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马林争论始末——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公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党论文,公案论文,始末论文,史上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2010）07－0062－08
一、国共合作方式引发分歧
1.马林为什么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
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ling）和张太雷（翻译）经湖南（见毛泽东等人）到桂林孙中山大本营，在那里停留10天。他写道：“这次南方之行是我在中国最重要的时期，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1]189
马林到桂林考察国民党，与他和陈独秀闹了矛盾有关系。陈独秀离开广州教育委员长职务回上海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很快与马林闹了矛盾。当事人包惠僧后来说：一大后，陈独秀到上海，“此时张太雷已到上海，他奔走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有一天，我去陈独秀处，正遇见陈独秀与张太雷谈话，张太雷正在以马林的口气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大概就是这一天，马林以第三国际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我们5个人就在陈独秀家里被法租界会审公堂逮捕了。”[2]263－264陈独秀逮捕后，马林积极参与营救，缓和了两人的紧张关系，但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党和陈独秀等人在书斋里的工作方式，给马林留下了“悲观的”印象。
马林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他的一个观点——共产党诞生早了——有关。马林本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但酝酿在中国发起共产党，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马林不讳言自己的上述观点，曾多次谈及。
1923年1月6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们应该提出的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2]234－239他的话表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加入国民党以后，就不是“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1923年4月3日，马林从上海给拉夫斯坦写信，说：“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在中国，建立一个工农政党的可能性较之印度等国要小得多。”[2]446－448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不应该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1923年6月20日，在中共三大会议刚结束的时候，马林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明确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陈独秀致闭幕词就已经指出，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2]477“有人”指维经斯基。
2.维经斯基：支持陈独秀
1922年春，马林在桂林见孙中山后，回到上海，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他写道：“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如果不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将会暗淡。”[2]234－239
马林此时认为，“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和他在一年后反对在国民党内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的观点，有明显区别。
马林的意见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坚决反对，两人矛盾加深。马林决定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则于1922年4月22日给维经斯基写信，希望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陈独秀在信上写道：“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陈独秀提出六条反对意见，请他代传至第三国际，如“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孙逸仙向来反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2]222－223。
陈独秀的意见多少影响到维经斯基的观点，后来在布哈林主持的会议上维经斯基站在陈独秀一边，当面反驳了马林的观点。但布哈林采纳了马林的意见。
陈独秀与马林的分歧，不在于是否与国民党合作，而在于党内合作（加入国民党，马林的观点），还是党外合作（陈独秀的观点）。马林回莫斯科期间，陈独秀也没有闲着，而是召开了中共二大，统一全党的思想。6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但反对联合战线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里，陈独秀等人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在本党旗帜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记了自己的阶级的独立组织。”
3.布哈林和共产国际：支持马林
共产国际在共产党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上，有越飞、马林和维经斯基（支持陈独秀）等两派意见，但主持讨论此项决议的布哈林最后采纳了马林的建议。
1922年4月，马林回莫斯科。根据自己在中国一年半的印象，马林作了推崇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报告。7月30日，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报告，作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的决议，对陈独秀和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2]241同一天，《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共产主义现状》。
根据布哈林意见和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原本支持陈独秀的维经斯基不得不于7月起草了“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短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与菲力普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命令”），第二次来到中国，召开了西湖会议。
二、西湖会议的争论及当事人追述的歧义
1.西湖会议上的争论
1922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张国焘等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体成员、张太雷（翻译）与马林出席了西湖会议。会上，马林的意见与陈独秀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马林强调要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服从共产国际纪律，陈独秀等人不得不接受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但马林事后回忆，当时在西湖会议上，“没有遇到激烈反对”。1922年12月29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时说：“7月底，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为制定在华工作纲领的委员会所拟定的指示去中国。这项指示的基本内容是，我们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加入孙逸仙的国民党……”西湖会议“主要问题是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179－180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方案的讨论。马林对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评价不高，而高度评价了国民党部分领导人。他说：“在争论过程中我发现，过去我只是从第三手材料中得知：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我认为，这个团体完全有理由说，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1]182马林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不能独立地发展，只有加入到国民党中，才能开展活动。
2.当事人对西湖会议的追述及歧义
西湖会议后，马林认为，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没有否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反对的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后者指陈公博和陈植棠。马林在1922年11月底和12月初的工作记录里写道：广州方面反对陈独秀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因为他们“公开对策亲陈炯明”[2]330。马林不强调他和陈独秀的意见的对立，有多种意图，一方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面前，淡化陈独秀等人的激烈的反对态度，证明自己的提议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自己的意见既然得到陈独秀等人的同意，就不再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其结果即便不测，也不是一个人负责。
