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战略与民族地区的发展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发展机遇论文,民族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对我国民族地区来说，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显得更加重要。民族地区的发展机遇，是指我国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与内外部条件的综合及态势所形成的有利于民族主体发展自己的现代化事业的契机和机会。在各种主客观因素和内外部条件中，国家发展战略对民族地区的影响又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认识。为此，就得从国家发展战略谈起。
一、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社会效果
发展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因而也是国家、民族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当今的发展研究上，发展战略是相对于发展策略的一个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重大的带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的宏观筹划与决策。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内涵包括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两个基本的层面。对于发展战略所形成的观念、理论和思想称为战略思想；在有关战略思想指导下所作出的决策称为战略决策。战略决策的基本内涵包括如下的基本要素：①战略决策的主体，是一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主要是执政党）和国家机关体系；②战略决策的对象，是事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③战略决策的内容，主要是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布局、战略措施以及发展速度、发展态势、发展道路等方面所组成的战略体系；④战略决策的属性，是一定的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自觉的有组织有目的的宏观决策活动。战略决策一经形成并付诸实施，它就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战略决策在政治决策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并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人们平常写文章、作报告时所谓的这样那样的发展战略，并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整个内容，而是在一定的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从发展战略的特定视角去确定的。例如，我国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满足基本需求战略，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步骤去确定的；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是从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的角度去确定的；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从国民经济各部门或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的关系的角度去确定的；加速发展战略、匀速发展战略、“零增长”战略，是从发展速度的角度去确定的；波浪似推进战略、梯度推进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从发展状态和布局的角度去确定的等等。发展策略则是为实现发展战略任务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对策，以及就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作出的微观决策，它服从于、服务于发展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的需要，具有局部性、短期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各地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很大，原有家底薄弱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并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摆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必须作出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在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以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国家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以求量的增长和尽快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为主要目标、以粗放式经营为主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几经波折，但仍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并在不长的时期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国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法律法规给予民族自治地方一些优惠和照顾政策，加上先进地区的帮助，以及采取建设“大三线”的方针，在民族地区创办了一批现代工业，有的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当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大体同步，有的省区甚至略高一些，民族地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随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但从总体上来看，在当时全国一盘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过程中，民族地区与上级国家机关权益关系上的矛盾，国家给予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多属照顾和补助性质，民族地区并没有得到多少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倾斜，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基础差、基数低，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的份额，到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只占6.7%， 这个比重与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3%，总人口的13.5%相比，还显得相当薄弱。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并摸索着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在发展战略上也逐步形成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
我国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其客观基础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的国际环境，以及不平衡的经济发展规律；其社会价值取向是消除贫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各民族共同繁荣；其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是在一定时期内把沿海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使这一地区尽快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区的准备。这一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点是：①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较大步伐的改革开放，兴办了五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长江、珠江三角洲及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带，以及山东、辽东半岛经济开发区，后来又增开上海浦东开放开发新区。国家对上述地区采取重点投资和放宽政策的双向倾斜，使这些地区尽快发展和富裕起来，并且要求中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必要的让步；②通过上述地区带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进而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开放开发格局，充分发挥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大冲击波向毗邻省区和内地的带动、辐射功能；③在对东南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发展步伐的同时，我国政府对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以满足基本需求（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战略和满足基本需求与发展极战略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反贫困及扶贫战略，以便帮助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贫困地区的人民首先摆脱贫困，进而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经济，并要求东中西部要各取所长，通过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地区经济结构；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当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发展，生活比较富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贫困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过渡之时，国家根据先富帮后富，先进帮后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倾斜的办法，把战略重点逐步向中西转移，东南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而使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中、西部地区互补互济、协调发展，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国家采取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适应不平衡发展规律的要求，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也符合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社会效果：
