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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传统文化及近代以来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为主要对象的“国家”研究悄然升温，形成了一股“国学热”。其表现为：一是研究这些学问的人数明显增多，特别是引发了许多青年学者的兴趣，著述的出版物增多，并出现了数种专门性刊物；二是研究者对传统文化的内容给予较多的肯定评价；三是不少学者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学术史，而是提高到当今中国文化重建的高度，赋予其文化一般的意义，使其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国学热”引发的思考
“国学热”的出现，有其现实的背景。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学者致力于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来寻求文化重建，由此形成文化研究热潮。鉴于近30多年来传统文化在我国大陆长期受到否定和漠视，国学研究者们欲重新利用这一文化资源，从中挖掘具有当代价值的养料，这是一种学术自觉。同时，社会剧烈变动所引起的文化失序和道德混乱，也使人们开始怀恋和重新认识一些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西方世界伴随高度工业化而来的全面道德危机，促使近年来兴起回归传统的全球文化思潮，这种思潮对正在以西方为目标而奋力追赶，并拥有自己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产生了特别强大的冲击力。同时，伴随“工业东亚”现象，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中崛起了“新儒家”学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阐释，在国际学坛引起了注意，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共震。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国学热”作为文化学者对文化重建进行思考的一个路向，自有其价值和意义。从总体来看，这次对“国学”的研究，比五四时期的国学学者更具理性态度，比港台“新儒家”学者有较多批判精神，特别是对传统文化某些因素的内在剖析，和对近代学术史的清理、研究，颇有一些可观的成果。但是，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倾向，特别是下面两种倾向更值得注意：（一）把少数几个古代和近代国学“学圣”的著述和思想，视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和现状；根据对一些传统文化因素具有当代价值的分析，将传统文化视为进行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点和中华民族立于当今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根基。（二）把少数几个传统文化命题的现代或后现代阐释，尤其是那些与西方相对立的价值观念，如与西方个人相对的中国“群体主义”，与西方强调对立、竞争不同的“和”的观念，与西方征服自然相对的“天人合一”观念，与西方注重分解不同的“综合”概念、“整体主义”等等，作为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核心价值，甚至标为世界以及未来人类文化重建的核心价值。将这些价值核心的确立，视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总体解决或根本解决，因而据此乐观地提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及“儒学复兴”等预言。
“国学热”中出现的以上倾向，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少数精英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某些学理阐释，能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基点？一些传统文化命题的现代性阐释，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重建问题的根本解决？中国当代文化重建的主旨是什么？
传统文化中的精英伦理与大众伦理
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重建，是一种文化整体的全面调整，其基点只能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整体现状。传统文化当然是中国文化整体中的重要部分，但少数“学圣”的精英伦理却并不能代表传统文化的整体现状。
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积累而来、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方式中的文化体系。它的整体构成，除了作为前代文化精华的凝结，及当代文化精华的抽象和概括的精英伦理，还有来自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大众文化和生活伦理。从中国历史上看，从来就存在着与来自上方精英阶层的理想教化伦理过于理想化的实际修正，有的是与教化伦理完全相反的人生经验。精英伦理虽然因其教化、指导功能而对民众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大众的实际生活中，来自下方的生活伦理因其具有实用效能，也对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发挥重要的影响。所以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除了那些受精英伦理影响的因素之外，还同时并存着大量与精英伦理不同的因素，它并不因为被精英分子所忽视就不存在。当前出现的许多与传统正统教化伦理相悖的文化现象，大多能从来自下方的大众生活伦理的传统中寻到其源流。
同时，以少数精英分子的著述和思想为代表的抽象化的精英伦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精英伦理在大众生活中的实际表现形式。对大众来说，抽象的精英伦理只是一种理想伦理，一旦落实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变态，与抽象的精英伦理不尽相同。因此，即使是相同的伦理命题，在大众生活伦理中的实际状况，往往与教化伦理中的理想描述大为不同。如许多国学者认为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意义的中国“群体主义”，作为儒家教化伦理，它是以家庭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层层外推的群体责任伦理，在近代精英伦理中，强调的是超于私利的利他利己的意义。在大众生活伦理中，超越了亲缘关系之外，“群体主义”伦理便丧失效力，故而人一旦居于特定的群体关系之外，则往往不仅失群体责任意识，而且也没有个人道德意识，陷于一盘散沙及无道德状态。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社会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基于亲缘关系的群体主义固然有发展为“新集体主义”而使一些乡镇集体致富的一面，但也带来了强化小集团利益的负面作用，同时，那些离乡入城、完全脱离了原来亲缘关系网的农民，则出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严重减弱的消极现象。
由此可见，精英伦理既不能替代大众伦理而等同于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精英伦理某些因素的肯定评价，也不能完全涵盖在大众伦理中的实际情形。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不能只放在对精英文化的分析之上，而应当放到对包括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整体分析之上。
精英问题的解决与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些国学研究者致力于对某些传统文化命题的现代诠释，将其作为解决文化重建的价值核心问题，把这些价值核心在精英伦理中的确立，视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化的根本解决，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当代文化状态的主观臆想。
首先，这种认识忽视了当代文化主体已从以往的少数精英向大众转移这一客观现实。在以往少数知识分子对文化拥有较多独占性的时代，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较强，甚至具有主导作用。就是在五四时期，由于广大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尚处于较低水平，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生产和享用还有较多的独占性，对民众有一定的教化和引导力，因而象“中西文化论争”所代表的解决知识精英阶层的思想认识和观念转变的问题，对社会文化整体改造具有较大意义。而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的状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大众化，文化生产和享用的主体已日益从占民众少数的知识分子精英转向大众。导致这种文化主体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的普及，使文字不再只是知识分子的独占品，而成为广大民众都可以利用的文化工具，文化工具的大众化，使大众日益成为文化使用和消费的主体，知识分子只是作为从事文化生产和传递的一个环节和社会一分子，从以前文化独占时期的文化主导和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原来承担的示范和教化功能大为减弱；对于大众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第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日趋一体化，文化形式的多样化，大众的文化参予增强，使文化日益为大众共生共享，文化的一体化和整体性增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文化观念日益趋同。文化主体由精英向大众的转移，使文化的任何变迁不仅不再以少数文化精英的思想为转移，而且甚至还往往被大众趋向所导引。所以，寻求文化重建的文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心，应当由以往的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
其实，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显示，决定民众态度、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整体状态——即国民整体素质，对于现代化实际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来看，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和社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大众文化状态所决定的国民素质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基于我国国民素质的严重低下，与社会经济调整发展极为不适应，国民素质的提高，应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核心主旨。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当代文化学者进行文化重建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如何基于对国民素质现状的分析，利用现有的全部（而不是以东方——西方的文化轸域之分为取舍标尺）人类文化资源（当然也包括传统精英文化乃至“国学”），重建符合于当代实际需要（而非追求超时代的未来真理），以现代性为核心的价值组合和文化体系，并以此推进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这也是在新时代的社会转型时期，沿着五四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这一路向的进一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