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传播论文,博览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事业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览会通常包括多国参加的国际博览会(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r exposition)和在一国或一地区举办的地方性博览会两种。近代意义的地方博览会起源于1798年由法皇拿破仑发起的巴黎工艺博览会；国际博览会（亦称世界博览会，旧译万国博览会或万国赛会）则起源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中国之参与国际博览会始于1873年清政府派员参加由奥地利政府举办的维也纳博览会。其后，至1949年，中国先后参加了在世界各地举办的20余次国际性博览会。与此同时，又在国内各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博览会，著名者有1907年天津商业劝工会、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南京）、1928年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等。（注：有关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概况，参见拙著《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年6月18日。）
尽管近年来海内外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历史已有所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似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注：这方面已发表的比较重要的论文有：野泽丰：《1903年大阪博览会与张謇来日》，《经理研究》（东京）（20周年纪念号）第14期（1971年3月）；《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4号（1982年）；吉田邦光：《1910年南洋劝业会始末》，收入吉田邦光编《万国博览会研究》，日本思文阁出版社，1986年；铃木智夫：《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爱知大学《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9月）；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政府产业振兴政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台北）第24卷第3期（1986年）；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吕绍理：《“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之研究》，收入周惠民主编《北台湾乡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比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近代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存在一个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的认识过程，但对这一过程中的许多复杂面相尚缺乏细致的分析，（注：如古伟瀛的论文采取对档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的办法，观察清朝官方对“各国赛会公会”态度的变化，但并没有就各层面详细展开，而且在统计中也没有将赛会从公会中剔出来单独分析。总之，分析似过于简略。参见氏著《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台北）第24卷第3期。）尤其如何从技术和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认识博览会的功能，厘清其传播渠道和方式，已有的研究似基本没有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所掌握的资料，从思想演变和实际运作两个层面，对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科技与文化传播情形及其局限作一初步的探讨。（注：本文写作承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提供查阅档案方便，又承蒙赵祐志先生无私悉数提供所复制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外交档案”中“赛会公会档案”有关资料；日本野泽丰先生特馈赠有关博览会的论文和书籍，在此一并致谢。）
近代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近代博览会的本意和目的，在于汇集各地的产品与技术于一地，通过陈列和评比，奖优汰劣，鼓励竞争，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与文明的进步。但在博览会事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着重点又有所不同。通常在博览会初起之时，更多强调的是工商品的比较、竞争，即把提倡竞争精神，振兴本国工商实业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例如，拿破仑首倡工艺博览会于巴黎，初衷便是要通过奖励的办法，提高法国产品的竞争力，进而同英国展开全面的经济竞争，实现压倒英国而称霸欧洲的战略目的。为此，法国继1798年首次博览会之后，又迫不及待地相继于1802年和1805年在巴黎召开第二、第三次博览会。（注：李文权：《中国对外博览会之失败及对于本年日本巴拿马三宝垄三博览会出品意见书》，《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1914年1月）。）
到1851年英国于伦敦首开万国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时，其重心开始转向宣扬英国的国威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促进科学、技术和人文的进步，推动人类的整体性文明交流，从而赋予博览会崭新的涵义和更高的境界。这次人类的空前盛会由英国艺术协会(Society of Arts)主办，本身就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恰如时人所指出：“（大博览会）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参与其中，而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工业技能、艺术品位与科学精神。”（注：Charles Babbage,ESQ,The Exposition of 1851.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1.）从实际成果来看，英国首届万国博览会的确体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种蓬勃的生气和面对未来的无比自信，使工业革命“求强”、“求新”、“求胜”的时代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该会由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阿尔伯特公爵亲自督办，历时5个月之久，前往参观人数多达600万人，作为博览会主体建筑的“水晶宫”巍峨璀璨，体现了当时的先进科技和人类建筑的新形式。
不难看出，由法国、英国开其端绪的博览会本身是18世纪至19世纪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产物，但反过来又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要素的结合，使工业革命的火种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迎来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科学大普及的黄金时代。人们今天须臾不可离的电灯、电话、电报、打字机、尼龙……最初都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博览会走进千家万户的。博览会在近代科学传播和文化交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由于19世纪中国与欧洲社会发展所存在的巨大反差，博览会给欧洲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以及博览会本身的重要功用并不能马上为中国社会上下所认识。在近代欧洲已成常识的东西，在近代中国却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方能获得共识。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或“时差”，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解释中国在追步西方文明时所遭遇的困惑，以及博览会这类新事物为何一时难以在中国普及，而且即使强加推广也难免发生变异。大体而言，近代中国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科技进步）的过程。内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演进历程。
