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羸羸然若丧家之狗”——八大山人《荒崖策蹇图》祛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丧家之狗论文,山人论文,羸羸然若论文,荒崖策蹇图论文,祛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大山人的绘画，寓意之深，取譬之巧，为古今画史罕见，诚如八大研究专家王方宇先生所言：“八大山人本身就是一个谜。用有根据而不常用的古人草法，写平常人难认的草字，用僻典以及省略词字的句法作隐晦的诗，创造有寓意而不显明的花押花字，用古篆刻既难认又难懂的图章。”①除上尚可加上一条，八大山人还擅长用极个性化的构图与形象来描绘隐喻内涵的画。今见山人《荒崖策蹇图》立轴，形式在人物山水之间，画法简率，逸笔草草，虽似戏墨，却未掩其构图之险、造型之奇、设色之巧，凡此匠心，皆合山人取譬之嗜。在八大画作中，《荒崖策蹇图》最堪特立，可谓笔简意荒，欲吐心中嗫嚅。
一、朱衣人是谁？
《荒崖策蹇图》(图1)为立轴，纵100.3cm，横35.5cm，纸本设色，私人藏，收录于齐渊《八大山人书画编年图目》等八大作品集。②该作画面极具特色，背景以水墨与赭石作米点铺写，呈虚景意象。又以秃笔写危崖，崖角枯树一枝，临风披拂。左下一人，头戴箬笠，身着朱衣，躬身骑驴，在断崖荒径间疾走。周遭墨点堆簇，突显画中朱衣人，犹如风雨中一过客，凄惶至极。
图1 《荒崖策蹇图》
如前所述，八大山人人物画极罕，其山水中或有人物符号，纯为点景之用，远未至人物画讨论范畴。鉴此，《荒崖策蹇图》之山水为虚景，旨在衬托人物与强化画面的荒率气氛。人物以实笔写形，轮廓鲜明，醒目的朱色衣袍，意在暗示此人的特殊身份。作为一幅具有人物画创作特征的画作，《荒崖策蹇图》在八大作品中确显特立，八大山人为何作此另类之作，画中朱衣人又是谁？不禁令人浮想联翩。有趣的是，画轴诗堂上有民国鉴藏大家褚德彝题跋一则，颇有释疑之见，其曰：
前明鼎革之际，贤士大夫目睹亡国之惨祸，皆皈心苾刍，肥遯自放，或以澹墨枯毫，写胸舂悲愤。八大山人为石城府王孙，亦因国变后为僧者，名耷，自号雪个、人屋、个山。曾见冯己苍撰山人墓志名，由桵则知者殊罕。此幅为山人作，以秃笔写危崖，一角上有枯树，临风披拂，崖下一人，席帽朱衣，骑白驴，署款“十有三月”，颇类古籀，乃三月九日四字，盖思陵殉国日，③旁是“个相如吃”四字。余见山人画迹甚多，如此署款者，惟顾氏过云楼藏一巨册中有一葉款与此同，画中朱衣人，山人自皃；断崖荒径，隐寓山河破碎。故特标以三月九日，其心亦可悲矣。悫斋仁兄好学多闻，当不以余言为妄耳。壬申(1932年)三月九日褚德彛记。
由“画中朱衣人，山人自皃；断崖荒径，隐寓山河破碎”数语可知，褚氏认为：画中“朱衣人”，系八大山人形象自写；断崖荒径，意在抒写“山河破碎”的亡国意象。即《荒崖策蹇图》很有可能是八大山人的一幅自画像。作为朱明王室的旧王孙，八大山人在国破家亡之后，颠沛流离，逃禅避祸。凡此经历，与《荒崖策蹇图》的画面意象甚为契合。褚氏之跋令人颇感好奇，所憾其观点更似猜测，未暇实证。有鉴于此，笔者捡举证据，间附臆说，以赘风雅。
二、斗笠
欲证“朱衣人”系八大山人自写真，观其形象是关键。画中人物为减笔，仅绘轮廓，五官皆略。其醒目处，“朱衣人”头戴箬笠，正好符合八大山人的一贯形象。今藏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的《个山小像》(图2)，刻画精微写实，系山人老友黄安平为之写真，作品无争议。画中九处题跋，除去三则为八大友人饶宇朴、彭文亮、蔡受所题，其它六则皆为山人自题。此作为立像，山人方袍箬笠，相貌清癯，与其友人邵长蘅描述颇合。④也就是说，《荒崖策蹇图》中“朱衣人”与《个山小像》中的八大山人扮相，其共同特征都是戴笠，两相契合，不似偶然。
图2 《个山小像》 黄安平
八大戴笠这一形象，更见诸本人自述与友人文字酬酢中。如《个山小像》自跋谓“独余凉笠老僧，逍遥林下，临流写照。”⑤便是对这一特征的自述。对此，其友人彭文亮曾表不解，题诗云：“瀑泉流远故侯家，九叶风高耐岁华；草圣诗禅随散逸，何须戴笠老烟霞。”⑥八大戏答：“黄檗慈悲且带嗔，云居恶辣翻成喜，李公天上石麒麟，何曾邈得到你？若不得个破笠头遮却丛林，一时嗔喜何能已？”⑦意思是，黄檗希运与道膺禅师是真正的高僧，也只有李公麟这种天降之才方能为之传神写照，我自叹弗如，只能破帽遮颜了。上述文字，皆指向于八大山人生前戴笠这一形象。就像荷兰梵高纪念馆将梵高那只有名的耳朵制作成纪念品，今天在江西介冈拟建的八大山人故居，也计划将八大的箬笠大量复制以出售给游人。⑧
