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夏一源说续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一源论文,说续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5—0176—04
1937年6月，《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发表了顾颉刚先生《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童书业先生在为该期《古代地理专号》撰写的《序言》中对顾先生的“这……篇极重要的论文”的主要论点作了如是评介：“顾先生是以研究禹的传说著名的，他从前主张禹的传说起于南方民族，最近又提出一个禹的传说与戎族有关的新假定，虽然禹的来源到现在还不可确知，然而禹与戎族有关这个结论却是无疑问的事实。顾先生从古九州四岳的疆域推测禹传说的发展，连带把九州四岳起源的问题也相当解决了。这是一篇极重要的论文：据他的研究，九州是戎族的居住地，四岳是戎族的发源地，而禹的传说也就盛行于这个区域；九州四岳与禹本是夏族的传说，但同时也是戎族的传说，所以戎夏本出一源，禹迹的广被乃是戎夏民族合作的结果。这根本摧毁了旧日狭隘的夷夏观念而给予人们一个新印象！”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徐中舒先生从文字学角度对先秦时期族群称谓的原始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历经30多年，徐先生对“戎”的原始意义的理解也日渐接近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1960年徐先生发表《巴蜀文化续论》一文，文中讲到“戎”的语义：“庸之本义为垣墉，为城垣。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古音戎、庸、崇、嵩、崧并在东部，而《广韵·东韵》娀、嵩、崧三字又并读‘息弓切’。古代形声声系并无统一的标准读音，因此声系偏旁相同之字，随地异读，惟嵩、崧、娥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读音。据此言之，古代戎之读音必更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戎，《说文》……以为从戈从甲，此当为许氏臆改的篆文。在经典及楷书，戎皆不从甲……戎是在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弓矢的威力，没有像在平原里那样显著。因此，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戈盾。这和后来的板楯蛮即以善用板楯得名，是有相同的理由的。”①
随着夏代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夏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所透露出的某些重要信息，不断为顾、徐二先生的论述提供较为有说服力的支持。
一、鲧、禹作城传说及其发生地域
鲧、禹作城的传说屡见于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世本·作篇》亦载：“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篇》：“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禹作城，城郭自禹始也。”古代文献中有关鲧、禹的大量古老传说，毫无疑问包含有不少后人附会的成分，尤其将城郭的发明简单地归结为传说时代的鲧、禹所为，似乎并非绝对真实，但将这些后起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似亦非完全科学。田野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时期黄河流域的居民已经开始筑城，以后，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广大中原地区古城址的数量迅速增加。1993—1995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所发掘的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城址，距今5300—4800年，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②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河南、山东境内发现的龙山时期的城址主要有襄汾陶寺③、登封王城岗④、淮阳平粮台⑤、新密古城寨⑥、辉县孟庄⑦、郾城郝家台⑧、安阳后岗⑨、章丘城子崖⑩、寿光边线王(11)、邹平丁公(12) 以及阳谷、东阿、茌平三县相连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13) 等。以上考古资料表明，先秦文献中鲧、禹作城郭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其必然有大量真实的历史素材，较为可信。
值得注意的，古代文献有关鲧、禹的传说，较为集中于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古代文献较为一致地称鲧为崇伯。如《国语·周语下》明确提到：“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崇地所在，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议甚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陕西丰镐说和河南嵩县说。《史记·周本纪》“崇侯虎”下《正义》引皇甫谧说：“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周原11号窖穴所出22号、156号卜骨分别有“虫伯”、“虫”之刻辞，上古崇在冬部，床母，虫在冬部，定母，音同字假，故有的学者以为“虫伯似为崇伯”(14)。然韦昭在为《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一语作注时则说：“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崇高》说：“古无‘嵩’字，以‘崇’为之，故《说文》有‘崇’无‘嵩’。经传或作‘嵩’，或作‘崧’，皆是‘崇’之异文。”顾颉刚、刘釪舒先生说：“‘崇’就是后代的‘嵩’，亦即现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现在的嵩县显然也是沿其旧称的地境之一。”(15) 目前，不少学者更倾向于崇伯所在，在今河南嵩县一带(16)。
