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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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综述性、总结性论文。这些论文中不乏有一些真知灼见的观点，如黄宗忠《20世纪100 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上、下）》［1］、吴慰慈、许桂菊《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及展望》等［2］。但是， 大量的论文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缺少反思性和批评性是其根本性缺点。
这场总体图书馆学的研究，由于从一开始就缺少学术反思和学术批评的学术史自觉性，所以研究满足于罗列现象和已有观点，并未能从知识论、知识社会学等诸多视角去研究百年图书馆学的分期、各个时期的特征和这种特征的深刻的社会语境等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现代学术史方法，对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学科建制化过程作一简要讨论，希望引起图书馆学界对学术史反思意识的重视。
1 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吴慰慈和杨文祥认为，1996～200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呈现出的是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与过渡的历史特性［3］。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对错姑且不谈。但是，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界在运用“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时从未认真加以界定，是把它们作为学术常识性用语作为讨论基础。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Modern译为“现代”或“近代”，现代性概念产生于欧洲，它首先是指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之五面》（Five Faces of Modernity）中曾经详细地叙述“现代”概念的起源。他认为现代性的观念虽然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但这个概念却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所隐含的时间意识具有不可重复的特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现代概念经常与古代概念匹配使用。在18世纪，这个概念经常指建筑、服饰和语言的时尚，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直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这一概念成为一个“时代”（age）概念，“新时代”是现代。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区分现代与中世纪（即传统）的界标。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概念是和中世纪、古代、传统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不言而喻，在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中，传统是落后的，而现代则是进化的、进步的、发展的。这种时间观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把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中。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区分观来界定图书馆学本身就预设了对传统图书馆学和现代图书馆学的强烈的价值评价。
其次，可以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曾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他的“信念”，不仅20余年来一以贯之，而且以此传承了自康梁到“五四”的变革精神。这一“信念”的表达是“现代化为中国当有的出路”。［4 ］我们应当注意现代化论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语境：现代化论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它负有维护自由边界的制度理念的责任担当。“现代化”的概念可溯源到韦伯的“合理化”概念，由于韦伯的这一概念的西方独特性，“现代化”就与西化的意涵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西化”。这恐怕是许多人不愿接受的，人们也许会说新加坡、台湾地区、南韩不是现代化吗？它们不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吗？这恐怕是把现代化等于工业化的结果，其实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是韦伯以来的工具理性（即合理性）。从这一点上理解“四小龙”，“四小龙”已然是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法理性社会，已是充分西化（即现代化）的社会形态了。从社会形态上看，图书馆本身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标记，无论中西方皆如此。中国第一批图书馆是在通商口岸建立的。如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在沪外侨创办了一批公共藏书楼，其制度设施均移自西方，与中国传统藏书制度截然有别。晚清时期比较著名的公共图书馆，有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上海图书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和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它们构成了近代上海最初的公共文化设施［5］。 如果承认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对象”的先天现代性，必然导致图书馆学的现代性。也就是，中国并没有什么传统的图书馆学，因为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目录、版本、校雠之学作为治学工具自身就构成了自足的体系，并不依赖藏书机构实体，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基本理念并不来自于此。
