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之演进与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之争论文,管理学论文,观之论文,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是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反思，是管理学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众多学者参与其中。但目前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对争论演进历程的纵向梳理，没有对不同时期的差异进行比较；二是缺乏对推动争论演进的内在动力、演进机制等横向剖析。
本文认为，管理学元研究应建立于科学学等元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逻辑前提之一在于界定“何谓科学”。“1960年以来，科学哲学、科学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一直影响着管理学研究中的争论”(Whitley，1984b)。因此，本文以争论中所依据的科学观为线索，采用无干扰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方法中的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历程比较分析法(History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对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与科学学演进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以揭示争论演进的内在机理和规律，为推进中国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提供借鉴。
一、“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命题的形成及其科学观缺陷
(一)命题的由来
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史来看，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典型地表现为196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召开的“区分管理教学者和实践者”的讨论会，会议主题之一是“管理的普适性和可转移性(The Universality and Transferability of Management)”(丹尼尔A.雷恩，2000)。与会者所持观点可概括为3类：(1)管理学是科学。以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1969)等管理过程学派为代表，秉承法约尔提出的“理论的目的就在于提供一套可以传授并教学的知识体系”，主张“探索可以提炼为规律从而形成一般的管理理论并被广泛接受的知识体系”(丹尼尔A.雷恩，2000)；(2)管理学是艺术。以欧内斯特·戴尔(Ernest Dale)等经验主义学派为代表，“断定管理形态过于复杂，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精确的原理和陈述”(丹尼尔A.雷恩，2000)。由于复杂多变，许多理论还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验证或证明；(3)管理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以赫尔伯特·西蒙(Helbert A.Simon)为代表，他们认为“我们对已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正在朝着创造充满活力的管理科学和基于科学的艺术迈进”，“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要求经验主义者、决策学家、行为学家不同的投入，未来管理所提供的一定是管理科学的综合”(丹尼尔A.雷恩，2000)。
(二)争论所依据的科学观及其缺陷
从上述争论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与其所持科学观不同有关：(1)孔茨所接受的科学观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科学是对经验的总结，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第二，科学知识表现为一套语言性的命题系统、知识体系。孔茨认为，管理学是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管理学知识必然是理性知识、科学知识；但其无法解释现实中管理学知识体系所表现出的不统一性。孔茨以“管理学丛林”来隐喻管理学研究中的学派林立状态，形象地表达了其对于管理学应该如自然科学知识体系所具备的系统性、统一性的渴望。(2)戴尔等学者所接受的科学观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全面、准确地反映；第二，运用数学、物理学，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戴尔认为，管理形态比自然现象复杂，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准确的反映，因此，管理学不可能是科学。
从科学哲学史来看，孔茨依据的是唯理论科学观，认为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从经验知识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知识才是可靠的。这种科学观根源于17世纪以来以法国笛卡尔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至20世纪30年代演进为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实证主义哲学推进了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当然也推进了管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化。而戴尔等学者主张的则是经验实在论，其哲学根源在于17世纪末叶兴起的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经验实在论哲学，其强调经验的实在性，反对理性对经验的加工。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不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实在论，都属于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科学观，也可称为认识论(Epistemology)科学观。