首先，它使我国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而稳定的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仅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上了几个新台阶，具备了较强的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地加快了。到“八五”计划的1993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达4158.1亿元，比1978年增长2.74倍，其中农业总产值达1400.7亿元，比1978年增长1.34倍；工业总产值达2757.4亿元，比1978年增长4.23倍。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57.7%上升到1993年的66.3%。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 亿减少到1992年的0.8亿，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0.5亿减少到1992年的0.32亿，目前多数少数民族人口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有的正向小康水平过渡；有的少数民族地区正跻身于国内经济、社会较发达的行列之中。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等的发展程度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有的原来较滞后的民族地区，90年代初以来已显现高速或超高速发展势头。
其次，国家发展战略的另一个社会效果是，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扩大，民族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从工农业年均增长速度来看，1981～199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民族自治地方年均仅增长9.5%，低1.7个百分点。其中“六五”期间全国年均增长11%，民族自治地方年均仅增长9.7%，低1.3个百分点；“七五”期间全国年均增长11.3%，民族自治地方年均增长9.3%，差距扩大到2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56.1%降为1985年的52.2%和1990年的46.1%；国内社会商品零售额，民族自治地方与全国的人均差距，从1980年到1985年、1990年、1993年，分别由3元扩大到5元、26元、136元；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从1985 年到1990年、1993年，由6元扩大到100元、297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到1985年、1990年、1993年，由115元扩大到126元、284元、293元；财政收入的人均差距，在上述年份中，分别是87元、129元、181元、241元。
上述事实说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与汉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现象，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期望和要求缩小差距的呼声不绝于耳，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如何正确认识差距，研究寻找逐步缩小差距的可行办法，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我们研究和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民族问题的重要课题。
二、如何认识和对待国家发展战略造成的地区差距？
对于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所造成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我们必须要用辩证、系统的发展观去进行审视，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也才能找到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一，要清醒地看到国家发展战略的积极效应。
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从宏观上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全局性和决定性的战略决策，这种战略决策实际上是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极或增长点来看待的。作为全国发展极或增长点的东南沿海地区，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如下的经济运行效应：
一是“吸引——增长”效应。所谓“吸引——增长”效应，就是不仅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重点投资和放宽政策的双向倾斜，使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经济起飞的“政策优惠+投资倾斜+区位优势+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强大动力，而且其他地区的资金、人才和廉价劳动力也被吸引到利润率高、工资报酬率也高、具有蓬勃生机的东南沿海地区，该地区便无代价地利用国家和其他地区花了大量资金培养出来的人才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为它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资金优势、智力优势和技术优势，进而又转化为生产优势、商品优势，迅速地创造出巨额的社会财富；然后该地区又利用自己的上述优势进行市场扩张，再度吸引和聚集人才和财富，使自己进一步发展和富裕起来，成为先发展和先富起来的地区。
二是“扩散——辐射”效应。所谓“扩散——辐射”效应，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利用自己先发展和先富起来的优势向邻近其他地区进行扩散辐射，拉动邻近和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扩散辐射具有多方面的内容：①是吸收其他地区的大批科技、管理人才和劳动力就业，以劳动收入的方式将部分资金汇回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的劳务输出转化为技术输入，即可缓解这些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资金技术不足问题和家庭经济贫困问题；②是随着该地区建设规模的扩张、人口的增加，市场需求的扩大，对邻近和其他地区的农副产品、矿产品以及其他原材料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冲击波，必然辐射到邻近和其他地区，对这些地区形成强大的拉力，从而大大地拉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③是当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移的问题，其通过技术扩散，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高耗能产业或其它产业的转移，便促成邻近和其他地区工商企业的发展。
三是“示范——带动”效应。由于国家战略重点的倾斜，地理位置的优越和信息流、物质流、人力流的畅通，使其在观念的更新，社会体制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上都比其他地区要先行一步；由于该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于是便形成了同一时期内在空间上不同经济、政治体制，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水平的经济、文化生活并存相较的格局。在这些不同体制、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水平的经济、文化生活的相互影响和比较的关系中，在多样性的差别中，显示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主流；而先发展和先富起来的地区，如果其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它就是这种发展方向和主流的代表或载体。由于其内在的优越性和强大的活力，它就必然以其崭新的风貌和优化的价值取向，横向影响到其他地区，它不仅对生活在其内部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影响其他地区向它学习和看齐。
由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极或增长点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上述经济运行效应，不仅给我们整个国家带来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也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速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国家发展战略决策的无比正确性。
第二，要充分认识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在一定时期内的必然性与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
