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希腊理想及其诗学的语言文化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诗学论文,立场论文,理想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希腊文明想象与洪堡的古典诗学原则 与许多德国思想家一样，洪堡对希腊文明充满了向往。据有关传记叙述，洪堡从小就开始学希腊语和拉丁语，他最喜欢读荷马史诗以及其他古希腊经典作品，例如，修昔底德与悲喜剧作品。他翻译过品达的颂诗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临终前，还在背诵希腊语的六韵步诗。1802—1808年间出使罗马时，是洪堡对古典文化最有心得体会的时期。他说：“希腊人对我们来说，不仅是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的民族，而且是理想。”①从古希腊文明中，洪堡找到了人性完美的六个标准，即“充分的自由性”、“适度的规律性”、“生动的想象力”、“高超的思辨力”、“独特的个性”和“完整的民族性”，他对希腊人性最高的评价，则是“和谐性”。洪堡相信，古希腊人在个人、家庭和集体生活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在所有活动的领域都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希腊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一如诸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没有任何现代之物，堪与古典时代相提并论”，因为现代必定缺乏古典文化的气息，“这种气息，乃独一无二的精神，它并非只属于某一作品的创造者，而是为整个民族和时代所有”。②在对希腊文明的认知与分析中，洪堡极其强调审美力的作用。他认为，审美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力量，没有它，任何精神文化都会黯然失色；没有它，科学研究即使尚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也会失去精微、优雅和有效性。③在《论古典文化研究》中，洪堡认为，“艺术家的唯一目的是美(Schonheit)”。美即对某个对象所生的愉悦之情，这种愉悦，是一般的必然的纯粹的，“与概念无关”④。 洪堡看到，“诗作成功与否”，取决于诗人的想象力是否得到适当发挥，艺术是遵照规律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力的技能，或借助想象力对自然进行描述。“诗人的任务”，既要控制想象力又要创造性地发挥想象力，“和谐是其至上原则”。自由的想象与规律的约束，如能和谐，诗歌便达到美的境界。他认为，在诗歌上，没有人能超越古希腊人的成就。现代诗人之所以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遵循了古典时代的创作精神和原则。为此，在《论人类精神》中，洪堡谈到，“创造是精神活动的本质所在，人类精神更多地体现为规律，而精神个性则更多地体现为自由”。由于自由性是创造活动的首要前提，因此，创造主要是精神个性所为。洪堡的座右铭是：“首先塑造自身，然后作用于人，塑造自身也即自我教养。”“一切教养，都发源于心灵内部”，外部活动可以诱发教养，但不可能为其提供动力。洪堡的诗学与美学思想，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想密切相关。这种把审美与人格，教育与审美，审美与文明，审美与政治等结合起来的论述方式，体现了洪堡对自由人格精神与健全人格精神培养的诗性追求。 洪堡把诗教、人格修养与国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强调希腊精神的现代性与诗意化，他把希腊精神与自由的本质融通为一。洪堡认为，“人的真正的目的，是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地和最均匀地培养为整体”。为进行这种培养，“自由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⑤这种力量和这种丰富多彩的差异，统一于独特性中，这就是力量和教育的独特性。人的整个伟大，最终以此为基础，单一的人，必须永远为之拼搏，“想对之发挥作用的人，不许忽视它”⑥。人共同生存的最高理想，是每个人都只从它自身并且为他自己而发育成长。物质的和道德的本质，会引导这些人相互贴近。⑦这就是洪堡对审美自由价值的真正认识。洪堡指出，“自由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自由，即使是最富有感情的事情，也不可能产生这种有益的作用”。不是人自己选择的东西，人在其中只会处于受限制和被领导的地位，这种东西，并不能内化为他的本质。他并不是真正用人性的力量，而是用机械的技巧来做这种事情。⑧国家关心公民的正面福利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关心，必然是针对情况错综复杂的大众，关心措施就要适应其中的每个人，它们只能具有明显缺陷，因而，“损害着一些个人”⑨。从国家意义上看诗学与美学，就必须给予民族的各个部分，甚至给整个民族本身以通过缔结契约建立结合关系的“自由”。民族的机构和国家的机构之间，仍旧存在着不容否认的重要差别。前者拥有间接的暴力，后者则拥有直接的暴力。在前者那里，在缔结分开和修正公民之间的结合关系时，“有更多的自由”⑩。人愈是为了自己而发挥作用，他就愈能够培养自己。在人的联合体中，“他很容易变成工具”(11)。