表象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是主体对客体的真实反映，科学的进步依赖于认识方法、认识工具的创新。表象主义科学观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有力地推动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但其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其对于“主体与客体如何一致”、“语言命题如何与实体相一致”等问题，始终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反实在论、历史主义、社会建构论等科学哲学学派，先后对表象主义科学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忽视了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著名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81)提出的“范式理论”说明，科学知识并不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摹写，科学家共同体的“共识”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知识是具有历史性的。“科学的基本假设都是一种简单方便的约定”(彭加勒，2001)。而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则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特别是爱丁堡学派，提出了科学发展中的“利益模式”：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科学知识的产生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陈其荣，2006)。科学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与所在地区的经济、政治等利益直接相关。
反实在论、历史主义、社会建构论对表象主义科学观的批判，有力地证明了“离开主观性的客观是不存在的”，驳斥了以理论成果是否与研究对象相一致的标准来判定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的做法。自然科学知识是否与研究对象一致，是无法从认识领域加以证明的；运用自然方法所产生的管理学知识，也无法从哲学上证明其客观实在性；就连经验主义者所提供的案例，其真实性也无从保证：如何能够证明用语言形成的案例，与实际发生的管理学事件是一致的？因此，戴尔否定管理学之科学性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其否定管理学是科学的观点自然也是不成立的。
(三)衍生命题：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尽管经验主义学派否定管理学是科学的观点有些荒谬，但其强调管理学研究对象之特殊性、反对管理学“过分数学化”等观点，得到了相关学者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丹宁布灵(Dannenbring，1981)、惠特利(Whitley，1984a)等学者又围绕着“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命题展开了争论。丹宁布灵(Dannenbring，1981)等认为，管理学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管理者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尽管管理科学可能不如物理学那样精确，但这并不构成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性区别，能够运用数学语言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管理学知识体系缺乏统一性，这只是表明管理学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每一学科的初始阶段都会表现出这种特征。惠特利(Whitley，1984a)等则认为，管理学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A Practically-Oriented Social Science)，管理学研究的是管理者的实践，管理学成果又直接应用于管理实践。同时，社会实在(Social Reality)不同于自然现象(Natural Phenomeno)，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包含着更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管理学应该重视文化、价值观、习俗等因素的作用，应走出过分数学化的误区。国内学者认为，管理学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混合体(林曦，2006)。总之，这一命题首先承认了自然科学方法在推进管理学学科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了管理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现象的不同，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四)争论的核心：如何确立检验管理学知识科学性的标准
上述两个命题都是从认识论层面，从认识对象的角度，强调了管理学研究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一种规范分析，但争论忽略或遗留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看待现实中，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相脱节的现象？检验管理学知识有效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既然知识的科学性并不能靠认识成果与客体相一致来证明，那么，判定管理学研究成果是否为科学知识的标准是什么呢？既然科学知识与自然现象、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是否一致，是一个无法从认识领域加以证明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科学知识与自然现象、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的关系？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管理学研究的合法性如何辩护？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1845)。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科学观(Practicedominated Philosophy of Science)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兴起，不仅为处理科学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进一步探讨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提供了新的语言架构，将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带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实践科学观的兴起对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影响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81)提出，“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实践转向，在劳斯(Joseph Rouse)、齐曼(John Ziman)等科学学学者的努力下，实践科学观逐步兴起。实践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科学在本质上更是一种实践活动。从整体上看，科学实践包括3类活动(王贵友，2005)。
