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视域下甘南农牧区价值观变迁
王素英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有序进行，甘南农牧杂居区传统的农牧业基于生态建设、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多重因素已然发生悄然改变。此种生计方式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的潜在转变和价值认同的不断统一。这种潜在的价值认同变迁与人们内心价值取向、社会发展趋势及价值认同自身属性的变化无不关系。现在经济社会的引导虽能使人们能够走出物质贫困，但精神的贫困须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为价值认同导向，从而使甘南农牧杂居区真正脱离物质和精神双贫困的落后现状。
一、价值观变迁的原因
贫困是甘南农牧杂居区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各级政府精准扶贫的症结所在。然而，真正改变贫困、战胜贫困、走出贫困，最终还要靠当地人们自觉自愿去攻克贫困之关。贫困的现实和改变需要人们内心的认同与主动参与，值不值得做的问题既是人们自愿脱贫致富的关键，也取决于其价值认同的变迁和导向。
首先，新旧生计方式的变迁来自于人们内心的选择。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电器下乡活动、医疗卫生下乡工作、“村村通”、“户户通”等诸多工作使广大农牧民深切感受到社会经济不断进步态势下城镇化建设的诸多益处。同时，他们也开始深刻反思以往的传统生计方式是否过时；在运用新器皿、添置新家私、购置新住房的同时，也在内心深处权衡怎样的日子才是享福；在走出家门、离开村落、走进繁华大都市、闯进经济文化精英圈时也会感受来自现代文明的感召和旧有生计方式的束缚。此外，在旅游风靡全国的今天，当外面的人们怀揣安宁纯洁的心境走进藏区时，游客自身所携带的信息将成为藏区人们窥看外面世界的又一渠道。在当地人看来，城市文明的快节奏、时尚风都是他们学习效仿的。蓝天白云下的人们发现现代都市文明的诸多诱惑，由此不假思索地复制、粘贴到自己的生活圈，在为自己带来诸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自觉改变了自身所习惯的、坚持的价值观，从而形成新的符合经济变迁的价值认同意识。
Livin与STAT-5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蛋白表达与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肿瘤的临床分期、T分期、淋巴结转移、复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对于上述两种硅镁镍矿类型的红土镍矿渣型，主要控制MgO/SiO2=0.5～0.75，FeO 10%～25%。通过配料添加白云石或菱镁矿将炉渣组成转化为FeO-MgO-SiO2三元渣系，控制渣温1 500～1 550 ℃，以实现镍铁的选择性还原。
当传统生计方式被已有的现代文明所替代，带给甘南藏区农牧杂居区传统村落中人们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是内心深处价值认同潜移默化的变迁。甘南藏区农牧杂居区经济发展成效明显增势的同时，也必不可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金钱观意识主导下的价值观过度趋利。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生活在甘南藏区传统村落中的人们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和有益性。开始在政府的引导下，从事与旅游经济相关的行业，不再单纯地以放牧农耕为主要收入。城镇化建设在给当地人体力松绑的同时，也在内心深处改变了人们对于金钱和人际关系的处理。内心对金钱过度地渴求引来了人性贪婪自私懒惰的种种劣根性。据访谈了解到，老辈人眼中的村庄已经有所改变，然而某些变化却是他们不敢苟同的。过快的经济发展使人们迅速体会到金钱的魅力，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人们感受现代经济收益时，却丧失了享受幸福的收获感。金钱，使人们从贫困的缺口中爬上来，却在人性自身的贪婪自私中将曾经相濡以沫的亲情、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横挡在气派的琉璃大铁门外。人与人的交往不再考虑我们拥有同一祖先，我们出自同一个村落，而是考虑有无利益可图。逐渐冷漠的人际关系追根溯源于金钱观意识主导下的价值认同过度趋向于利，从而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后内心的贫瘠与自私。
左小龙道：“就是在大雾里开摩托车啊，很刺激的，神经就像要爆掉了一样，等停下来的时候，你不觉得浑身都很舒服么？”
在人们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价值取向的变迁时刻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金钱意识的模糊使甘南藏区传统村落中的人们无法敏锐地捕捉稍纵即逝的市场信息，从而错过许多致富途径，以致成为贫困村落。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政策的不断引导和倾斜，传统村落中的人们开始对金钱观有了清晰的认识和驾驭能力。金钱意识的不断强化使甘南农牧杂居区的传统村落中生活的人们开始精打细算地开源节流，同时争分夺秒地借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逐渐实现自己的小康目标。当金钱意识观逐渐渗透到当地人们的内心时，它所发挥的效益就是最大程度地刺激人们利用现有资源，以生态旅游为主线路，积极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健康环保的经济链条，从而为藏区及个体带来巨大收益。藏区随处可见的农家乐、藏餐馆、民族纪念品店等等各种经济实体的不断就位，使得人们逐渐摒弃了传统的放牧兼农耕生计方式，从而接受了自主创业、以农业为辅的家庭生计方式。不论自主创业、还是外出打工，与现代经济文明接触的过程中，传统藏区村落的人们也逐渐接受了致富求财的价值观。这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人们的价值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对策