战国以来有关大禹的各种传说，禹都阳城最值得重视。《汉书·地理志》注引《汲郡古文》、《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汲冢书》分别云“（禹）居阳城”、“禹都阳城”，《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说：“夏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孟子·万章上》亦云：“禹避商均之子于阳城。”战国以后，“禹都阳城”的说法逐渐被史学家认定为信史。王国维先生一方面谈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辟在西北”(17)，一方面又强调说：“禹时都邑”“无可考”(18)，在我们今天看来，王先生的态度是颇为谨严的。禹都阳城有几种说法，登封王城岗是理由最充分的一个，它与文献上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时代、位置比较吻合。2002年、2004年，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这是目前在河南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龙山文化晚期的遗迹还有祭祀坑、灰坑等。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以陶器为主。王城岗大城的发现，为早期夏文化研究和禹都阳城的确认提供了重要资料(19)。有的专家认为王城岗大城可能即是“禹都阳城”(20)。禹都阳城屡见于古代文献记载，尤其战国时代的文献《世本》所记，似当有一些若干可信的线索。
综上所知，古代文献所记鲧、禹的传说较为明确地包含了两点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作为夏族祖先的鲧、禹居住在今河南嵩山一带，并较早在此一带筑城。这两点信息表明，鲧、禹所在的夏族的确应属于徐中舒先生所说的“在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与崇或庸有关”，因此，这个部族可能是戎族。
二、夏族的移徙混融与戎族的分化
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看，随着三代王朝的更替与族群融合的持续进行，最迟于春秋时期，缔造夏王朝的夏族与商、周两族已基本实现融合，从而构成华夏族的主体。夏朝灭亡后，夏族的支裔则陆续移徙至其他地区与中国境内的其他族群之间相互渗透混融，分别构成古代越族、匈奴和羌族的主要族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引证古代文献对以上记载作出如下解释：“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史记·六国年表》较早提到“禹兴于西羌”之说。该条记载下《集解》皇甫谧引孟子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正义》曰：“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冄駹国，皆西羌。”
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记载当为司马迁根据不同时期流传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口耳相传综合而成，其中自然有不少后人附会增饰的内容因而疑点不少。如《匈奴列传·索隐》引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又引《淮南子》云：“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夏桀败亡后，商汤不可能既“放之鸣条”，同时又“放于南巢”，若将其理解为夏朝灭亡夏族支系北奔南徙，则较为接近夏、商之际的历史实际。此外，越族祖先“封于会稽”及《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之说亦不大可信，夏代时分封制尚未推行，夏朝统治者将其后裔分封于夏王朝的国土范围之外，不合情理，同样，随着夏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与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禹兴于西羌”之说，目前已基本不再为学术界所认可。同样，关于夏族与匈奴的关系，也不断有学者大胆提出质疑(21)，但由此完全否定司马迁有关夏族支系与古越族、匈奴和羌族之间族源上的关系，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夏朝灭亡后夏族支系流徙各地与不同族群渗透混融，不仅见于古代文献记载，亦逐渐由田野考古学资料得到证实。如唐嘉弘先生曾对南中国出土的靴形器物或靴形钺进行分析，指出“其并非单纯的仅仅为南方中国‘断发文身’的越族风格的文物或越族所特有的文化。很有可能，这些靴形器物的共源乃出自北中国经常使用黑色石钺（玄钺）的夏族。在夏族后代子孙繁衍增殖和裂变的过程中，逐渐扩散和演化”，并指出“这是历史上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自然现象”。(22) 总之，夏族支系移徙至不同地区，对先秦秦汉时期的民族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以后，随着新的民族格局的逐渐形成，“戎”的语义也随之不断发生新的变化。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说：“四裔之中，戎种最杂乱难稽，或三名而为一族，或一种而随地立名，随时易号至五六而未已。”顾氏列举《春秋》经传中所见戎之称谓，“综而计之，其别有七”，诸如戎州己氏之戎，北戎（山戎、无终），允姓之戎，扬、拒、泉、伊、雒之戎，蛮氏（茅戎、戎蛮子），犬戎，骊戎。唐嘉弘先生认为，“顾氏的划类分部，是有根据的；但限于材料，仅就史册上的表面现象立论，分类的标准没有统一，无法明瞭各族部落增殖裂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如按传统的当时流行的‘随地易名’的习俗，一名为一部，仍用他们历史上的称呼，不必勉强划类”(23)。战国、汉代文献中更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24) 或“九夷、八狄、七戎、六蛮”(25) 等区分。同样，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不必确指；而戎、狄、夷、蛮等名称，也是常有互相代用或通用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秦汉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戎族居地不一，族类繁杂。这一现象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正和夏族支系移徙与其他族群渗透混融的背景相一致。
三、夷夏五方格局形成过程中夏、戎语义由相一到分离
从民族学的角度而论，在先秦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绝大多数人类共同体无论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大都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但到周代汉民族的直系祖先华夏族却基本处于稳定状态。《礼记·王制》已开始以地域笼统区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除了五方之民在地域、社会生活文化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外，《礼记·王制》还强调“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到了汉代，这种差异更为明显，许慎《说文解字》则将“中国之人”径称为夏，“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26)。与此同时，许氏《说文·戈部》释戎：“兵也，从戈甲”。唐嘉弘先生说：“这些善于使用短兵器戈和甲楯的人，和使用远程武器弓箭的居民有一定的区别。”(27) 这种解释较为接近周代以后的历史实际，颇为值得重视。