1.实验活动。科学实验人员运用科学仪器设备、科学观念和方法，以观察、实验、测量为主要方法，以发现和核验科学事实为目的的认知活动和操作活动；
2.理论建构活动。理论科学人员设计和构造特定科学观念与概念框架，以科学假说为主要方法，以建立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为目的，构建理论体系的创造性活动；
3.科学应用活动。主要指科学技术化、技术生产化等具体活动，把科学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
与表象主义科学观不同，实践科学观强调了科学活动的以下特征。
1.目的性。实践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人并不是外部世界的“自然之镜”，科学是一种以技术工具为中介的干预生产实践的符号实践活动(曾晓强、盛晓明，2002)；“作为实践的科学，首先不是表象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而是操作和介入世界的一种或多种方式。科学家是实践者，而不是观察者”。“科学不但是要消除人们理智上的困惑，达成关于对象世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更有竞争力的实践方式”(李正风，2006)。
2.语言和工具依赖性。任何科学实践活动，都要借助语言、实验设备等人文、物质条件而进行，语言、设备都是人类建构的产物，必然有其地域、历史、社会局限性。科学研究的问题都是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研究问题的手段和方法也受“当下”的条件所束缚。因此，科学知识是对客观现象中立、客观、精确反映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3.实践检验性。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要靠技术手段来检验。技术实践活动是检验科学理论知识真理性的标准。“从方案设计和实施的成败来衡量工程科学应用科学原理的正确程度，从技术基础科学的成果衡量基础自然科学原理的是非。这种校核检验关系，乃是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具体化”(陈昌曙，1999)。科学学学者劳斯(Joseph Rouse，1998)认为，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只有作为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和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才是可理解的。李正风(2006)等学者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建构性的实践活动。
4.国家利益性。“大科学”是当今科学活动的主要形态，科学研究已经从分散的单纯的个人活动转向社会化的集体活动，科学研究已经从集体规模、国家规模发展到国际规模。“大科学”时代研究的课题大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问题，国家通过科学发展规划来确定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内容。科技政策已经成为影响科学活动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前科学正日益被强制征用为国家研发系统的驱动力，大学也逐渐成了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科学技术发动机”(洪茹燕、汪俊昌，2008)。
5.历史演进性。科学知识生产既是一种需要依托科学家创造性和自由探索的个体认知行为，又是一种需要社会支持并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生产活动；知识生产方式(Knowledge Production)是把握科学实践活动的关键。科学知识生产方式随人类物质生产实践进步而演进，先后经历了思辨式、经验式、实验式、学院式和后学院式等五大形态(李正风，2006)。经验式和思辨式是古代社会中科学的主要形态，实验式是近代科学的主要形态，而“学院式科学(Academic Science)”是现代科学的主要形态，而当代科学实践则处于向“后学院式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的转变之中(约翰·齐曼,2002)，科学研究正在分裂成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即从传统的以认知为目的的模式1(Mode 1 Knowledge Production)向当代的侧重于应用的模式2(Mode 2 Knowledge Production)转变(Gibbons，1994)。
科学观的演进为讨论和理解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依据实践论科学观，对管理学的科学属性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理解。
1.管理学已经是一门科学。从学科的角度来看，管理学已经具备现代科学的特征：(1)自188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以来，管理学院(商学院)在众多大学中成立，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量的管理人才；(2)培养了一大批管理学研究人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研究成果；(3)创办了大量的管理学出版物，发行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书籍，积极地影响和参与了管理实践。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管理学已经是一门毋庸置疑的科学。