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写《告全党同志书》时，认为在西湖会议上中共二大执委会全体成员“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中共二大“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遂不得不接受国际决议，承认加入国民党。”[2]340陈独秀认为，自己和李大钊等人在西湖会议上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因马林以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为尚方宝剑，逼迫陈独秀等人接受了这个决议。
陈独秀的意见很清楚，大革命的失败，根源于马林提出、被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作出的、不得不执行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马林后来与共产国际决裂，并与托洛茨基有过交往。马林和陈独秀这两位当事人关于西湖会议的不同的追述，成为中共早期历史中的一件公案。托洛茨基认为，马林的追述是错误的，陈独秀的话靠得住。1937年11月1日，托洛茨基给美国人伊罗生写信说：“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三、布哈林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分歧
1.《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接受陈独秀的观点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同时亲自了解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谋求自己解释与国民党合作的疑虑。
1922年12月初，共产国际做出了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陈独秀参加了该决议的讨论。根据马林、利金等人的书面材料，该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
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维经斯基，特别是陈独秀本人的观点，该决议分析了中国国内的各派资产阶级势力，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决议对孙中山的分析是：“孙逸仙过去和现在都在与张作霖联手合作，因此，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的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还应该记住，吴佩孚同美国帝国主义也有联系。”决议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是通过一个军阀集团战胜其它军阀集团，而是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的任务[1]162－163。
这个决议，与马林、越飞提倡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的观点有很大区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性，并指出了国民党与军阀张作霖的合作，本身是一个军阀集团等缺点。
2.《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接受马林的观点
1922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重点确定中共对于今后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这时，陈独秀已经回国，刚自中国回莫斯科的马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说：“考虑到目前的关系，自然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运动将之与俄国联系起来的希望，甚至可以借助于我们小团体的帮助下使这个运动相信有必要积极开展反战宣传和活动……那些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人，在我看来是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马林眼里，中国共产党只是“小团体”，由于国民党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共才得到了目前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中共离开国民党独立的发展，是不现实的。
针对参加会议的维经斯基等人不赞同中共加入到国民党内，马林反驳说：“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这一点来说，中国具有最有利的和最好的机会。在座诸位，我们大家都知道，将来民族主义运动必然会发生分裂。”[1]184马林预料到将来中共会与国民党分裂，说明他也知道，国民党的本质和中共截然不同。他认为，现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是一个“机会”，可以实行“革命的机会主义”。但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分共、反共面目暴露无遗，客观形势迫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分裂，陈独秀曾明确提出退出国民党（《陈彭提案》），但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
3.马林：革命的机会主义
陈独秀到苏联后，直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马林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主张退出国民党，从而引发了共产国际新一轮的讨论。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隔日，布哈林主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讨论中国共产党是否留在国民党内的问题。
马林列席了会议，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考虑维经斯基、陈独秀的意见，马林也说：“我们应该提出的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积极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马林承认和“革命的民族主义”——避讳说出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建立联合战线，将来会有积极分化的“危险时刻”，间接地接受了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分析，承认国民党最终靠不住，承认了未来两党分裂的必然性。但马林没有预测到两党分裂的形式，即不是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国民党用屠刀、枪炮（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的）在各种场合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工农群众。
4.布哈林支持了马林
尽管出席会议的维经斯基、许勒尔反驳了马林，但主持会议的布哈林站在马林的立场，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1]188－191布哈林没有说出为什么留下的原因，只用了一个“我赞成留下”，即结束了这次决定中国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命运的讨论。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这样一个既合作，又避免冲突的模式最终确定了。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同时避免冲突，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其理论上的漏洞和与现实的矛盾，自1924年到1927年7月，运作了四年，直到大革命失败时，才完全暴露出来。陈独秀本人清楚，大革命失败，根源于这个“在粪缸里洗澡”的理论的混乱，但斯大林、布哈林因为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坚决地否定共产国际包括其代表在中国的大革命问题上犯有任何错误，因此没有追究马林。
5.共产国际东方部批评马林
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于1923年4月4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在着手制定日历行动纲领时，我们不得不对许多意向进行猜测和模模糊糊地进行摸索”。萨法罗夫的主要观点是：“鉴于以上所述种种情况，就产生了一个关于今后把我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是否适宜的问题。今后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因此，萨法罗夫要求采取与修改原则性论点的有关组织措施，“这里还包括：撤销对马林同志的委任”[1]239－241。
萨法罗夫的这段话，有丰富的含义，包括对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怀疑，认为其中许多观点，是“猜测”、“模模糊糊地进行摸索”；直接对把中国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范围内活动，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要“撤销对马林的委任”。中共三大后，马林离开中国，和东方部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四、马林与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的一致与矛盾
在陈独秀等人接受了马林加入国民党建议后，马林积极为召开中共三大争取经费。1923年5月31日，马林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等的工作报告里，说：“现收到的1000金卢布几乎不敷筹备大会之用，陈独秀认为，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因此必须设法得到国民党的财政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控制广东局势，也许能够得到资助。”[2]455
