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众论文,策略论文,情感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4086/j.cnki.wujhs2016.04.017 当今的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的热点事件层出不穷。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案件事件化”，经过新闻传播的情感动员，激发公众的愤怒和同情，形成“情感共同体”，进而推助事件从“地方”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从“事件”迅速演变成“现象”。这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媒体的情感唤醒，将人们由单个个体聚集为“公众”——具有政治性的社会群体。公众积极关注，并通过评论、曝光相关事实、支持“弱者”等方式参与推动事件发展，监督甚至干预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直至事件最终平息①。 但是近些年的诸多舆论热点事件中，媒体报道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例如媒体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在相关科学研究尚未定论的情况下，掀起并扩大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新闻报道是公共舆论的起点，在整个过程中，舆论的走向是以公众的情感作为中介的。如果公众的情感没有被激发，舆论不可能被引爆；一旦情感趋于冷淡，舆论便归于沉寂，事件渐趋平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测，公众情感的强度和烈度决定了舆论的强度和烈度。而公众情感的唤起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新闻报道中的归因。归因，也就是新闻事件的因果关系，它既是决定新闻主题的核心，也是激发公众情感的关键要素。因此，报道中对事件归因的处理十分重要。 有关社会情感的研究，在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中早已成果卓著。但如杨国斌指出的，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轰动性公共事件，都无一例外地是一个媒介的情感动员事件，而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它们的动因和意义②。有关我国当代抗争性事件的研究中，虽多有涉及情感动员的机制，但具体到新闻传播与公众情感唤醒之间的具体逻辑进路的分析则并不多见。而本文认为，这正是支撑宏观和中观的情感主义讨论所必需的。因此，本文讨论近年来一些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中新闻报道所起的情感唤醒作用，具体来说，探讨此类新闻报道中的归因策略，以及这些归因策略是如何试图唤醒公众情感，进而引导舆论的。从这一点切入，本文试图讨论当代公共事件中新闻传播与公众舆论的具体关联，进而阐释新闻传播与弥漫在当今中国公共生活中的情感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新闻归因、情感唤醒与情感共同体 情感是人类行动的基本促发机制，但“情感社会学”直到最近的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受制于长期以来理性主义主导社会学而产生的偏向。孔德早就注意到情感的社会作用，他在关于“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讨论中，就意识到人是受到理智和情感支配的。在他的继承者涂尔干那里，情感被作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纽带，他的重要贡献是指出了“集体情感”之于社会结构的基础功能③。集体情感被认为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一种相同的情感类型，而这种情感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成员，使其思想和行动具有较高的相似性④。此后的学者们，从滕尼斯直到库利，社会情感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他们对于情感加以关切之所系，这也是本文作者探讨传播与集体情感之关系的动力。 情感社会学对于情感的研究不同于心理学的地方在于，它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二分，不把情感作为私人的心理之物，而是将它看作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而专注于社会的共同情感及其形成的深层动力机制，从情感的维度切入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乔纳森·特纳在其著作《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中，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人类情感唤醒的具体动力机制⑤。他试图解释“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条件将唤醒什么样的情感？这些情感将对行为、互动、社会组织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特纳的研究指出，人们的情感唤醒是基于生理机制，即人们需要进行自我保护。