2.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管理学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目的性。作为一门科学，管理学研究活动参与、影响、干预着管理实践，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观察、反映着管理实践。“要对组织及其管理现象进行认识，需要我们转换思维观念，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不是被认知的客体，而是管理学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同管理实践者一同建构的行为空间。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知识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罗珉，2005)。管理学者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因此，判断管理学是不是科学，不能将其等同于“管理学知识是否与管理实践经验完全吻合”这样的表象主义问题。
(2)学科互涉性(Interdisciplinary)。同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一样，管理学研究活动必须借助于语言、研究工具等中介系统才能进行，所谓客观、中立、精确、全面地反映管理实践经验、管理现象的管理学知识是不存在的。作为一门19世纪末兴起的科学，管理学研究借鉴了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先行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学科互涉成为所有科学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管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趋势更加突出。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包括经验主义的案例方法，都是建构管理学知识的科学方法之一。并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更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出现而持续，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将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之中。
资料来源：李磊：《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面孔—国家科技与社会化认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7页；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3)历史演进性。管理学是现代物质生产实践、现代管理实践的产物，并将随物质生产实践、管理实践的进步而演进。“管理学新范式的基本思维是将组织及其管理视为一个过程，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一个过程，它还没有完成，仍然在产生之中。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惟一的绝对真理”(罗珉，2005)。
3.当代管理学创新的主题：知识生产方式变革。
从管理学研究活动的实践来看，管理学的科学属性遭受质疑，表现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管理学者在评判管理学知识的学术标准和质量检验机制方面存在分歧；二是管理学成果在指导管理实践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1)对管理学研究的质量标准存在分歧。达芙特、理查德(Daft，Richard，1983)等学者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管理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方法应该由目前的多元走向一元，多元方法只是表明管理学还没有成长为一门科学。惠特利(Whitley，1984b)、黄速建(2005)等学者认为，管理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特殊的，其研究方法必然是多元的，管理学只能是多元方法的科学。
(2)对如何增强管理学的实用性存在分歧。胡佛(Huff.A.S,2000)等学者认为，管理学实用性不强的原因在于受传统“学院式科学”的影响，专注于研究方法的严谨，而忽视了研究问题本身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实践价值，建议管理学应加强与管理实践者的开放与合作，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组织形式、研究议程。而马奇(March，2000)、黄光国(2008)等学者则认为，管理学研究实用性不强，根源在于学者缺乏科学精神，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素朴实证主义等非科学倾向，大大降低了管理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及其实用价值。管理学研究应当更加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特别是实证方法的应用。
应用实践科学观的语言架构，管理学者们概括出了一个新命题：当代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这场争论强烈地受到了吉本斯(Gibbons，1994)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知识生产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分——的启发。模式1是纯学术的和单学科的，而模式2则是多学科的、目标在于解决复杂的相关现实问题。模式2被看作‘学院式管理学研究(Academic Management Research)’衔接适用性鸿沟所应当遵循的典范”(Van Aken，2005)。
这种提问方式比“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命题更有利于推进对于管理学科学化的认识：(1)从科学作为一种生产知识的社会建制、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承认了管理学是一门科学，这有利于克服非理性主义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消极影响；(2)强调了管理学与管理实践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管理学应通过增强面向实践的开放性而彰显其应用性价值，这有利于克服教条主义；(3)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相关研究成果为管理学增强实用性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管理学困境在于其原有的认知模式、研究方法和科研制度等不适应现有物质生产实践的变化，变革知识生产方式是管理学走出困境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这一命题，学者们对管理学科学化的进程再次进行了深入反思。
三、实践科学观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
