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价值论文,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12)01-0083-05
戴文葆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多了。在他生前已有少量介绍其编辑出版业绩的文章，在他去世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召开追思会，部门领导号召全国出版界向他学习。但至今学习和研究戴老先生的文章还不够多，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在新兴的编辑出版学科中出现这一现象，我个人以为是值得关注的。不仅愧对戴老，而且于学科发展极为不利。当前戴文葆研究在我看来应该解决两个问题：价值认同和方法路径。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价值认同为研究提供动力源泉和方向指引，是方法路径求索的基础；正确的方法路径又为揭示编辑家戴文葆的价值形态、解释其价值形成提供具体的方法保障。
一、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
戴文葆研究的价值认同的基础是对戴文葆的价值判断。其价值判断可以也应该有多种途径和多样化的方法，其中之一当简捷而有效，因他是首届韬奋出版奖的获奖者。他在获奖答谢辞中说：“从人民出版社成立的第一年起，我就是该社的政治书籍编辑，不久又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编辑。”[1]650他的一生，见证了共和国政治、文化书籍的出版史。就研究对象而言，这构成戴文葆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可展开出版史和编辑出版学学科史两个维度的思考。就学科史而言，因为政治、文化书籍出版的复杂性，已有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徒有热闹乃至繁荣的表象假象，真正导入政治学、文化学学科方法来研究，或深层触及政治、文化出版物本质，以及这种出版活动形态的内在机理的研究很少。这正显示了戴文葆研究显性的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潜在的价值。这是联系编辑学研究现状而就戴文葆研究展开的价值判断。就当代中国出版史而言，见证共和国政治、文化类图书出版史是编辑家戴文葆的价值领域，一个思想者伴随着共和国政治、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历程才是编辑家戴文葆核心价值的实质。当然，戴文葆到底如何以思想者的身姿伴随着共和国政治、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历程，他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类图书出版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以及如何做出贡献，还有待通过精细的研究来实证、来揭示，但肯定戴文葆为出版界的思想者当无疑义。基于戴文葆为当代中国出版领域的思想者，便可以推定：身居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戴文葆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类书籍的出版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
笔者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与戴文葆交往。除了他逝世前身患重病后我两次携太太拜访时让我看到的是另一个戴文葆，在我记忆中永驻的是激情、睿智、对重要事情审察周详而又锋芒毕露的戴文葆。我将戴文葆称为出版领域的思想者即由此而来。
1988年12月，戴文葆将新时期所写的有关文章结集为《寻觅与审视》，他在该书《自题敝帚》中说：
本来，每个人都拥抱一个梦，经济学家称为欲求，伦理学家称为理想，总之，是个萦绕心头的梦。色彩迷离无常的人生之旅，不就是寻觅再寻觅，审视又审视？大道多岐，达到或失落，是对还是错，流光不容多唠叨，只有随着涌湍的激浪继续去寻觅、去审视。
翻检近年部分杂稿，我又看见了自己。在这字字行行间，有我寻觅的足印，审视的目光。又是一长串岁月消逝在背后了，我究竟在哪里？……
不禁举手问天，云海苍茫，我怎样去找到一个再出发的起点呢？[1]1,2
这是戴文葆作为思想者的问题。诸多编辑出版学者大概忽略了，或者没想到年近七旬的戴文葆会在自己有关编辑出版工作文集的卷首提出这样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戴文葆于抗战后期在重庆复旦大学完成政治学学业。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与抗日救亡的社会实践培养了他深刻的社会洞察力，编办《大公报》等报刊多年，又强化了他晓畅、平易的书面表达。因此，他深刻的思想观点总要言不烦、切中肯綮，让人读后击节赞叹：
论待遇，就查看编辑居什么官职；谈责任，就要求编辑能安邦定国。有些长者尊者住在左家庄公馆里独自忧国忧民，不免黯然神伤，因而对编辑责望过殷。乌比诺的维拉斯躺在床上未穿裤子，编辑要去管；达·芬奇画笔下的丽达赤身裸体依偎着大鹅，编辑应该去干涉，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也包括革命人道主义在内么？)为劫机犯所利用，编辑罪该万死……[2]ⅩⅥ