起初，晚清朝野士人仅从赴西方游历的官员和商人那里得知有关洋人举办博览会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但对此均不甚措意，视为无关宏旨的赛珍耀奇之举。这从“博览会”的早期译名中可见其端倪，当时一般译作“赛奇会”、“炫奇会”、“聚珍会”、“聚宝会”等，隐然含有“奇技淫巧”的鄙薄之意。有人曾谓：“吾国旧时于赛会二字，不求本意，谬译曰赛珍，遂若赛会为炫奇斗异之举者”。（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留欧学生、商人公禀”，“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8-2（02-20系编号，18系函号，2系册号）。该档案现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下同。）1866年，清总理衙门首度受邀参加将于次年举行的法国巴黎博览会，但置诸未理，仅例行公事，“行知三口及上海各通商大臣，并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商遵照”。（注：“法英等国聚珍聚宝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1870年，奥地利拟在维也纳举办博览会，又邀请中国“提供有趣之物”前往参赛。清政府最初仍不愿参加，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搪塞。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酌量助彩”，始勉强同意民间工商人等“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注：“（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国嘉礼治照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4-1。凡年代有括号者，系原档未具明，笔者根据判断所加，下同，不再注明。）但因商人响应者寥寥，遂决定由海关总税务司洋员德璀林、粤海关税务司包腊等负责采购商品前往奥国参展。而此时政府同意赴赛的原因主要即在于联络“邦交”的政治考虑，而非振兴工商的经济目的，至于藉此而传播科技、交流文化则根本连想也没想到。如首次同意参加1873年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主要理由即是“特因两国交谊，不肯膜视……若该商民在公会中，能有利益，亦中外和好之一效”。（注：“（同治九年）八月十九日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4-1。）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博览会，总理衙门指示：“中国办货赴会，原为敦睦邦交起见，路费、旅费宜格外节省，但陈设不可过于俭啬，以免比较优劣，贻彼此厚薄之讥”。（注：“（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2。）
根据赵祐志的研究，清政府官员初期对参与博览会持犹疑态度，除因潜在文化优越感而生的轻慢态度外，其内心深处对博览会这类新事物还有三层隐忧。一是担心博览会实行展品免税会发生走私偷漏，影响政府的税源。1867年巴黎博览会，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请求给予赴赛展品免税优惠，但总署（即总理衙门）答称恐有奸商藉赶会为名，趁机偷漏，碍难照准。法国又请中国派员核发执照，总署仍未应允。无奈之下法国自聘福州税务司美理登负责核发免税单，再照请清政府同意，至此总署只得被迫接受，但仍饬美理登须严密稽查，以杜偷漏。（注：“（同治五年）七月十九日给署总税务司札”，“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1876年，日本为召开1879年长崎博览会，亦请求赴会货品援例免税，但为江海关道所拒，认为赴会改为商办后，很可能有影射偷漏情形，“混请免税，未便准行”，最后总署接受江海关的建议，不准免税，致使商人裹足。（注：“日本长崎博览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二是担心博览会只赔不赚，蒙受损失。如总署在讨论是否参加1889年法国巴黎博览会时，便提出，“中国计程遥远，运物艰难，非近在欧洲之国可比，且从前曾与他国赛会，颇多亏赔，是以近年概辞未与”（注：“（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给法国公使李梅照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1。）。三是担心运送物品前往参展，自曝家底，引起列强觊觎。1883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博览会，负责筹办的驻荷公使李凤苞奏报本次博览会分为“万国赛奇会”和“属邦幻奇会”两个会场，提醒“属邦幻奇会”只可寄送与南洋、旧金山贸易的物产器用，至于台湾后山、苗瑶土产虽符合章程，但断不可送会，以杜各国觊觎。（注：“（光绪七年）二月十二日出使德国大臣李风苞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9-2。）诸如此类的种种担心说明晚清官员对博览会功能的认识尚十分模糊，常以过去的习惯性思维来忖度新事物。（注：有关清朝官员初期对博览会的种种隐忧，参详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载台北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日本由政府派员正式参加万国博览会也是始自1873年奥国维也纳博览会，但其参展目的一开始便非常明确，政治、经济和教育兼而有之：“一曰凡以为出品之物，无论天产人工，必择精者美者以搜集之，俾藉国土之丰饶，人工之巧妙，扬国威于海外；二曰各国之出品及著作，必详加考核，俾知西洋之学艺之精妙，机械之妙用，以开产物蕃殖之道；三曰乘今日之机运，创设不可或缺之博物馆，以促学艺之发达，而树他日博览会之基础；四曰本国物产之名目制造，宜力图改良，以博各国之称道，而增输出之数额；五曰各国产物之有名者，必详查其原价销路等，以裨自国之贸易。”（注：《日本第一次赴赛万国博览会颠末》，《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近代日本在举办博览会方面能后来居上，直逼欧美，与这种从一开始便对博览会功能有较明确的认识不无关系。
甲午战后，中国在西方和日本的强大压力下继“兵战”之后，复倡“商战”，振兴工商实业的舆论腾播而起，朝野对博览会功能的认识始由“炫奇”和“邦交”向“商利”和“争竞”转化，博览会的经济功能得到重视。博览会一词开始被更多地译为“赛会”。（注：将博览会译作“赛会”，显然受到中国古时集期庙会和迎神赛会的影响，赋予其集庆典、娱乐、社交、竞赛和贸易为一体的内涵及功能，但却去掉了庙会和迎神赛会的宗教性功能。对此，成书于1921年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直隶实业厅公署编）“序言”中有清楚的说明，“博览会三字，东译也，我国则译曰赛会。赛会之事，我国自古有之，但其事为定期之市，于今世之所谓博览会者有大小繁简之不同。”）
1897年比利时在布鲁塞尔举办博览会，驻比公使龚照瑗即谓：博览会“为兴工惠商……华商多财善贾者，必能体仰朝廷重商之意，挟赀备货，远渡重洋，与西人角利市廛，为我国畅销土产”。（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出使大臣龚照瑗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1-27-13-1。）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亦认为：“西人赛会为商务最要关键，为工艺第一战争，洵中国今日亟应举办之端”。（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北洋大臣袁世凯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1。）这同举国上下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深感震惊，指望以商战而助兵战，通过兴工商来强国势的社会心态是一致的。吉林将军长顺上书称博览会为“商战”当务之急，言曰：“今与列国开门通市竞争雄富，号为‘商战’之时，人皆开通，我独自守，断无能胜之理，今日举办赛会实为当务之急”。（注：“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收吉林将军长顺文”，“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1-1。）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并从“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才”、“察商情”、“广贸易”、“兴商地”、“除积习”等八个方面论证了博览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夫恤商惠工，条理万端，而提倡风气，开辟津途，可以破华商之愚，惩华商之伪，劝华商之勇，扩华商之见，合华商之势……孰有先于赛会者乎？”（注：刘桢麟：《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编》卷57。）
正是这种急切希望发展工商业的普遍社会心态需求，促成了20世纪初年“赛会热”在中国大地的兴起。检阅当年的报刊，有关国外赛会的报道和研究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不久前还被视为无益之举的赛会，仿佛一下成了振兴工商实业、挽救中国于危亡的灵丹妙药。有人提议，应变易各地古老迎神赛会的形式，使之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近代意义的商品赛会，“宜详考各国立会之制，先于沪汉等埠筹款试行农桑矿务等会，以劝民间。俟东省铁路既成，则于天津购地造展，综集中西，设一博览会，九重亲莅，以重其事……会散后储为博物院，备后人考镜之资。嗣后逐渐推行数省，一举以开风气，以拓利源。”（注：陈次亮：《赛会》，《皇朝经世文五编》卷30。）钟天纬亦上书张之洞，请变通迎神赛会而为近代博览会，“不如自行赛会以导华人先路而开富国之基。诚能就南方之赛会迎神、北方之庙集赶墟，变通其法，令百工商贾各行其业，自赛其物产，下至家用什物亦罗列于会场，兼行交易。”（注：钟天纬：《扩充商务十条：上南皮张制军》，《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7。）
1905年清朝商部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简章》20条，表态支持商人出国参加万国博览会，号召各省商家“精择物品”，踊跃赴赛，并改变过去将赛事委诸海关洋员包办的做法，由政府和民间绅商联合置办赛品赴赛。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又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专供陈列中国自制各货，供人观览，以为比较改良之张本”。（注：农工商部统计处编《第二次农工商统计表》，“农政”，1910年。）稍后，各省会和通商大埠均有仿行。这可能便是中国最早的、形式最简单的博览会。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劝工会、劝业会、物产会等地方性博览会接踵而起，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即使偏远如四川省，也分别于1906、1907、1908、1909年先后四次在成都召开商业劝工会，“仿外洋博览会之意而变通之”，“每开会时，各属物产，栉比竞赛，实为川省前此未有之大观”。（注：周询：《蜀海丛谈》卷1《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引自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第267页。）
