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研究特点：50年回顾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00）02—0028—06
建国五十年来，我国的民族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史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研究课题也已成为国际性课题。民族史五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以作者之学识，很难作全面综述。仅就其研究特点做一回顾和展望：
（一）
一、我国民族史研究起步早，科研队伍庞大，研究人员基础扎实。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并缔造了祖国的疆域。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阙漏多、且凌乱，自相矛盾更是司空见惯。加之我国民族众多，民族融合现象十分普遍，使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越发错综复杂。但历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历史的关注和研究却是代代不绝。清代，随着我国边疆危机的加深，一批学者，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研究开始了边疆史地的研究，于是兴起了“西北学”，一时对辽、金、元三史的研究蔚然成风，一批研究成果成为边疆民族研究的先声，开了近代民族史研究之先河。1902年，梁启超先生发表了《新史学》。1906年和1922年又先后发表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章，提出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名称和研究任务。从此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史研究经王桐龄、翁独健、方国瑜、陈垣、江应墚、韩儒林及马长寿等老一辈史学家奠基性的工作，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了一定的发展规模。
但是，真正形成稳定的科研队伍，大规模地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抢救并系统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使民族史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0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央政府组成了各种访问团、工作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1956—1958年又先后组织了16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全面系统地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参加者逾千人。各调查组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从1959年起陆续撰写了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 多种。1979年，由国家民委牵头，组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委会，陆续编写并出版了各种丛书，到目前为止已出书403本、8000余万字， 使我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围和水准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一批研究人员，形成了一支稳定、庞大的科研队伍，并且从中央至地方在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这一切成为新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研究范围广，有深度，发表的著述数量巨大。
自民族史学科问世以来，民族史的研究范围日益广泛，从传统研究领域的族源、族称、迁徙、典制、习俗、民族关系到现代命题的边贸、扶贫开发、计划生育、区域自治及少数民族现代化等，学者们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内容越来越深，发表的论著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1996—1997两年间，仅民族经济史研究就出版专著二十八部，论文、专题报告一千余篇。而民族经济史的研究只是民族史学科中起步较晚的研究领域之一。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史研究的总体发展水平。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代替唯心史观，逐步建立了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为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
民族理论研究是民族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民族史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我国的民族理论学科从孕育到创立再到发展成熟的历程，经历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阶段——毛泽东思想理论阶级——邓小平理论中的民族理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基础；第二阶段则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创立时期；而邓小平理论阶段是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时期，它们共同指导着中国的民族理论学科不断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四、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客观反映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彻底摒弃了大汉族主义。
我国民族史研究虽然起步早，但建国以前一直受旧的史学体系的桎梏，使民族史研究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把对民族关系的研究提高到民族平等以及怎样理解历史上中国的高度，无论历史上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战争还是友好往来，均不违背“共创原则”。这反映了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近年来，费孝通先生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将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境界提高到了民族理论的高度。使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提高了一步。
五、注重社会历史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民族史研究的新资源。
在过去，民族史研究过分强调了历史文献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社会历史调查。建国以来，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和社会形态研究及民族识别工作改变了以往的状况，民族工作者们将历史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史研究方法。这一特色也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五十年来一直不断发扬的传统。在近年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及人口研究中，每一项突破性的成果，无不是社会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员，重视整理、发掘、保护和应用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及口传心记的民间史诗、史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我国的民族史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学者活动半径的限制、语言障碍，师传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强烈的“区域性”和“民族性”，这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中既有利又有弊的问题之一，其弊我们先不做探讨。而其利则在于“区域化”有助于加强研究的深度，而本民族学者研究本民族史，更是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语言优势、占有资料的优势、熟悉民族风俗、了解风土民情等优势，所以建国以来我国十分注重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的培养，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学者、专家，如：人才济济、名家荟萃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院就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学者，他们为本民族的历史研究，乃至整个民族史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七、综合研究与族别史研究相结合，将各民族的历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前提下研究。
