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评判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一词是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流行开来的。当时，它开始取代“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一体化”（integration）等术语，用来描述跨边界的人类互动不断强化的趋势。全球化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方面面的变化。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如何对全球化作出合理的评判，面对全球化，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是中国在新世纪初必须作出的应答。
一、评判
15世纪后期从欧洲开始的全球化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性发展为主要内容。从50年代开始，全球化因新科技革命而有了实质性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国际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信息革命和以苏东剧变为主要标志的政治变革，使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和强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力量，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注：1999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的主题就是“负责任的全球化”。1999年12月20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未来世界的两大趋势。）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注：从互联网上可查到有关全球化的文献达4万多篇。 ）对全球化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取决于对全球化持什么样的判断。我对全球化有三个基本判断：
1.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总体特征和主要趋势
如果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the Peace of Westphalia ）标志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古代国家间关系的终结，从而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大量非国家角色（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各种政治运动等）的出现，意味着跨国关系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全球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5世纪末从欧洲开始的全球化以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性发展为主要内容，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从50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全球化到8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加速和强化，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实际上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
首先，尽管世界存在多样化的现实，但世界正逐渐变得越来越紧密，距离日益缩短。全球化当然不是“均质化”（homogenization），但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正日益相互渗透。“天涯若比邻”正成为人们的一种切身体验。
其次，国际社会正经历这样一种变动， 即从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到跨国—分叉—全球体系（transnational —bifurcated—global system）。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 而跨国—分叉—全球体系则是国家中心和多中心并存。
第三，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大。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构成的社会视为宏观社会（the macrosocial）， 把不同规模的次级民族生活共同体称为社会（the social），而把地方的、局部的居民聚合看作微观社会（the microsocial）。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宏观社会变成全球社会，社会则由包括民族在内的更多中间层次构成，微观社会仍是地方的和局部的，但通过自身的全球化，正受到宏观社会越来越多的渗透。
第四，民族国家作为社会生活管制中心和身份确定者的地位经受挑战。同时，国家内部不对称的相互依存增强了，这种不对称有时会导致民族社会的解体，如南斯拉夫和俄罗斯。
第五，民族国家体系也部分受到侵蚀。这主要是因为跨国角色力量的上升，以及建立在领土和民族基础之上的体系和以跨国社会力量为基础的体系之间日益增加的矛盾和冲突。
2.全球化是人们认识世界和处理问题的视角
全球化既是当代世界的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又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政府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基本出发点。正如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注：[美]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和解释》，梁光严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理解全球化， 就要分析全球化与以下几个趋势的关系：
首先，全球化与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地区化，并且由地区化所带动。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是全球最大的地区性经济集团，世界上相当一部分贸易活动是在这三大经济区内进行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有相当的地区性。正如有人比喻的，全球化是一种离心运动，而区域化是一种向心运动。
其次，全球化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关系。 全球化是一种整合力量，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现有国际组织中，95%以上是二战后出现的）和作用的增大（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公司在冷战后作用大大增强）；表现为国家间联系程度的提高（国家间有形和无形的疆界正日益消解，国家间的一体化从理想变为现实）；表现为世界各国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表现为全球问题的形成和全球治理的努力。
第三，全球化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关系。 有不同的指标衡量现代化，但核心内容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市场经济体制正日益从北方发达国家推广到南方发展中国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用到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政治追求，尊重人权、保护自由、促进平等已成为普遍的人文价值。
第四，全球化与本土化（localization）的关系。全球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国际性规则和国际性规范为世界各国共同接纳和遵守，从而真正具有国际意义，“与国际接轨”成为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口号。但是，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国际标准、规则和规范时，又往往把它们与本国的传统和特征结合起来，使之本土化。全球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本土化力量同样显得深厚。各民族、各地方、各种非国家角色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向纵深发展，地方自治、社区运动、非政府组织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普遍准则。
第五，全球化与自由化（liberalization）的关系。全球化直接体现为信息、技术、文化的跨国自由流动，这是全球化与自由化的统一方面。但是，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的驱动，而自由化特别是贸易及投资市场的自由化则有赖于政府的主导。自由化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只有自由化后才能全球化，而全球化则更需要进一步的自由化。