6月，陈独秀和马林一起出席中共三大，两人在批评国民党的封建主义和纯军事主义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虽然他们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1.马林：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马林在中共三大笔记中写道：“陈独秀发言后，在整个这次讨论中有些东西不对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指示应是党必须遵循的命令。而张国焘和蔡在讨论时的发言把这些指示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还记得，上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已经命令共产党员（不仅是南方的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的这句话又肯定了8月的指示……V.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蔡和森与张国焘的发言中小心翼翼回避这一点。”[2]462
马林的这段话表明，“陈独秀发言后，在整个这次讨论中有些东西不对头”，说明陈独秀的发言，影响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发言；承认去年8月（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来马林否定是“命令”。这段话还说明，陈独秀对于加入国民党，仍有“情绪”，故其发言，影响到了张国焘和蔡和森等人的发言。
2.陈独秀“二次革命”思想的形成
布哈林主持起草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三大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个精神，陈独秀为了顾全共产国际的大局，在中共三大上反驳了蔡和森的观点。蔡和森发言“指责陈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陈独秀回答蔡和森：“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奢望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表示联合战线问题，而是在国民党内工作。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2]474
同样根据共产国际这个精神，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强调了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轻视了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他写道：“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手工业者不问政治，少数的现代化工人害怕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极少数加入共产党，而且其中很少懂共产主义；建立革命力量，“只能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只能使工人离开我们，站到敌人的一边”。
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评价较高：“强烈反对中国军阀的统治，在这个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着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不与他们合作，国民党人就会犯更多的错误……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他认为：“只有在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在阶级分化明朗后，我们共产党才能取得基本的发展。”[1]261－262
这样，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和马林的思想，这也是陈独秀“二次革命”思想形成的国际根源。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的思想在一年后，特别是五卅运动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轻视无产阶级转变到重视无产阶级，由重视资产阶级转变到严厉批评资产阶级。许多论者把“二次革命”论看成是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始终不变的观点，是一个误解。
3.马林和陈独秀的矛盾
中共三大执委会委员罗章龙回忆，“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言，器实宏通……仲甫对马林颇珍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革命！’马大惶恐，逊谢不已，仲甫亦自觉失言。马尝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大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地去邻室抽烟，陈仍然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林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的头脑应该冷静。’”[2]269
罗章龙回忆表明，陈独秀即便在中共三大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以后，与马林也存在矛盾。
五、马林与陈独秀在批评国民党问题上的异同
1.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封建主义
尽管陈独秀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加入国民党，但在中共三大上，批评了国民党的封建主义。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布哈林的决议（注：1923年1月12日）自然引起了争论……陈独秀根据布哈林的提纲拟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在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陈独秀说：我们应当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2]48
中共三大结束后，陈独秀、毛泽东等新的中央执委会成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法，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一脉相承的印象……”但孙中山没有接受陈独秀等人意见，将陈独秀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方面，陈独秀本来就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因为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勉强同意加入；另一方面，为了统一党内思想，统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的思想，陈独秀已经表示要迫使国民党改掉封建主义，作为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现在，孙中山拒绝陈独秀等人的意见，从而迫使陈独秀和马林转而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
中共三大结束后，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公开批评孙中山说：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3]520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发表《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3]526
陈独秀的公开批评导致孙中山发火，并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马林1923年7月18日在广州致越飞和达夫谦信中说：“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他说得很激动。在这种时候，像廖仲恺和胡汉民这样的人都悄悄地溜走了，一个个噤若寒蝉。给我的印象是，廖仲恺成了他自己影子。我为陈独秀辩护，并声明，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2]421
孙中山发脾气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也从国民党的角度表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本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经济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实际上在施行马林的所谓的“革命的机会主义”。
孙中山的发火，促使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迁往上海。
2.马林：批评国民党专注军事
维经斯基1923年3月27日给萨法罗夫拍去电报，建议马林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前留在中国，“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除非孙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军的联盟上，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断绝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
根据维经斯基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这个精神，马林批评了国民党和孙中山封建主义色彩及与军阀联盟问题。1923年5月3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寄去自己写的《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他在信上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2]449马林5月9日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国民党的注意力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的秘密计划上。”