特纳特别研究了负面情感(愤怒、悲伤、恐惧、羞愧和内疚)的抑制、防御和转换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归因是“社会学中最需要关注的一种防御机制”，“人们的归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防御过程”，“人们持续地进行因果归因，寻找后果产生的根源”。归因可分为内部归因或自我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前者是指个体认为自我应对某种后果负责；后者是指“人们指责他人、同一范畴中的他人、社团单元或宏观结构，认为这些应对自己的负面情感负责”。特纳还指出，由于人脑的生物特性，人们能够把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因果链也存入记忆中⑥。特纳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负性情感唤醒往往表现出“远距离偏好”的归因倾向，而正面情感则表现出“近距离偏好”的归因倾向，即人们喜欢把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而把不好的后果归责于他人，找到一个情感宣泄的对象。所以，社会的中观结构(如社区、单位、机构等)往往容易成为人们愤怒的对象，当情感更强烈的时候，宏观结构(国家、制度、文化、阶层等)很容易被拉入进来作为情感指责的对象。更有趣的是，人们还经常为了安全起见，而跳过直接的互动对象直奔中观和宏观对象。特纳因此指出了情感的“集体性”和“社会性”，即情感这种貌似个体的私人心理感受，实质上是缘于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促发，尤其是“负面情感”。而公众由于“共同情感”的促发而易于形成情感共同体。当今我国的舆论热点事件就体现了上述特征。 情感与公众、情感与舆论，进而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是李普曼对于公众舆论的研究，这一脉络延续了勒庞的“乌合之众”研究，批判公众的情感性、非理性等负面特性⑦。李普曼对于公众易被情感操纵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以至于他最终呼吁放弃公众的直接参与，而改由精英掌握信息和决策。为了追踪公众情感的源头，李普曼专门对“新闻”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他看到了新闻中运用的煽情手段是如何有效地调动公众情感，而不惜偏离事实真相，公众是如何易于受到蛊惑而舆论由此形成⑧。 李普曼对公众情感的忧虑一直被延续下来，成为对哈贝马斯“理性的”公共领域设想的严峻挑战。林郁沁通过对中国1930年代“刺杀孙传芳”事件引发的舆论风潮的细致分析，论证了“理性”公众不过是幻想，而“情感公众”和“消费大众”才是其实质；公众为情感所吸引，以情感为方式进行政治参与⑨。 在当代中国，有关“集体情感”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传播学者和社会学者们都关注到媒介的情感动员与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关系，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几乎已构成当代公共事件的普遍模式。学者们发现，网络媒体在事件发生后更容易和擅长进行情感动员，通过“悲情叙事”、“嘲讽”的方式形塑共意⑩。这些事件报道在传播伊始就在其中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力量。学者袁光锋在研究中国公共舆论中的“弱势感”的过程中，发现“弱势感”塑造着当前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特征(11)。在公共空间的表达中，“弱势感”作为基础性的情感，引发出了怨恨感和相对剥夺感等情感。而相对于“弱势感”的无奈和压抑，怨恨类情感的表达则更加激烈。正是这些激烈的情感表达在网络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不仅容易被接受也容易被传播。 研究者谢金林曾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次讨论过这种现象：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的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12)。许多对于当代舆论热点事件的研究表明，多数人对于热点事件的印象并非基于所记得的具体事实，而是源于对于事件的情感印象，诸如“杭州飙车案”等。 新闻对于公众情感的唤醒作用，主要经由“归因”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新闻对于事件的因果解释。众所周知，在新闻的采写过程中，对各种事实的选择和组织必须围绕着新闻主题而开展。梵·迪克的话语研究指出了新闻主题与具体事实组合之间的关系(13)。他认为，新闻话语分为几个不同的话语结构层次，其中“宏观结构”——也就是新闻的主题——统领着“微观结构”，即新闻中各项事实、细节的选择和对事实的组织结构。因此，面对同一事件，媒体采用不同的新闻归因，就会形成不同的报道主题，那么其对事实的选择和描述，对事件的结果和影响的评价都将产生较大的差别(14)。 梵·迪克还认为，新闻报道的“宏观结构”，也即由归因引导的新闻主题，对于受众记忆、理解新闻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这种对事件的理解将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知(15)。读者记住的是我们称之为新闻的“宏观结构”中的信息，即事件的意义、性质、因果等，而且事件的意义和性质是经由对事件的归因解释得来的。