“在自由的人当中，一切行业都取得更好的进步”，“一切艺术都开出了更美的花朵，一切科学，都拓展着更加广阔的天地”(12)。“心灵渴望着直观完美，心灵的火星在完美中闪烁，心灵在完美中，预感到在自身之外存在远为高度的完美。”这种直观变为羡慕，如果人设想自己要同那个事物的本质有某种关系，就会变为爱，“从爱产生出对变为类似事物的渴望，产生出对与之联合在一起的渴望”(13)。当感性美的理念产生并被高雅化之时，人们就把拟人化的感性的美提高到神明的宝座上，这样，就产生了宗教，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艺术的宗教”。当人们由感性生活提高到纯粹的精神，由美提高到善和真时，整个知识和道德的完美内涵，都是祈祷的对象，“宗教就成为哲学的财产”(14)。 洪堡指出，“自由增强人的力量”，正如它总是带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一样，也总是“带来某种自由理想”。强迫行为窒息人的力量，并且，导致一切自利的愿望以及对软弱玩弄一切阴谋诡计。强迫行为，也许阻止着某些违法行为，但是，它本身却剽窃着合法行为的美。自由，也许会引发某些违法行为，但是，“它本身却给恶习更不高尚的形象”(15)。洪堡为什么要讨论国家的作用呢？这正显示了洪堡诗学与美学的优越性。如果没有政治学的认知，他不可能真正把握美学的精神，在强调美学价值时，他确证了自由生活的重要性。因此，从政治的高度来看人生，从自由教育的角度来看待公民生活的意义，这就是诗学与美学通往自由的可能道路。正是这种清醒的政治学认知，洪堡才能对希腊文学和语言思想间的关系形成了真正的审美认识。 二、语言与文化和思想的最内在精神联系 对于洪堡而言，建立文明的诗学离不开语言的考察，同样，建立民族的诗学也离不开语言的考察。洪堡看到，“语言产生自人类本性的深底”，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把语言看作一种严格意义的作品，或把它看作各民族人民所造就的作品。“语言具有一种能为我们觉察到，但本质上难以索解的独立性。”这一观察，是非常深刻的。语言并不总是与人相联系，语言通过文本而存在，语言具有自己的独立性，而且，文学语言所构成的文学本文，并不是轻易即可理解的。文学语言的理解，需要民族语言的学习，需要民族语言的丰富体验。口头文学语言，通过声音进入心灵，心灵就能感知与想象；书面文学语言，通过符号进入心灵，心灵必须通过学习才能理解与体验。洪堡早就发现，“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个民族的产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的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赠”。当然，这里的表达，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一方面，文学语言作品，就是各民族的人民精神活动的产品，是民族心灵的主体性创造。另一方面，语言的创造确实具有馈赠性特征，因为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是那么美妙，并不容易创造。人们使用语言，却不知道他们怎样构成了这一语言？尽管如此，“具体的语言，必须始终陪伴着兴盛的民族，并在它们当中发展，从起着某些限制作用的民族精神特性之中生长起来。”“语言是自主、自发的萌生的，不受神的约束，具体语言则受到束缚，依赖于它们所属的民族。”这样的表述，决非空洞的词语游戏。 事实上，具体语言，已经为一定的界限所束缚。最初，“当言语和歌唱自由自在地涌流而出之时，语言依照共同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的热烈、自由和强烈的程度而构造起来。”这一构造活动，只能从所有个人同时开始。“每一个人在其中，都必须得到别人的支持，因为只有确保理解和感觉的成功，热情才会获得新的飞跃。”洪堡发现，个人在我们看来消融于群众之中，而语言本身，“则是智能创造力量的产品”(16)。因此，“一切有生命体，都注定要走完自己的路程，直至最后一刻，就此完成自然所规定的使命。”每一造物，都必然要享受自身的生存，就此达到造物主秩序井然安排下的目的。“每一代新的生命，都以其愉快或痛苦的生存、顺利或坎坷的活动而重复着同样的旅程。”只要人在一个地方出现，他就会表现出人性，与别人发生联系，“组织起建制，制定出法规”(17)。洪堡认为，语言是普遍的人类精神力量，不断积极地从事活动的领域之一。换言之，“精神力量，力图把语言完善化的理想变为现实。”精神力量的作用，不仅见于思维和艺术表达领域，而且十分突出地表现在个体的塑造上。“完整的人类精神力量的任何产物，都必定会持续不断地运动，直到重新构成一个整体为止。”个人全部内在的经验、感觉、情绪和思想在接触外界的过程中，与他人的经验、感觉、情绪和思想等等联系了起来。个人的这一切内在之物，必须让他人意识到，它以扩展了的形式显示着完整的人类本性，它本身也为精神力量的种种扩展的、具体的努力所渗透。“正是个人与人类本性的这种联系，在人类活动中起着最普遍的作用，并使人类获得了最崇高庄严的特性。”洪堡认为，“至于语言，它与个性的关系极其密切，二者十分频繁地相互影响”。借助语言媒介，不同的个性，通过相互传告，外向意图和内部感受便统一了越来。洪堡认为，“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而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在文学语言创造中，“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一如造型艺术所具备的形象”。文学语言创造形象的特性极为突出，这种形象每一次的表现，都发自内心深底，而且，一次比一次轮廓鲜明。