学者们对各民族共有的、指导性、理论性强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各个民族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就摆脱了民族族别史研究中的狭隘和孤立，提高了族源、社会文化、传统风俗等研究的综合水平。如：90年代以来，对藏族史的研究就从单纯的民族史研究发展到了将社会发展、重要事件个案研究、官制法典、民族关系、宗教寺院、地区史地、民族文化、文献考证等相结合，向人们展示了从单一研究向全方位研究发展的强劲态势。
八、充分吸收其它学科成就，创建新的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交叉和边缘研究领域。
民族史研究从诞生之初就十分注重吸收其它学科的成就，首先它是依托历史学而产生的，同时，又与文献学、考古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分支的增加，产生了大量新兴学科，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民族史研究有极大的价值。于是，民族史先后吸收了语言学、文学、法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体质人类学、计量学、预测决策学、甚至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开展了经济史、文化史、族别史、民族法制史、民族关系史、民族社会史、民族语言发展史、民族教育发展史、民族宗教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对改革史、科技史、思想史等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交叉、边缘学术领域越来越广，研究也日益活跃。
九、强调“学以致用、志在富民”、“服务社会”。
我国的民族学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淡泊名利、不计荣辱。从清代民族史研究开始至今，“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志在富民”已成为我国学者的优良传统。学者们自觉地将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期造福社会。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一系列的科研选题直接服务于现实。如：“反对西方分化战略中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干旱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开发史”、“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研究”、“西藏现代化若干问题研究”等，均突出反映了学者们的学术报国志向。特别是近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加强新文化建设等课题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制定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依据。
十、在立足本国各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世界民族、跨国民族的研究。
将中国的民族研究放在整个亚洲的角度亦或整个世界的角度去研究，是使我国民族史研究立意更高，视角更新，视野更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学者的研究明显带有这种倾向。如：耗时13载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即是一个收入有哈佛大学柯立夫、旱稻田大学吉田顺一、台湾清华大学萧启庆等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部具有国际水准的蒙元史论文集，表达了编者及作者的国际意识、全球眼光和新的研究取向。
十一、不断应用新的、更先进、更生动的手段研究民族史，为古老的学科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其更具时代感。
随着电脑的普及和被大多数人所掌握，占有资料变得更加快捷、方便、全面，《四库全书》都被制成了光盘，学者们拥有更多的藏书和资料已不再是梦想，更不用说迅速、全面地占有最新的考古成就和学术成果了，这给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方便。近年来，在我国逐渐热起来的影视民族学，又将电视、电影摄制的先进手段引进了民族学的研究和表达中，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单一文字传播手段的限制，与文字描写、论证相比，更具生动、形象性，也更利于如实反映和保存事实原貌，避免从前文字描写容易产生的岐义。影视民族学虽然在我国尚处在刚刚起步的发展阶段，但仍不乏优秀成果，它丰富了我国五十年来民族史的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研究的表达模式和传播手段，形成了影视与民族学科交叉的新学科，显示了民族学科巨大的潜力和辉煌的前景。
（二）
但是，五十年来民族史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之处，有的问题已到了亟需解决的时刻，不容我们再回避和懈怠。
首先，民族理论研究仍需加强。
近年来民族理论研究虽有大的发展但仍不尽人意。当前的研究中就缺乏有价值、有新意的“民族应用理论研究”，同时，对预测性即超前研究也显得十分不够。另外，民族理论研究还须加强对比研究，应广泛吸收和学习国外新的理论观点，关注世界性课题，提高民族理论研究标准，为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其次，民族史学科意识仍显淡薄。
民族史学科的地位长期以来一直不明确，有人主张应为历史学；有人主张应属民族学范畴； 亦有人强调应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等。 1996年第4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了陈连开先生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绪论》文章将中国民族史划分为四期，将中国各民族划分为华夏、台湾原住民等15个族系，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体系。文章发表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这也许正是学者们学科学意识淡薄的反映。学科意识的薄弱还反映在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民族史研究成果五花八门难以归类，方法亦是“八仙过海”有多种多样。学科意识的淡薄使学者们又普遍忽视前辈或时贤的研究成果，结果使论文和著作的引用率极低。忽略前人的成果势必会造成重复研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
第三，地域性局限，导致研究立意有待提高。
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重点，而占全国总人数6 %的少数民族，呈U字型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南、西北、 中南的广大地域上，各具特色的文化和错综复杂的民族族源及关系，促使学者个人研究定位时出现地域化和民族化特点。而教学、科研上的地域分工，学者经费的限制，使田野调查活动只能就近，活动半径不大。加之人才培养的“近亲”现象，使学术研究领域固定化、地域化。传统的治史讲究一个“通”字，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均有“通”古今，“晓”世界之素质，过分的地域化、专题化、族别化研究将导致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第四，研究为社会服务问题
虽然长期以来民族史研究一直提倡“学以治用”，但仍存在“固守模式、重复往昔”的现象，而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正面临现代化问题时，我们的民族问题研究，也应更多地放在研究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上，整个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也应移到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上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传统课题和理论课题研究，而是在立意上、从不同的角度更强调为现实服务的重要性。
第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左”的思潮影响，过去我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仅限于引用几句话，而断章取义、生搬硬套现象时有发生，陈陈相因，僵化俗套，桎梏了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今天，这种现象仍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要适应当前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巨大变迁，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高屋建瓴，使民族史研究更具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六，更新研究方法和手段