三、朱衣
除此斗笠，画中“朱衣”，也是彰显人物身份的重要标识。众所周知，八大山人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人，作为朱明王室后裔，鼎革后终其一生难忘国恨家仇。现实中，破帽遮颜隐匿行迹，唯有在书画中隐晦地吐纳心声。故在《荒崖策蹇图》中，八大山人以“朱衣”影射其真实身份，表明自己姓朱且为“西江弋阳王孙”这一事实，完全在情理之中。
在清初遗民眼中，“朱色”系一特别颜色，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明亡后，傅山自号“朱衣道人”，宣告自己仍是大明子民。又如顺治八年(1654)的一个冬夜，钱谦益梦会战国吴相伍子胥，记云：
甲午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梦谒吴相伍君，延坐前席，享以鱼羹，感而有述。天荒地老梦鸱夷，故国精灵信在兹。青史不刊忘郢志，白头犹记退耕时。⑨萧吹江上商颷发，潮涌胥门朔气移。郑重吴宫鱼脍飨，寒灯一穗闪朱旗。⑩
钱谦益梦见伍子胥这位忠义之相，实则借古讽今，作为对其降清行为的反省与自察，影射其晚年不忘故国之心。末句“寒灯一穗闪朱旗”，“朱旗”即明朝标志，将其反清复明之志暴露无遗。
在清初，以朱色隐喻故国情怀，并非只限于遗民士大夫诗文中，在绘画题材中，也是常见表现手法。如项圣谟的《朱色自画像》(图3)便是一幅极具象征意义的自画像，此作画于甲申(1644)四月，为项圣谟乍闻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时的激愤之作，其跋云：
图3 《朱色自画像》 项圣谟
崇祯甲申四月，闻京师三月十九日之变，悲愤成疾。既苏，乃写墨容，补以朱画，情见孚诗，以纪岁月。江南在野臣圣谟时年四十八。(11)
此作突破传统用色限制，以朱色山水与墨色绘像来隐喻明朝覆灭，寄托画家之故国哀思。由画中众多题跋，可看出被迫失根的人们，籍之找到共通的语言，抒发麦秀黍离之感。项圣谟尚有自画像《大树风号图》(图4)(12)，也是一幅寓意深刻的作品。画中一棵巨树在狂风中挣扎，象征着明王朝的摇摇欲坠，画家身着朱衣，以示对前朝的忠心。从创作手法上讲，《荒崖策蹇图》与项圣谟《朱色自画像》、《大树风号图》相类，皆是利用朱色特定的象征内涵来言志的作品。
图4 《大树风号图》 项圣谟
以朱明王室后裔的身份，八大山人画朱衣人物，其象征意味较之他人更为鲜明。毕竟，作为明室的旧王孙，八大山人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遗民，在他身上体现着更沉痛的亡国之恨。其十九岁即逢国斩，次年清兵入南昌，家破人亡，佯哑逃至奉新山苦隐。黍离心境，唯有对影空排。以朱色意象象征故国情怀，亦见于八大山人的文字中，其自题八十岁画像云：“乙之旃蒙，酉乃作噩。引年八十，守道以约。”(13)“旃蒙”为天干“乙”之别称，单字“旃”释意为“赤旗”，此处指代明朝，颇有一语双关之意。故而，八大在《荒崖策蹇图》中以“朱衣”立像，也完全符合其取譬之嗜。
四、白驴
《荒崖策蹇图》中朱衣人骑“白驴”，也有八大山人自我写照之意。我们知道，八大生前好以“驴”自况，如其《个山小像》跋云：“没毛驴，初生兔。剺破门面，手足无措。莫是悲他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就字面理解，“没毛驴”和“初生兔”皆有不合于时的羸弱，其以幼驴暗示自己尚未成年，便遭遇江山易祚的灭顶之灾。
八大“驴”号甚多，其友人邵长蘅《八大山人传》云：“(八大山人)初为僧，号雪个，后更号曰人屋，曰驴屋驴，曰书年，曰驴汉，最后号八大山人云。”(14)据笔者统计，自1681年始，八大山人在作品中开始使用“驴”及与“驴”相关的名号，署号有“驴”、“驴书”、“驴屋”、“驴屋驴书”、“驴汉”等；钤印有“驴”、“驴书”、“驴屋人屋”、“技止此耳”等(15)，其中单字“驴”印，形式多变，在五枚以上，其数量仅次“八大山人”印。(16)