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让一部分地区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通过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这一发展战略构想中，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是社会价值取向，部分优先发展和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主要途径与条件，它要受到共同致富、共同繁荣的价值取向的规定和制约；而共同致富、共同繁荣只有通过部分优先发展和富裕起来，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通过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的发展过程来实现。因此，在发展的起始阶段和一定时期内，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受制于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继承性”，受制于较低的人力资源的素质和较差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制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政策和投资的倾斜，因而部分优先发展和先富的过程必然也是发展速度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过程。这种差距的出现与拉大具有它的必然性与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它给民族地区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局部现象，其积极影响却是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同时，这种差距的拉大并不是一个突飞猛进，一个停滞不前所形成的差距，而是大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又不平衡的表现。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外国概莫能外。要想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实际上办不到，即使在一个省区内也办不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只要各个地区都在以较快的速度在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不断增强，全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并把差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把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妥善地结合起来，不致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使发展不偏离预定的目标值，发现偏差能够通过调控加以校正，使区域经济得到协调发展，使发展沿着预定目标的方向进行运动，就是正常的现象。一个国家若要不顾条件地实行均衡发展战略，只能会使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一个民族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划分中，属于东南沿海11省区，应当说它的一些外部条件是与东南沿海其它省份相同的，但由于广西经济与我国西部各省区原来处于相同的水平，人们又往往把广西列入西部地区。广西所提供的资料说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广西在区域发展政策上注重体现公平而忽视效率优先，把主要精力和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向经济效益较差的落后地区，想尽快解决落后地区的贫困问题。结果不仅没能迅速改变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反而制约了整个广西经济的发展速度，使广西在整个80年代与全国的绝对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进入90年代，广西抓住新的机遇调整了区域发展政策，使广西经济迅速出现蓬勃生机。1990—1994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2.9%，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2%，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其增长速度也居8 个民族省区之首，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第20位上升到15位，人均值由29位上升到20位；农民人均纯收入1107元，由全国第18位上升到13位，使广西与全国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发展趋势。然而在发展程度上，到1994年仍相当于山东省1987年的水平。因此，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同样适用于全国各个省区和民族自治的地方。因此，即使民族地区得到与东南沿海地区同样的投资和政策倾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长速度较快，甚至超过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由于原有基础的不同和基数差距的过大，以及经济效益的差别，与发达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不会表现为立即缩小，而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扩大再缩小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差距的某种程度的拉大则是使差距逐步缩小的必要代价。
三、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和布局的调整与民族地区的机遇
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的过程，不是一种国家机关体系无所作为的、任其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进行有效调控的沿着预定目标的方向前进的动态过程。这是我国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梯度推进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从“八五”计划以来，国家已开始对发展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作初步调整，从而为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起飞创造必要的准备条件。
中央在贯彻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并非机械地等待东南沿海地区高度发展起来之后再去解决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统筹兼顾，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对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落后地区实施了某些重要的战略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除了上述关于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和满足基本需求与发展极战略相结合的反贫困、扶贫致富战略之外，如下的措施都是具有战略性的：
国家根据我国1979年到1990年经济发展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7%，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的第一步（1981—1990 年）已提前两年在1988年完成。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由1980年的4470亿元增加到11351亿元，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多，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不是全部），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实际上有12年的时间，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发展速度又进一步加快，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从90年代初开始，在一定程度上由东→中→西的地区逐步推进，局部地开始向产业倾斜和发挥区域经济优势转移，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贯通，兰新复线的建成，欧亚光缆的开通，修筑抵达西藏的高原铁路，改造青藏公路；桂滇铁路的修建联结成昆、滇黔铁路网，为西南地区打通出海口，以及内陆边境地区其他交通条件的改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放长江沿岸的战略举措，都是为西部地区的路通货通，货通财通，开发西部地区，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东中西部的共同发展打好基础的。国家还对民族地区增加投入，调整一些生产布局，兴建某些重点项目。为了加强西部地区石油工业的发展，中央银行提供10多亿美元贷款以加速西部油田、天燃气的开发；国家在新疆兴建大型乙稀工厂，建设商品棉、粮基地，国家投资几个亿兴修水利工程，将从根本上改变新疆的经济结构与面貌；国家对西藏实行重点投入与扶持，兴建62个重点项目，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西藏的贫穷落后面貌；国家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水电资源丰富的特点，采取了由国家能源部牵头，由南方电力联营公司具体执行的“合作办电，开发资源，西电东送”的开发澜沧江、红水河，“沿滕结瓜”，建设梯级电站的重大举措。我国的长江、黄河都发源于西部民族地区，仅黄河上游青海段就可建设大中型电站25座，其中龙羊峡至寺沟峡276公里的河段上， 就可建6座大型梯级电站和7 个中型电站，装机容量为1125万千瓦， 年发电量约360亿千瓦／小时，是国家重点开发的水电基地之一。这种以长江、黄河为纽带，以地下资源和水电开发为突破口的西部经济带的综合开发建设，可以带动一批新产业的兴起，改变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解决一大批劳动力就业问题，对于改变该地区的经济落后面貌，增强新条件下的民族团结，保障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经济、政治意义。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国家根据和平的国际环境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国内已经创设的条件，把对外开放战略由沿海的单向开放向“三沿”（沿海、沿江、沿边）为特征的全方位开放推进，这为沿边和内地民族地区开放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我国的内陆边境线长达2.1万公里（比东南沿海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还长），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占1.9万公里，分别与15 个周边国家接壤；在138个边境县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112个；我国与周边国家共有30多个民族跨界而居。在中央“三沿”开放、发展战略方针指引下，民族边境地区从昔日偏僻闭塞的一隅一跃而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到1993年底，民族地区已有国家级陆地开放口岸34个，地方口岸190 多个。在全国14个陆地边境开放城市中有12个在民族地区，自治地方的首府也被列入对外开放和享受政策优惠的行列之中。这样，便形成了以贸易为先导，以内地为依托，以沿边地区为前沿，以周边邻国为对象，以开拓周边国际贸易市场为目标的独具特色的沿边开放新格局，与沿海地区开放遥相呼应。边境贸易区，经济贸易特区相继建立，贸易额急剧增加，吸引、利用外资不断扩大，一批批边境城镇拔地而起，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迅速脱贫致富，沿边开放战略带动了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内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从“九五”计划起，党和国家已明确地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任务。