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各地举办地方性博览会既久，人们方意识到，博览会的功用尚不止于比赛、竞争的直接经济效益，而更在于交流、推广的长远社会效益。博览会传播科技，促进文化交流，提升文明水平的更高、更深层次的功能开始为国人所认识。清末经常在《商务官报》上发表经济时评的杨志洵，通过介绍日本博览会会长金子坚太郎的观点，指出“博览会之效果，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二者。夫集世界文明之制品于一堂，知识藉以交换，人文藉以启发，又陈列坤舆之产物，角其精粗优劣，促实业之振兴，即以助国家经济之发展，可以为国际之一种祝典，以之辑和邦交，宣示国力，凡此皆为直接之效果……然今世界之大势，于会之规模，无不努力扩张者，且以收间接之效果尔”。其间接效果，罗列为“市街之膨胀”、“公共之建筑”、“工程之新颖”、“工业之进步”、“商业之进步”诸方面，并进而强调：“凡万国博览会，非徒启发人心，拓展经济，及为世界之广告而已”。（注：《万国博览会之效果》，《商务官报》（合订本）第3册第20期（1908年8月）。）这已将博览会的功能概括得比较全面，而不执著于联邦谊、争商利的狭隘政治、经济目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博览会“交换知识”、传播文明的根本意义，曾反复被时人所强调，逐渐成为共识。早在1906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使馆官员谭祖任便观察到博览会振兴实业的功用，主要体现为“出新法”、“制新器”的新知传播，指出：“万国赛会之举，原以振兴实业，鼓励商情……何人能出新法，何人能制新器，各国耳目注重于斯”。（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收驻义大使许珏函”，“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8-1。）民初，有人将博览会的作用区别为两个方面：“一、推广海外交易，以销售国货……值此赴赛之盛举，我国民亟应踊跃从事，各输出大宗物品，以炫耀世界人之眼帘，以争比赛制胜之光荣”；“二、交换知识以期本国之实业改良。物产之优秀，表示于比较，比较之方法，莫善于赛会。罗万国之珍馔，以供各国民之批评，知识既可交换，且能诱起实业之竞进”。（注：《民国经世文编》（实业），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4578页。）显然，前者讲的是博览会促进外贸的经济功能，后者则强调的是博览会交流知识、推广实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前者落实到物质上，后者落实到人文精神上，所谓“国随之以富，种因之以强”。这里已经有了与科学相联系的进化论的影子。
在晚清，“格致”是与“科学”相等同的字眼，但更多侧重于科学中比较、研究和发明的方法论意义，换言之，与技术发明和工艺改良等实用层面有更多的关联。有人总结道：“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格致内也，赛会外也。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谓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注：《论今日宜急开内国赛会以兴工商》，《东方杂志》第5年第5期（1908年6月）。）时人已意识到，在博览会中通过“格致”即科学的研究而改良工艺，比单纯地推销商品、赚取利润更为重要，也更符合博览会的本意。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评论：“查杨大臣（即出使比利时大臣杨兆鋆）咨内称赛会宗旨专为改良工艺一语至为扼要，推究赛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在赴赛之国亦藉其会场以增长见闻阅历，为扩充久远之图，皆不仅计较一时盈亏已也”。他并以美国圣路伊斯博览会为例，说明赛会重在研究和长远影响的宗旨，“如前年美国散鲁伊斯赛会时公法有会，法学有会，医学有会，农学有会，似于商业并无关系，初不知萃集各项之专门名家讨论演说，则其人民眼界理想随在被其影响。一言以蔽之，则凡有国家者，无非欲以激发其民进取之心而已。中国向来并无商学，亦未知赛会宗旨所在”。最后，他归结为：“赛会一事，以争工商学业名誉为第一义；以求工商学业来日之进步为第二义，而于贩运销售之盈亏，在所不计。”（注：《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1907年10月）。）南洋劝业会所编《观会指南》中也指出：“赛会者，试验产业进步之最要机关也……一方面固可改良其制作品，他方面则以奖励产业之发达而立国家富强之基矣。且其效力尚不止此也。凡人参观之时，尝可唤起兴味，实于精神上施以实物的教育，而养其兴业殖产之观念。此赛会最大之功效也。”（注：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南洋劝业会事务所，1910年，第96页。）民国初年，时任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赴美赛会监督的陈琪，对博览会的长远功效亦有精辟论述，提出：“博览会者，商战之舞台，工商之研究所……不惟谋现在之小利，尤当研究商业谋将来之大利；不惟在会场以内扩张贸易，尤当在会场以外浚发利源；不惟于商业谋发达，尤当以学术启新机”。（注：陈琪：《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1916年，第91页（该书未注刊印者，现藏温州图书馆）。）
以上从间接、长远的视角来观察博览会功效的观点，与西人的近代博览会观念已如出一辙。曾担任民国工商部次长的向瑞琨对这种看法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盖博览会之宗旨，一曰生计之竞争；二曰世界之教育；三曰国家之盛典；四曰国民之外交……凡经博览会闭会以后，该地方每因之发达。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以后，而该市之高架铁路、电车因之而设，荒芜一变而为通衢，人口遽增至六十万。美术会、博物馆等，建筑一新，工场之烟囱增有二倍，商业之资本增数倍。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以后，该市之道路、自来水、消防术等，均大有进步。其铁路直增数线，而银行、旅馆增设尤多。”（注：《论南洋劝业会之影响》，《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
尽管当时还没有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一词，但这里实际上已触及博览会促进城市近代化的主题。博览会的综合效用，归结而言，也就是提升城市、社会和人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在近代，这种文明水平的提升，是与工业化程度成正比的，是由科技进步和观念变革所体现的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注：在讨论博览会与城市近代化关系方面，可参见加拿大学者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 in Toronto: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Late Victorian Culture.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该书从布展、认同、城市理念、公共空间、庆典与娱乐等文化史视角，全面讨论了工业博览会对促进多伦多城市近代化的巨大功用，颇具借鉴意义。）尤其那种规模巨大的世界博览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国现代化过程的标志性事件。有人就曾指出，1876年为庆祝美国独立一百周年而举办的费城万国博览会，实为美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界标，“费府大博览会之结果，卒能变农业时代进而为工业时代”。（注：《论日本大博览会我国之赴赛之准备事宜》，《商务官报》（合订本）第3册第4期（1908年3月）。）
虽然在对博览会的认识上，近代中国人存在一个观念调适和逐步加深了解的过程，从最初的政治、外交为主导，逐渐过渡到以商业竞争为主导，继而以文明的进化为主导，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亦逐步凸显为时人至为关心的主题。但这种思想史上的理性认识实又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跨度，存在着区域性的认知差距，并不可能完全对应落实到不同时段中国参与或举办的博览会实践上。这是不得不预先加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思想界尽管可能对西来的博览会观念有超前性的领悟，但实践者（即具体的经办人员）却往往只能根据具体国情而强调博览会的某一方面的功能，不能面面顾及，或超越阶段去学西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明明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为何又偏要冠以“劝业会”之名？有人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博览与劝业性质同而目的异，博览之设在工艺已发达之后，互出其技交换知识；劝业之设在工艺未发达之先，引起国民注意实业。换言之，博览会乃劝业会之结果；劝业会者乃博览会之起因也。”（注：《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
可见，由于近代中国实业尚处于幼稚阶段，工业化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科学技术也远较近代西方落后，因此，不得不自先降低调子，侧重于实现博览会奖励实业、振兴工商的近期目标，而仅仅兼及其传播科技、提升文明水平的远期目标。这种思想认识逻辑与实际历史演进并不完全同步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讨论博览会事业中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时，显然必须对这一特点予以充分注意。
博览会中实际发生的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
如果说近代史上时人对博览会的观念调适大致上还可理出一个线索和头绪，有一个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认识发展过程，那么，在博览会上所实际发生的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就远为复杂，只能结合中国的实情，大致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观察。
（一）展陈与观摩