再从学术史自身发展来考察传统与现代图书馆学区别的合理性。中国现代学术（即近代学术）出现于19世纪末，定型于20世纪初，这是一个历史事实［6］。 中国学术在遭遇西学之前有自己的关怀主题和形态。西学，即西方的现代学术形态起源于文艺复兴。首先是以天文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作为反对中世纪神学的工具，树立起至尊的地位。相比之下，与之对应的知识形式如文史哲就非常不幸了。人们甚至在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上都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它有时被称为文科（arts），有时被称为人文科学（humanities），有时被称为文学或美文学（belles－lettrés），有时被称为哲学（philosophy），有时甚至被简单地称为“文化”，而在德文中则被称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种知识形式的面目和重心可谓变化多端，缺乏内在的凝聚性，致使该领域的从业者无法就其学科的重要性向官方提出辩解［7］。大学的复兴解决了这个难题。大学（自16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大学经历了一次复兴和改造。神学院变得无足轻重，有时甚至被完全取消。医学院保持了它原有的职能，继续成为一个特定专业的训练中心，而该专业现在已经完全被界定为一种应用型科学知识。现代知识结构主要是在哲学院里确立起来的。无论是文科领域的从业者，还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从业者都纷纷涌入哲学院，并在那里建立起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
西方图书馆学成长的这一背景是不容忽视的。19世纪学术思想史的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这就是所谓的学科建制，而一门学科能够成立并被认可，即完成建制化过程一般有如下重要标志：（1 ）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范式；（2 ）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和学术梯队；（3）积累相对数量的学术成果；（4）形成被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研究机构，学会、学报、会议制度、奖励制度以及出版规范等；（5）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研究方法；（6）相对稳定而频繁的学术互动；（7）走上大学讲坛［8］。现代大学是最基本的学术建制，西方图书馆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之前，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制化过程。而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展开也遵循西方图书馆学的建制化道路。
2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制化过程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根在中国，但源却在西方。如果没有1840年以后的西学东渐，如果没有遭遇西学，我们会依然用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考据学方法去整理文献。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确立完全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它与1500年以来西学自身的建制化一脉相承。它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大学是基本的学术建制，其他建制都是依附于这个母建制。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1929年成为独立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它的创办人韦棣华的西方背景正说明了它与西方图书馆学的联系，该校所有课程完全模仿美国，提出的“智慧和服务”的校训虽有基督教背景，但其对图书馆学精神的概括却是相当准确的。从那时起，我国的一些大学办过不少图书馆学系和专修科，但不少后来停办。图书馆学教学机构70年代末以后有大发展，据1989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图书馆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学点50多个［9］。但90年代以后， 情况有了新变化，到目前全国高校中图书馆学本科专业只有20个，而且实际上这20个图书馆学专业还含有不少水分，因为其中部分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已多年没有招生，有名无实［10］。
大学专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学科建制化措施，如果图书馆学教学点进一步减少，失去最后的阵地，图书馆学的“终结”就不是说说而已的事了。整个图书馆学学术界应提高警惕，在本科教育萎缩的同时，要大力扩大研究生教育。
学术成果既是学科建制化的标志也是建制化的结果。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产生不少成果，据黄宗忠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出版图书馆学教材、专著、工具书、书目、译著汇编等1000多种，其中1911～1925年约20种，1950～1994年达866种。发表学术论文6万余篇，其中20世纪初至1949年为5300篇，1950年1月至1997年5月为55652篇。1950～1979 年为4600多篇，5万篇以上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11］。另外，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分支学科、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成果不能不说是丰富的。
问题是图书馆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员，它和其他学科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图书馆学从其他学科中移植的术语、理论可谓多矣。但是，一个只输入别人成果而无法输出成果的学科，在学术界不可能有什么地位。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比图书馆学少得多，社会学的成果按数量统计比图书馆学也要少，但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向学术界贡献的理论成果却非常多。今天搞社会科学的人不掌握一点社会学常识恐怕算是有知识结构缺陷的。图书馆学专业外的学术界人士基本上没有人关注图书馆学，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杂志上是看不到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的。总而言之，图书馆学的学术成果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日益相互渗透的时代却显得相当封闭。这既是图书馆学学术地位低下的原因，也是结果。