一段时间之后，即便是这些信息也会融合到更一般性的知识结构中，最终成为组成人们的社会认知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事件的归因非常重要。 归因(attribution)是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认知加工过程，很多研究探讨了归因与情感的动力机制(16)。现在的归因研究一方面将人们归因的动机和结果联系起来，将原先对人们如何归因的研究拓展到研究人们为何这样归因(17)；另一方面更多地将原先的个人动机归因发展为社会动机归因，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综上，归因是人们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它也是一种关键的情感唤醒机制，新闻报道往往采取特定的归因策略以实现特定的传播效果，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一现象。从研究方法上看，归因策略存在于文本之中，须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而情感唤起效果则存在于公众中，须对公众进行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方可获知。鉴于这两种调研若同时进行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本次研究难以完成，因此，本次研究仅限于对文本的研究，即本文仅只探讨报道的归因策略本身，暂时搁置情感唤起效果的证实。但是，依据上述文献分析可以推知，文本的归因策略与情感唤起效果之间的关联性是显著地存在的。本文讨论的案例有：阿星事件、夏俊峰事件、唐慧事件。案例分析样本来源于电视和报纸对相关事件的报道。 二、叙事策略与归因效果：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本文对三起公共事件进行文本分析，探究新闻报道是如何通过叙述策略试图达到特定的归因效果，从而有效地引发舆论轰动、唤醒公众情感的。 (一)事实选择与归因暗示：淡化/模糊核心事实与强化/渲染相关事实 新闻报道常通过对事实进行偏向性的选择来进行归因暗示。报道框架中何种事实所占比例较大，会自动形成某方向的归因倾向。这类报道中，核心事实往往叙述得很简单，而当事人的地位、生活状况、行为目的等相关信息则描述得很详细。 如“阿星杀人事件”的报道。2004年深圳“砍手党”吸引了大批记者前往进行调查报道，南方报系的媒体在那里投入了大量记者力量。记者傅剑锋在“砍手党”的家乡之一——广西天等县上印乡温江村采访时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20岁男青年——阿星。2005年7月8日晚，阿星因旷工被工厂辞退，在领回自己的证件和工资时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他杀死了管理员。《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在2005年7月14日就阿星案做了深度报道。《南方周末》的报道题为《阿星杀人事件反思——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与挣扎》(18)，《南方都市报》的报道题为《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19)。《南方周末》报道的作者正是与阿星相识的傅剑锋，但经过比较，笔者发现两篇报道比较相似。避开掺杂个人情感更多的傅剑锋的报道，笔者侧重分析《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从结构上来说，这篇报道主要内容用五个小标题鲜明地标示了出来。这五个部分中，只有第一部分末尾和第三部分用几句话对于阿星杀人事件的核心事实进行了叙述。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对阿星杀人的核心事实仅在开头做了模糊的介绍： “7月8日晚上9点，因为喝满月酒喝醉旷工一天，在汕头潮南区峡山镇打工的阿星被工厂辞退，在领取工资和扣压身份证问题上与主管起了冲突，阿星把主管阿章砍死。9日，潜逃到深圳宝安公明镇的阿星，在本报记者陪同下自首。”(20) 《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对阿星杀人也只进行了简单描述： 因为喝老乡小孩的满月酒，他酒醉后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7月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人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21)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都在对阿星的个人和成长环境等“相关”信息进行描述。第一部分“阿星的不归路”，主要内容是描写了在等待警察抓捕期间与记者待在一起的阿星。记者用“害羞似的缩着脚”、“低声地说”、“平静地站起来，迎向走进来的两位警察”等明显主观性的描绘，展现了一个内向、文静、害羞的男孩形象。第二部分“打工的兄弟叔侄们”则主要展现了与阿星一样的打工者们的打工状况：工作极其辛苦，但工资极低，很多家乡人放弃辛苦的打工走上了犯罪之路。第三部分“出事那一晚”，除了之前提及的阿星自己的表述外，其它都是对案发前后的相关事实的描述：阿星被辞退的原因、杀人后的反应。对于阿星气愤的原因，文中表述了阿星说的“骂我粗口”之外的另一个原因：管理员克扣了阿星应有的工资，克扣部分中有一大笔是无理的押金。记者引用了工人和当地劳动监督局负责人的话，这种情况“是这里的行规”，且“经常起纠纷”，这暗示了阿星遭遇了剥削和欺负。第四部分“父母都在外打工的乖孩子”叙述了阿星的成长经历：小时候公认的听话的乖孩子，成绩好且从不与人红脸，是家人的希望。