从“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这一命题来看，管理学科学化进程中出现的“理论脱离实践”困境并不能成为否认管理学之科学属性的证据，而只是表明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在知识生产方式方面存在滞后性—局限于“学院式科学”而对“后学院式科学”实践及其特征缺乏自觉运用。沿着这一思路，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从研究目标、主体结构、质量标准、组织方式等方面对现代西方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从科学建制的角度来看，现代管理学起源于188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成立(Henry Mintzberg，2003)。现代商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模式深受当时的学术中心和榜样——德国的大学模式的影响。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标志着以洪堡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为原则的“学院式科学”时代的正式来临。“大学管理教育的学者们相信自己能够发现一种潜在的商业科学，把这种科学传授给那些美国未来的公司领导者，从而发展起一门新的管理专业”(Henry Mintzberg，2003)。管理学院(商学院)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研究实现了职业化和建制化，管理学研究成为一门正式的科学知识生产活动。受当时“学院式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现代西方管理科学表现为“学院式管理学”，其主要特征是。
(一)片面强调管理学知识的学术性
1.主张理论管理学与应用管理学的分离。表象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而技术则是对科学成果的应用，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是绝对清晰的，科学是基础研究，而技术是应用研究，这种科学与技术的“二元分立”直接形成了理论管理学和应用管理学的“二元分立”。赫尔伯特·西蒙(Helbert A.Simon，1957)等明确提出：管理学应划分为理论管理学和应用管理学，管理科学属于理论管理学，而管理实践者所需要的专门性知识则属于应用管理学。
2.片面强调量化分析。“二元分立”有利于将管理者零散的实践经验系统化为管理学知识体系，其成果是具备高度一致性的一般管理学原理。但是，这种对学术性的强调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过分“数学化”了。“美式管理已变得沉迷于分析的独立和数量的优美，深受‘分析瘫痪症(Analysis Paralysis)’的困扰”(Parker，Martin，1999)。英国学者格里斯利(Paul Griseri，2006)认为，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研究过于注重管理知识的有效性(Validity of Management Knowledge)而忽略了有用性(Utility of Management Knowledge)。德鲁克指出，“学者们是按书本上的东西来界定知识的，但那肯定不是知识，只不过是原始数据”(丹尼尔A.雷恩，2000)。
(二)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缺乏沟通与合作。在表象主义科学观看来，管理学者是管理理论知识的生产者，而管理实践者则是理论知识的使用者，两者在知识生产方面也表现为“二元分立”
1.两者在知识生产环节缺乏合作。夏皮罗、德布拉尔(Shapiro，Debral at e1.，2007)等认为，在创造和传播管理知识方面，他们(指学者和实践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能力、时间和资源限制与动机。因此，管理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可能被实践者所接受，理论必然是脱离实践的。学术性与实用性代表着本质不同的两类知识，各自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两者无法融合(Van Aken，2005)。巴克利(Buckley，1998)比较了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在管理学知识生产方面的差异(见表2)。
2.两者在知识转化环节缺乏合作。从完整的知识生产过程来看，管理理论应用于管理实践，是需要经过转化这个环节的，但一些原因阻碍了这种转化：(1)学者没有能力或缺乏动力传播其研究成果。(2)缺乏传播的途径、有效的方法(Kelemen，2002)。(3)实践者缺乏应用理论成果的意识。“学术期刊可能惭愧于观点的枯燥和无适用性，而实践性刊物则惭愧于发表那些未经证实却因鼓动性而带来可观销量的内容”(Freek Vermeulen，2005)。夏皮罗、德布拉尔(Shapiro，Debral et al.,2007)等进行的一项针对包括管理学者、工商管理者、咨询顾问在内的调查研究表明，“管理学知识转化难题(Management Knowledge Transfer Problem)”是导致管理学实践关联性(Relevance to Management Practice)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述两方面原因形成了管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缺陷：管理实践者在管理学知识生产体系中“缺席”，管理学者共同体形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封闭的圈子(Incestuous，Closed Loop)”(Freek Vermeulen，2005)：学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商学院)中有管理实践经验的教师比例下降，学者们了解商业运作的兴趣不大、机会不多，所生产的知识不可能具有关联性”(Buckley，1998)。“(中国)管理科学学术界与企业界缺乏足够的互动。管理科学的学术研究缺少足够的横向需求支撑，大多来自于强势的纵向导向，企业界和管理实践者对学术界的信任与需求也不足”。管理学研究“问题单一，资源渠道狭窄，研究成果孤芳自赏，造成了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的封闭化。使管理科学的社会承认度与影响力偏小，与迅速发展的规模不成比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2006)。
(三)管理学知识生产呈现专业化和学科化特征
“学院式科学”主要以揭示对象的性质与规律为主，而不以通过科学研究直接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主，以“学院式科学”为导向的管理学知识生产主要体现为基于研究对象差异性而形成的“学科知识”生产，而“学科知识”又细分为“二级学科知识”并更细分为“专业方向知识”。兰基·古拉缇(Ranjay Gulati，2007)认为，大体而言，研究者的身份都是围绕学科而形成(学科内又形成亚群体)，研究者以狭隘的理论领域及具体方法和数据分析而区分。明茨伯格(Mintzberg，2003)认为，这种专业化造成了分析与综合、局部与整体的分割。管理被简化为决策制定，决策制定被简化为分析，分析被缩减为计算技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是精于计算的管理者！“各种管理科学大都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但这种过分重视理性、强调专业化、规范化、严密化、制度化，导致人的机器化，使人的精神世界片面化”(彭新武，2008)。