博览会最原本的功能就是专辟一地，集合精良物品供人观览，以起到增进知识，以广见闻的作用。所谓：“博物之院，萃于一区，必先筑绝后空前之会所，四通八达之市场，荡心骇目，巍然焕然，乃足以受容中外与会之人与物，及中外观会应用之物，非细故也。”（注：《论今日宜急开内国赛会以兴工商》，《时事报》1908年3月30日。）这里，集中展陈是博览的关键，也是科技和知识得以传播的前提。无论多么精巧的技艺或新奇的发明，只有集中起来供人观摩，才能发生传播的意义，否则，便无法推广。传播行为的定义便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注：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或许，古老的集会或集市现象给了博览会发明者最初的启发。博览会的另一英文名称fair就具有集市、市场的涵义。但近代博览会区别于传统集会或集市的，是既有物品和人员的大规模的集中，又有依办会者的思路和物品的特性进行的分类分区展陈。这些，也就构成了近代博览会的基本要素。所谓：“赛会之为物，即合一地方或一国之技艺及农工商品次第陈列，以供公众之观览，藉以表示一国或一地方之生产力与技能。同时又为竞争广告之最大机关也”。（注：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第88页。）“赛会之设，在罗致各国物产、工艺，区分类别，排列会场，俾各国之人咸得较其精良，用资模仿，是于通商之中隐寓劝工之意。”（注：“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总署）奏为美国散鲁伊斯城举行赛会”，“外交档案”，“各国赛会公会”，02-20-2-1。）对事物的区分和归类往往是科学认知的第一步。博览会出品的分类集中展示，不仅对人们的感官产生强烈的冲击、示范效应，并且兼以启迪观者的心智。
进而言之，博览会上的展陈与观摩本身就是人们打开眼界，获取新知的重要途径。“赛会者，即农工商各业之进步证明场，又为实业界之高等学堂”。（注：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第88页。）在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尚未发明之前，博览会通过展陈、观摩所起的大规模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作用，是任何其他形式都不能替代的。1851年英国首次世博会期间，世界各地前来参展的人数达1.7万多人，参观人数多达600多万人次；1867年法国举办巴黎世博会时，参展人数增至5万多人，前往参观者竟达1020万人次。甚至连远在东方、非常闭塞的中国也竟有人前往观会，首次受到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洗礼。曾有上书太平军惊人之举的王韬，便漂洋过海，有幸观览过1867年巴黎世博会会场，对其建筑的恢宏称颂不置：“至其工作之巧妙，土木之奢华，一时无与埒者……于其中创设聚珍大会，凡中外士商有瑰奇珍异之物，皆可入会，过关许其免税。于是怀宝者自远麇至，美不胜收。”（注：王韬：《漫游随录》，引自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第6册（岳麓书社，1985年）第92-93页。）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实系中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虽无法与西方的世博会相比，但亦规模巨大。该博览会会场占地700余亩，设各省展览馆30余个，并设3所参考馆，分别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设暨南馆一所，陈列南洋华侨的出品，会期长达5个月，前来观摩的人员达20余万人次。全部参展物品数量缺乏精确统计，但据称仅两江地区物产会出品就达100万余件。（注：《奏开会礼成办理情形折》，《商务官报》第5册第12期（1907年6月）。）这么多的物品和人员集中到一地，在当时尚十分封闭、守旧的中国，是难以想像的事，很多人都是于参观博览会之时感觉“荡心骇目”，眼界为之大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收了近代文明的洗礼，认为“一年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注：“苏州商会档案”第7卷，第46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也正是通过博览会上的展陈和观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近代科技的最新成就，了解了工业进步的现状，感到无比新奇和激动。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召开，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随几位海关洋员代表中国前往参展。在归来后撰写的《环游地球新录》卷1《美会纪略》中，李圭特别提到了参观机器展厅时的感受，该“机器院”（即展厅）“屋长一千四百零二尺，宽三百二十尺”，“位置之地，美国最大，由西至东皆其器，约居十之八”。其展出的号称“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的柯丽斯(Corliss)蒸汽机，给李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正中置大机器一副，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大轮动，则院中各器凡需蒸气者，皆藉气以运动。其有不需蒸气，惟藉皮条扯动者，各器有大小轮盘缠皮条套梁际铁轴之轮盘，亦可随时拨动运用，如吸水、印字、纺织、锯、磨诸器咸赖焉。器名“哥阿力斯”，为美人哥阿力斯手制，故以其名名其器……如此大器，动时无甚声响，且一人即可运之，是可异也。（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6册第223页。）
对机器的神力，李圭感慨不已，认为“精益求精，巧益思巧，此出一器，彼仿行之，尔争我竞，莫可底止。何怪机变之事，日出而日盛，且日盛而日新哉！”他已经看到技术进步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提出中国也应讲求机器，不能抱着祖宗的成法不变，“是机器正当讲求，不得援古人桔槔之说，概谓机器不当用，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置诸弗取也。”李圭的见闻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极大反响，洋务大员李鸿章在为《环游地球新录》所写的序文中，便有感而发：“夫自通商以来，泰西诸国，日出其聪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为富强计者，若铁路、电线、车舡、炮械之属，转相仿效，务极新奇；而于商务，尤所措意，舍是则无以自立其国。”（注：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6册第223、192页。）由此看来，洋务派之强调引进西方的科技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与辗转来自西方博览会的信息亦不无关系。
中国自己举办的博览会上，虽无如巨型蒸汽机那样的近代先进技术可以示人，但其展品多少也反映出中国实业的进步和制造技艺的提高，可以看到中国在学习西方工艺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进展。1909年在武汉举办的劝业奖进会上，湖北兵工厂的军械、陆军工厂的皮靴、武昌制皮厂的皮箱，以及制麻局、武昌工艺实习厂、善技厂、汉口劝工院和几家私立公司的出品，“不乏仿造外洋货物而得其精神者。且定价之廉，亦不让外国货”。就器械而言，“如工艺厂藤棚钢丝等，铁床（即车床）、轧花、压布、磨粉、造洋烛等机器，以及汉口劝工院藤篾等器，均属行销有望之物”。（注：《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又如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机械馆中，北洋劝工厂陈列有汽机、消防水龙、起重机、美式水泵、挤铁机、切铁机、切片机、切丝机、轧棉机、钻床、车床等机器；求新机器厂陈列有火油抽水机、豆油榨机等；江南船坞所陈列有双轮汽机两具。在教育馆内的科学仪器馆陈列有物理器械50余种。（注：《南洋劝业会游记》，“机械馆”、“教育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0年初版。）对博览会素有研究的李文权在参观机械馆后记道：“此馆以较东西各国固曰幼稚，然实则陈列丰富，为吾人初料未及。”（注：李文权：《南京博览会各馆游记》（续），《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2期（1914年2月）。）教育馆中还陈列有“苏州农业中学堂动植物标本，及各种机械图。又江南高等学堂之双摆电动器滑车及各种制作；又某君发明不用镜之照相。或仿造或发明，皆有可观。图书仪器部，江南江西官书局、国学保存会、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皆有陈列，然以商务印书馆出品最多”。（注：李文权：《南京博览会各馆游记》，《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这说明中国在推行近代教育，传播科学知识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即使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通过农产品陈列所、品评会的展陈奖劝，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近代农学知识，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如直隶农务总会有鉴于“我国农学萌芽，尚在幼稚时代”，“先就品评会而仿行之，以为博览、共进之起点”，（注：《北洋公牍类纂》卷24《农务》，北京益林印刷公司，1907年，第1页。）遂于1907年举办第一次农产品评会，“除官绅外，农民赴会者二百余人”，他们通过听取讲演和观摩展品，接触到过去闻所未闻的国外农学知识，“欢欣鼓舞，莫可名言”。（注：“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8页，苏州市档案馆藏。）
此外，参加国际性博览会的过程，同时也是“绍介我国进运之状态于世界万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的过程。如1873年首次参加维也纳博览会时，中国展团从上海、牛庄、天津、汉口、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通商口岸收集的出品，纺织品、衣料服装占绝大多数，尤其属中国特产的生丝、丝绸展品最多，江南生产的22种生丝、421种丝绸参加了展览。1884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健康保险博览会上，中国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组织参展的出品，主要是与介绍中国社会生活有关的物品，如服饰、轿子、马具、乐器、书籍（包括传教士的汉译西书）等。到1911年准备日本大博览会的参展出品时，中国有关人士已注意到除展出生丝、茶叶、瓷器、工艺品等传统名牌产品外，亦应注意收集、展出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化水平的“发明品”和“模仿品”。发明品包括“苏州洋式木器之自由旅行椅、上海朱开甲发明之新式汽机、安徽之新式磨椎、北洋劝业厂之机器等”。模仿品则包括“天津之塞门德火砖、苏州之仿造洋绸缎、天津之呢及皮件、各省学校用品如粉笔、药水、标本、仪器之类”。他们希望通过这类“发明品”和“模仿品”的展出，多少能够反映中国经几十年努力后在实业和教育上所取得的进展，“一以验工业美术之成绩，二以为研究吾国事情者之参考”。（注：李文权：《余于日本大博览会之意见》（旧作），《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