国家的战略重点到“八五”计划末期向东南沿海地区倾斜了十多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推动了全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正面临着东西部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和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战略任务的完成，不是用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和“一平二调”的老办法去解决，而是伴随着两个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实现的，是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向中西部地区的逐步与适度的倾斜，是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逐步缩小差距，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步骤与环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不但讲到如何认识地区差距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提出了五项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战略性措施，并指出“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中央实力的加强，国家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将会逐步增加”。从1995年开始，国家已经增加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以尽快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外经贸部计划从八个方面向中西部地区实行政策倾斜；从“九五”计划起，国家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鼓励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鼓励东部资本兼并西部企业，除给予一般兼并企业的优惠政策外，还给予东部任何地区都没有的特殊优惠政策。国家引导并采取措施加强民族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和横向经济联合与技术协作，进一步疏通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合协作渠道，把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同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进一步在新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互惠合作，双向开放，形成强大的经济合力，促进东西部共同繁荣。国家战略重点和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初见成效。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多数民族地区仍能在“八五”计划发展势头的基础上取得比全国平均增幅略高的发展速度，特别是以往发展速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西藏自治区，“八五”计划末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比西藏以前增速高出7.4个百分点，也高出全国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以上，一个文明富强、团结进步、初步繁荣的新西藏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国家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给民族地区带来了新世纪最大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速度。但是，由于民族地区原有基础差，起点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发展水平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如1997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79元，其中西部地区为3877元，是全国人均拥有的63%，仅为东部发达地区人均10673元的36.32%。全国尚存的0.45亿贫困人口中多数属于民族地区，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虽有较大改变，但尚未根本改观。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协调地区间的产业分工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形成全国统一、开放、优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全国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使地区间的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不仅持续、快速，而且协调发展的局面尚未正式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对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就成为当前和今后我们更需致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在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并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国内外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向世人郑重宣布：“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当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并且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000年1月19日至22日， 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已在京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在这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境遇面前，民族地区应当在中央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以恢宏的胆略和更加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及时组合各种条件去捕捉和利用好这种21世纪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机遇。这种捕捉和利用包含着极为丰富多姿的内容，而首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决策和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自己的发展思路，特别是要把握好那些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如根据精简、效能、服务的原则，各民族平等参与管理、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的原则，进一步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做到精简机构、转变积能、理顺关系，提高效率，并正确地运用好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能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实事求是和价值关系的优化原则，对自己所选定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作必要的审视、补充、调整或修正，选准自己的突破口和开发、发展重点，进一步优化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形成适合于自身特色的能充分发挥当地优势的发展道路，以加速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坚持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同积极争取国家与先进地区的支援、协作以及外资与技术的投入，科学管理方法的引进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加速改革开放，调整产业结构，激发自身活力，内外结合形成新的合力来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使潜在的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和商品优势，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腾飞；把国家发展战略灵活机动地运用于民族地区，积极培育自己的发展极或增长点，逐步形成以极点为中心的“点—线—面”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大—中—小”规模较完备，结构较合理的开放开发新格局，逐步形成具有区内统一性和区际相对独立性的区域经济综合体，以振兴民族经济，繁荣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全面进步；为了把握好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应当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发展模式的束缚，根据民族区情和高新科技信息化带来的世界经济科技走向一体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兴起的发展趋势，在完成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和一切可能的条件，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巧妙地结合起来，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并注重采用世界上我们有可能采用的最新科技成果的产业，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夺取良好的产业关联度效益，提高区域经济的增值力和再生力，并把进一步加强交通、通讯、能源、广播、电视等基本设施的建设，同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切忌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没有科学论证一哄而起，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力的浪费的现象发生，在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实践中积极创新，才不致于老是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才有可能使自己同发达地区、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赶上、超过先进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实现民族的经济腾飞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民族地区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