八大山人为何自喻为驴？今人徐邦达先生解释道：“驴的耳朵很大。——据传说，八大生着一双大耳朵，因此自号为驴。”(17)较之徐说，清人陈鼎的说法更合理，其《八大山人传》云：“岁馀，病间，更号曰个山，继而自摩其顶曰：吾为僧矣，何不可以驴名？遂更号曰个山驴。”(18)和尚俗骂有“秃驴”之称，此知八大自号为驴，实与其僧人身份有关。然此终究只是表层解释，其深层涵义，或许只有联系山人的身世方可领会。如其《古梅图》有罗朝汉三字令题云：“休哭笑，孙为驴，胡忌猪，埋姓字。死生徒，鸟兽群……”(19)隐晦地将“驴”与八大身世联系在一起。
在国难之际，明王室子孙理应去扶地维，补天裂，雪国耻，复家仇。八大山人或有感岁月蹉跎，仅以书画小技涂鸦自娱，坐视陆沉，难免有愧，遂以驴自嘲。如其“技止此耳”一印，便深具自我谑骂心理。以“驴”自号固然不雅，但在清初特殊政治背景下，以号自贬在遗民身上确是通习，计有“耻人”(刘世斗)、“朽民”(程邃)、“岂贤”(龚贤)、“髡残”(石谿)、“白秃”(石谿)、“瞎尊者”(石涛)、“无智”(弘仁)、“龙眠愚者”(方以智)、“活死人”(弃名者)等，皆反映了易代升沉之际，遗民士大夫因无所作为而心生怨艾的内心困境。
五、创作时间
《荒崖策蹇图》若确系八大山人自画像，那么，这幅作品画于何年？其创作时间与作品内容可否构成联系？由于画中无纪年款，我们只有另辟蹊径求之，所幸八大的作品题款与钤印皆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图中花押“个相如吃”，系八大山人晚年常用款。款下钤齿形印“八大山人”、朱文印“十得”。印左又有鹤形花押“十有三月”，下钤白文印“八大山人”、朱文印“何园”。画幅左下钤朱文印“鰕鳝篇軒”。凡此五方印，皆为八大山人晚年所常用，特别是“八大山人(白文方印)”、“何园(朱文方印)”并列使用，更符合其晚年的钤印习惯。然欲确定其创作年份，我们可从以下途径求之。
首先，花押“十有三月”便是一条重要线索。王方宇先生曾收集八大山人带押的作品资料，并按年代排比，指出八大使用花押“十有三月”的年份只有四年，分别是1694、1697、1699、1705，皆是闰年。(20)结合此押系闰年专用，可初步确定《荒崖策蹇图》作于这四年中。
其次，印文“十得”是八大山人晚年据寒山、拾得所取之号，所见印章有二方，一是长方“十得”朱文，一是长方“拾得”白文。据方宇先生统计，八大山人使用“十得”印(朱文长方)在癸未(1703年)与乙酉(1705年)间，(21)即其去世前三年。而这期间，只有1705年系闰年，结合“十有三月”为闰年专用，便可确定《荒崖策蹇图》作于1705年。此年，山人正好八十岁整，或预知大限将至，故创作一幅富于自传意味的自画像，这也俨然符合古人整岁存像之习。
六、“乙酉”情结
1705年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距离“乙酉之变”(1645年)正好一个甲子。八大山人长寿，有幸活到又一个乙酉之年，且八十高龄，其为自己创作一幅画像，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荒崖策蹇图》画于此年，作为对其生涯的一种回顾，是否暗示在八大山人内心，隐藏着一种难以释怀的“乙酉”情结呢？
笔者曾在《王鑑〈梦境图〉研究》中指出，“乙酉之变”于清初江南遗民士大夫而言，可谓噩梦，其意义堪与“甲申之变”(1644)并论。(22)八大山人一生最难忘的岁月，便是甲申、乙酉这两年，尤其是乙酉，家遭突变，成为其一生的转折点，那种“最是仓皇辞庙日”的心境，可谓刻骨铭心。1645年6月，降清的前明江西提督金声桓率军由九江进入南昌，“缙绅士民则皆走江城，内外一空。”(23)8月，清廷剃发令至南昌，金声桓“恣杀明人士”。举国上下的明宗室，犹如惊弓之鸟，均因“两京继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窜”(24)。《盱眙朱氏八支宗谱序》云：“明祚式微，改姓易氏，匿迹销声，东奔西走，各逃性命。”(25)是年，八大山人抚柩葬父于宁藩宗室子孙的西山祖坟，后逃至南昌以西的洪崖山，数年间“妻子俱死”，继而在戊子(1648)“现比丘身”，避祸佛门。“乙酉之变”在八大山人心理上留下的印记，犹如梦魇，此年八大山人正值弱冠；三十年后的天命之年，其嘱托好友黄安平为之作《个山小像》，以纪岁月；又三十年，山人进入耄耋之年，距乙酉丧乱正好一个甲子，其人生将至终点，画《荒崖策蹇图》以示纪念，折射出其内心的“乙酉”情结。