这就是戴老作为思想者的话语，一个洞察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出版的政治与文化的思想者的话语。
说起出版领域的思想者，当然首推韦君宜及其《思痛录》。但韦君宜只有一个，韦君宜更非评测其余的唯一标准。相比韦君宜，戴文葆作为建国前奋斗在国统区、建国后被打成“右派”的编辑家，其思想方式及其表达更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俏皮和隐喻中包裹的犀利正是他明察语境关系后的话语方式。单从语言智慧的角度表象地看，难免看不到内在的戴文葆，正如如果只以新时期公开面世的出版物为视域，就看不到一个全面、深刻的戴文葆。更全面深刻的戴文葆目前只存在于与戴文葆密切交往者的心里，当然也可能多少泄露在戴文葆致友朋的书札中。
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戴老的书评集《新颖的课题》。他在《自序》中说：
这里选存的拙作，是三个时期中所写的书评：解放前在重庆和上海写的；解放后至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和北京写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回到北京写的。由近及远，分为三辑；各辑之内，仍以时间先后为序。选存的译文，则另立一辑。三个时期中所写的论文、杂文、札记、小品以及资料等等，十数倍于此，大都是遵命之作，又不属于书评，概未录取。[2]Ⅶ
这一语段向戴文葆研究者提示了两点：其一，“十数倍于此”所隐含的著述量。有知情者估计达千万字。这是需要详尽、细致地整理出版的，不整理出版(至少应择要整理出版)，难窥戴文葆实践和思想的全貌。其二，戴文葆一生著述、编辑工作的三个时期见证了中国现代出版业态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1998年，笔者主持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时，曾主办一期北京地区编辑培训班，我曾请戴文葆前来讲课。他满口答应，并自定题目“我所见、所在、所理想的出版社”。我内心惊喜，但到场演讲时，他自己又换了题目。“所见”指建国前四十年代的出版社，“所在”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等，“所理想的”呢？那是他以为不该在大会公开场合说给年青的编辑的。我由此深切地感知到，戴文葆是一个本真的人，更是一位思想者。我事后多年才领悟戴文葆给我的治学方法启迪：打通三个时期整体观照当代中国出版业，整体观照中国当代出版史。
二、戴文葆研究的基本路径
研究戴文葆的基本路径就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中审视20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态变迁，在20世纪中国出版业业态变迁中考察戴文葆的社会认知和编辑出版行为，以及基于其社会认知和出版行为而形成的出版物。社会变迁——出版业变迁——戴文葆，是戴文葆研究过程中逐渐收缩的三个层次，逆向地看，则是以戴文葆为视角而逐渐拓展、深入的“扇面”，在厘清戴文葆编辑认识、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认识、实践的社会根源，其编辑出版实践的传播效果也在出版业态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视域中考察。这样的研究路径选择，或许能更好地保证逻辑的可信性和解释的有效性。
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研究戴文葆，在社会转型的视角下研究戴文葆才能理解戴文葆“我究竟在哪里”的叩问，才能理解戴文葆年近七旬还苦苦寻觅“去找到一个再出发的起点”的焦虑。
戴文葆曾告我，“七君子”中，他唯一没有见过的是邹韬奋。但他编选了三卷本《韬奋文集》，此书于新中国知识界影响甚大。戴文葆将《〈韬奋文集〉编者的几点说明》收入个人文集《新颖的课题》。在收入个人文集时，他加一附注：“《韬奋文集》三卷本，长江同志主编。作为导言的《韬奋的思想的发展》即为长江同志所作。我是这个文集的助编。”[2]295到底该如何看待戴文葆对《韬奋文集》的编辑贡献呢？戴老在编选该文集的“说明”中说：“本文集所选录的散篇文章以及专著，其中某些文句或个别篇章，我们认为现时已无收集及保留的必要，而又无损于整个作品的内容精神的，也有几处做了小小的删节。”“本文集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改了一些显著的错字和不通用的标点符号，原文发表时偶有错排者，也做了三两处小小的增删。”这些增删的具体情况如何？从一个更长的时段看，这些增删对韬奋真实思想的传播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只有导入社会转型的视角才能超越一时一地的是非判断，更透彻清晰地把握戴文葆编辑工作的本质意义的。
从时间维度明确了三个时期，从研究对象的结构层面明确了三个层次，就可以基于层次和时期的矛盾关系提出戴文葆研究的核心问题：戴文葆编辑实践的阶段特征及其变化动因是什么？为解析这一核心问题，可将其分解为三个小问题：起点问题、高点问题和互动关系问题。
起点问题回到前述的逻辑起点：为什么偏偏是戴文葆被选送到人民出版社担任政治编辑？尽管建国初期大批干部潮流般涌入首都，但既然是人物研究就不能不把戴文葆“调京”作为问题提出来考量当时的出版业态及其对出版人的影响。我由此想到的是，戴文葆患病之前的好几年清楚地告我说，《大公报》1949年10月1日的社论是他写的。能在那一时段的《大公报》谋职者，何人？能写那一时点的《大公报》社论者，岂是等闲之辈。戴文葆出生于1922年，写那篇社论时27岁。他“调京”是因为有此等才华而受到重用吗？提出起点问题，并非着意放大“调京”的转折意义，更主要地想借此把戴文葆自述中的第一、第二两个时期联系起来，