第五部分“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从标题来看是对阿星以及“砍手党”的谴责，实际通过对当地派出所队长、公务员和警员的话的引用，暗示“社会大环境”、“教育、工作资源不公”导致“没有文化，没有谋生技能”、“贫富差距大”是“砍手党”和阿星杀人的必然原因。 《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中无论是对阿星案发前后的内向、文静男青年的描述，还是小时候听话的乖孩子的描绘，都试图传达一个信息——阿星不是杀人恶魔。而大段对于打工者工作辛苦但工资极低、遭受剥削和其他不公正对待、想过改善生活的愿望以及稀少的家庭快乐幸福时光的描述，一方面确定了阿星在社会结构中的“弱者”身份，引起了公众对阿星的同情；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事实的选择和编排，暗示阿星生活的现状是社会不公导致，因此社会要对阿星的悲剧负责。这种手法在之前媒体对“砍手党”的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22)等报道中也很明显。 另一个更轰动的事件——夏俊峰案，媒体在报道时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更大量地报道，激起了更大的舆论效应。 夏俊峰杀人的核心事实——在城管办公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三个当事人中除了夏俊峰外都已死亡，无其他目击者和有力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经过。夏俊峰案在核心事实存疑的情况下，有三年时间几乎悄无声息。后通过其妻张晶不懈地向媒体寻求帮助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舆论关注时间自2011年始延续长达3年，这有赖于张晶极强的故事叙述能力和运用媒体的能力。 关于夏俊峰是否是正当防卫的核心事实，张晶除了坚称有证人和引述夏俊峰的说法外没能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她向媒体提供了很多其他的故事——有关她们那天遭遇城管的情况、她和夏俊峰的艰苦而恩爱的家庭生活、她艰难的上访之路等。 纵观媒体对夏俊峰案的报道，基本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中国青年报》的《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23)和《中国周刊》的《张晶：小贩之妻》(24)等报道，主要内容是张晶叙述他们家的故事。《中国周刊》的报道里对案件核心事实——夏俊峰杀死城管的叙述是“夏俊峰随执法人员到勤务室接受处罚。然后，小贩成了杀人犯”。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里对于杀人案也只引用了两句警方笔录里夏俊峰的陈述。 对于相关事实，《中国周刊》的报道从张晶和夏俊峰初始的工作开始，描述他们辛苦的工作“曾在四十多度的厂房里工作，回家之后，张晶见他的裤子上都是层层的白碱，上衣就更别提了，都是咸的”。之后张晶叙述了令她们骄傲的儿子：“儿子的绘画天赋成了清贫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和卖炸串时的辛苦和幸福。后来案发了，张晶又叙述了她多次去北京上访时的境况和她信佛希望替夏俊峰赎罪。《中国青年报》的《刺死两城管 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25)里，花费大量笔墨，从张晶的视角描述了那日夏俊峰在被带到城管办公室之前与城管冲突的情景。报道以“冲突”为小标题，通过对小贩们和城管局负责人的采访，向公众展现了小贩和城管两个完全对立的群体，揭示了城管的欺压是小贩们对城管怨恨情绪的来源，将夏俊峰杀城管事件顺理成章地导向了宏观的制度归因，而且暗示了其必然性。而作为刑事案件的核心事实，却反而在事件的定性中显得无足轻重了。 媒体报道中通过模糊淡化核心事实同时侧重铺成相关事实，容易忽略直接因果关系而突出间接因果关系，造成公众对事实认知的偏差。铺陈社会背景、制度问题、当事人生活窘况等信息，有意地塑造弱势感，易于唤起公众对“弱者”的同情，对社会制度的怨恨。这类情感具有共通性，最易引发共鸣效应。当代的诸多舆论事件，都有此类新闻归因在起作用。 (二)直接因果与间接因果归因：弱化个体—具体因素与放大社会—抽象因素 上述归因叙述策略常常相伴着另一种策略，即将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偶然事实进行抽象，转化为宏观层面上的必然性社会事实，形成外向型宏观归因。这类报道常使用符号化叙述，将事件用间接因果关系进行符号化，如贫富差距、官员贪腐道德败坏、干部欺压百姓等。符号化的事件更有利于新闻将事件嵌套入社会文化结构层面进行解读。这种外向指向型归因，更易唤起人们的情感，根据乔纳森·特纳的研究，越宏观的归因，人们的情感反应越强烈。 陈晓楠主持的“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2011年5月17日期的节目《小贩夏俊峰》中，将摊贩与城管的矛盾概述为“几乎无法避免”。节目的解说词写道：“当地的流动摊贩多为下岗工人，他们既无本钱开设固定门面，在2008、2009年的时候，也没有渠道申请正规的工商执照，因此摊贩与城管人员的矛盾几乎无法避免。”这段论述很好地体现了人们对城管与小贩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的一般性认识：城管查处无证摊贩，而去工商部门办证的“渠道”对于“弱势群体”的下岗工人来说很难，而且开固定门面对于下岗工人来说很贵。于是无证摊贩的存在得到了合理化：没有本钱是因为下岗，没去办证是政策不符合他们的实情。