除本文讨论的《荒崖策蹇图》，八大山人在其耄耋之年尚另有一幅纪念性画像，据汪子豆辑《八大山人诗钞》载，八大山人曾于寤歌草堂自题八十画像，云：“乙之旃(赤色曲柄旗)蒙，酉乃作噩，引年八十，守道以约。”(26)将跋语“乙之旃蒙，酉乃作噩”二句首字联结，便是“乙酉”二字。“旃”字释意为“朱旗”，“旃蒙”则有影射江山鼎革之意。尤堪注意的是，从1696至1705年，八大山人很多作品题有“乙酉”款识。(27)显然，在山人内心，“乙酉”二字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凝聚着“乙酉之变”的黑色记忆。
七、真迹还是伪作？
综合前文讨论，《荒崖策骞图》的象征内涵昭然若揭，“箬笠”、“朱衣”、“白驴”等意象，乃至创作时间与“乙酉”情结的吻合，一并构成了八大山人对自我形象的体认。但是，熟悉此画的读者不免会提出疑问：该作于2002年6月23号上海敬华拍卖，成交价为20.9万元；2008年12月2日香港佳士得拍卖，成交价为43.75万元。如果《荒崖策骞图》确为八大山人真迹，两次拍卖价格未免过低。假如此画是伪作，那么前文种种解读，岂不全部落空？
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作为八大山人名下画迹，《荒崖策骞图》确是件令人困惑的作品。过去虽也有人对《荒崖策骞图》的真伪产生过怀疑，但是慑于作品诗堂上褚德彝题跋的权威性，终未撼动其作为八大山人作品的地位，故在此有必要对其真伪予以甄别。
从技法上看，《荒崖策骞图》的笔墨略有涣散之嫌，但毕竟属于减笔画，难以用一般人物或山水画的标准对之定性。除此，该作画面相当统一，布局险峻，极具八大山人画风特色，最足称道的是作品呈现的荒寒意境，更非一般伪作所能企及。故而，在画意上似难挑剔。其次，从印章看，该作五方印皆合八大山人晚年的钤印习惯，且可将作品的创作年份指向1705年。将此五方印章与八大可靠之印比对，亦未看出明显破绽。遗憾的是，笔者所见毕竟是图片资料，对原作尚无目鉴机缘，加上钤印力度、印石剥痕常会给印文带来变化，皆给辨伪带来一定难度。
舍此，我们只有从落款上寻找端倪。如前所述，《荒崖策骞图》有两处画押，一为“个相如吃”，一为“十有三月”。笔者将此二押与八大真迹花押仔细对比后发现，其真迹花押毛涩苍润，较之此二押要厚实很多，且如“相”、“吃”等字，其起笔与收笔皆富变化，而《荒崖策骞图》中的花押却过于流丽，字形板滞。两相对照，真伪立现。笔者又将二押与褚跋中的“个相如吃”与“十有三月”相比较，却发现惊人的相似，明显出自一人之手。据此可断定，《荒崖策骞图》确系伪作，且作伪者与题跋者必为一人。那么，作伪者是谁？莫非是褚德彝不成？
褚德彝(1871-1942)，字守隅，号礼堂，别署松窗、里堂等，浙江余杭人。善书，楷行皆宗褚遂良，又擅汉隶，均秀劲渊雅。工画山水，亦擅写梅，精于金石考证之学，与黄牧甫、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等金石大家交契至深，著有《武梁祠画像补考》、《松斋书画编年录》、《审定故宫金石书画日记》、《元破临安所得书画目校证》等。辛亥革命后，褚德彝定居沪滨，四方求书及诸藏家出所藏求为题识者，络绎于门。作为一代鉴藏大家的褚德彝，精通文史，兼擅绘画、篆刻，完全有能力制作出这样一幅庶几乱真的伪作。莫非褚氏存心与世人开一玩笑，臆造出一幅八大山人的自画像，留于后人作谜猜？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荒崖策骞图》诗堂跋文。客观地说，这段文字相当生动，俨然将八大山人身世写活。然有一处破绽，即崇祯皇帝殉国之日本为甲申(1644)三月十九日，而此跋却误为“三月九日”。以褚氏一代词宗的文史造诣，难不成犯此低级错误？经笔者检寻，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有一则文字与之相近，两相对照，便知《荒崖策骞图》跋文信息多出自《过云楼书画记》，如对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与“个相如吃”的阐释，皆出自《过云楼书画记》。其将思宗殉国之日误作“三月九日”，也是沿袭《过云楼书画记》初刻本之误。奇怪的是，题跋者对《过云楼书画记》这一错误非但毫无觉察，全盘袭用，甚至将落款日期也写作“三月九日”，以示题跋本身的纪念性意味。这种一错再错的行为，岂能是褚氏所为？其次，跋中“悫斋”，当指陈景陶，亦为清末民初书画鉴藏大家，与褚氏交好。从内容看，此作颇似陈景陶藏物，其求褚氏题跋。也就是说，即便褚氏未察觉“三月九日”有误，难道同为鉴定家的陈景陶也如此糊涂？再者，以褚氏鉴藏之习，经其过眼的古代书画名迹，多钤有一方“松窗审定”之印，然此作却无，不免蹊跷。最后，就书法而言，该跋书写流畅，水平不低。但从字形看，褚氏行书结体偏方，而此作偏长，书风差异较大。