从上述3个方面来看，现代管理学更多地表现为“学院式管理学研究(Academic Management Research)”(Newell，2001)，是一种以追求管理理论知识增长为主要目的的探究性活动，其生产的知识没有能够有效地满足管理实践的需要，从而导致人们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提出质疑。巴克利(Buckley，1998)所做的一次针对管理实践者的调查研究表明：管理学教授的研究适用于实际问题的程度、管理者运用学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管理学者推进管理实践取得进步的程度、学者能够理解组织中管理所面临的具体情境的程度等4个方面都没有得到管理实践者的积极评价(见表3)。
表3 管理者对于管理学研究的评价
得分：1=极少，2=有一点，
问题 3=有一些，4=比较好，
5＝非常好
你对管理学学术研究的熟悉程度 均值为3.11
大学教授的研究适用于实际问题的程度
均值为1.67
你运用学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均值为1.45
管理学者推进管理实践取得进步的程度
均值为1.15
学者能够理解组织具体管理情境的程度
均值为1.36
资料来源:Buckley et al.,1998,"The Disconnect Between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 of Management",Business Horizons,Vol.41 Issue 2,pp.31～38.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学院式管理学”主要受“学院式科学”的影响，在知识生产方面注重学科知识的积累，而忽视了与管理实践的紧密联系，造成了其实践关联性的不足。美国商学院联盟(AACSB)于1988年发表了著名的“波特——麦基宾报告(Porter，McKibbin，1988)”，批评美国的工商管理教育过于注重理论和科研而脱离实际，并呼吁管理教育改革。显然，美国商学院联盟并没有因管理学脱离实践而简单地否定管理学之科学化进程，而是认为其科学化的具体方式存在缺陷，其呼吁管理研究、管理教育改革，着眼点在于变革“学院式管理学”自身的缺陷而加强与管理实践的紧密联系。如何加强与管理实践的紧密联系，成为改进管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
四、实践科学观对深化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主要借鉴并运用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相关理论，讨论了继续推进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对策。“知识生产模式2被看作‘学院式管理学研究’衔接适用性鸿沟所应当遵循的典范”(Van Aken，2005)。学者们所探讨的内容相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承认管理知识形态的多样性并强调不同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
1.强调管理知识形态的多样。管理学知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学者所生产的管理理论，还包括管理技术、管理经验(管理实务)以及管理哲学等多种形态(李显君，2004；吴欢伟、李燕萍，2005)。惠特利(Whitley，1984a)认为，管理知识可以分为4种类型(参见表4)。
表4 管理知识分类
实践者 顾问 流行作家学者
受众同事 客户 管理界人士 研究者
目的 企业成功 最佳实践最佳实践理论
针对性和具体性高中 低低
对当前实践的依赖性 高高 高低
公众可获得性 低低 高高
资料来源：Whitley R.,1984a,"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Practically-Oriented Social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21 Issue 4,pp.369～390.
2.强调不同管理知识形态之间的转化。从知识形态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看，管理理论脱离实践的原因在于忽视与其他知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增强管理学研究关联性的办法之一在于强调不同管理知识形态之间的整合。明茨伯格(Mintzberg，2003)提出，管理学院、咨询培训机构和实践共同体分别是管理理论、管理技巧和管理技能等3种不同形态的管理知识的生产者，应该用“管理教育、管理培训、管理技能开发”3种类型的管理知识传播形式来丰富传统单一的管理教育模式。李显君(2004)认为，改进管理学研究脱离实践的关键是对管理理论、管理技术和管理实务等知识形态进行整合，管理结构的3个维度(管理理论、管理技术、管理实践)的整合影响着中国管理走向世界的进程。黄速建、黄群慧(2005)认为，职业管理咨询机构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管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管理生产力，而且诱致了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更大需求，还保证管理科学研究人员专门关注应用科学研究方法、基于科学研究规范来研究管理科学问题，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赵纯均(2003)认为，管理案例匮乏、具备管理经验的师资短缺、企业调研与咨询薄弱是中国管理学院在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最突出的三大缺陷。克服这三大缺陷应成为中国管理教育改革、管理创新的当务之急。
(二)强调管理学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开放式合作
实践科学观认为，管理学知识是由不同主体主导并在与其他不同主体间互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之间、管理学共同体与资源供给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成为影响管理创新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各主体之间应增强开放性、互动性。
1.将管理实践者纳入研究过程。弗立克·韦尔默朗(Freek Vermeulen，2005)认为，协调管理学之学术性与关联性矛盾，前提是“变革学院式研究机制，使实践者直接参与到研究中来”。兰基·古拉缇(Ranjay Gulati，2007)认为，“借助于更深入探讨管理者关注的问题，我们(管理学者)可以很自然地将我们的利益与更多的实践相统一，而并不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科莱曼(Kelemen，2002)认为，模式2预先假定学者和实践者的联合团队提出适宜特定情境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同时全面考虑各方利益，从而可能使从一般到具体的知识转化过程天衣无缝。