高点问题指戴文葆的成就问题，具体而言，戴文葆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是什么，有哪些？或者说，独到成就是什么？党和政府给予了戴文葆相当高的政治荣誉，尽管来得太晚了，太迟了，代价也高，但终究给熟知他的人以安慰。这相当高的政治荣誉是以其相当高的编辑出版成就为依据的，那么，他特有的成就是什么，这就是高点问题的由来。这高点问题如果硬要与起点问题呼应的话，可称为终点问题，因终点问题有一定的模糊性，故称名高点问题。
由高点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位出版界老领导告诉我的一个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版界开始编辑系列的职称评定工作。就出版系列是否有必要设立独立的职称系列，文化部和人事部有分歧，人事部的意见是，编辑工作没有创造性，不需要单独设立职称系列。文化部出版局将戴老的自传、几篇审稿意见、与作者几封通信呈上，国家人事部有关人士看后心悦诚服，设立了编辑出版职称系列。《中国出版》的前身《出版工作》1983年第6期加编者按语发表了戴文葆的《业务自传》。选戴文葆材料上报而不另选他人，当然难免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何评估这种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呢，此事如果不足以成为戴文葆成就的高点，也应该说是他个人在出版界中独一无二的亮点吧。
曾有人提出：“三联的成绩离不开前总经理范用，也离不开戴文葆。”[3]23这观点未必引起了出版界的注意。笔者以为这观点是值得注意更应该讨论的。戴文葆先后任职、谋生于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三联书店，为何独提三联书店？这里所说的“三联的成绩”是否有时段，是哪一时段？其次，将戴文葆与范用相提并论的事理逻辑依据是什么？戴文葆对三联产生了一定影响是无疑的，但影响显然难以与范用等量齐观，岗位不同根本性地铸就了范用、戴文葆对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整体影响的差异及其程度。如此辨析，丝毫无意否定范用与戴文葆相知、互助一生的编坛佳话，而重在思索、求解他俩同为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同为编辑大家的出版思想、编辑个性差异。
一个编辑出版家的存在价值根本在于编辑出版的作品。确立一个编辑出版家的成就高点当然首先应该锁定其编辑出版的代表作。那么，戴文葆编辑出版的代表作是哪些呢？要回答戴文葆编辑出版的代表作问题，首先要回答像戴文葆这样的政治、文化编辑的代表作的标准问题，只有确定了标准，才能选出相应的代表作。选出代表作后，如何认定其编辑贡献也颇不容易。“文革”前编辑《谭嗣同全集》《袁世凯演义》《蒋介石言论集》等属于奉命而为，新时期编选《胡愈之文集》《胡愈之出版文集》《胡愈之译文集》还是奉命而为，但编辑“命令”的性质和出版机构有所差异。这就是出版变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宋庆龄选集》的编辑工作耗费了戴文葆诸多心血，仅在该书后记的“参加具体编辑工作”人员名单中有戴文葆的名字。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庆龄书信集》，戴文葆是位列第一的编委，该书后记中说：“戴文葆为原信做了注释”。该如何解释注释的编辑创造性？这些书能算、该算戴文葆编辑出版的代表作吗？算和不算都应该做出翔实的理论解释。当今出版业，选题第一位。戴文葆编书，恰恰诸多选题非为自定，他恰恰在非自定选题中显示了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戴文葆为案例思考、求解这样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正是编辑家戴文葆研究的挑战性所在，魅力所在。
新时期的戴老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编辑出版理论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新闻出版卷》的编辑、编辑学两个条目就是他执笔写就。他后来还选择性地以古代编辑出版人物为单元对编辑史做了梳理，该梳理史论结合，由此也奠定他是中国编辑出版学学科史上开创期的代表人物。如何估量、评价戴文葆对编辑出版学的理论贡献，也是戴文葆研究不可回避的。
互动关系问题。这里的互动指戴文葆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戴文葆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社会以某种方式和途径规约、影响了他的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戴文葆的编辑出版实践又产生一定的传播效果，推进了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学术的发展。这当然不能只是一般的理论说明，理想的戴文葆研究应该以实证的方式将此具体化，结合他某一时期某一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图书出版与社会发展的实证性说明。有观察者说：“从戴文葆编辑的《谭嗣同全集》、《袁世凯演义》、《蒋介石言论集》等书籍来看，他偏重于史学。