其次，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推进促使人们价值认同发生变化。过度放牧势必会给有限的草场资源带来过重的压力和负担，从而导致草场资源萎缩甚至枯竭，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又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放牧相伴的农耕不仅有高成本投入、低收入回报的缺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坏了良好的原始草场资源。毁林开荒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个体收入，但与损毁的林草资源比较，可谓杯水车薪。在当地政府的强制干预和有效引导下，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世代繁衍传承的重要资源，唯有摒弃伐木毁林、过度放牧、乱垦乱种的已有生计方式，才能保证白云、蓝天、碧水、绿草的美好家园。比如，甘南藏区所有旅游景区视域内无垃圾的有力践行和各县乡杜绝使用塑料袋的贯彻执行，使白色污染得到有力控制。
第三，价值认同的核心——价值取向变迁是传统生计方式改变的根本所在。长期封闭的藏汉混合的传统村落中，诸多事务并不是用钱能解决的。牛马交易、子女婚嫁、帮贫扶弱等事项在传统村落中有其固定的解决模式。比如，牛马交易就不会细究市场价，而是找交易两家都信得过的中间人“捏指头”来评价交易的。一旦谈拢交易，哪怕旁人非议也绝不后悔。子女婚嫁一般都会事先询问本家及娘舅家主事之人，聘礼高低也由议婚当日参与的“夏尼”论定多寡，主家可提相关要求，但最终决定权归集体“夏尼”。同样，一旦议婚完毕，婚嫁双方便均不得反悔。帮贫扶弱也未曾有明确规定，只是在年事节令农忙收获期间或家逢大难，邻里乡人、本家娘舅，或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或主持公道，自发组织度过危机，无人问取回报，无人妄议此事。然而，井然有序的村落制度却改变不了人们日渐贫困的生活实际问题。面对贫困，诸多善心善举将不过是杯水车薪，如何使村人们真正富裕起来则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逐渐走向小康生活的人们在感受经济文明诸多益处的同时，也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其次，过渡趋利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快速前行的经济发展与缓步跟进的文化发展存在脱节现象。城镇化建设与精准扶贫最无奈的难题就是富裕之后的贫困。内心深处对金钱的过度渴望源于人们无法平衡自身经济收入于内心价值观所致。这源于人们在经济方面富起来了，却未能及时地在精神文化方面站起来。精神文化贫瘠使人们在富起来时并不能自信地享受幸福，却无端地进入恶性贪婪私欲中。这种富裕后的贫困，对于甘南藏区个体发展还是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而言，都是有害无益的。不仅给人们内心的精神生活上强加了一个紧箍，也隔阂了传统村落中乡人守望相助的热情和渴望。
第三，传统生计方式下人们所奉行的真善美如何自然地回归现代经济文明社会。虽然，甘南藏区农牧杂居区传统村落中的人们已经接收并实行了新的生计方式。然而，随着传统升级方式的消退，一并退化的则是人们心中所奉行的真善美理念。人们开始忙于精打细算自己的小日子，而不再关注赖以生存的村落的发展和成长。拿子女婚事来说，以前，只要两家人愿意，小辈们对彼此没啥意见，就促成婚事。现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在实践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过分地依赖经济收入所带来的生活利益，使人们更加注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功力效益，从而使城镇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稳妥发展的理念未能落到实处。
由此而引发的诸多问题，实质在于甘南藏区农牧杂居区人们在接收经济效应快速发展的诸多收益时，未能将自身内心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得以外化和传承。即金钱意识的过分关注，是人们暂失传统美德的主要原因。这需要甘南农牧杂居区的人们静心反思。而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循循善诱和大力倡导。使甘南农牧杂居区人们在城镇化建设中从物质单项脱贫逐渐过渡到精神物质双脱贫的状态中，能够自发地融入到建设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队伍中。在力求个体脱贫致富的同时，也能有力地促进甘南农牧杂居区生态经济文明建设的有序推进。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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