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华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尔街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尔街是纽约曼哈顿岛南端一条狭窄的街道，是纽约股票交易所所在地，全世界的大公司股票大多在这里交易，代表美国各行业的30家公司的道琼斯指数也产生于此。华尔街不宽，十几米，也不长，一公里多点，但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投资公司等，是美国金融业强盛的象征。提起华尔街，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股票交易，联想到投资银行。如果说谁在华尔街工作，就是指那些买卖股票的交易人员、基金经理、金融分析员和这些有关联的人员。范围扩大一点的话也可以指那些在保险、期货、银行界工作的人。
中国人大批进华尔街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我认识的人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就有台湾和香港的华人在华尔街工作，但是数量很少，没成气候，又多被派往亚洲地区。现在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绝大部分是80和90年代来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留学生在美国
尽管赴美国的签证愈来愈难办，外国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仍占首位。1999年美国国内外国留学生总人数为50万人，来自中国大陆的超过5万人，占10%，名列第一。
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原因在于它的人才市场有比世界其他各地都旺盛的消费力。更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社会对外开放的程度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不惧怕外来者。它不会像法国那样，在保守派当政的时候，极力地关紧大门，试图把外国人和疯牛一起挡在门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留学生的归国率，日本、加拿大，德国分别是50%，意味着一半人都回国了。而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归国率是63%，大部分都回国了。相同时期，留学美国的归国率只有18.8%，不到四分之一，大部分都留在美国，幸运的人进了华尔街。
华尔街的买方、卖方
华尔街的华人中大部分是做分析员，有分析股票的，更多的是分析固定收益的；有少量的人在投资银行里做企业兼并与收购，更少的人做交易，还有为数极少的人做基金经理。这些都是一线的工作人员，是投资银行的主力。用他们的内行话讲，是可以见客户的那些人。华尔街华人之多，人才济济，各个部门都有，以至于不用找美国人就可以学到足够多的美国资本市场运作的知识。这是与欧洲最大的不同点，在法国要了解金融界的某种工具，必须找法国人索要，因为碰不到中国人。
华尔街人群中，分析员收入比较低（有名气的分析员除外）；做企业兼并与收购的那些人最辛苦；做交易的那些人最灵活，因为他们总是与客户打交道；而掌握钱最多的是基金经理，他们手上往往握有上亿基金，经常买来卖去，所以也最牛气。
在纽约时，认识一位纽约科技大学的校长。他们夫妇俩都来自台湾，是很有修养的华人。他告诉我，他那个毕业于哈佛的儿子进了投资银行后，做企业收购，每天早出晚归，父子俩难得见上几次面。有一次工作到凌晨4点钟才回家，匆匆洗个澡，短暂休息一下，又拎着包出差了。另一位清华毕业的女士跟我说起来，投资银行不是人干的活儿，每天起早贪黑不说，还要经常出差，许多时间花在飞机上，根本没有家庭生活。她本人忙得来不及生孩子，最后和丈夫也分手了。我认识的另一位分析师，因为每天工作时间过长，起早贪黑，特意在公司旁边的楼租了一套房子，有时天不亮去上班，进办公室不小心踢到来不及回家、打地铺睡觉的同事。
在华尔街工作的又分买方与卖方。买方是指那些手中握有大把钱的基金经理，和其所代表的机构与个人投资者。卖方指那些交易员，他们替买方提供经济分析与预测。投资银行就是大卖方，机构投资者都是大买方。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投资银行其实都有自己管理的基金，他们既有买方的部门又有卖方的部门，角色互换。
买方是华尔街最神气的那些人，是卖方追逐的对象。美国社会是钱本位制，谁有钱谁就可以发号施令，跟中国谁有权谁就是大爷一样。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中国权力可以带来财富，所以当官的人受人吹捧。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权力的行使受各方面监督，不容易直接变成财富，他们就直接追逐金钱。
华尔街中做买方的中国人不多，大公司中的基金华人经理更寥寥无几。我的一位好朋友就是为数不多中的佼佼者——一家著名投资银行的董事。他管理的资金超过10亿美金，出手买卖经常是几十万股。如果一股按几美金算佣金的话，那他每次买卖就会给交易人员带来成千上万美元的收入。他手下的资金来自美国各种机构，有养老保险金，还有来自医疗机构的资金。由于管理得法，在股市膨胀的2000年，被他的客户视为英雄。他经常邀请我去参加卖方安排的午餐讲座，其中一次令我印象深刻。