由此可定：《荒崖策骞图》是一幅八大山人的伪作，其诗堂褚氏题跋也属伪跋。
八、《渴笔山水册》
既然，《荒崖策骞图》系一伪作，那么是否意味着，前文种种解读纯属无根之辞？笔者固知，旁证说史，难免常落入穿凿附会之讥，然不免又心存揣测：《荒崖策骞图》虽系伪作，但该作立意之深，取譬之巧，又绝非一般伪作可比，作伪者若非八大山人的知心人，又焉能如此熟谙山人的沧桑心史？那么，作伪者究竟是谁？《荒崖策骞图》是否另有依据？其尤幸者，今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八大山人《渴笔山水册》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渴笔山水册》(28)作于己卯年(1699)，共十二开，每页皆立意隽永，画法纯熟，以焦墨为主，间以淡墨渲染，故称《渴笔山水册》，是八大山人艺术造诣进入巅峰时期的作品，素无争议。王方宇先生曾提及这本册页：“美国顾洛阜旧藏，现在归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乙卯至日《山水册》，都能显出八大山人晚期山水的另一格调。最明显的是中期葱茏蓊郁的湿笔不见了，变成了干笔枯墨荒寒的残山剩水。”(29)有趣的是此册最后一页，画一骑驴者在断崖荒径间疾驰，与《荒崖策骞图》如出一辙，如同双胞。其所异者，前者为水墨设色，后者则纯为水墨。由此我们不禁恍悟，《荒崖策骞图》虽为赝品，却并非臆造之作，其图式全然袭自《渴笔山水册(第十二页)》(图5)。
图5 八大山人 《渴笔山水册》 (第十二页)
《渴笔山水册》十二开，每页钤有张大千私印，可知此册原系大千先生藏品，后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藏。此册第十二页有藏印多方，分别为“念先审定”(30)，“雪庵铭心之品”(31)，“鸿嫔堂记”，“大风堂渐江髡残雪个苦瓜墨缘”等，可知此册曾经多人递藏，后落入大千先生之手，视为至宝，故每开皆钤私印，以示珍贵。由此笔者怀疑，《渴笔山水册》既为张大千旧物，联系大千先生生前素以制作八大、石涛赝品为乐的嗜好，则《荒崖策骞图》或有可能出其手笔，亦未可知。张大千伪造八大山人作品，几以乱真，堪称山人之隔代知音。《渴笔山水册》前十一开全为山水，独最后一页以人物压轴，体现出八大山人之特别用心。大千先生宝爱此册一至如此，想必日夜摩挲，悟出画中玄机，便以之为母本，仿制出一幅立轴——《荒崖策骞图》，并假造了一段褚德彝的题跋，点明主题。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而已，并无实证，但对于《荒崖策骞图》本身解读而言，作者已然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母本《渴笔山水册》的存在，足以维系其图像内涵的原有活力。
八大山人生前的苦痛，非常人所能忍受，终使一生蜡泪，化为墨舞。其以诗为经，以画为纬，织罗心中嗫嚅，境界自高。相对于石涛绘画之热烈，八大的艺术表现总很冷寂、隐晦，以致《渴笔山水册(第十二页)》的自传性内涵，向未引起学人注意。八大似乎毕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屋”，其深感生之沧桑与“傍他家舍”的零落，故常用“驴屋人屋”来喻其身世。在《渴笔山水册》与《荒崖策蹇图》中，骑驴人仓皇奔命，正是八大乙酉逃至洪崖山，避难于荒郊野地的真实一幕。此情此景，恰如山人自谓：“生在曹洞临济有，穿过临济曹洞有。洞曹临济两俱非，羸羸然若丧家之狗。还识得此人么？”(32)一句“羸羸然若丧家之狗”，堪作《荒崖策蹇图》的最佳注解。
九、余论
正是由于八大山人《渴笔山水册(第十二开)》图像的特立独异与别具深心，才引起其异代郢人的共鸣，并有意在作品里附加一些与八大身世相关的象征元素(如朱衣、“乙酉”情结等)，来强化原作中山人自塑的悲剧形象。这就是说，《荒崖策骞图》的制作动机，绝非仅仅为造出一幅赝品来牟利那么简单，而是更倾注了作者对八大山人《渴笔山水册(第十二开)》的深刻理解，并企图以一幅符号更丰富、寓意更鲜明的图像来抒写八大的旷古心迹。