（二）研究与比较
在由博览会所体现的科技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展陈与观摩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说大众化的参观行为尚属交流、传播中的感性层次，那么，有组织的比较、研究，则可使博览会中的交流、传播达到较高的理性层次，大大增强博览会的效果。换言之，研究与比较亦属博览会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之一。正因为如此，西方举办博览会时对出品的研究格外重视。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开会期间，“会场中设有全球商业公所，各国商人均入所研究”，只有华商“绝不过问”。（注：《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1900年巴黎博览会期间，奥地利政府为了研究博览会出品，“选商业工业其他各实业学校之教师百人为一团，遣往巴黎。经费概由政府负担”。（注：《1900年巴黎博览会之各国特别馆》，《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其对博览会出品研究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所谓研究，用当时的话讲就是“格物致知”，即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博览会展品收集、布置、展出、评比、奖励、推广的各个环节，其中尤其要研究展出品的优劣状况，其工艺、技术创新的程度，如何改良、提高等等，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博览会传播科技、增进知识、促进贸易，提升整体文明水平诸功效的关键环节。在现代传播学意义上，只有通过对展出品的研究和宣传，才能使展品的特质突显于观众面前，吸引其注意力和激发其对之进一步了解的兴趣，以达到展出的目的，因为“大众媒介的效果将取决于传播的知识和信念的性质，取决于知识和信念系统化与多样化的程度，以及取决于我们个人对作为一种信息来源的大众媒介的依靠程度”。（注：丹尼斯·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第12页。）
中国初期组织展品赴赛，通常不注意仔细研究如何收集最精良的物品，如何达到宣传自己、推销产品、切磋交流的赴赛目的，因此通常效果甚差。有人批评，中国出洋参加博览会往往“平时既无预备，临时又不研究，且必待该国照会到部，辗转行文，始行出示晓谕，为期本已甚迫，赴赛商家又不通西国语言，仓惶失措，何能遂其所求”。（注：《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第4年第9期。）这种现象已为著名士人和实业家张謇所觉察。1906年意大利在米兰召开国际渔业博览会，张謇便竭力主张设立“七省渔业公司”，认真调查研究如何筹办展品，同时利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表明中国领海主权，绘制渔界海图，“而各立渔会之保护，俾各安其业。又趁此会场参考各国捕鱼畜鱼之法”。在张謇等人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这次赴赛不仅调查了中国的渔业资源，宣示了中国的海权，而且参展品精良，在博览会上取得巨大成功，“计得奖凭、奖牌百有余张”，“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注：参见李士豪、屈若蹇《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重印本）第64、70页。）
在成功地收集到展品之后，如何加以科学的陈列，也同样值得研究。博览会出品的陈列、布置亦是一门专门学问，其中大有讲究。展品分类是否科学，陈列是否得法，将直接影响博览会知识传播的功效。有人经过研究后指出，博览会“集天下之财力、物品于一场，而欲使各方面皆称其意，其势亦甚难。然必使陈列品一望即明，又必使陈列者有尽其心思、材力之余地”，因此，除陈列场馆的建筑式样、采光办法均须讲究外，陈列品的分类也很重要：“世界愈进步，则出品之分类及陈列益趋于专门。每经过一次，则各商店、公司之陈列装饰等法，亦必进步一次”。在展品分类上，“第一则宜便于观者，其二则合于学理。至于橱台装饰、采光配色，均宜先加研究焉”。（注：《劝业会说略》，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第105页。）
某君经考察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展品陈列后，指出该会出品的展出不甚得法，“会场中陈列室号数，颠倒错乱，毫无次序，观者稍粗心，即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患”。另“出品标注，其文字固宜简单，亦贵明晰”，但该会出品标签上“仅印有物名、产地、出品人、制造者、价值等文，而无用途二字，致观者对于初见之物，徒羡其光怪陆离，而莫悉其用法，是亦一缺点”。（注：《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官》（录《时报》），《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这些，均影响了此次博览会的效果。在次年的南洋劝业会上，湖北出品的陈列已有明显改进，颇获好评：“陈列布置各省不同，而真能得法者尚少。湖北馆布置最称得法，而直隶馆则分部清晰”。（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13年，第129页。）这两省所取得的进展，同先前分别举办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天津商业劝工会所取得的陈列经验，显有关系。
当然，博览会上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由专业人员对各种出品所作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由这些专门研究所提供的评论、改良建议或研究报告，以及对研究成果的反馈，则构成博览会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下面拟集中分析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的出品研究活动及其相应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情形。
南洋劝业会开会不久，以张謇等为首的东南绅商，为使南洋劝业会促进工商业发达，开通民智的目的落到实处，遂仿行西方博览会的做法，发起设立“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研究会举李瑞清为会长，张謇自任总干事，宣布宗旨为：“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注：《南洋劝业会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1910年7月）。）其研究方法，先是各自研究，条具意见；次为共同研究，证勘疑义；再分头请专门人才提出改良办法。该研究会在两个月之内，对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美术、机械和通运八个展馆的展品分别进行研究，最后，将全部成果汇集成一巨册《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注：该报告书内容包括关于教育、工艺、医药、农业、武备诸方面的速记录、演讲稿、报告书、说明书、意见书等。以下简称《报告书》。）由上海中国图书公司于1913年正式出版。透过该书，我们可依稀看到当年中国工艺、科技发展的现状和科学知识普及情况，同时也能读到许多有关改革教育、提高中国工艺和科技水平的真知灼见。以下略举一二。
(1)中国工艺与科技现状。黄守孚的报告书对中国工艺现状持低调态度，认为“今世之工艺，当以机械工艺为主，手工次之。而就两工艺馆及各别馆之工艺以视吾国之工，殆犹在纯粹手工业时代……观于机械馆，而普通工业应用机械无有焉；观于美术馆，而图画焉、刺绣焉、雕刻焉……观于通运馆，则无论交通之设备不得备焉，包装捆载之法既无所表见，是亦足以阻工艺之进步”。有鉴于此，他提出“欲兴工业，自以广设工业学校为主。先实际之应用，缓高远之理论，而于机械图画二科尤当认为必要，务使机械之常识普及于一般之青年”。（注：《报告书》，第109、127-128页。）
但也有与黄守孚不同意见者，如天津刘辅臣的报告就对中国机械和科技现状持比较乐观态度，认为进步不小。他以机械馆的出品为例，列举出“天津劝业铁工厂所造水龙、印刷机器、火柴机器，以及他种汽机共若干件。又山东德州制造局陈列造无烟枪、子母机器全分一套，三十马力汽机照片一纸。又上海求新铁厂所造榨油饼机器以及别项之物品”。他认为该三厂“虽系仿造，实属精良”，仿造是创新的必经阶段，“设厂造物，理应由仿造入手，久而久之，心性灵活，创造自出将来，质料亦不购买于外洋，尤为至要。”此外，汉阳铁厂所陈列者，皆系该厂“自行锻炼”，“成绩颇为可观，富国强兵概持于此”。（注：《报告书》，第165-166页。）
(2)外国技术的引进。从所陈列的一些大型机器设备看，国外的一些先进工业技术已开始为中国所应用，其中有些产品的国产化程度已很高。如汉冶萍公司江西萍乡煤矿的电机厂，设备系从国外引进，“购置新式电机于总平巷内，接通电栈，遍设电灯，备电车头多部，拖运煤车，双轨交驰，络绎不绝。日出生煤至五六千吨之多。其发电力尽可尽数畅通，较之用人力者，其灵钝迟速有天渊之别。”其所采用的西式炼焦炉，系该矿造砖厂自造，“一切仿造西法，有过之无不及也”。又有江南制造局“向用二千马力汽机轧大钢坯”，后因炼钢日增，须兼轧小号钢条，遂由总机器厂造成单汽筒汽机一部，马力56匹，专轧4分至4寸方圆熟钢，每日可轧二三千磅，“供本局各厂用并行销华洋官商务厂坞”。（注：《报告书》，第11、15、25页。）