那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应该是至少三星的将军，被邀请来做主讲人，分析中美关系。听讲座的人都是在亚洲股市上纵横驰骋的美国基金经理。邀请方兼安排者是一家德国银行的交易人员，被称为卖方的人。他们花大价钱请美国驻华大使来讲座，在高级酒店中定几十个位置的午餐，请那些基金经理来边吃饭边听讲座。作为买方的基金经理时间宝贵，只能在中午才能把他们从计算机的屏幕前拉出来，他们又不能在外面久留，匆匆吃完饭，还得赶回去盯着股市行情决定买卖。
卖方知道这个特点，就把时间安排的特紧凑，他们需要提前来迎接大使，还要给客人们排座位。有的基金经理听了一会儿，饭吃了，不等会开完，抬腿就走，招呼也不打。有的则穿着衬衫，既没西装又不打领带。那位看上去60多岁、头发花白的前驻华大使、太平洋舰队司令，一个半小时内一直在不停地讲，基本上没有吃饭时间。上来的头菜和主菜摆在他面前，做做样子，又被原封不动地端走了。只是在别人提问时，他才抓着空隙时间吃点甜点。我眼看着他吃东西不超过5口，而周围则一片轻微的刀叉碰撞声和大家的咀嚼声。讲座结束时，面对三分之二的客人，大使一语双关地说，感谢德国银行今天中午让我节食！
不同的待客方式
买方的牛气和卖方的殷勤，在华尔街是个鲜明的对比。在股市形势好的时候，投资银行用于招待的费用花钱如流水。安排买方打一场高尔夫球或送几张百老汇的剧票是很平常的了，他们还经常请客户坐好几个小时飞机到外州看场美式足球联赛。
华尔街被人宠坏了，不断地接受各种邀请，见的人太多了，对没有关系的人就不怎么重视。因为都是人求他，他不求人。另一位我熟悉的基金经理也来自北京，和我在同一楼里工作，经常见面，彼此很随便。有一次他叫我去陪他见国内一个代表团。他事先特意打个招呼：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听听他们讲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准备。结果我就空手来到他们的办公室，进屋一看是北京刚卸任的副市长，转任一家银行当董事长，想让银行上市，到华尔街来拜会机构投资者。他带来一大群人，有财务主管，国际部门主管和律师，及香港分公司的人。对面一排椅子全被他们坐满了。那天下午一屋子全是中国人，又是在华尔街的美国基金公司，不出门还以为在中国呢！
我这一侧只有我们两个人。如果没有我作陪的话，我这位基金经理朋友看来是想舌战群儒，一个人对付一大帮人。他没有安排任何美国同事和他的老板接待这个北京团，倒是自己单刀直入，不客气地请副市长介绍其银行情况。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有的话问得很苛刻。而这位副市长和他的手下却认真地一一作答，讲了一个多小时。基金经理听够了，说今天我们就到这吧。那话说的不像他是领导似的。自始至终他也没给客人倒杯茶水。我的心里一面佩服北京代表团能屈能伸，熟悉西方情况又很专业，另一方面也觉得这经理老兄也太盛气凌人了。
最令我感动的一次是2000年8月初，9．11恐怖攻击事件的一个月前，我们请一位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到纽约访问。在投资银行的朋友帮助下，一家德国银行承诺：安排我们一天的活动，包括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见银行界人士，并请这位经济学家做一次关于国内资本市场的专题报告。德国银行作为安排人兼邀请人——也是卖方，可以借机会请他们的客户——对亚洲股市感兴趣的基金经理——也就是买方，吃饭听报告。在所有安排都完成后，华尔街日报却突然登出消息，这家银行要和另一家公司合并，将有大批人被裁员，包括银行的亚洲部门。而安排我们行程的正是亚洲部门的人，主办者是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裔美国人，而做具体安排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女子。
时间愈往后，裁员的风声愈甚。离国内经济学家造访的日期就差几天了，我们作为安排者，当然不希望谈好的日程半途而废，但又不好意思打电话盯问德国公司，毕竟他们连工作都保不住了。而对我们说来，这只是一次访问，即便取消了也没有生计上的问题。憋到最后，他们终于向我们保证，所做的承诺和准备付出的旅馆费用按计划进行。访问头天，我得知德国公司的亚洲部门整个被裁掉，他们都丢了工作。那天的活动安排完全是为信守承诺。
德国银行的华人雇员和她的同事们也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当那位来自国内的女士着装优雅姗姗来迟时，已经在纽约交易所门前等了20分钟的我和国内客人，还是想让她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她低声告诉我，上班时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她自己在那又打电话又找资料，耽误了时间，听后我们每个人顿时默然，想问她个人安排却欲言又止。她来陪我们只尽义务，我们却帮不了她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自己主动提起，刚到这个公司不久，为了方便，在公司附近租了价格很高的公寓。现在工作没了，房子不能继续租了，毁约要付罚金，今后不知要住哪里了。听得我们心里一阵悲哀。
中午讲座午餐时，我们在酒店订的房间里来了一屋子人。德国银行负责亚洲的那几个人全部到齐，他们和往常一样提前到场，殷勤而有礼貌地和客人们打招呼。国内的经济学家一如既往地做了精彩的讲演，最后语重心长地向德国银行的朋友们表示感谢。那天讲演提问的人很多，也拖了些时间。行前我握了他们的手，真想告诉他们，这最后一课上的很有尊严，让我们为之动容。但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以后也再没见过他们。