2.创新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伊弗特·古默桑(Evert Gummesson，2000)认为，管理学者对管理实践的“接近”(Access)是影响研究质量的第一重要因素，“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研究应成为管理案例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德鲁克)在研究生院一直是一个清新的声音。学院的教师们在忙于推算数学模型和测量管理者两个眼珠间的距离时，德鲁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管理者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即管理实践上”(丹尼尔A.雷恩，2000)。
3.开展协作式研究。布兰恩尼克(Brannick，2006)认为，合作研究应该是由“学院派”成员扮演组织外部成员的角色，和组织内的管理者进行合作，很多关于组织的经典研究都是这种外部“学院派”和内部“实践派”合作的结果。肯·斯塔基、鲍拉·马丹(Ken Starkey，Paula Madan，2001)认为，“衔接适用性鸿沟不能单靠改变学者的观念，管理者和公司也应重新思考其参与研究过程的活动”。“衔接适用性鸿沟需要由参与研究的利益相关者来讨论研究内容、研究流程和研究传播”。阿迈拜尔、特瑞萨(Amabile，Teresa et al.,2001)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学者——实践者研究协作(Academic-Practitioner Research Collaboration)”、“跨职业研究协作(Cross Profess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在管理学研究中处于增长趋势。马奇迪斯(Markides，2007)认为，培养双料教授(Ambidextrous Professors，指既擅长学术又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者)是协调学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效措施。
(三)强调应改革管理学研究机制和政策
增强管理学研究的实践关联性，必须深入到研究机制和政策层面。夏皮罗、德布拉尔(Shapiro，Debral et a1.,2007)等认为，适用性鸿沟与学者、实践者之间在动机、利益、时间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性有关，更与大学的研究制度、晋升制度有关。解决问题的出路最终仍然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和程序，以激励持续性的合作研究，包括从初步提出研究思路到同行审查、发表研究成果等环节。
1.建立鼓励校企交流的资助平台。(1)商业资金、慈善基金、私人捐款应该设法为教师提供机会，使他们利用休假、考察见习、学者在企业计划等形式，同相关企业和组织进行互相了解与合作(Buckley，1998)。(2)企业则应鼓励管理者利用带薪休假(Corporate Sabbaticals)这种形式，与管理学者、商学院的学生等进行直接联系和深入交流。(3)培养衔接学者与实践者的双料翻译：同时掌握学术语言与实践语言，既能将学术语言转化为实践语言，也能将实践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Markides，2007)。
2.完善大学的绩效考核制度：(1)承认学者在实践导向刊物上所发表成果的价值；(2)鼓励学者从事管理咨询活动；(3)鼓励学者与企业合作，进行横向课题研究。
3.改革期刊的编辑及发行政策。(1)变革杂志、图书等出版物的发行风格，增强可读性；(2)让管理实践者参与稿件遴选及论文审定过程；(3)实证性论文必须包含探讨实践应用方面的内容；(4)学术性期刊允许或鼓励实践性期刊免费转引其论文，以促进研究成果向实践者的传播(Cohen，D.J.,2007)。
4.加强管理学者与管理实践者的互动。管理学会举办包括官产学等主体在内的综合性的研究论坛，举办管理学网上论坛(王其藩，2006)等。
五、对“后学院式管理学”的质疑与批判
“后学院式科学”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质疑和批判，德里克·博克(Derek Bok，2001)认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这种新关系是否会使科学失去自由，使大学的理想和理念发生异化，……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管理学研究领域确实出现了“院长学术”、“科研不端(Misconduct in Science)”等引起广泛关注的现象。“后学院式管理学”使当代管理学的科学化进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管理学知识生产与管理伦理之间的关系。“后学院式管理学”强调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强调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之间的协作与整合，问题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社会地位、利益、能力、资源以及价值观念、动机等方面的差异(Shapiro，Debral et al.,2007)，这些差异将如何影响管理学知识生产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何种体制和机制能够保证众多主体可以平等、公平、民主地参与管理学知识生产过程？“后学院式管理学”是否能够在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实现管理公平、管理民主和管理正义？“后学院式管理学”是否能够在实现管理有效性的同时克服管理的“非伦理化”倾向(刘云柏，2006)？管理学知识生产是否能包括管理价值观念的生产？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有利于管理主体之间的协作？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是否是导致管理学发达程度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管理伦理学将引进学者、实践者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其次是商学院在当代管理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定位。商学院不再是惟一的管理学知识生产主体，如何寻求自身在知识生产体系中的定位？管理学术性研究的引领作用如何体现？管理教育教学如何改革与创新？亚伯拉罕森(Abrahamson，1996)和纽威尔(Newell，2001)等学者认为，管理咨询、培训和传播机构的成长和竞争催生了“管理时髦”(Management Fashion)现象。