马林6月12日－20日写关于三大的笔记说：“崇拜国民党——是绝对错误的”，“现在即已有了提纲，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问题是怎样在国民党内工作？陈独秀的提纲中做出了回答：反对国民党的纯军事活动，反对它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勾结。”[2]466马林离开中国前夕，认识到了国民党不是他过去想象的国民党，但他自己极力推进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案，已经实施，无法改变了。所以他说：“现在即已有了提纲，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马林不是根据已经发现的问题去修改行动提纲，而是坚持已经做出的决议，去指导下一步的行动。
孙中山是如何反驳陈独秀和马林的呢？7月15日，马林在广州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报告，谈到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对话，孙中山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回答是不可思议的：‘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马林写道：“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2]499
3.马林：全面批评国民党
中共三大结束后，马林于1923年7月21日离开中国前夕给廖仲恺写信，系统地指出了国民党缺点：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等等[2]430－432。
马林本人无法扭转国民党的封建主义性质和专注军事问题，与自己提出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方案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他在离开中国前，如此强烈地批评国民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内心意识到了问题的潜在的危险。马林不提出退出国民党，则反映了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在理论上的不成熟。但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丝毫不能拔除他本人种下的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种子。
4.马林：反对援助国民党
针对孙中山发火要将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而不在乎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马林在1923年7月18日在广州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的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2]424
离开广州前，马林7月20日给越飞（东京）和达夫谦（北京）写信，再次谈到经费：“我们不用再为孙在南方毫无胜利希望的军事纠葛耗费金钱，如果你们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如果不能给我们［共产党］小组以资助，那就不值得在中国长期安排一个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2]427
这段话表明，中共三大后，马林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矛盾的加深。但马林的抱怨，和试图取消对于国民党的经济援助，丝毫不能影响他自己确定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的运行以及由此包藏的危害了。
马林对援助孙中山的抱怨，不久即遭到加拉罕的反驳。加拉罕于1924年2月9日在北京给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写信，认为莫斯科可能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内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左派的代表（指维经斯基等人），“他们是根据从前那些可能属于马林在广州时期的过时消息，竭力把我们对孙逸仙的援助和支持化为乌有”。加拉罕认为这些怀疑是建立在不充分和“不怀好意”的通报上的[1]413。
5.马林与陈独秀批评国民党的区别
陈独秀与马林虽然都批评国民党，但动机和目的不同。马林批评国民党的封建主义和纯军事主义，目的是彻依靠国民党开展国民运动；陈独秀批评国民党，最终是希望以共产党为主开展独立的工作。
马林1923年7月20日给越飞（东京）和达夫谦（北京）写信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昨晚（在广州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的处境问题……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同国民党决裂的事。”[2]427
这段话表明，在马林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没有错，陈独秀激烈地批评孙中山的态度，和自己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态度将影响和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而他本人的目的是希望国民党改变自己，以实现与共产党相一致的目标。
六、马林与陈独秀争论的几个问题
1.鲍罗廷比马林走得更远
马林离开中国后，苏联派到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廷对马林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评价不高。1923年12月10日，鲍罗廷写札记说：“马林等人曾不止一次地试图争取国民党人，主要是孙本人同意改组，但都没有结果。国民党人由于本报告所说的原因而没有听他们的。因此，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还是一纸空文。”[1]369鲍罗廷不是批评马林与国民党合作，而是批评马林没有把合作的事做好。
鲍罗廷极力推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并看到了自己和马林的一致性及与维经斯基的不一致性。1924年1月4日，鲍罗廷给维经斯基信里表示：“工作必须有人，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要是把马林派到这儿来就好了。我甚至坚持这个意见。”[1]397
2.马林错误的本质
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理论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中以斗争求统一的思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联合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性的思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错误地分析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把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视为含含糊糊的“人民”政党，混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阵线。
虽然中国共产党人数在国共合作期间，自1921年7月的50多人发展到1927年5月的5万7千9百人，但由于国民革命运动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从而导致了1927年大革命的必然失败。因此，马林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3.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认识上的错误
马林的错误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背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认识上的错误，由于其观点得到了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直接支持，得到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并作为命令要求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予以执行，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于马林的错误，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4.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血的教训
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即党内合作方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负责人，要么拒绝马林的意见，犯不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纪律错误，要么如历史进行的那样，执行该决议，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由于陈独秀执行了该项错误的决议，因此，对于大革命失败，也犯了执行错误决议的右倾错误。斯大林认为，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布哈林认为陈独秀没有“手腕”，不善于抓住与国民党合作的机会，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涉及另一个话题，本文不再展开。
1937年年底，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反对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对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坚持在统一战线中以斗争求统一，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以斗争求统一、党外联合的统一战线思想，成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收稿日期：2010－07－10
标签：陈独秀论文; 马林论文; 孙中山论文; 布哈林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共党史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历史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国民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