由此个案，足以启发我们对伪作价值的思考。一般情况下，伪作多属射利行为的产物，与严格意义的创作相比，缺乏最起码的真诚与激情。但是一旦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这些作品，我们对其价值的看法便会改变。这是由于，今天我们对历史上很多画家及其画风的认识，在很大程度都基于对其伪作或临本的依赖。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画家，其真迹早已散失殆尽或极少流传。作为真迹的副本，伪作往往承担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也就是说，伪作并非无价值，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有时与真迹一样，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大有裨益。由此回到本文讨论的对象，我们对《荒崖策骞图》所作的注解，之所以可以这样娓娓道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母本《渴笔山水册》的印证。但是换个视角看，假如《渴笔山水册》不传，在失去原作支撑的情况下，我们又该以何种态度读之呢？尽管伪作本身承载的思想性不会改变，但我们还能如此从容解读么？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王方宇《八大山人论集·序》，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版。
②齐渊《八大山人书画编年图目》(中)，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③崇祯皇帝自杀殉国时间为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此处误作“三月九日”。关于八大花押“十有三月”，过去美术史界多从清顾文彬解读为“三月十九”。(见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0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2002年版，第248页。)后据白谦慎先生考证，此花押实为“十有三月”，其依据令人信服。见白谦慎：《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故宫文物月刊》，1994年4月，第12卷第1期。
④邵长蘅《八大山人传》，《青门旅稿》(卷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⑤八大山人《个山小像》题跋，《八大山人全集》(一)，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⑥八大山人《个山小像》题跋，《八大山人全集》(一)，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⑦八大山人《个山小像》题跋，《八大山人全集》(一)，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⑧萧鸿鸣《介冈——八大山人故居规划设计方案》，《八大山人在介冈》，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
⑨《史记》“伍子胥传”：“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西汉]司马迁：《史记》(第七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83页。
⑩[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211页。
(11)项圣谟《朱色自画像》，台北石头书屋藏。参见华人德主编：《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1798页。
