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危机_政治论文

西欧国家的政治体制危机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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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欧各国的新闻媒介经常用“厌恶政治”、“厌恶政党”、“政党信任危机”、“制度信任危机”、“民主危机”等概念描述本国选民的社会心态和传统政党以至整个政治制度的困境。西欧政治的各种危机现象由来已久。多年来,拥有选举权的选民参加投票的比例(投票率)不断下降,曾经或正在垄断政坛的地位稳固的大党的党员大量流失,基本选民队伍日渐萎缩,这些党在国会选举中所获选票比例(得票率)急剧下跌。维持了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格局突然失衡,被一些异军突起、扶摇直上的新成立的小党所打破,这些批判以至反对现存制度的政党——包括绿党和极右民众主义政党得到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高层腐败现象,包括主要政党某些领袖人物的各种丑闻连续被新闻媒介曝光,执政党频繁走马换将,个别国家的政局开始动荡。而右翼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更是西欧政治制度危机的信号。上述危机现象的发展关系到今后西欧政局的前途。在上述背景下西欧各国朝野上下围绕着关于政治危机与摆脱危机的道路即各种政治改革方案进行着激烈辩论。

(一)

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认为,公平、自由和秘密的投票选举是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原则。根据选民参加选举的情况可以测试出一个政体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选举是公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直接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联邦德国的基本法进而认为,人民参加选举投票是在履行“国家权力”。选举赋予公民以行使自己主权的机会,选出政治精英以及使不称职的议员落选,这是“公众的最终权力”。然而,事实上西欧议会民主制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在贬值。越来越多的选民在厌恶政治、厌恶政党的情绪支配下,拒绝参加投票,以种种消极方式表示自己的反感以至抗议立场。西欧各国议会选举投票率普遍呈下降趋势。例如在英国从1950-1987年,议会选举投票率从84%降到75%。在法国,1978-1988年的10年间,投票率从83%降到66%。联邦德国1972年议会选举投票率为91.1%,达战后以来最高水平。此后逐渐下跌,1987年降到84.3%,1990年统一后首次大选时,投票率降到77.8%。意大利1992年选举时,有17.4%的选民拒绝投票或者投的是空白票、废票,为50年代初以来所罕见。在比利时,法律强迫公民必须履行选举投票义务,否则将受到相应处罚。1991年比利时议会选举时有7%的选民不顾重罚的威胁,公开拒绝投票,还有7%的选民投的是空白票或者废票。选举前的民意调查证实,几乎有一半选民表示自己不愿意投票。瑞士1991年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46%,恐怕是所有西欧国家中最低比利。因为瑞士公民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以全民公决的手段宣布议会决议无效,人们对议会选举的冷漠应视为一种例外情形。有关统计表明,在瑞士,关心政治、按时参加国家选举投票的选民不过仅为1/3。大约一半的选民只是偶尔参加投票,要看题目而定。

至于政党信任危机,则表现为传统的、地位稳固的大党选举得票率的下跌趋势。例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合计得票率1950年为97%,几乎垄断了当时的全部选票,1987年降到72%(1992年为76.2%)。联邦德国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与德国社会民主党1980年的合计得票率为87.4%,1990年降为77%。奥地利主要政党人民党和社会党的合计得票率在1945年战后第一次大选时为94%,1990年降为75%。这还是指在有效选票中的比例,若以有选举权的公民即选民的数目为基数,两党合计得票率仅为63%,还不到选民的2/3。

西欧各国近年的各种民意调查结果说明了制度信任危机的严重程度。1985年法国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3/4接受调查的人声称信任警察,49%的人信任总统,42%的人信任议会,只有1/4的人信任政治家,18%的人信任政党,而68%的人宣布自己对政党不信任。1990年在意大利青年中进行民意调查时,在20-29岁年龄段中有40%的人对政党是否真正有利于人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示怀疑。1991年底意大利另一次民意调查证实,只有7%接受调查的人声称自己信任政党,有50%以上的人认为,传统政党已没有能力把国家从目前的制度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同时46%的人认为,削减各党手中的权力可以有利于加强普通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联邦德国公民对政治制度和政党的信任比例相对较高一些,1989年一次民意调查结果,60%被调查者信任联邦议会,50%的人信任联邦政府,35%的人信任政党。但1992年德国青年民意调查反映出强烈的厌恶政治情绪。80%接受调查的青年人认为,民众为政治家所欺骗,搞政治不过是为了金钱。

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有一派认为政治信任好比是民众开给政治领导人的一张空白支票,政府领导人和国家机关只有凭借这张支票,获得民众的信任资本,才能卓有成效地工作。尽管其它学派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各派一致认为,没有一个政治制度能够在没有民众最低限度支持下长期生存下去。目前政治信任的丧失虽没有达到威胁制度生存的极限,但对原有政治格局,政党结构已形成了不小的冲击。

(二)

西欧各国传统政治格局近十年来经受了两次严重冲击。80年代初,绿党为首的西欧左派发动攻势,批判现有精英政治模式给予广大选民的不过是政治舞台下的“观众民主”、“看客民主”。绿党除了在环境、生态保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之外,在政治方面,声称要与传统政治决裂,绿党是“反对现有一切政党”的新型组织。绿党领导人以普通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大力提倡“基层民主”,主张一种强调个人自治和群众参与的分散决策形式。绿党纲领通常包括三个基本问题:由谁来平等、公正地参与集体决策?如何作出决策?为了使每个公民都参加集体决策,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绿党纲领与其它政党纲领的显著区别,除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之外,就是强调民众参与决策的激进要求。经过10年斗争,绿党已成功地打入西欧政治市场,稳固地立足于西欧政坛。据统计1979-1989年10年间,西欧15个国家的绿党参加了总计百余次市政议会和地区议会选举,1989年有上千名绿党议员进入市政议会或地区议会,117名绿党议员进入11个欧洲国家议会。

