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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4)01-0129-06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以“历史的终结”论成名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2000年5月22日在《时代周刊》提出“社会主义会卷土重来吗?”他说：“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部分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产生社会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制度在下一代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对这种问题的回答，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往往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大都缺乏学理分析。因而，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论的问题因时代而异，但不外乎是说，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社会理论是受人的意识支配的，没有什么科学可言。社会主义是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属于科学研究范畴。对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赞成，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确实存在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界限不清，导致部分学者思想不够解放，一些论著仍停留在意识形态宣传层面，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提高。因此社会主义前沿理论研究首先提出研究范式转换和创新：
一、研究范式转换：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创新
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而社会主义研究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问题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有人主张“回到马克思”，用马克思的词句去解决现实问题：或简单地照抄照搬马克思的原话，用本本去框现实；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搞所谓的“读解”，要人们相信由此搞出来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意。如于光远先生认为《哥达纲领批判》中“资产阶级法权”译错了，应译为“市民权利”，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只是将“资产阶级法权”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又如俞吾金先生认为《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译错了，德文词uberliefert译为“传统的”是不妥当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这种曲解“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而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则反对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坚持传统的观点。再如高放先生要把《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改译为“扬弃私有制”。因为马克思用的是德文，aufhebung是哲学术语，即辩证地否定，而不是笼统地全盘否定。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对私有制的彻底否定是要重新建立个人私有制。中央编译局的顾锦屏先生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aufhebung是个多义词，但在这里只能是“废除”之意；英法文本也如此译；“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否正确，应同宣言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联系起来考察。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李永清先生提出要从“夺权·革命”思维彻底转入“执政·建设”思维：(1)从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彻底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2)从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彻底转向真正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3)从对财产个人所有权的否定与剥夺，转向注重对财产个人所有权的肯定和保护。(4)从传统的劳动价值学说转向新的劳动价值学说，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多角度的按生产要素分配。(5)从“阶级对立斗争”思维转向“阶层利益整合”思维。(6)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要彻底完成从“夺权党”意识向“执政党”意识的转变。
二、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
任何理论思考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注重实践性研究是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显著特点。近期科社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主要有：
1、中苏改革理论比较研究
苏联实行“休克疗法”，中国实行“渐进改革”，改革方式不同，后果截然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后者近年来开始有人持异议，如萨克斯、胡永泰在9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在改革初始的经济结构条件是中国经济转轨比较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中国人口密度很高，大部分都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部门，这有利于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而在原有体制外突破的模式之所以可以在中国顺利推行，主要是因为中国国有部门所雇佣的劳动力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农村劳动力比例较小，占经济比例很高的国有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职工享受比较高的社会福利，意味着新兴非国有部门很难从国有部门吸收到劳动力，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利用。渐进改革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休克疗法”的推进者丘拜斯认为，一旦财产的控制权转给私营当事人，后者就会出于保护自己财产的目的来推动政治改革，并促进法制建设，这些人一旦成为所有者，腐败就会停止。我们认为，这种“政治上的科斯定理”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如何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和改革问题仍是今后讨论的热点问题。
2、小康社会和社会全面发展理论研究
小康，古代思想家的社会理想。最早见于《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后，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在《礼记·礼运》中得到详细阐述。儒家所设想的小康社会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天下为家”的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二是国家安定的社会。“大人世袭以为纪，城郭沟池以为固”。三是礼治文明的社会。“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小康社会实际上是靠礼仪维持秩序的社会。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后代的儒家学者把“大同”“小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社会，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社会的理想进化状态，应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小康)再到“太平世”(大同)。
李君如先生反对上述观点，认为小康社会是我党创造的新概念。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不过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和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邓小平把“小康”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用来描绘“中国式的现代化”。后来，江泽民在16大报告中提出在21世纪头一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因此理论界围绕什么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指标；小康社会的历史方位；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的区别、联系；小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十六大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观点后，人们认为促进发展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要靠发展。要用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但是，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怎样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如何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3、政治文明研究
党的16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确立，其意义不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近年来，围绕政治文明的内涵、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李慎明认为，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进步状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实践行为三个主要部分：(1)政治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它是政治文明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在一定社会中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治思想体系，必然是这个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它要为维护这一经济基础而服务。统治者也力图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心理上规范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引导人们的政治实践行为。(2)政治法律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反映一定阶级意志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国家结构形式和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它是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政治法律制度由统治阶级确立，并为该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它的实质是特定形式的民主与专政的统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通常是由这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及宪法惯例，来确认与反映，并受到法律的强制力的保护。政治法律制度往往具体化为国家机器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的一定的政治体制。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等。政治体制是政治法律制度的细化和有机组成。(3)政治实践行为，它是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政治文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实施和表现。它既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动反映和体现，又是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仅讲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不讲政治实践行为的政治文明，是静态政治文明，是不完全的政治文明，也就无法解释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断变革和进步。只有把动态的政治实践行为列入政治文明范畴，政治文明才是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体、静态与动态、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人类文明的成果与结晶。
但也有人对政治文明的构成要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熊云认为，政治(法律)意识、政治(法律)行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组织四大要素构成了政治文明。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行为的进步，但并不能完全代表政治行为的进步。可以说，根据上述四个要素任何一方面表现出的变化，人们就能根据变化的程度来判断其政治文明进步还是退步。由此，作者还指出，不应把政治设施纳入政治文明的要素之列，因为它不是人类改造社会的成果，而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其进步也不代表政治文明的进步。郭榛树认为，应将政治组织、政治设施视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但不应包括政治行为。
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政治文明”这一概念的丰富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紧迫的实践问题。如何在以往改革的基础上，从传统的官僚体制中解脱出来，这就要求政治文明建设不是去完善庞大的官僚运转机器，而是考虑怎样改变运作方式。这就要求政府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改革。政府形态分为农业文明的传统政府形态、工业文明的法制政府形态、信息文明的电子政府形态，三个政府形态之间呈递进关系。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是法制政府，必然向电子政府过渡。而目前中国尚处于传统政府状态，需要完成两次改革，实现从传统政府到法制政府再到电子政府的两次飞跃。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仅限于政务改革，而非政府改革。
4、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借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的话说，这是近年来理论界的“热话题与冷思考”。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是历史?现实?还是神话?是仅指经济全球化?还是包括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多方面的全球化?是西方化?还是多元化?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是什么?对中国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要重新回溯全球化的理论，梳理全球化的发展轨迹，而且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动向，更要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应对全球化的方略。
发端于1960年马歇尔·迈克卢汉在《交往的探索》中提出“全球村”概念的全球化这一概念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有三种说法：一是20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提出；二是1985年提奥多尔·拉维特在《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首次提出。三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0年首次使用。
对全球化的含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表述。龙永图认为，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多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已经涉及政治、科技、文化教育乃至人们的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超越国界、扩大联系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大多数人认为：就国际范围而言，一是原有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二是西方国家强大经济优势的挑战；三是西方国家强大科技优势的挑战；四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五是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挑战；六是周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和挑战。就国内条件而言，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二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挑战；三是体制转轨中利益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挑战；四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五是生态环境和人口的挑战。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来说，机遇大于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发展步伐，增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应趋利避害，祛除对立思维，讲求对立统一，以创新来应对全球化。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科技创新为动力，制度创新为保障发展社会主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创21世纪的新时代，共创社会主义的灿烂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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