学会和学术刊物是学术建制的另一重要标记。米歇尔·福柯认为，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12］。学会和学术刊物就是重要的控制工具，学会通过不断召开不同层次的学术会议确认学术共同体的成果及其边界，培育学员对本学科的认同和信念。学术刊物通过对学术成果的筛选建立本学科的学术标准，形成本学科的“学术行话”。对于学者本人来讲，在该学科的不同层次刊物（如一流、核心之区别）上发表论文，被看成是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图书馆学虽然是一个边缘性学科，但在学会和学术刊物的发展上却非常出色。20世纪初20～40年代主要的学术组织是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于1925年。1925～1949年的20多年间，举办了6届年会， 出版物有期刊、丛书、调查报告等，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活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于1979年7月，到1999 年召开了5次代表大会，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上百次， 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组织。
从1916年第一个学术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刊到1949年，曾露过面的图书馆学术期刊上百种，重要的有1925年创刊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1920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和《成都草堂图书馆周刊》，1927年创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等。1949年以后到70年代有七八种，到1998年有56种之多，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相比，学术杂志可谓多矣。但是，多并不意味着好。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是降低了筛选功能，不管什么人都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纯粹是学术垃圾。因为刊物多，稿源有限，只有用垃圾。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就可以在图书馆一流杂志、核心刊物上发表长篇大论，在其他学科中是绝对不可能的。降低了学术门槛，也就降低了学术地位。20、30年代的图书馆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有许多是鼎鼎大名的大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刘国钧、姚名达等。目前仍有中文系、历史系许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些学术资源。而今天的图书馆学术刊物，外系的学者根本不屑一顾，更不用说几十年之后了。
从学术建制的角度看，中国图书馆学在20世纪20、30年代已完成，整个20世纪不过是在加化这种建制，也就是说具有现代性的图书馆学已经确立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从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建制化过程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3 余论：几点思考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建制化的完成，使图书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拥有了“现代性”，是整个学科族系中的一员，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要现代化。提出要图书馆学现代化根本上是一种对“现代化”概念的误读，因为“图书馆学”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学术“行话”。我们称之为现代的图书馆学其实是叠床架屋，说其“现代”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只是对学术类型的描述。相反，反思中国图书馆学的“现代性”倒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这种现代性的图书馆学至少有以下几个局限性。
首先，这种现代性来自西方现代学术传统，而西方图书馆学本质上是一种职业训练，是要训练出有奉献精神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学者。这种职业本身在任何西方社会里并没有显赫的地位，那么“图书馆学”自身的地位就不可能很高，这和用机构名命名没有关系，银行学也是用机构命名，没有人抱怨银行学的地位低下；同样，“电工”地位并不高，但“电工学”存在数百年了，电工学学者并未提出该名的问题。问题是在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同时我们未能很好地挖掘自己传统的资源。中国皇家图书馆的文献整理者享有一种崇高的“清流”地位，“编修”本身就是职低位尊的贤达。当然，这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重现了。可是，传统中国学术中文献整理学问如目录、版本、考据之学并不是用来培养图书管理员的，而是培养学者的，也就是说在学术层次上传统中国的“图书馆学”比现代西方图书馆学要高。而我们恰恰未能继承这种学问传统。可以讲，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放弃了对文献内容的研究，而满足于对文献载体的管理，培养了一大批“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能研究文献自身的图书馆学学者。本来，在文史哲社会科学都分科治学的现代，最有可能继承古代中国熔文史哲于一炉的学术传统的学科就是图书馆学，可惜中国图书馆学并未能抵制分科治学的“现代性”，悔之晚矣。这正是图书馆学现代性局限之一。
其次，图书馆学现代性局限性之二是其封闭性。图书馆学基本上是一个边缘性学科，但是边缘地位并不是自我封闭的理由。图书馆学似乎成了一只“蝙蝠”，一会儿属于历史，一会儿属于理学，一会儿属于管理学，其实这都是图书馆学自己的一厢情愿。理学根本不承认这个二级学科，管理学也不承认。承认的标记之一是，能不能在权威的理学、管理学大牌刊物上发论文，发不了就进不了学术主流。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语，既不关注别人在说什么，也不关注别人是否在乎自己说什么。到今天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出来的许多理论方法成为学术常识的时候，图书馆学内的学者似乎是闻所未闻。一谈到理论基础，还是80年代听来的“世界Ⅲ”、库恩范式革命等陈词滥调。孰不知，“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13］程焕文认为，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固然要立足于国情，但首先应该是随着世界的潮流演进，否则就是封闭性的研究，是一种“化石”性的研究，是一种不入流的研究。如果不去抓图书馆学研究的全球性热点、焦点，而是人为地自我制造热点，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就难以与他人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没有“碰撞”，没有“共鸣”，也就冲不出中国，走不向世界［14］。而且图书馆学在社会科学族系显得非常孤立，和其他社会科学没有共同语言。这就是封闭的结果。一百年过去了，是到了该好好盘点一下家底，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走的时候。否则，离“终结”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