“语言正适合于表达和促进这种统一的形象，因为，在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美妙的和谐。”这种和谐，虽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往往不可把握，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一个出色地织成的象征网络。(18)洪堡看到，“语言不仅只是被动地接受印象，而且还从无限多样的、可能的智力发展途径中选择一条确定的途径，并通过独立自主的内部活动改变每一种加于它之上的外部影响”。因此，决不应该把语言看作与精神相隔绝的外在之物。“语言只能够在心灵中唤醒，人只能递给语言一根它将沿之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线索。”一般说来，语言是民族的共同创造，同时，也是个人的自我创造。语言的创造，在每一具体的个人身上真实地存在。个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求得所有的人理解，并且，所有的人，都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语言。我们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也可以把语言看作一种联系思想的方式。实际上，语言在自身中，这两种作用已经统一了起来。“语言始终必然依赖于人类的全部力量。人类力量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容排斥，因为它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19) 在对文学语言的分析中，洪堡特别强调母语的重要作用。他说，语言产生自人类本质的深底，同时，语言与人的民族起源也建立了真正的、实质性的联系。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母语无论对于文明人还是对于野蛮人，都具有一种远胜过异族语言的强大力量和内在价值呢？为什么母语能够用一种突如其来的魅力，愉悦“回归家园者”的耳朵，而当他身处远离家园的异邦时，会撩动他的恋乡之情？在这种场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不是语言的精神方面或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恰恰是语言最不可解释、最具个性的方面，即其语音”。“每当我们听到母语的声音时，就好像感觉到了我们自身的部分存在。”(20)语言，不仅仅从自然界中提取出数量不定的物质要素植入我们的心灵，而且把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形式赋予了这些要素。大自然，无比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纷繁复杂、形态万千、富有一切感性特征的现象世界。我们通过思考，从中发现与我们的精神形式相适应的规律。事物的外在之美，脱离了其物质实存，如同对人起作用的魔法一般，附着在事物的轮廓上。正是在这一外在的美里面，我们发现规律与感性材料结合了起来。“当我们随语言而进入一个声音的世界时，我们并未弃周围的现实世界于不顾。”“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力量投入活动，从而帮助人深入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洪堡发现，“语音组合具有独特的节律和音乐形式，借助于这种形式，语言把人带入了别一个领域，强化了人对自然界中的美的印象，但是，语言并不依赖于这些印象，它只是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对内心情绪产生影响”(21)。 语言的特性，主要是在文学时期以及此前的准备时期发展而成的。正是在这个时代，语言更多地超越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上升到纯思想的阐发和自由表述的高度。“每一个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他的特殊个性，所以，语言始终出自具体的个人。”“每个人运用语言首先是为了自身的目的，但只要语词适合于表达最内在的感情，语言就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确，“语言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他们得以相互理解”，同时，“语言又扩大了个性的差异，因为它通过阐释和提炼概念而使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特性深深地根源于原初的精神禀赋。”(22)除了初始的、独特的民族精神禀赋以外，明显影响着语言的因素，还包括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内在精神倾向的种种变化，激励或压抑民族心灵和精神活动的任何外部事件，特别是天才人物的灵感。语言是精神和自然之间的永恒的媒体，它根据精神的每一微小的进步，改造自身，只不过，在个别、具体的事实中，总是难以发现语言变化的痕迹，唯有从整体上才能感觉到语言变化的存在。“一个民族若是从它所固有的精神出发，去活跃、丰富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它必定会把这种语言改造成另一种不同的语言。”洪堡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沿着一条确定的道路向前发展，因此，它排斥所有其它的语言。