黎海山开创早期香港电影事业的一些误解》。
⑩罗卡：《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见《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黎民伟电影事业简表》，见《当代电影》2004年第3期，以及《早期香港电影制作的再探索——围绕“香港电影百年”的疑问》，见《当代电影》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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