将这些事实因果连接起来，一条对城管与小贩冲突问题的概括性归因通过暗示建立起来：政府的政策在制定和贯彻执行的过程中，不体察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这里，作为个体的夏俊峰和具体的事实不见了，也不重要了，被抽象的事实所替换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张晶多次直白地讲述了她的想法：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生存，错误不在于他们。陈晓楠问张晶是否遇到过态度好一点的城管，张晶表示“我是没碰到”。她接着表示自己对城管恶劣态度的理解：“你们可能是公务员，你就瞧不起这帮人，说咱们是最底层的，可能就用最野蛮的这种方法，就觉得我们是野蛮的，说了一遍不让出来，你们还出来。”“瞧不起你的人，把你踩脚底下的人，他不会听你说这些话，他就觉得你们讨厌”。张晶认为城管作为公务员应该理解小贩为生活打拼的苦楚：“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为什么出来？不是到了最无奈的时候，谁愿意干这个，谁不愿意光鲜亮丽的站在人们面前，有一个正经的好工作，谁不愿意？”节目直白地表达了对事件的归因：城管作为公务员轻贱“底层弱势群体”，国家政策有错，城管执行有错，应对事件负责。她甚至把国家看作“妈妈”，来强化国家的道德责任：“我就觉得国家就跟妈妈一样，我就跟你的孩子一样，我不愿意说我妈妈不好，但妈妈是不是该改的地方要改一改呀，是不是该完善的地方要完善一下，妈妈就没错吗，就不改吗？孩子在孝顺你，你就一棒打死吗？” 整期节目对于夏俊峰案的探讨只剩下了张晶的一家之言，张晶对事件的叙述中不断地使用“社会底层”、“无奈的工作”、“公务员”、“野蛮的方法”、“国家”等关键词。该期节目中，城管制度是导致城管和小贩对立并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归因可以解释任何一次城管执法中与小贩发生的冲突，但是作为一次特别严重的突发性刑事案件，夏俊峰的个体因素在哪里？在这期节目中，夏俊峰的个人因素从整个事件中几乎被抽离，所有的叙述都导向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环境、制度，因此导向了必然性，偶发事件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几乎不存在了。 《京华时报》2013年9月26日的报道《小贩夏俊峰被实行死刑，与家人最后见面半小时》，通篇以张晶的视角，用有明显主观性的文字，描绘了夏家人最后与夏俊峰见面的场景： 张晶称，会见过程十分短暂。进入会见室时，看守所工作人员要求家属出示身份证，而一早从家中匆忙出发大家都没有带，且开始只允许4人会见，经过家属哀求才得以全部进入。在会见时，工作人员卡着表，不断提醒剩余时间……半小时到，夏俊峰最后提出，希望管教给自己全家合一张影，张晶等人凑到窗户前，对方却予以拒绝，称自己没有手机。在被管教拽走时，他一直回头看着家人，很快，便消失在铁门后……(26) 该报道叙述的其实是死刑犯人临别家属的惯例流程，但在死刑犯家属张晶的眼中，一切都带有感情色彩，“看守所工作人员”是冷酷、粗暴的，相形之下，夏家人十分孱弱、可怜；程序完全没有人性。这只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场合，但读者分明可以感受到“国家”、“权力”这些宏观因素的影子，报道将看守人员符号化为冷冰冰的国家制度的代表，这契合了当代社会心理中的归因惯例——宏观归因和外向归因，这是最易引发舆论热潮的归因，而将个体和具体的因素几乎抽离掉了。 《中国周刊》2012年10月17日的题为《张晶：小贩之妻》的报道中，对张晶和夏俊峰卖炸串时的幸福进行了描述：“多的时候，周末一天能挣三四百元，儿子去北京的愿望要实现了。”(27)媒体建构了因果关系：因为家境贫困，所以要卖炸串挣钱，一家人累但幸福；供孩子去北京参加绘画比赛是一家人的希望；中国城管制度很不合理，城管的暴力执法劣迹斑斑，这次事件不是偶然，实质是城管制度导致的又一次冲突，是城管制度破坏了他们家的希望。同样，城管方面，死去的城管申凯是申家的独苗，正是因为城管制度的问题，导致小贩与城管之间的完全对立，申凯和张旭东的死也是城管制度的结果。因此政府、城管需要对夏家和两个城管家庭的悲剧负责(28)。申凯的父亲申向党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他对事件的认识很清楚：“后来我明白了，很多人是借这个事件发泄心中的情绪，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我儿子和张旭东也好，夏俊峰和他老婆孩子也好，都是人们表达情绪的靶子，没有人真正关心事实是怎么样的。”正如申凯父亲的话所表达的，夏俊峰案被符号化、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媒体、公众纷纷对此案进行社会性、政治性的归因解读。人们日常生活有太多的不满，当社会、国家成为能解释一切问题的归因对象时，人们纷纷将事件进行这样的归因。 唐慧案的报道，也延续了同类路径。在案件核心事实仍有争议的情况下，《人民日报》2012年8月5日23：36官方微博发出了这样的评论： 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中央媒体对唐慧案的评论被诸多媒体纷纷转载，各类媒体的报道口径也更加明确、一致，人们对事件的归因也因为“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民族复兴任务”、“国家的强大”的表述，由信访制度、劳教制度的缺陷，一下子提升到更为宏观的国家政治文明建设、民族复兴的层面。这种极为抽象的叙述中，唐慧和相关人员的个体因素不重要了，笼统地转化成了一个承载“国家”体制的抽象符号。 当个体和具体的因素被抽离，宏观和抽象的因素被放大时，形成了个体与国家的鲜明对立，个体的“弱者”特质便被不断地强化。这是媒体建构弱者的惯常方式。当然，弱者不仅是弱的，还同时应该是美的和善的，方能击中人们的同情心理。所以，在诸多舆论热点事件中，弱势一方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模型，如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有善心、坚韧等，犯罪是迫不得已。