在农业方面，虽然西方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很快，以致“排水、灌溉、耕垦、施肥、镇压、播种、收获、除草、脱麸、脱粒、运输、以及诱菌、诱蛾、捕蝶，无一不用器，无器不精良”，但并不太适合中国当时比较小型、分散和落后的农业，因此，着重引进的是方便、实用的小型农用机械，并加以改进。如梁祖禄提供的剪茶、筛茶机，原系英国某机械师发明，经改良后，“每点钟能剪茶、筛茶约八百磅”，售价仅大洋650元。他所提供的制茶机，也是英国人所发明，引进后再加以改良，“于轴枕处加以弹子枕，比之尤为轻便也”，亦仅售洋1600元。西方的一些种植技术也引起国人的注意。如植棉，有人便提出“吾国种棉皆失之密，查美国种棉之地，每畦预立子位相间尺有二或尺有八，疏密交错，如犬牙。今以华棉与美棉比较，其枝干不如美棉之藩衍”，建议采用美国式的播种法。国外良种的引进也进入人们的视线，“今泰西农学家以交换种子，改良农作物，其效大奏，故购求嘉种往往远涉重洋，不嫌劳费也。今萃二十二省之特产，并搜求东西洋之异品罗列会场，以供吾人之研究，择其嘉种而交换之，不亦便乎？”（注：《报告书》，第55、57、190、171页。）
(3)科学教育仪器。劝业会上展出的各地提供的科学教学仪器、挂图等颇多，如师范教育类中有教员、学生合制的物理器械，计力学16件、水学15件、气学3件、热学6件、电学21件、光学6件、声学7件，均“制法颇佳”。但总的来看还是为数太少，“科学学艺器械美则美矣，惟为数太少，纯用中国质料及制造法者亦不多”。此外，欧美日本多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理化器械，而中国学生自制者太少，这对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显然不利。也有人对教育科学展品不适当的分类提出质疑，认为教育馆中所陈列的讲义、图画、手工等与劝业会所研究的教育主题关系不大，真正的教育科学展品应当“如博物标本，如理化器械，如算绘器具，如各种图画，以及学校用之桌椅、笔墨、簿籍或体操球杆器具之类，皆农工商之出品而为劝业会教育馆之主体者”。但这些理应展出的教育用品却很少见之于教育馆，而散见于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展馆和某些学校的展出品之中，以致很难从事有关科学教育情况的研究。（注：《报告书》，第107、101页。）
博览会上对展品的研究通常又是以比较为基础的，比较即是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只有通过对不同展品的比较才能优劣互现，较其短长，促进竞争，如张謇所说：“夫赛会者，各竞其长，而短者取人之长而自益。”（注：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20年，第115页。）在比较与竞争的关系上，“无比较则世界亘古无竞争，无竞争则世界亘古无进步，无进步则社会亘古不能进于文明之域。”（注：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第88页。）
正是通过博览会上与外国展品的比较，人们已看到了中国某些传统工艺和产品所存在的严重不足。如瓷器制造上，一些国家的工艺已有超越中国之势，“法国细瓷异常精美……销场能过我者，或绘事见长，或著色干净，或式样崇新，均能趋人之好尚也。”（注：“苏州商会档案”第77卷，第43页，苏州市档案馆藏。）又如丝绸一项，“（中国）丝斤做法不善，粗细相杂，近为洋人深恶。”（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各物总院”。）中国丝绸仍用旧法织造，西人虽喜欢，“然终嫌其质粗色黯，经纬线缕粗细不匀，挑丝疙瘩触目而是，稍一揉弄，即已起毛”。因此，人们认为：“凡此诸弊，不能改良，绸缎一业，无望行销于外国也。”（注：《密拉诺万国赛会物品评议》，《商务官报》第2册第12期。）
在南洋劝业会上，有人对外国参考馆上的展品做了比较之后，认为德国展品最优，“各种电气品如电报机、电话机、无线电报机、电铃等皆精”。其“陈列之动目，说明之切要，出品之精美适用，不惟吾国梦想所不及，抑亦驾英美日三国而上”。（注：《南洋劝业会游记》，“参考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0年。）此种评价与当时德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强国正奋力赶超英美的态势是基本相一致的。通过将中国展品同外国展品的比较，人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新工业文明尚处于极其稚弱和落后的初生状态，“（中国）机械制造尚在萌芽时代耳”，观教育馆“而实业学堂无几焉”；观机械馆“而普通工业应用机械无有焉”；观通运馆则“交通之设备不得备焉”。（注：《报告书》，第139、127页。）显然，中国同西方列强和日本在国力和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并非几年或几十年就可以扯平的，需要长时期的不懈努力。
尽管中国总体工业化水平不高，但在某些局部地区，技术水平已有相当的进步，并各自呈现出特点和优势。如军事工业一项，湖北、上海等地的工厂比较起来便各有其特点：
湖北汉阳厂所造之枪炮全体质料尚称坚实，惟关紧要机件之钢料大都购自外洋，且瞄准机器自造法，欠称灵巧耳。上海制造局所造枪炮除退力
平水管钢之外，均可由本厂自产，足见其炼钢法较湖北厂为优。且外面各机件之造法亦较湖北厂为巧，但不知其于实际何如。四川制造厂则钢质等俱属平常，所造七响手枪与汽（气）枪乃为特色，亦足以见其制造之思想稍胜于他省也。广东制造局所造机关枪逊于湖北而枪支过之。如是炮以上海厂为最，机关枪以推湖北为先，四川制造厂则手枪尚可，枪支则广东稍优……互有优劣，但望优者精益求精，而与列强并驱，劣者力求改良，以备不足。（注：《报告书》，第384-385页。）
还有人专门将南京生产的宁缎与杭州生产的杭缎进行比较，指出各自的优长与局限以及工艺改良的方向。在各自产品特色方面，“宁缎以元青色著，杭缎以杭青及浅色称；宁缎以厚重擅长，杭缎以轻巧见赏；宁缎惟朴实耐用，杭缎惟华丽夺目。故体质之坚韧杭不如宁，而组织之新巧，宁不如杭；光泽之耐久，杭逊于宁，而颜色之明媚，宁逊于杭。”在改良工艺方面，“愿江浙业缎诸君互相观摩，益求精善。宁人于朴实之中修饰其外观，杭人于华美之外坚韧其体质，然后培植蚕桑，以储原料，置办机器以省人工，减少成本以廉价格，改良花本以新眼界”，如此，方能与洋商角逐于商场，使“漏卮稍塞于万一”，“而数百年脍炙人口为世界推重之缎业蒸蒸日上”。也有人通过对江西和湖南两省瓷器的比较，认为，湖南瓷因注重工艺和花色品种的创新，实已有超过江西之势，“去年武汉劝业奖进会，江西反败于湖南，坐失千百年之荣誉，非不求进化遂致退化之过欤？”故此深望能通过南洋劝业会而使江西瓷与湖南瓷取长补短，共谋中国瓷业的进步，“劝业会者，又交换知识之大市场也，若能使两方面融铸一炉，而各效其天功人力，为吾国瓷业界谋进步，恢复已失之利权，则湖南实为江西之良导师。”（注：《报告书》，“丁部”，第8、9页。）
（三）广告、宣传与推广
博览会本身又是一个巨大的广告场和商品展销地，同时也是近代科技文明的最佳普及场所。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往往通过广告效应和颁给奖牌等，巩固了已有的领先地位；而过去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精良产品，通过评奖宣传，顿时声名鹊起，销路日广。如在南洋劝业会上，山东博山玻璃公司不仅由南洋大臣特准专门设有博山玻璃馆，而且大做广告，声称该厂为“东省之巨厂，中国前此未有之工业也”，其所制造的平片玻璃，“盖实业中之最难办者”，因此该公司“将来发达，非可限量”。（注：《南洋劝业会博山玻璃馆广告》，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附页。）此外，湖南夏布公司、上海中法大药房、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杭州照相公司、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湖南磁业有限公司、南京厚大绸缎布庄、广东佛山瑞芝堂药房等也均在南洋劝业会上做有广告。博览会上的评奖本身也能产生巨大的广告效应，如湖南一绣品公司为其所出湘绣做广告时，便特地说明该公司产品在“东西赛会频获优奖”，尤其在上年所开武汉劝业奖进会上更荣获一等金牌奖，（注：《武汉奖进会一等金牌湘绣到宁出售广告》，南洋劝业会编《观会指南》，附页。）以此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商品广告和相应的产品宣传活动不仅有促销的作用，而且也有普及、推广知识的功能。如1928年工商部召开的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上，一些大的机械厂家为了替国货做宣传，在会场中现场表演机械织布、抽水、印刷、订书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于推广国货也有相当的功效”。（注：武育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年5月）。）1929年举办的规模更大的西湖博览会上，一些厂家也采用了机器现场表演的方式来做广告宣传，收效甚佳，工业馆机械部陈列的纺织机械、电气机械、印刷机械、发动机等，“轧轧机声，最易吸引游人”，“日来致函询问机械价格及索取样本者，日有数起。”（注：《工业馆陈列机器畅销续志》，西湖博览会《日刊》1929年8月28日，引自谢辉“西湖博览会研究”，杭州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
博览会办得成功与否，同舆论宣传工作关系甚大。因此，历次博览会的主办者都挖空心思，力求花样翻新，扩大声势，以收到最佳宣传效果，而现代科技知识也随之得到最大限度的普及。归纳而言，博览会上的造势宣传除上面提到的广告、现场表演等而外，大体还有如下形式。
(1)通过报章杂志等媒体广为宣传。每当举办博览会之前，各地新闻报纸均做了大量舆论宣传，或介绍西方各国和日本等举办各种博览会的情况，或对即将召开的博览会做专门的介绍，提供各种建议、评说。在博览会召开期间，各新闻媒体更是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有关赛会的各种花絮亦穿插其间。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时，进驻会场的新闻社和报刊有40余家，其中来自北京的有中国报、北京日报、帝国日报、帝京新闻、宪志日刊、京津时报、国民公报；来自上海的有时报馆、神州报馆、申报馆、中外日报馆、舆论时事报馆、天铎报馆等。为扩大影响，劝业会还专门出版日报、旬报，对赛品采集、展出、研究及评奖情况分别详加报道。（注：《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日文），日本出品协会，明治45年，第188-189页。）1929年召开的西湖博览会专门设有宣传处，除邀请各家新闻单位进驻现场报道外，宣传处还出刊《西湖博览会日刊》、《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等，刊登的内容有会务志要、馆所新闻、工商消息、读者评论等。
(2)通过宣讲、演说等形式使博览会宗旨家喻户晓。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鉴于平民百姓多半不知奖进会为何物的现状，专设协赞会、出张所、宣讲所分途宣讲博览会的历史、性质和武汉劝业奖进会的目的、宗旨，“每日逐渐迁移，至周流普遍而止”；并印制白话文宣讲书达5万余册，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其中一本名为《铁匠赛会》的宣讲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一名法国铁匠希利达，如何在法国首次赛会中因制品获金奖而发财致富的故事，说明赛会可能给普通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共散发了5000多份，一时传颂于街头巷尾，加深了人们对博览会功效的认识。（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1910年，第91页。）