然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许氏对“夏”或是“戎”的解释，均非其最初语义，与先秦时期的历史情形并不相符。综前所论，在华夏族形成之前的夏代乃至更早，无论从地域到社会生活和文化，戎、夏之间不仅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文献和考古学材料方面找到不少戎、夏本出一源的证据。徐中舒先生早年曾论及，“以戎、夷，以闽、蛮、貉、狄并称，盖以为异族，此后起之说”(28)，可谓卓识。不惟如此，徐老举证“周人称殷人为夷”(29)，“周人称殷人为戎”(30) 及论证“周族起源于白狄说”(31)，亦从一个侧面证明在华夏族形成前的夏、商、西周时期，并不存在严格的夷、夏之别。在我们今天看来，汉民族形成后，各民族之间的渗透混融亦并未停止。1907年，章太炎先生讲到：“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32)
值得注意的，1933年傅斯年先生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被认为是一篇较早“以东西地理角度来讨论三代时期的民族构成关系，揭示了夏商周三族冲突与交替”(33) 的名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杨向奎先生方对傅氏“夷夏东西说”提出质疑和批判：“古代中国（三代）和中古近代不同，表现在政治中心所在并不是永远固定在一个点上，它是经常迁徙的，如果我们始终把夏、商、周的政治中心固定在某一点上，明显地违背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说夏初的夷夏交争，是界划分明的斗争，他们是内部混战，夷夏杂处，已由对峙而趋于融合。”(34) 近年来，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35) 的新说。今通过对顾氏“戎夏一源说”的进一步论证可知，“夷夏东西说”基本上可以视为是春秋时期的地理和民族观念，而与整个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
收稿日期：2011—06—20
注释：
① 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② 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1983年—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第1版。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⑥ 蔡全发、马俊才、郭木森：《河南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⑦ 袁广阔：《河南辉县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6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3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⑩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城子崖》，1934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11) 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
(12)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12日。
(1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研室：《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22日。
(14)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
(15)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西伯戡黎〉校释译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6)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马世之：《文王伐崇考》，《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
(17)(18)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59年。
(19) 方燕明、刘绪：《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
(20) 方燕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6年第9期。
(21) 如林沄先生说：“司马迁作为大史学家，他在《史记·匈奴列传》里说匈奴是夏禹的后裔，现代史学家还有很多人相信。1997年，在中外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第4期上，还有人发表《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对中外考古发现生拉胡扯，来证明司马迁的说法。其实，蒙古、俄国以及中国的匈奴墓葬中历年出土的颅骨资料，证明匈奴是北亚蒙古人种，和中国中原地区的东亚蒙古人种在历史时期绝不可能是同一起源。可见司马迁的说法是根本不可信的。”参见林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
(22) 唐嘉弘：《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27) 唐嘉弘：《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24)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861页。
(25) 《尔雅·释地第九》，《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2616页。
(2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五篇下《
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33页。
(28)(29)(30)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年6月。
(31)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32)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1907年7月第15期。
(33)(35) 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4) 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