同样，对立的权力一方，也有较为刻板的模型：蛮横、滥权等。经过这样的抽象，形成二元对立。新闻报道淡化“弱者”直接责任的同时，加重了国家、社会等宏观层面的责任。 (三)表层归因和片面归因：感官化叙述与不完整呈现 报道若要引发情感，常用感官化的报道方式。所谓感官化报道，是指那些为了营造一种“特殊的看待新闻事件的方式”，而着意诱发人们感官刺激和情绪反应的新闻叙述方式和报道角度(29)(30)，主要包括相伴随的几种方式：用感性的文字或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图片/影像对事实进行渲染，采用故事化的讲述方式，突出和强化某些“感人”的细节，突出“个人化”、“临场感”和“冲突感”(31)(32)(33)等。感官化叙述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偏向表层性的描述，一个是对事实进行片面叙述，与新闻追求的完整、充分、真相不一致。这些方式容易诱发人们特定的情感，引导人们对事件进行特定归因和理解。一方面，人们被唤起的情感类型将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归因类型；另一方面，人们对事实的选择性接受也受情感的影响：人们会屏蔽、不接受与自己情感相违背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情感在公众对事件归因认知的形成和加深的过程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分析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感官化报道，那些引人同情、使人感动的或悲伤或温馨的个人故事，均起到了强化公众对事件的刻板印象的作用，但实际却并不利于人们对事件的真正了解(34)。 夏俊峰案报道的感官化大量来自于其妻张晶的故事叙述能力。张晶对故事的情感性叙述能力很强，张晶对故事的讲述总能感动很多人。“张晶一次去录制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访谈节目，她一气呵成讲完之后，想问主持人还有什么问题，主持人已经想不出问题了，只在她对面流眼泪，她又问编导，发现编导也在旁边流眼泪。”(35)张晶在“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2011年5月17日期的节目《小贩夏俊峰》中讲述他们与城管的冲突时，突出了城管的强势、凶悍和他们的无助、屈辱： 当时上来十个人还把我老公围在中间，就开始打我老公。拎着衣服领子来回推，推到哪个城管那块儿，他就给你再推回来，推来推去用脚踢。我在往圈里进的时候，那人拽着我的胳膊，我就这样就跪地上了。 张晶的描述唤起了人们对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愤怒，同时一对恩爱夫妻的形象通过张晶的描述建立了起来。并且人们对接下来夏俊峰在城管办公室里杀人产生了想象：夏俊峰又遭到了凶残的毒打。就如有网友说的：他是自卫，不自卫就会被打死。 面对媒体的采访，张晶喜欢描述她家案发前的艰苦但幸福的生活，但就表达效果来看，电视节目的效果更好。南都的特别节目《深呼吸》第三期《呆呆地等——夏俊峰案回访》中，镜头中的张晶瘦弱、忧郁而健谈。南都的节目在一开始就跟踪拍摄了张晶送儿子夏健强去学绘画的场景，母子两人手牵手的镜头和张晶一人在画室外面等待儿子放学的场景，显出母亲对儿子的爱。正是这种爱成为了她和夏俊峰抛开面子外出卖烤串挣钱支持儿子学绘画的动因。 与一般对贫困家庭的报道一样，对于张晶的家，南都的节目《呆呆地等——夏俊峰案回访》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镜头记录了张晶蹲在破旧的卫生间里手洗衣物的场景。张晶居于镜头正中，蹲在盆边手洗衣物，狭小的卫生间右侧就是一扇已经发干脱漆的红色破木门。接着是一个全景镜头，镜头逆光拍摄，除了窗户透入屋内的微弱光线，整个房间一片黑暗。漆黑狭小的房间里，只有张晶模糊的身影在水池边洗碗。镜头记录中贫寒的家境引发人们对张晶一家生活的同情和担忧，同时也符合公众对张晶和夏家的想象——一个清贫的家庭只剩下即将失去丈夫的妻子，即将失去儿子的母亲和即将失去父亲的孩子。即将陷入绝境的家庭里，只有张晶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第二次对张晶家中的描写时长45秒，内容是事发后，信佛的张晶和夏母在家里为已死的两名城管祈祷。莲花灯、佛像的特写，佛龛下夏母的跪拜，配上旁白：“自夏俊峰出事后，吃斋念佛是夏母每日的必修课。夏家甚至常年在一个居士活动的场所供奉两名城管队员的灵牌，最初甚至一天念经6小时以上，希望两人得以超度”。夏家真诚的忏悔和善良让公众对夏家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贫苦但善良是媒体传达给公众有关夏家的印象。 除了爱和贫困，媒体报道中张晶和家人另一个经常出现的描述是“跪”。面对城管打丈夫，张晶描述自己下跪的苦求“别打了”；面对法官不让夏母参与宣判，夏母磕头跪求法官；面对被截访，张晶跪求截访者把材料还给她。对于中国人来说，下跪意味着极大的屈辱和冤屈。张晶经常表述自己和夏母的跪求，一方面将自己“弱者”的身份凸显得淋漓尽致，在感人的温情故事之外，通过将自己的遭遇进行最大限度地悲惨化叙述，保证公众对夏家的同情。另一方面，凸出城管、法院、政府的“强者”地位，将这些机构人员的行为进行“恶行化”描述，凸显他们对于“弱者”的欺凌，引起人们对这些机构的愤怒。 对于“上访无用”，“到底让底层人怎么活”的问题，与张晶同为女人的唐慧给出了新的答案：闹访被劳教。唐慧在整个事件中为人们所知的是她偏执般的坚持——“为女儿讨公道”。经过媒体的报道，唐慧成了“被劳教的上访妈妈”。纵观媒体报道中唐慧的照片，较多的是“哭泣的唐慧”，其中引用较多的是《被劳教的“上访妈妈”》中那张：唐慧捂着嘴坐在车里哭泣地看着车外的人群。 在那篇题为《被劳教的上访妈妈》的报道中，媒体对于唐慧案的核心“乐乐案”的叙述完全采用了唐慧的个人叙述，且在案情报道中多次出现“噩梦由此开始”、“可能只是短短的一行字，但却是唐慧和乐乐一生无法释怀的痛苦”等极具煽情性的表达。 