华尔街的中国人
华人分析员们每天要写很多东西，为此要看的材料很多。做得好的能当上分析师或者策略师，那样研究东西范围更广。另有一批人是做数量分析的，他们往往是理科出身，数学底子好，整天琢磨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找各种参数来测试它。中国人在美国被公认理科知识扎实，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如果把基金经理和交易员那些买方和卖方人员比喻为足够场上冲锋陷阵的前锋的话，那么这些分析人员和做模型的就是中场，为前锋提供技术指导和理论支持。同时还有大批后线人员，也可以称为足球场的后卫。他们的作用倒不是防止对方把球踢进自己的家门，而是将前线的人做完的交易进行清算整理，登录在案。这些人要做大量的数据处理工作，而且要熟悉计算机。实际上在华尔街金融行业中还有大量的来自国内的留学生转行改做电脑，许多人做编程工作。在2000年前，出于对千年虫的担心，各大银行招募了大批电脑高手。计算机专业的人，一时炙手可热，成为抢手对象。
华尔街是年轻人的天下，20多岁的华人居多，30多岁的人次之，40多岁的人就少了。因为干到那个年纪能当上执行董事的人不多，许多人最后被派往亚洲，也有不少人中途改行了。
这些留学生大部分在国内上的是好学校，在美国又有学位，不少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都是名校出身，MBA毕业后直接进入投资银行。当然这和经济好坏有直接关系。2000年时我认识的一批纽约大学MBA毕业的年轻华人们，毕业前就被投资银行全数招聘了。而到了2001年，经济不景气，下一批毕业的华人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必说进投资银行了！
股市旺盛的年代，投资银行大量招人，他们甚至到名校去预定学生，整批整批地定，并出钱让学校为他们做专门的培训。美国多年排名第一的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就是被争逐的对象。
在华尔街工作的华人捧的是金饭碗。只是这饭碗十分脆弱，仿佛瞬间就会消失。经济不景气时，投资银行是美国各种行业中裁员最为惨烈也最为果断的。一裁就是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高级经理与基层的雇员一起被裁掉。有时他们裁员特别不人道，让你走人，不给你时间准备。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中午还和大家一起吃饭，下午回办公室就不见了。事后才知道，她被告知解雇后，被保安带到楼下，东西都来不及收拾。
工作辛苦
华尔街华人们个个都工作辛苦，有的早晨6点多钟就到班上，有的晚上8点后才离开办公室。时间长是在这个含金量高的行业工作的代价。纽约市长布隆勃格就是投资银行出身。他成功的秘诀就是“永远比别人早上班”。尽管工时长，那些中国青年们仍是个个精力充沛。晚上下班后，他们还能参加一些讲座，或者上夜校，并备考各种文凭：像股票交易员的文凭、股票经纪人的文凭、会计师文凭、保险经纪人的文凭和著名的经济分析师文凭等等。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有跨科学位，有人既是律师又是会计师，有的人能读下来两个博士——理科的和法律的。跨行业不说，就读的都是响当当的学校，其中不少还是女士。我拿着她们的名片，就忍不住问：为何有这么大的精力！
这些人在放眼全球的同时都关注国内。他们可以在工作后，晚上8点一起相约到中餐馆聚餐，彼此交流信息。又可以周末时在某个房子大的朋友家里开专业讨论会，请国内来的各行业人士做讲座。他们甚至成立了各种学会，像律师学会、金融学会、计算机学会和投资者协会，举办各种讲座和研讨会，而且都是在纽约著名街段有排场的会议室里进行。这些地方都是这些华人们工作的场所。他们分属于美国各大公司，晚上下班，利用这闲置的设备，给大家提供充电的场所。开这种会常常是既有饮料又有小吃，讲座还是免费的，只要成员一年交几十美元的会费就行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行业的人士，你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勤奋和他们资源共享的才智。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没有欧洲那么强烈的种族歧视。美国也是创业的沃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有的已经当上了美国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后这样的例子还会更多。甚至可以想象一、二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后去美国的人中会有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当然对他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还是中国！许多留美多年的学生，包括在华尔街功成名就的人陆续回到祖国。人数之多形成了海归派，不再像以前那么稀有了。还有些人被美国公司派回国内，担任中国地区的第一把手。在美国投资银行派往中国的代表处中，首席代表多年来一直由中国人担任，而且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美国公司在这点上比欧洲人要有气魄。法国也是大国，但他们很少任命中国人坐地区的第一把交椅。这恐怕也是他们业务在国内开展缓慢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