若干种不同的语言，由于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相互接近。语言特性的差别，“并非必定意味着一种语言绝对优越于别的语言。”洪堡认为，语言的这两个方面，若能积极生动地协同作用，就意味着精神不是把语言看作某种封闭的产物，而是永不停歇地将新的东西努力注入语言，使之在语言中固定下来并反过来对精神本身产生影响。事实上，精神在永恒的创造活动中，正是以这种方式操纵着语言。 洪堡认为，希腊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范例，他们在自己的诗，特别是抒情诗里面，“把歌唱、器乐、舞蹈、身势与词联系了起来”。希腊人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和丰富感性的印象，他们把同样的特性，赋予了种种具体的表达手段：音乐、舞蹈和对话。“希腊人试图在心灵中找到一种推动和协调作用的原则，以便使歌曲所载的思想保持确定的轨道，并且，通过非观念的心灵活动使思想沿着这条轨道丰富活跃起来。”事实上，在诗和歌里面，词及其思想内容占据主导位置，伴随的韵调和激情只起次要的作用，而在音乐中则正好相反。音乐只是在心灵中燃起火花，激励心灵投入思维、感知和行动。这就是说，在音乐的激励之下，思想、感觉和行为必须依靠本身的力量自由地生成，它们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受到乐调的限定。乐调把精神活动引向一定的轨道，循沿这条轨道，思想、感觉和行为只能发展出确定的特性。贯穿着全部心灵活动的精神力量，只能是一种确定的力量，而且，只能够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发挥作用。(23)洪堡指出，心灵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统一的内在力量的产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每一个别、具体的东西，犹如这种力量的一股气息，必须携带表示它与整体有一定联系的标志。人所独具的原初力量，其状貌对于人来说，仅仅表现为一种路线确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本身，只能以一个目标为前提，那就是“人类理想”。“在人类理想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各个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如果一个民族，不是把人类理想局限在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实用价值，而是把人类理解看作必须通过自我完善达到自身目的的过程，那么，这个民族，已经拥有相当高级的智力和深刻的内在精神。“一个民族内在的自由和多种多样的发展可能性，即根源于人类理想。”(24)显然，希腊文学与哲学的语言呈现，就表达了这种人类理想。 三、希腊传统：语言与诗思的内在关系 正是从语言学出发，洪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在语言的运用之中，可以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某种印记，“反映着民族的特点”。由此推断，“所有语言的总和”，极有可能反映出人类语言的能力，以及依赖于语言能力的人类精神。(25)语言的思想表达、意义表达与情感表达，使得语言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为了达到理解与表达这一客观目的，我们不应只把语言看作人的发明或自然的造物，而应“把它看作一架授予人的乐器”。这一乐器，既非由人所造，也为人的意识中潜存的一切能力所不可逮。洪堡把语言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通过音乐的力量来说明语言的力量。他认为，“语言这架琴”，不论谁来演奏，都不可能穷尽它那无比丰富的乐音。每个乐音的内容，只能被逐渐的认识。“它的弦，可以奏出最宽广的情感的音阶，它似乎只是追随着精神和感觉发音，实际上，它却为精神和感觉指示了正确的道路。”(26)语言是无处不在的，而且是无限生成的，只要人像关心家乡的山水一样，稍许关心一下自己的语言，那么，它就会看到处处与它相伴的对象。“这一对象，始终不断地刺激着他，从不以他的外在用途为转移，并且，不断地对他产生反作用。”(27)这种对语言的理解，与生命存在和文化体验之间，有着最为亲切的联系。 洪堡重视通过语言表达思想与精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洞察民族文化内部的精神。如果把民族和语言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语言始终具有原初的性质。这种性质，同语言从民族那里获得的性质一起成为整体。(28)洪堡发现，希腊人凭借精微的语言意识，极为深切地体会了诗歌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每一类型的诗歌，只能用丰富多彩的希腊语的特殊方言来吟诵。“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了希腊人语言特性的强大力量。”倘若我们打乱角色，设想希腊人用多力克方言吟诵史诗，用爱奥尼亚方言吟诵抒情诗，那么，不只是语言被调错了位置，而且，精神也被颠倒了。至于较高级的散文，假如没有雅典方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由此看来，雅典方言的产生，以及它与爱奥尼亚方言的奇妙的亲缘关系，对于理解希腊散文语言极为重要。