他想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3]23说戴文葆“偏重于史学”未必全面准确，推测“他想从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值得思考的东西”当可信可行。他1980年以郁进的笔名为文物出版社编辑摄影集《长城》也可作如是观。对戴文葆的类似观察不可局限于此。戴文葆关心学术、矢志学术，但并非专门的学术编辑，他的一生满怀热切的现实关怀。从社会现实出发，借图书传播知识以推动社会进步是他坚定不移的理念。因此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极力推进严肃的性学著作的出版。吴阶平带领一批医学专家编译《性医学》出版后，戴文葆1985年在《读书》撰文《性知识的传播应受重视》予以评价。并在文章开头明确指出：“如果审视一下一九七九年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以来，我国思想学术界有哪些重大的变化，打开了哪些禁区，那么吴阶平教授主持编译审校的《性医学》一书的出版，将会被认为是重要的标志之一。”[2]1691988年三联书店重印胡仲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旧译本《结婚的爱》，戴文葆撰文《性爱旧译新读——玛丽·斯托泼和她的〈结婚的爱〉》。三联书店重印潘光旦的《性心理学》，戴老又写了《性学杰作精译——〈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本评介》予以推荐。关于此书的出版，有如下记载：
潘光旦翻译的弗洛依德《性心理学》，三联书店再版，戴文葆做责任编辑。他查原书时发现，爱丽斯序言的后三个自然段，有关爱丽斯对弗洛依德的评价部分，潘光旦没翻译。为了要让中国读者了解弗洛依德在其领域的贡献和局限，不至于产生迷误，他请人重新翻译了序言的后三段。戴文葆不仅关心书籍的学术价值，还尽可能地关心读者分析力的全面提高。[3]22
值得说明的是，图书传播效果的研究尚处于摸索过程中，传播效果的考量指标与考量方式均有待从基础理论层面开掘、建构。如在戴文葆研究中开展这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尝试，则有益于编辑出版基础理论建设。当然，更应该关注、清理的是，戴文葆作为出版界的思想者，其编辑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隐含着一个假设、一对矛盾。一个假设是，戴文葆作为出版界的思想者，编辑实践均有他自觉的理性认知。一对矛盾是，思想者特立独行，编辑出版者要受出版规范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制约，特立独行的思想与出版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平衡化成为对有思想的编辑出版家智慧的严峻考验。戴文葆诚然是久经考验才令人尊敬的，但戴文葆是如何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出版物的个性诚然浇筑作者和编辑共同的创造性，但破译出版个性的重心所在，在于由物及人、由结果反观过程，解析其背后的编辑出版者行为逻辑。
戴文葆编辑实践的行为逻辑实为戴文葆编辑个性的本质，戴文葆的编辑实践均有他自觉的理性认知。兹举一例：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重要讲话，最初发表于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月刊》1984年第2期，《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转载，人民出版社不久将此单篇论文出成专书。戴文葆在当年2月2日就该书的编辑问题撰成专文《怎样把书编印得更好些》发表于《出版工作》当年第7期，戴文葆“探讨和磋商”的当然只是“一些纯属业务技术的问题”，但意味深长地留下了他在新时期中国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讨论中的身影。他在文章中说：“我有一个体会，编辑汇编本以及单篇本，是我们在实践中掌握编辑业务技术的一种小百科全书式的训练。”[2]108如许因小识大，不能不让人感佩戴文葆的专业认知。
编辑互动问题研究的本质是编辑社会关系研究。而编辑社会关系研究的焦点是人物关系研究。在戴文葆研究中，戴文葆与胡愈之、金仲华、巴金、吴晗、季羡林、陈原、王子野、范用等是值得关注的重点。戴文葆曾回忆：“仲华先生是我老师一辈的人，在他的关注和指导下，那时我成为《世界知识》的经常撰稿人。我常被约到他的办公室内，听他出题目，提要求，还给我一大叠外文报刊资料，限期写出或译出文章来。”[2]Ⅸ收入《新颖的课题》中的译文《斯大林印象记》触摸了斯大林性格的复杂性，就是金仲华交代戴文葆翻译的，并发表在1946年12月出版的《世界知识》第14卷第16期。在如此广泛、纵深的社会交往中考察研究戴文葆，既丰富了戴文葆研究的内涵，也可以促进研究的深化。
戴文葆患病前，东北有一家出版社有意为他出版三卷本文集。惜后来没有下文，这增加了现在戴文葆研究的难度。戴文葆研究资料，其散逸者不知多少。戴文葆自己就说过：“1947年3月下旬，仲华先生和朱玉莲同志编绘的《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参考地图》出版，特意送我一册，要我撰文介绍。我清楚地记得曾发表一文，可是至今尚未查出。”[2]Ⅹ但不管怎么说，戴文葆是当代中国出版领域的思想者，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审视20世纪的中国出版业业态变迁，就绕不开戴文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