博览会期间组织的各种专题演说，更是传播先进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的有效途径。如南洋劝业会设有工业演说大会，发表了有关工业发达的历史与前途、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各种科学发明等主题演讲，深受与会者欢迎。（注：《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日文），第170-171页。）西湖博览会为宣传新知识，专门设有名人演讲项目，请戴季陶、王正廷、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先后来会作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各项专题报告，“诸先生所讲的都是目下最切要的问题，每次开会听众都在数千人以上。”为了宣传当时还相当新奇的航空事业，除进行飞行表演外，还请来专家作有关飞机的专题演讲，如“飞机的功用”、“飞机之构造”、“飞机之原理及效用”等，增进了人们对新兴航空事业的认识。正因为西湖博览会使人们大开眼界，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有人称之为“社会一般人的大学，是不要钱的求学机会”。（注：《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第2章，第66页；第6章，第116页。均引自谢辉“西湖博览会研究”。）这很生动、恰当地说明了博览会传播新知的功能。
(3)通过汇编专书使博览会的成果长期流传。将博览会上的各种展品目录、演讲、报告、颁奖及观察汇编成专书刊行，使人们能了解科学的最新进展和新的技术发明，是各国博览会的通常做法。英国于1851年举办首次世界博览会后，旋即编辑出版了《1851年大博览会，或英格兰工业、科学和政府评论》（1851年）、《在四次参观中对博览会的观感》（1851年）、《水晶宫及其展品目录》（附500幅插图，1851年）、《1851年大博览会的交织画面》（两卷本，1854年）、《伦敦大博览会人文与科技进步演讲集》（1856年）等专书。（注：这些书大多为伦敦大英图书馆所保存的善本书。）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也立即编辑出版了该博览会上有关演讲的汇集《1915年旧金山博览会演讲汇录》（1916年），其后编撰的《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事》（1921年）更长达5巨册，有600多幅插图，集中展示了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最新进步，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中国近代的历次博览会也不例外。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召开后于次年便编辑出版了300多页的《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一书，详述了是会召开的经过和展览情形；1910年南洋劝业会后编辑出版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一巨册（详前文），尤其日本编辑出版的《南京博览会展品调查书》长达1425页，被称为“出有凭据的清国物产志”；西湖博览会的《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也是卷帙浩繁，资料翔实。这些出版物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实录，更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和文化载体，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四）博览会网络所体现的科技、文化传播
近年来一些学者将网络分析理论应用于商业史的研究，在亚洲商业网络、中国商人组织网络等研究中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尽管特定的博览会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短者数日数十日，长者数月不等），但从其酝酿、展品征集、运输、展陈、评奖和陈列品善后处理的全过程看，从博览会与其他组织机构的横向联系来看，博览会系统实际上也是呈一种网状的结构。从地方性博览会到全国性博览会再到各种各样的国际性博览会；从博览会到各种物产会、协赞会、出品协会、商品陈列所，其间都有某种或明或暗的管道联系，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商品流的大网。因此，近代博览会网络实际上也是近代商业网络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纳入商业市场网络中一并分析。而博览会所体现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的传播，往往又是循着这些网络路线进行的，由此使博览会的影响往往超出举办博览会的城市本身。
以南洋劝业会为例，实际存在一个远比劝业会本身更为庞大的运作性组织网络。首先有两江（江苏、江西、安徽）所属各府州所设立的镇江、通海、苏州、江宁、徐州、徽州等39个物产会，其任务是先在本地征集土特产品举办展览，然后再择优运往南洋劝业会赴赛。两江以外的其他各省以及南洋群岛诸埠则分别设立出品协会，这样的出品协会共计有18个，（注：《南京博览会各省出品调查书》（日文），第26-27页。）其功能与物产会相似。如先于南洋劝业会召开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即是由湖北出品协会负责征集展品，以后又由该出品协会把其中的精良出品选往南洋劝业会上展览，使湖北省能够一省而同时办两个展览馆（湖北一馆、二馆），赢得了普遍好评。为了协助征集展品、扩大宣传、协调关系，又成立了包括官员和地方绅商在内的协赞会，设于江宁（即南京）的协赞总会共下辖18个地方协赞会，第一个协赞会于1909年初开设于上海。（注：《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二》，《东方杂志》第6年第4期（1909年5月）。）各地先后成立的商品陈列所本来与南洋劝业会没有直接联系，但因物产会、出品展览会、劝业会上的一部分展品后来又运到各地商品陈列所长期展出，因此，商品陈列所事实上也变成了博览会网络的链条之一。据有学者统计，晚清各省共有这类商品陈列所20个，分别由官方工商管理机构或民间商会设立。其中河南劝工陈列所率先由该省商务农工局于1904年设立，而规模最大、商品陈列最全的则为1905年由清朝商部设立的京师劝工陈列所，该所曾汇集全国各省最优良的产品进行展出，影响甚大。（注：据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政府产业振兴政策》（日文）一文的统计，文载《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南洋劝业会结束后，京师劝工陈列所、天津劝工陈列所、江西劝工陈列所等都曾将南洋劝业会上的部分出品运回该所长期陈列，既扩大了南洋劝业会的影响，又进一步普及了有关的工艺和科技知识。（注：《申报》1909年6月12日、1910年3月10日。）正如时任南洋劝业会坐办的陈琪所言：“劝业会者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商品之大广告场也，输运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为商业界文明之科举，新法之试院。”（注：《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一》，《东方杂志》第6年第3期（1909年4月）。）而先期举办的各地物产会、出品展览会更是把南洋劝业会的影响播及全国各地，等于召开了无数个小型的地方商品博览会，恰如时人所指出：“惟是会场虽在南洋（指南京），而商品陈赛，会务组织，非得各省同力合作，相助为理，未易集事。”（注：《南洋劝业会记事第三》，《东方杂志》第6年第5期（1909年6月）。）
总之，观察博览会中实际发生的科技、文化传播及其影响，不能仅仅局限于该博览会本身，而必须扩大到它所构成的庞大组织系统网络，从上下左右的组织联系中把握其传播渠道。（注：在参加若干大型世界博览会时，往往也是要由各地出品协会在本地征集展品，先行举办展览，如1915年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便是如此。通常各地商会也卷入出品征集、展陈之中，并具体承办博览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商会组织系统亦可纳入广义博览会运作组织系统来考虑。这从一个侧面提示，近代商贸组织系统的形态是异常复杂和丰富的，还可作更为广泛的考察。）
余论：局限性及其社会根源
当然，中国近代博览事业中的科技、文化传播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由于社会生产力没有突破性发展和技术比较落后，使中国展品普遍显得陈旧过时，所展出的主要是传统的工艺品和手工品，如机械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则一般模仿多，创新少；引进多，输出少。因展品不足以“炫耀于人而为商战之利器”，只好“循名责实，先自缩小其范围”，有一种既想开“空前绝后之大博览会”，但又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开或不能放手开的无可奈何的尴尬。前述1910年南洋劝业会不以“博览”名之，只能等而次之名之为“劝业”，恰是这种尴尬的写照。先于南洋劝业会而开的武汉劝业奖进会也有类似的考虑，“（武汉劝业奖进会）不曰赛会，而以劝业奖进名者何耶？考赛会一语，英语名曰exhibition，表示所列物品之意也。重在物品，其义取于客位。日语名曰博览会者，重在观览之人，其义取于主位。今吾鄂定其名为劝业奖进会，用意似别有所在。所谓业者何？即农业、工业、商业是。萃各种实业家所创造经营之物品于一处，比较其优劣而劝勉之，而奖进之，意不在现在之物品，而在将来之物品，重在制造之人，其义取于客位中之主位……吾国赛会之时期虽熟，而产业之程度尚低，与其虚矜博大之名，而临事竭蹶，宁循名责实，先自缩小其范围之为愈也。”（注：《民国经世文编》，第4592页。）