很难想象，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前，或在不依赖于这种方言的情况下，会存在“真正的散文”。洪堡发现，“人类精神为走上最崇高、最自由的发展之途所需要的那种散文，只能在雅典方言出现之后并在其内部产生”(29)。在思维本身的领域内，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允许思维在任何一业已达到的阶段而停步不前。在探索真理确定规律的活动中，人类精神也在寻求固定的界限，但是，这种活动以及人类的全部内在力量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语言。“人在朝着无限的目标努力，与此同时，语言也伴随着他，沿着这条无尽的道路走下去，增强着它的信心，赋予他以力量。”(30)这说明，语言发展的过程，就是精神发展的过程。 为了强调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的作用，洪堡指出，“每一种语言的特性，在诗歌里最能显示出来”，因为在诗歌中，既成材料，“不会给精神带上任何羁绊，或只起微小的束缚作用”。在民族生动的生活中，在受到这种生活影响的文学类型中，诗歌语言的特性，获得了更自然的表现。洪堡发现，语言的个性，在哲学言谈中，表现得最富情感，也最美妙。“在这里，语言，从无比崇高的主观性的和谐振奋之中，促成了客观真理的发现。”洪堡通过对诗歌语言的仔细体验发现，“感觉有平静、温和的思想相伴，思想也与温暖绚丽的感觉为伍”。他承认，“能够让我们把握精神的最严肃和最伟大的东西，便是哲学言谈的主题和目的本身”。这说明，洪堡不只是简单地谈论文学语言，还强调哲学语言的思想与精神表达作用。即使是文学语言，也不应封闭静止，而应该广泛吸收，使之形成语言自由表达的河流。语言在社会群体表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最美好的成就，要想充分展开，民族的人性就必须通过一系列幸运的事件而得以提升，“其语言的力量，也必须建立在客观性和主观性紧密交织的基础之上”。洪堡发现，在语言对话中，主观与客观生动地相互作用，观念和感觉真正得以交换。这样的对话本身，仿佛就是语言的中心，“因为我们始终只能在声音和回响、发话和应答的同一过程中想象语言的本质”。洪堡深刻地发现：“不论从起源还是变迁来看，语言从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它孤寂地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精神深底，但只有在群体中才可能真正出现。”(31)这说明，语言不是私人的事件，不是自言自语，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人际间的自由思想表达，或者说，人际间的思想自由交流，正是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核心功能与原初品质。 如果单就诗歌和散文在语言中的可能表现而言，那么，内在的散文倾向，应当会发展成为带格律的言语，而内在的诗歌倾向，也可以发展成为“自由的言语”。洪堡发现，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散文内容，既不完全具备散文的性质，也不完全具备诗歌的性质。以散文形式出现的诗歌，也同样如此，此外，诗歌的内容，强烈要求为其配备诗歌的语言外衣。当一个诗人感觉这种强烈的要求时，他会用“韵文形式”来结束以“散文形式”开始的内容。从本质上看，诗歌和散文，都需要全部心灵力量的努力作用。诗歌和散文，需要整个心灵始终如一地循求一条确定的道路。不过，这种始终如一的活动应当这样来理解，即它不仅不排斥民族精神朝着相反方向进行的另一种追求，而且对之起着促进作用。“诗歌的倾向和散文的倾向，必须相互补充，共同协助人深入扎根现实”，但是，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愉快地超越现实，得到更自由的发展”。倘若一个民族的诗歌，在全面、自由和灵活地成长起来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相应发展创造可能性，就不会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人类精神的强大力量和充分自由，决定着它必须同样成功地形成“诗歌和散文”。(32)这一切说明：“诗歌和散文”，受到同样的一些普遍要求的制约，二者必须通过一种产生自内心的激情，才能使精神得到发展和升华。人所独具的全部特性，决定了他必须通过思维活动深入外在和内在的世界。他需要把握住每一个别的事物，赋予它一种与整体相关联的形式。就二者的发展方向和作用手段而言，诗歌与散文是不同的，事实上，也不可能相混。从语言的角度看，诗歌本质上与音乐密不可分，相反，散文则强调了语言自身的清晰构造。希腊人的诗歌与器乐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缺乏音乐要素，那么，不论思想和语言多么富有诗意，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处在真正的诗歌领域之中，所以，伟大的诗人与音乐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倘若人们独立地、不受任何约束地发展对音乐的爱好，“也许就会故意冷落诗歌”(33)。诗歌本质上始终具有一种外在的艺术形式主义，在人的心灵中，可以形成一种对立于艺术的、爱好自然的倾向。诗人会有意识地去接近现实生活环境，只要他有足够的天分，“就能够用散文的形式创造出一部真正的诗歌作品”。诗歌和散文的相互对立，及其内在和外在的实质性联系，可以是“极为不同的心灵状态导致的结果”。所有这类对立和联系，都对语言产生着影响，语言也对它们产生反作用，而语言的这种反作用“更能为我们所察觉”(34)。 