第六，全球化与集中化（centralization）的关系。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化。资本的集中化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和投资中的绝对地位，信息的集中化主要表现为国际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权力的集中化主要表现为大国化和一极化，财富的集中化则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即世界财富在国家间、个体间分配的日益不平衡。这种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化既招致全球化（globalizing），又导致全球化（globalating）。（注：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弗莱德·里格斯（Fred W.Riggs ）在分析全球化的原因—结果（causes/conse-quences）时提出这两个概念，什么原因导致全球化可以称为globalizing，全球化造成什么结果称为globalating。http://www2.hawaII.edu/～fredr/glocon.htm）
第七，全球化与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说：“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注：美国《外交事务》，1996年3月4日。）经济全球化同政治分散化的矛盾将来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在欧洲已得到首先和集中体现。东西欧经济体制的趋同和欧元的启动是经济全球化在欧洲的典型表现，但欧洲在政治上仍然是相当分散的，不仅表现为欧洲国家普遍存在内部政治分裂倾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政治具有多样性，即使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国家，由于政治上的不同而限制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3.全球化作为客观的过程具有多维性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其发端可远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注：俞可平 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以某些标准如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来衡量的话，全球化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达到顶峰，只是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化的长期趋势遭遇极大的中断及逆转。但只有在二战后，全球化才成为当今世界一股强有力且无所不在的力量。（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5月25日。）
尽管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即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进程的最基本特性是它的“多维性”。全球化的多维性主要表现在：
技术全球化。70年代以来交往领域技术（信息通讯、空中交通和空间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s）所称的“第三次浪潮”，地球上的人类可以不受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而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
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范围的扩大，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高于各国生产的增长，而且各国经济中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关系大大深化。跨国公司日益摆脱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决策，在公司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已没有国家区别。大量的投机资金通过电子手段在这一市场快速流动，日益侵蚀民族国家的管制能力。
文化全球化。80年代通讯—文化全球化代表着电子通讯（卫星、全球电视、电子邮件）的一场革命，其结果是通讯费用大大下降，空中运输量增加，各种旅游、移民和商务往来的增多，“大众消费主义”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扩散，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大大促进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我们重新认识所谓的差异，重新定义我们与全球性的关系。
军事全球化。冷战结束后，核子和生化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的扩散，北约的扩大和战略新概念、美国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包括NMD和TMD），军事手段的滥用，表明军事全球化的强化趋势。
政治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冷战世界秩序的终结，意识形态对抗的消失，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衰落，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另一方面全球问题的严重化和全球意识的增强，以及跨国流动的增多，促使国际体制和国际调节机构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扩展，国际体制和国际组织的数量和重要性都在迅速增强，政治全球化取得进展。
全球化正极大地改变着世界各国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内容和形态。
首先，全球化正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主权观念。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北约军事行动，表明国际干预在加强。国际组织还被赋予广泛的道义职责，确定共同的国际议题，采取跨国一致行动。此外，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非政府力量的壮大也对国家主权起到制约作用。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不断受到主权国家不平等现实的困扰，国际社会设置的“安全区”（如在波黑）和“禁飞区”（如在伊拉克）使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与国家主权背道而驰的。
其次，全球化使安全的内容和形态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使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即军事安全的地位下降，而经济安全的地位上升，生态安全更加严峻。一方面，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跨国化形成的共同利益的扩大，减少了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即全球化趋势总的来说增进了人类的军事安全；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如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市场力量深化导致的不平等（如两极分化和南北差距）可能引起更多的冲突，从而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第三，全球化使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一是发展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二是市场力量加大全球分配不公，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使世界经济财富得到增加，但与此同时，市场力量也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分配不公；三是失业的增多，面对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许多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润而裁减人员，失业日益增加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四是经济风险的增大，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使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越来越弱，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经济不安全因素也增加了。
一些学者对全球化持否定和反对态度，认为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认为全球化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注：房宁：《世界潮流中的国家利益》，见《北京青年报》1996年7月18日。）因此， 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束缚，走民族主义式的道路，并积极发展南南合作，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取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总之，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后来居上的必由之路。（注：俞可平 黄卫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二、对策