无论是煽情性描写还是夹叙夹议，媒体的感官化报道手法都起到了固化公众对事件认知和归因的作用。正如唐慧案的后续一样，当唐慧通过媒体报道被公众赋予“被劳教的上访妈妈”、“伟大的母亲”称号之后，任何不利于唐慧的报道都会饱受争议和批评。《南方周末》连续刊发的《什么造就了唐慧》(36)、《“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37)两文，因为该报道呈现出一个与之前“伟大母亲”完全相反的“闹访刁民”的唐慧形象，而引起轩然大波。原本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唐慧，现在却分出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方。唐慧案的真相，对于公众来说更加扑朔迷离。 媒体对夏俊峰案、唐慧案的报道中经常采用感官化的报道方法，媒体通过报道将整个事件叙述成一场悲剧，以此唤起公众的情感。艰苦的生活状况、哭泣的照片等引起人们对她们的同情，受到“欺负”的经历虽然也引人同情，但更多是唤起人们对国家制度的愤怒。“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在眼前”，媒体在报道中热衷于突出作为“弱者”的当事人在事发前艰苦但幸福的简单生活。小的温馨、简单的幸福，遭遇个人和制度的“欺负”，于是美好被毁灭，成了悲剧事件。当人们的情感被唤起后，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容易陷入成见，且情感越激烈人们的成见越顽固；相应地，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也越激烈。这也是为何阿星案、夏俊峰案、唐慧案等舆论热点事件每次媒体报道的后期阶段，当公众了解到更多真实情况，发现与之前的了解有差异后，会产生自己的同情心受到了利用、自己被欺骗的愤怒感。人们会产生疑问：电视镜头中和其他媒体上出现过的“那个人”是不是真实的？她在多大程度上欺骗过人们？有部分情感上无法接受的人会对做出此报道的媒体甚至记者进行攻击，另外一部分原本不满法院决定的人转而支持法院，并在“被骗了”的情感影响下掀起一波“反思”的舆论浪潮，对当事人进行攻击——如同之前他们对政府和法院等机关的舆论攻击一样。 三、结论与讨论：真相、情感与舆论 本文通过对三起典型的热点舆论事件的分析，总结我国新闻报道常用的几种情感唤醒的归因策略，来揭示当代轰动性的公共事件中，新闻是如何调动集体情感的，“情感公众”是如何形成的。新闻归因通过塑造人们对事件的特定理解，从而聚集和影响公众情感。公众情感被唤醒得越强烈，舆论反应就越强烈；反过来，公众的情感反应也会对后续报道产生作用，并会对事件的进展产生影响。 情感本身即为认知的一部分。情感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辅助人们选择信息、限制信息、促进理解和记忆等。新闻归因唤醒了公众怎样的情感，对人们认知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报道所唤起的情感越强烈，人们接受不同信息的可能性越小，就越难以接受事实真相。 本文从情感主义的路径出发，清晰地揭示了我国新闻传播与公众情感唤醒之间的具体关联，对于公众舆论、集体动员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的研究看似聚焦在微观的文本层面，但实际上是从宏观的社会环境着眼，探究新闻传播的文本表达与宏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自然包括了社会心理环境——但这恰恰是被前人的研究所忽略的方面，本文由此路径，跳脱出了微观的文本分析，切入到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来。如前文所分析，负面社会情感(怨恨、愤怒、同情等)最易起到集体动员的作用；而这类情感，如特纳的研究指出的，最易引导人们绕过对于真相的追问而寻求外向归因和宏观归因，即向制度、结构、社会、国家等方向寻找归因，进行归责，这样的情感指向特别容易形成极化效应，聚集集体情感，进行集体动员，形成轰动性的公众舆论，这是当前我国公共生活不断撕裂的表现之一。 诚然，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在一个霸权文化缺失的社会里，情感是最有效的召唤和组织公众的力量(38)。也就是说，当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认同，意识形态没能达到整合社会的作用时，公众最易被情感动员起来，进行聚集，形成公共参与。但同时我们也已经发现，依靠情感的公众参与不仅是没有保障的，而且，情感主导的公众舆论特别容易滑向民粹主义的泥沼。前文分析的三个案例正好诠释了我国当前媒体与民意的互激状况。 本文仅针对新闻传播的归因策略进行研究，而情感唤醒的效果研究则将在后续研究中展开。既往的心理学和认知理论研究已经表明，归因策略与情感唤醒之间是存在显著关联的，这是本文的逻辑基础。因此，本文的研究即使尚缺效果的证实，仍能揭示新闻报道与社会集体情感效应之间的逻辑理路。 ①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载《社会》2012年第3期，第129～170页。 ②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第39～66页。 ③郭景萍：《西方情感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脉络》，载《社会学》2007年第5期，第27～47页。 ④宋红娟：《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述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18～125页。 ⑤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孙俊才、文军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62～66页。 ⑥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1～83页， ⑦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 ⑧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142页。 ⑨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78页。 ⑩易前良、孙淑萍：《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以南京“梧桐树事件”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第77～83页。 (11)袁光锋：《公共舆论建构中的“弱势感”——基于“情感结构”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5年第4期，第47～53页。 (12)谢金林：《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载《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第80～127页。 (13)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2～59页。 (14)陈红梅：《框架与归因—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第71～77页。 (15)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121～125页。 (16)乔纳森·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第3页。 (17)张爱卿：《归因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年第1期，第38～41页。 (18)傅剑锋、成功：《阿星杀人事件反思——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与挣扎》，载《南方周末》2005年7月14日。 (19)姜英爽、高爽：《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14日。 (20)傅剑锋、成功：《阿星杀人事件反思——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与挣扎》。 (21)姜英爽、高爽：《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22)傅剑锋：《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1月20日。 (23)王晨：《刺死两城管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5月10日。 (24)杨洋：《张晶：小贩之妻》，载《中国周刊》2012年10月17日。 (25)王晨：《刺死两城管沈阳一小贩终审被判死刑》。 (26)雷军、田超：《小贩夏俊峰被实行死刑，与家人最后见面半小时》，载《京华时报》2013年9月26日。 (27)杨洋：《张晶：小贩之妻》，载《中国周刊》2012年10月17日。 (28)卢美慧：《夏俊峰下葬：三个悲剧家庭纠葛终结》，载《新京报》2013年10月2日。 (29)D.L.Altheide.Creating Reality:How TV News Distorts Events.Beverly Hills:Sage,1976,pp.405～407. (30)W.C.Adams."Local Public Affairs Content of TV News",Journalism Quarterly,1978,55(4),pp.690～695. (31)M.Ekstrom."Information Storytelling and Attractions:TV Journalism in Three Modes of Communication",Media Culture & Society,2000,22,pp.465～492. (32)M.E.Grabe,A.Lang & X.Zhao."News Content and Form Implications for Memory and Audience Evaluations",Communication Research,2003,30(4),pp.387～413. (33)M.E.Grabe."Explicating Sensationalism in Television News:Content and the Bells and Whistles of Form",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2001,45(4),pp.635～655. (34)朱若谷：《感官化和差异化：电视新闻如何报道贫困群体》，载《新闻记者》2013年第4期，第64～68页。 (35)杨璐：《从小贩妻子到沈阳张晶》，载《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10月25日。 (36)柴会群、邵克：《什么造就了唐慧》，载《南方周末》2013年8月1日。 (37)柴会群、邵克：《“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载《南方周末》2013年8月1日。 (38)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载《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第93～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