洪堡认为，“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在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主义中出现”。“散文”，与每一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及和谐悦耳的语音，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个个别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审慎的发展，这便是一种语言在个性形成上所能达到的顶峰。这个最高的目标，从语言外在形式的萌芽状态开始，“需要建立在最广泛、最可靠的基础之上”(35)。洪堡认为，自从沃尔夫对荷马史诗的起源作了出色的研究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一个民族的诗歌，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可以不被记录下来。”文字产生的时期和诗歌记于文字的时期，并不一定相吻合，“诗歌的任务，是抒发和颂扬瞬间的感觉，造成节庆场合的庄严气氛”。在远古时，诗歌与人们的生活，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诗人的想象力和听话人的理解力二者之间十分自然的产物，因此，有意图地用毫无生气的文字来记录诗歌，与诗歌的本性相违逆。“诗歌从诗人的嘴中涌流而出，或者，由一批接受了诗人的创作精神的歌手唱出，它是一种伴有歌唱和器乐的朗诵。”词语，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音乐密不可分。所有这些朗诵，由后人继承了下来，他们决不会想到要把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词语和歌唱区分开来。在这一时期内，“诗歌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精神生活之中，人们根本不会产生将诗歌付诸文字记录的念头”(36)。在这里，洪堡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所做的精细区别，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文学的生命情感与思想表达的价值。 因此，在洪堡看来，“只有当语言被一代又一代新人当作激励精神的工具来运用的时候，它那永恒的、独立的本性才会获得有益的发扬”。事实上，在科学和文学的领域里，精神活动的成就，一方面有赖于内在的民族精神禀赋及语言的特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形形色色、时有时无的外部影响。语言结构的持续演进，并不依赖于这类外部影响，所以，拥有一种语言的民族，“只需要某个有利时机的推动，就能够意识到它的语言是适合于独一无二的精神活动的工具”(37)。这就是语言所具有的独立思想价值，这就是语言独立的生成规律，它表达着思想与情感，影响着心灵与信仰。洪堡基于希腊语言与思想的诗学考察，显示了独特的思想力量，他不仅展示了希腊精神理想对语言与思想的精神作用过程，而且特别关注语言与思想的相互作用，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思想个性。按照洪堡的考察，文明的精神理想，可以通过语言与思想得到体现，语言和思想的自由追求与自由个性，展示了文明的精神理想；诗性体验与想象，与民族国家的自由精神律法之间，有着最内在的精神统一性。洪堡通过考察希腊精神以及语言思想深处的自由理想，形成了他独特的诗学思想构造，这无疑富有自由的思想启示价值。 注释： ①姚小平：《洪堡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第26页。 ②③姚小平：《洪堡研究》，第29、31页。 ④吉尔伯特：《美学史》，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2、33、43、47、56、57、74页。 (13)(14)(15)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林荣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9、80、108页。 (16)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页。 (17)(18)(19)(20)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2、31－32、49、71页。 (21)(22)(23)(24)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8、200－201、213、217－218页。 (25)(26)(27)(28)(29)(30)《洪堡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9、67、68、71页。 (31)《洪堡语言哲学文集》，第77页。 (32)(33)(34)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228－229、230、231－232页。 (35)(36)(37)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第237－238、242－243、27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