正因为认识到中国尚处在“工艺未发达之先”，先自缩小了范围，因此在中国所召开的各种类型的博览会都首先着重于“引起国民注重实业”，“意在振兴实业而尤以抵制洋货为当今之急”，（注：《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至于“互出其技以交换知识”则成了第二位的考虑或今后的事情。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认识自有其道理也符合中国的实际，但客观上却不能不影响到中国自办博览会事业在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即开民智方面的效能。例如当时就有人注意到南洋劝业会所存在的局限性，指出：“吾国提倡实业，已届十年。而收效之宏，莫如南洋劝业会，自该会举行后，全国实业，始有生气”，“然亦有自该会参观归，惟侈谈建筑之宏丽，游览之娱乐，而于陈赛品物，毫不加察者，此无他，无参观之学识及资格故也”。（注：《对于筹备巴拿马赛会之意见》，《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年7月）。）民智未开或注重开民智不够给博览会本身造成的局限，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中国当时虽已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存在相当大的封闭性，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博览会可能起到的传播科技知识和文化交流的作用。地理上的相对闭塞隔绝以及交通运输的不发达，给展品的收集、运送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造成一定的障碍；而社会风气的趋于保守、封闭，又造成部分商人及普通百姓对博览会持冷漠态度，缺乏参与的热情和考察的兴趣，自然也错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武汉劝业奖进会中，人们多注重留心繁华虚艳之物，真正能用心考察实业的人非常之少。“本会（即劝业奖进会）初虑出品之不踊跃，继虑观览人之不多，今幸皆不减色。然而可虑者，转从此愈甚，何也？逐日观览者，多趋彩色斑斓之处，而罕留心工艺良窳”。（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第253页。）在南洋劝业会开会期间，开始也是赴会参观者稀，以致“日来见有持灯牌游行于南京路、福州路等处者，牌上大书：请赴南洋劝业会等字样”。时人批评：“夫南京劝业会之开设，固无人不知，必藉此以为招徕，何其无术之甚。而是会之资格体统胥失矣。”（注：《神州日报》1910年9月4日，第4页。）此外，许多“富商大贾结伴而来，无非快游览，夸富豪，真能研究农业工艺者百不获一”。（注：《上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书》，《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到民国时期，这种因自身素质和知识程度不够而忽视展品研究的情形并无实质性的变化。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便注意到，当时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因缺乏科学素养，到会参观无非走马观花而已，无甚实际收获，他说：“夫展览会之效用，在乎百品荟萃，足以供工商业之比较、参考、研究改良。然必其人有科学的头脑，平日有相当的研究，而后在参观会场时，可以发现各种优劣不同之点，而引起其注意，促进其改良。非然者，既无科学素养，又无相当的研究，其到会参观也，无非如走马看花，研究云乎哉？”（注：穆藕初：《科学教育与国货前途》，《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而国外举办博览会时，每每官方“虽饬商赴赛，而各商率多不前……刻虽不用洋员，而赴赛之大商尤鲜。”1910年德国举办卫生博览会，苏州工商“不惟视为畏途，即稍有价值之物，亦不乐为寄运”。（注：《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81、518页。）这种裹足不前的态度，一是严重影响到参赛展品的质量，无法进行对等的考察、交流，也难以通过比较研究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如戴鸿慈参观1906年意大利米兰博览会后，在其日记中记道：“观各国物品，则法国规模最宏阔。日本精心锐力处赛，赛品皆其上选，骎骎乎有追步英德之概。独我国局面太狭……殊无足观者。”（注：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二是影响到参与博览会的人数。南洋劝业会开会期间，每天的参观人数平均为1000人左右（多时高达万余人），这在当时已属难得，但同国外的博览会相比，就未免显得规模过小，如1903年日本第五次国内博览会日平均参观人数即高达3.4万多人。博览会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是与参与人员的多寡成正比的，“到会观者多多益善。一则可以开通国民之知识，一则可以采众口之评议”，（注：《游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录《时报》），《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参与人数太少，“人气”不足，便难以起到大规模文化传播作用。
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对博览会的传播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在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政治结构中，举办博览会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经济或社会的因素，而是政治的因素或政治的考虑，即最终取决于个别封疆大吏或地方官员的开明程度，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人存政立，人亡政息”的现象非常突出。博览会通常变成了某些政治人物的私人“政绩”，具有很强烈的政治符号象征意义。例如，晚清商品赛会之所以在湖北比较兴盛，能够率先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显然与张之洞督鄂期间所推行的各项“新政”分不开，直接体现了张之洞治鄂的“政绩”。新政期间张之洞所提出的扩充商务十条办法中，第十条即为“赛工艺”，张之洞较早地看到，“西国常有赛会之举，聚本国他国之货物，萃于其中”。“日本效之，故设劝工场，亦名货物陈列所”，他建议仿效西方各国及日本赛会，在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省大城巨镇设立劝工场，备列本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让人参观，比较优劣，自相勉励，认为“此事并不难，惟在朝廷严饬各省，切实举行”。（注：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74页。）为此，张之洞积极在湖北开设商品陈列所、劝工场等，1902年在武昌兰陵街所开设的两湖劝业场，规模宏大，陈列中外各种商品和制造品甚多，起到了“以开风气”的作用。因此，尽管湖北于1909年召开武汉劝业奖进会系在张之洞身后不久由陈夔龙主持，但实际也可视之为张之洞治鄂业绩的延续。
晚清直隶商品赛会的兴起和发展，则直接同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各项“新政”改革有关。1901年以后，袁世凯札委周学熙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使其成为“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在袁世凯授意下，周学熙广兴提倡、奖励、劝诱、保护工商之策，具体措施之一，便是创设各种实习工场、劝工陈列所、商品展览会等，使人人思奋，“而生其激发工业之心”。1906年10月，直隶首开天津劝工展览会于大经路河北公园内，展览各式货品，“于是商民乃奔走相告，每日购票参观者以一二千人，计寄售货物几及万品，价值乃自数万至十万金，奋发勃兴几有一日千里之势。”（注：周尔润编纂《直隶工艺志初编》，直隶工艺局，1907年章牍类，卷上，第21、11页。）1909年11月起，为前往南洋劝业会参赛做预备，直隶工艺总局先在天津河北公园开办劝工展览会一个月，从征得的“合格赛品一万二千一百十件”中，再选取特别优秀出品57件，置于劝工陈列所楼上，先行预展，以供观览、考察。正因为直隶办展有如此雄厚的基础和前期准备，所以在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才能取得格外优异的成绩，（注：在南洋劝业会上，直隶获得特别优秀奖6个，超等奖8个，优秀奖18个，金奖牌58面，银奖牌142面。会后，参加国外博览会，选赴意大利赛品27种，选赴德国赛品129种。参见南洋劝业会编印《直隶出品类纂合编》第2册第77、78页。）引起张謇等对袁世凯北洋政绩的如许好评。（注：参见《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37页。）至于南洋劝业会的发起得益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和干员陈琪，论者已有定评，此不复赘论。（注：参见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载《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朱英《端方与南洋劝业会》，收入氏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有关陈琪生平及著述，参见蔡克骄《近代中国博览业的先驱陈琪及其著述》，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博览会被视作某些政治强人的“政绩”而被推动、被夸耀，在其初始兴办阶段虽难以避免，但被过分政治化的结果又往往使其昙花一现，既难长久，也难风光再现。为何湖北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后再开“两湖博览会”的初衷无法实现？而南京南洋劝业会后拟“举行全球大赛会”的宏愿也始终难以付诸现实？除其他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外，由政治权势结构移易而导致的“人存政立，人亡政息”（清末民初的湖北尤为典型）现象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就根本特征而言，博览会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它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要求商品经济和市场的极大发展，要求开放的价值观念，“必先筑绝后空前之会所，四通八达之市场，荡心骇目，巍然焕然，乃足以受容中外与会之人与物，及中外观会应用之物。”（注：《论今日宜急开内国赛会以兴工商》，《时事报》1908年3月30日。）对于近代中国，这些理想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博览会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功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也就不足为怪，这是我们无法也不能苛求于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