(12)项圣谟《大树风号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馆》(第二编)，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13)汪子豆辑《八大山人诗钞》，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14)邵长蘅《八大山人传》，《青门旅稿》(卷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15)朱良志先生认为，八大山人的“屐形印”也与驴有关，将其解读为“驴形小印”，认为是八大山人以驴自况的象征。朱良志：《关于“八大山人”名号的相关问题——八大山人事迹征略之一》，《荣宝斋》，2009年第1期，第286—287页。
(16)据汪世清先生统计，八大山人以“驴”署名而有明确年月的，最早是康熙辛酉(1681)，最晚是康熙癸亥(1683)。汪先生认为，这是八大山人“年老埋名返初服”之前的三、四年间使用的别号，反映他处于弃僧返俗过渡时期的思想矛盾和变化。(见汪世清：《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正散考》(下)，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52—454页。)此说不确，虽然1683年以后八大山人署名为“驴”不见，但其书画钤“驴”及“驴屋人屋”等印章仍是很常见的。
(17)徐邦达《八大山人及其书画》，载《八大山人书画册》，西冷印社，1982年版。
(18)陈鼎《留溪外传》，康熙癸亥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0122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92页。
(19)八大山人《古梅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八大山人全集》(一)，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20)王方宇《八大山人的花押》，《文物》，1981年第6期。
(21)王方宇《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八大山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22)李安源《王鑑〈梦境图〉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3)徐世溥《江变纪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006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页。
(24)陈燕翼《思文大纪》(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0444册)。
(25)朱兆藩《盱眙朱氏八支宗谱》，民国十八年务本堂刻本。
(26)汪子豆辑《八大山人诗钞》，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27)萧鸿鸣《八大山人印款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120页。
(28)见《八大山人全集》(四)，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20—825页。
(29)王方宇《八大山人作品的分期问题》，《八大山人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30)念先，指丁念先(1906-1969)，浙江上虞人，字守棠，斋号念圣楼。擅长书画，尤精于隶，其“念圣楼”书画古籍碑帖庋藏量丰质精。
(31)雪庵，指周湘云，名鸿孙，号雪庵，著名大收藏家。
(32)八大山人《个山小像》题跋，《八大山人全集》(一)，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