民族史研究方法和手段较单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不乏利用计算机等先进手段，但这仍不是民族史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主流，而面对世界高科技手段的不断涌现，民族史工作者应自觉地应用最新方法和手段，使其逐渐成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从而与世界其它学科齐头并进。
第七，继续拓宽民族史研究领域。
民族史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拓宽，对世界民族研究的关注就是其有力的印证。但这还只是一个趋势性的预示，尚未在民族史领域中形成普遍现象。面对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高速传递信息的手段不断更新、加快，哪一个民族也无法单独存在和发展，无法回避的民族文化整合、涵化、变异等现象正日益普遍，因此，拓宽民族史研究的领域，以世界的视角研究本民族历史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是每个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
虽然，当前民族史研究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的，具有极大潜力和生命力的发展趋势，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十足。
首先，我国十分重视民族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已形成了以民族院校、科研院所和普通高校为龙头的人才培养体系，并建立了从本科到研究生直至博士后流动站的一整套人才培养体系，一个年轻化、高学历、综合素质高的科研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研究的群体化，为21世纪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民族史工具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广民族史研究成果。工具书不仅是一个学科研究的必备工具，而且也是一个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出版高水平、准确、形式新颖的各类词典及年鉴将是下一个世纪民族史工具书的主要内容。同时，随着国外影视民族学的引进和发展，优秀的、具有可视性和充实内容的民族史音像制品也将会大量增加，改变目前单一的文字传播手段。
第三，古文献、古文字及民间传说等整理工作将有大的发展。任何学科的研究成果，均要以资料为基础。没有了资料民族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深入发展。近几年来，在古文字研究中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对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古藏文、古蒙文及老彝文、突厥文、东巴文、八思巴文等的研究均有大的发展，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论文或专著。随着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汉文资料将显得不足，而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研究将更为重要，民族古文字和文献资料的整理及利用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田野调查将更具组织性、目的性。民族史学工作者从来就十分注重田野调查，他是民族史工作者获取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课题的深入，田野调查将更加系统，更加细致，调查的范围也将会更广，内容也将更多，因此，21世纪随着课题综合性的加强，田野调查将会涉及到水利史、气象史、屯垦史、矿业史及建筑、交通等多方面历史发展的遗迹，只有不断地拓宽田野调查范围，方能获得课题所需的多方资料。
第五，研究领域将继续不断拓宽，对世界民族和跨界、跨境民族的研究将占突出地位。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跨界、跨境民族在边贸和边疆局势的稳定中均占有突出地位，他们有血亲优势、语言优势、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亲和等优势，有利于边疆局势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摇摆性，存在着离心力。因此，开展跨界、垮境民族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这项研究的深入在民族史今后的研究中将占突出地位。
第六，对汉民族的研究将有所加强，并且在整体意义上对“中华民族”中各民族进行研究。建国以来，我们对55个少数民族和某些既将消失的及已经消失或变化了的古代民族进行了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对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研究却未纳入民族史的系统研究中，中国的民族史几乎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近年来，随着同国际同行的交流，开始对汉民族的形成及自身发展规律、独特的汉文化及汉民族血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华民族”涵义的有益探讨，正是中华民族总体意识形成和加强的反映，这给系统研究汉民族提供了条件和契机。相信在下个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华民族的总体意识也将日益加强，对汉民族的民族发展史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占突出地位。这将进一步促进各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加强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
第七，研究取向“全球化”也将是今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至今，我国的民族史学科也同其它学科一样，从不自觉到自觉地逐步与国际同学科接轨，在对传统课题研究的同时，积极接受新的课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吸取全球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民族史研究正在走向国际化。学者们已经有了将课题做为国际学科的一部分的意识，立意和研究选题也正在出现国际化倾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倾向，相信在新的世纪里，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网络时代的到来，中国民族史研究将突破传统的地域化，民族化而走向世界。
第八，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的主要地位将逐渐被新开拓的领域所取代，单一的研究将让位于综合研究，现实意义强的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将更热。在民族史研究中，传统的领域虽然广阔，但大都已不再是处女地，特别是有些领域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他们昔日的主要地位，将逐渐被新的现实意义强的领域所取代。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重任，而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我们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巨大变迁，因此，研究民族经济发展史对如何摆脱贫困，进入现代化显得十分重要，研究传统文化发展史对避免“全盘西化”或“固步自封”有重要地借鉴作用，同时，对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冲突的矛盾、对有目的地进行新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经济史、民族文化研究才越来越热，参加者不仅是民族史学工作者，还有经济学、文学、地理、管理、法律等专业学者，他们的加盟使文化研究热日趋升温，仅民族文化的概念就不下十几种。如：蜜蜂文化、竹文化、马文化、芦笙场文化、龙舟文化、哈达文化、火文化、茶文化、节日文化等，这些文化的概念界定暂且不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下个世纪，她仍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综合了各学科成就，从不同角度的“综合文化研究”将是21世纪的时代课题。新世纪的民族史研究在传统文字传播手段的基础上，将使用更具优势的电视、电影摄像技术、电脑的快速输出输入，网络的巨大信息量和飞速传播功能，光盘的超大存储功能等等。同时，现在这种“粗放”的“耕作方法”亦将被“集体的”、有计划的“精耕细做”所取代，“个自为政”的著书立说与集体合作相比，将越来越不占主要地位，因为，综合课题需要多学科人才合作，而课题中的信息量也将比现在有成倍的增长，使个人难以驾驭。因此，展望民族史的未来：一个学科意识强，有自己成熟的理论体系，既有专门性、又具综合性；既有高素质研究人员，又能运用先进的研究手段；既有研究深度，又有实用性的民族史学科将在21世纪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收稿日期]199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