面对全球化，有的学者持较悲观和否定的态度，针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主张加强防范，在某些领域放慢开放步伐，针对美国和北约的一系列挑战，加强国防建设，甚至与俄罗斯和印度结成一定形式的联盟。有的学者则对全球化持较乐观和肯定的态度，把全球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机遇，主张尽快融入世界，在经济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政治上加入八国集团。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对中国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关键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能否成功地接受挑战，抓住这最后一次机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主权、安全、发展三大问题上是否有合理和有效的对策。主权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原则，反对别国对本国事务强加干涉，坚持平等对话原则，发展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各个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包括人权、宗教领域；安全上，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这是改革和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这包括：避免与西方的对抗和新冷战及西方对中国的遏制；避免周边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避免周边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印巴核对峙、南中国海争端、台湾海峡等失去控制而爆发军事冲突；发展上，开拓国际市场。全球化时代以经济竞争为轴心，以相互依赖为特征，大国往往通过内部改革发展和对外贸易、投资，而不是对外扩张来寻求财富和权力。为此，加大制度改革力度，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竞争力。针对全球化表现出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致力于长期经济体质（经济气候）的改善，而非短期经济情况（经济天气）的控制。为此，我们要作好三种准备：
首先是体制上的准备。全球化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变化的力量。“全球化意味着融合和一体化，同时也意味着冲突与分裂”。（注：[美]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全球化过程也是整合与分裂、 合作与竞争彼此纠缠、冲突、紧张的过程。全球化中尚蕴含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并未形成稳定的秩序结构。全球化中尚有许多“盲目逻辑”，它还是一种未被驯服的“自然”力量，还没有什么力量为全球化“立宪”，资本的逻辑还不能服从道德的逻辑。（注：陈全生、刘靖华：《全球化中的中国与世界》，《大公报》（香港）1999年3月2日。）因此，我们在制订和实施对外战略时，都要首先考虑如何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力。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中国都因国力贫弱而未能参与全球和地区安全安排，有些国际规则有损中国利益。为此，我们要深化自我变革，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适度对外援助，加入一些国际公约和协定。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内制度改革和制度稳定创造外部条件。我们首先要进入现有的国际规则，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以不断增强的力量逐步改革现有国际秩序。
在国家层面上，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内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以及提升、加强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体制的免疫力，在全球化过程中，避免不确定性或危机的病毒侵入。同时，加强软力量的建设，实现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结合，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力量，而且也取决于能否构造一种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层面上，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游戏规则和规范正在形成之中，我们要参与国际组织的运作，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世界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面对全球化的需求以及更加恶化的全球性环境，这些国际组织将支持并加强各种国际合作的形式，以扩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将致力于平衡南北关系以及改善环境与社会的持续发展。
其次是心理上的准备。为此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世界臣民意识（一种被扭曲的、不和谐的心态）到世界公民意识（自信心、主体意识、主动的进取精神和参与意识）的转变。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中国应成为世界上建设性的力量并以这种力量改造世界。中国要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进而实现现代化。二是从自我孤立于世界体系到参与国际社会的转变。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还是破坏性力量？中国的发展包括政府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还是可预测的？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西方战略家认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解决人类问题的许多努力将注定失败。为此，西方强调多边制度安排的约束力，强调自由民主价值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三是从被动接受外部强权的侵入到积极影响外部世界的转变。
最后是理论和战略上的准备。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有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是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转向务实的经济理性；二是从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转向既理性地关注自我国家利益，又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而作出努力。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一种全面、长远和成熟的国际战略研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上要致力于以下努力：一是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争取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也就是说，一方面要积极加入现有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以我们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抵消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素，待我们强大后重新塑造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化在全球和地区、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为我们的发展创造相对有利的环境，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二是树立一种立体的安全观念，在军事安全上，既要坚固的盾，又要锋利的矛；在经济安全上，特别注重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在社会安全上，实现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三是对国际干预行为开展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针对八国集团发展成为第二个安理会、七国首脑会议成为经济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经济联合国的可能，在解决入世问题以后，可以考虑倡议成立大国首脑会议，作为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同时，为了减少与他国不必要的矛盾和磨擦，为了提高中国在国际主流社会中的地位，为了争取多数国家支持中国提出的国际规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宜尽量保持与多数国家一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