我国学者认为，“以‘用’至上的价值取向从管理实践领域向管理研究领域、管理教育领域不断渗透与蔓延，它侵蚀了全社会对纯粹的学术性与基础性管理问题的研究志趣，大大滋长了缺乏真正的学术精神的个人英雄主义，并逐渐形成了一股与管理科学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强大力量”(余菁，2005)。马奇(March，2000)认为，追寻对知识有所贡献的学术研究更重要。“管理研究对管理实践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它不是那些管理噱头或潮流。它是有关管理之道的基本理念…管理研究的主要用处在于发展基本理念来塑造管理者的思维，而不在于解决眼前的管理问题”。如何处理与企业、咨询机构、政府、资助机构等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商学院在“后学院式管理学”时代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激励与维持学术的严谨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平衡将成为衡量一个商学院优秀与否的尺度(谭劲松，2007)。
再次是管理学知识生产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坚持国际化视野与本土实践的结合，加强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流，密切同中国管理实践者的联系，是中国管理学者推动管理创新所应当坚持的行为模式。但是，“学术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价值和利益多元化的过程，是一个内在地隐含着利益冲突的竞争过程”(曾国屏、李正风、杜祖贻，2002)。引进国际标准与坚持自主创新同样是中国管理科学界面临的时代性课题。在推进中国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中，我们特别要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既要消除经验主义者对管理科学化的抵制，又要反对“新教条主义者”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顶礼膜拜，这是中国管理学者推进管理创新进程时必须坚决反对的两种倾向。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1.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深受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观演变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都借鉴和应用了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观的演进成果。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学界关于管理学与自然科学两者关系的认识，印证和完善了管理学的“钻石模型”(黄速建、黄群慧，2005)。
2.“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命题，深化了对管理学研究对象之复杂性、特殊性的认识，批判了过分数学化、实证主义，使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管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但表象主义科学观所存在的缺陷，使争论陷入悖论。
3.实践科学观的兴起为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借鉴当代科学实践由“学院式科学”向“后学院式科学”的演进趋势，学者们提出了“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这一新命题。新命题肯定了管理学的科学属性和地位，又强调了加强校企合作等知识经济时代推进管理创新的关键，指明了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新方向。探索知识生产方式变革是协调管理学研究之学术性(Rigour)与实践关联性(Relevance)矛盾的关键，实践开放性、方法多元化是当代管理学科学化进程的发展趋势。
上述结论可用框图表示(见图1)。
(二)展望
当然，运用科学学理论成果，对管理学科学化进程进行反思、对管理学的科学属性进行探讨，也存在一些薄弱之处。
1.对科学观作用于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动力机制、影响因子等需要进一步分析。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表现出了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这种历史阶段性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历史阶段性与科学观演进的历史阶段性是否有直接关系？科学观变革是引起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直接原因吗？
2.对形成管理学实用性弱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入。当前，关于如何改进管理学研究的思路仍局限于单向思维，即单纯地探讨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对两者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影响。中外学者关于“管理创新对技术创新的匹配”的相关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常处于不匹配状态(刘秀生、齐中英，2006)。这说明，当前对管理学研究实用性弱的评价可能是由于技术创新速度加快而引起的，因此，管理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之一便是如何加快管理创新速度，如何提高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匹配度，这与单纯地谈论管理学研究缺乏实用性是有本质区别的。
(1)表象主义科学观对管理学科学化的影响
3.实践论科学观本身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基于实践论科学观而提出的相关建议，大多尚处于研讨之中，目前还缺乏相应的实施效果数据支撑。
总之，立足于强调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实践论科学观，“管理学是‘学院式科学’还是‘后学院式科学’”的提问方式对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的把握更为准确，抓住了当前管理学科学化过程中如何协调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关系这一关键。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管理学者更应积极关注这一趋势，为创建有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寻求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