对西欧传统政治格局的第二次冲击是在80年代末,一批新成立的极右民众主义(德文原文是Populismus,亦可译作民粹主义)政党从右的方面发动挑战。如法国民族阵线、联邦德国共和派、奥地利自由党、瑞士汽车党、泰桑同盟、瑞典新民主党、意大利北方同盟、比利时弗拉姆集团、挪威和丹麦的进步党等。这些党抓住外籍移民潮、高层腐败、抗税等一两个题目,在为民请命的旗号下宣传鼓动,短期内获得大量选票,取得轰动一时的竞选成就。

极右民众主义政党利用群众厌恶政治、厌恶政党的情绪,声称自己代表小人物的利益,诉诸于普通常人健全的理性。奥地利自由党领袖约尔格·海德尔声称:“我们之所以是民众主义组织,就是因为我们是以普通公民的头脑思考,为普通公民的事业斗争,因为我们不像老政党那样凭借权力,强迫人民适应自己,让选民受自己的支配。我们所说的都是平民百姓由于缺乏勇气而不敢说的话,公开讲出他们的意见,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事实上,极右民众主义推销的是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新个人主义理论体系,政治上主张分散化、自治主义,反对集中制和传统政党,声称“与集权国家的锁链进行斗争”。经济上要求摆脱国家干预的自由化市场经济,公共企业非国有化,削减国家开支,更多地代表了中小企业主的利益。

1992年美国社会学家杰伊·罗森在《波士顿通讯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谈及发达国家政治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文章认为这种变化是从出售政治转为推销政治。出售政治是指设法使选民相信自己所制定纲领的正确性,而选民对于纲领内容很难施加任何影响。而推销政治则意味着采纳居民的主要呼声和想法,进行疏导后纳入本党的口号和纲领,从而获得居民的拥护,右翼民众主义则突出体现了这种风格。

还应看到,西欧各国的政党信任危机、制度信任危机为极右民众主义势力攻占政治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1986年奥地利议会选举时,许多一向支持人民党和社会党的选民转而支持右翼民众主义的奥地利自由党。90%的转向选民声称,因为垄断政坛的大党丑闻不断,所以要用自己支持极右势力的选举行动教训一下它们。1991年维也纳市政选举中,59%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选民表示,对执政的两大政党丧失信任是自己投票支持右翼民众主义的主要原因。1994年10月奥地利举行的战后第15次大选中,自由党获得22.6%的选票,42个议席,成为西欧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的,进入议会的极右集团。

(三)

西欧各国政治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起源于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病,又是经济、社会危机在政治领域的反映。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和裂痕。起源于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西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当前西欧国家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个制度显得有些老化、僵化、滞后、运转不灵。

70年代开始的新科技产业革命使西欧社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依据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人们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消费社会”、“风险社会”、“多层分化的以社会国家为基础的福利社会”、“2/3居民的社会”(即仅有2/3居民生活可以得到不断改善)等概念描述西欧社会的新变化。由于近几十年来西欧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中青年选民文化素养明显提高,与老一代居民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参与的愿望、更激进的民主要求。传统的少数精英垄断国家政治决策的官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广大中青年选民的要求。

新产业革命推动下的劳动市场分化使以科技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迅速膨胀。他们占据比较稳定的、相对不受经济周期影响的劳动岗位,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拥有优越的继续深造的学习机会、职业晋升机会和社会保障,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与此同时,劳动市场分化还造就了一个社会边缘阶层。他们由被排挤出劳动市场的长期失业者、新贫民、外籍劳工、外籍难民、老年退休者、孤身抚养子女的妇女所组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缺乏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物质、文化或政治的资本,完全被排除在社会文化经济生活之外,生活极度贫困。

传统的地位稳固间的政党在维持原有选民支持和争取新中间阶层的努力中往往顾此失彼,处于两难处境,这种举棋不定的彷徨为绿党和右翼民众主义政党攻入政治市场创造了机会。绿党主要以新中阶层中以文化与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产业部门(如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服务机构)的就业人员为社会基础,这些人被称为西欧政治市场上的左翼自由主义群体。例如瑞典绿党的选民有1/3在医疗保健和教育部门中就业。而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则以部分高级科技知识分子、中小企业主、新兴产业部门的就业人员为依托,这些人是西欧政治市场上的右翼自由主义群体。近10年来西欧各国政党结构的变化应溯源于社会阶层变化。至于社会边缘阶层,他们多数游离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有少数人政治上持极端态度,是右翼民众主义、极端主义,以至新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长期失业的青年人,部分人在排外主义的暴力活动中充当打手。

西欧各国的政治家群体和选民队伍目前正处于世代交替的过程中。如何摆脱政治政治危机,各派势力提出各种政治改革方案,但是并非任何改革都能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意大利通过全民公决对原来疏漏甚多的选举法进行了改革,但传统中间派政党急剧衰落后留下的真空却为新右派所填补。去年3月意大利国会选举中,右翼民众主义政党北方同盟获8.4%选票,114个议席,新法西斯主义组织获13.5%选票,109个议席,意大利政治格局向更右的方向移动,显示出危机益深的趋向。整个西欧政局依旧处于90年代初开始的左派衰落、右派崛起的变化中,至于未来前景,仍是一片阴晦不明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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