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石鼓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93(2006)04-0046-07
石鼓文自唐初出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它的兴趣只停留在鉴赏、摹刻、书艺等层面上。宋元以后，相关的研究著作渐增，但多属注释和音训之类。1923年，马衡发表《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1923年，1期)，力证石鼓文为秦国刻石，揭开了“石鼓文”研究的新帷幕。自是迄今，有关的研究论文至少有121篇，专著不下22种。这对篇幅仅区区数百字的石鼓文来说，堪称丰厚。本文拟对这些著述略加回顾与梳理，以有裨于将来的研究。
一、1923—1949：新学初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甲骨简牍文献的出土，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促进了治学方法的变革。罗振玉在1915年初版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以《说文》、金文与新出卜辞相互证验纠谬，把中国传统考据和西方近代实证结合起来。他同时把这一方法应用于石鼓文研究[1] (P31)。这种方法突破了笺注传疏的传统路向，形成了重视实物的科学观念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石鼓文”的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马衡依据古、近出土的秦公簋、钟、簠等铭刻资料，按核比勘，考订石鼓文为秦穆公时猎碣。马文发表后，“石鼓文为秦国刻石”的结论和“以秦证秦”的方法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石鼓文”研究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统计，1932年到1949年期间发表的“石鼓文”研究论文有26篇，出版专著10部(包括影印的清人作品)。
(一)中心论题：石鼓文刻于秦国何时
虽然多数学者均同意石鼓文是秦国石刻，但具体勒制于何时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对石鼓文作于秦之何公的探讨成为此期研究的焦点。
1933年，马叙伦从名物制度、相关史实与鼓辞相符等方面考订石鼓是秦文公时所作[2] (P1-3)。从正史的记载来判定时代是石鼓文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之一。两年后，罗君惕发表《秦刻十碣时代考》[3] (P99-106)，这是其书稿《秦刻十碣考释》中的一章。罗著提出了与宋人郑樵相同的看法：“十碣必在惠文与始皇未同文之时”[4] (P283-284)。但罗氏最重要的观点乃在于他认为碣文是先秦佚诗，早于石鼓的勒制年代，这并未引起时人多大的注意，但对今人如裘锡圭等“却十分具有启发性”[5] (P48)。
这一时期关于石鼓文年代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和唐兰“灵公三年说”。1939年7月，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书正式出版。郭沫若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又揆度“而师”鼓和《秦本纪》的内容，推论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前770)送平王而凯旋时所作[6] (P37)。郭氏此说因其所依凭的拓本资料和新方法而多获遵从，影响非常大。1947年，唐兰发表《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7]，在两年后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他对“灵公三年说”作了更完整的论述。他的立论基础是：在铜器中用“朕”字时，不用“吾”作人称代名辞，到了用“吾”字时，又不用“朕”字，“朕”字在前，“吾”字在后。秦景公时的秦公钟、簋都还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
”字，石鼓文用“
”“余”“我”三字而不用“朕”，所以应该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接近[8] (P154)。唐兰是著名的文字学家，他从文字运用、文化状况和出土文献比较等方面提出的全新见解，是石鼓文年代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有很大影响。
此外，蒋志范在《石鼓发微》(《学海》，1944年，2期)中说石鼓为秦昭王11—19年间所作，是一种新见。许庄叔则从“
”之地望及石鼓文所反映的经行路线来考察，谓“石鼓之建置在秦文公十年作鄜畤时”[9] (P80-81)，为“文公说”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石鼓文的具体年代，这个时期的学者或发挥旧说，或另立新说，各有依凭，孰是笃论，实在难以遽断。任熹在《石鼓文概述》中表达了这个困惑：“以史实考之，前期(按：指襄、文、穆、献四公时期)事多关连，较为可信；以文字证之，则形体结构，后期(按：指惠文至始皇时期)为尚”[10] (P77-114)，任氏之言也表明了此期学者在研究思路上的局限和窘迫。
(二)突出成果：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
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石鼓文”研究论著。这部著作除了对石鼓文的年代作了细致的考辨外，最大贡献就是使石鼓文的最善拓本，即明代安国所藏的“先锋”、“中权”和“后劲”三个拓本得以保存，为后来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在研究方法上，郭氏突破当时流行的字形比较法，而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法，获得了新见解。郭著对石鼓的次序也作了考辨，同时依据安氏藏本对石鼓文进行了复原和考释，甚是精当。《石鼓文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代表了当时“石鼓文”研究的最高水平。诚如沈兼士所言：“历代讨论石鼓文者多矣，而以郭沫若君《石鼓文研究》能总集大成。其于作者之时代，拓本之比较，文字之考订，文意之注释，石次之排列，均存崭新独到之见解。譬彼积薪，后来居上矣。”[11] (P61-68)
(三)焦点事件：唐兰和童书业关于石鼓文年代问题的论战
此期最引人注目的“石鼓文”研究事件是唐兰和童书业分别以《申报·文史周刊》和《中央日报·文物周刊》为阵地，从1947年底到1948年6月就石鼓文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展开的前后四轮的大论战。
唐兰的“灵公三年说”公布后，叶华很快发表《驳唐兰〈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该文前有条编者按语，称“唐先生这文所用的方法，似乎有欠周密，很有商榷的余地”[12]。这应该是童书业写的。因为童氏后来的文章里有类似的话，而且童当时就是《文物周刊》的编辑，按语又说他很快也有反驳文章发表。果然，1948年1月7日，童书业正式发表《评唐兰先生〈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一文，拉开了“石鼓文”研究论战的序幕。童书业在文章中说：“‘朕’、‘余’、‘我’三字，古人的用法本来是不同的，唐先生只注意到了‘领格’‘主格’的区别，却忽略了‘单数’‘多数’的分别”[13]。童书业通过西方近代语言学的观念分析，反驳了唐兰的立论基础。3月，唐、童二人先后撰文，主要就“我”、“吾”、“”、“”等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问题短兵相接。针对唐兰质疑他“‘’就是‘我’”的提法[14]，童书业解释说自己的原意是认为它们可以通假。与此同时，童书业还提出了“石鼓文的文法近乎东方系统，故用‘吾’字”的新观点[15]。这就不仅关系到几个第一人称代词应用的先后问题，更涉及到秦国语言的来源问题。于是，双方第三回合的较量又起。唐兰说：“不论东方西方，由卜辞到金文，没有用过‘吾’字来做代名词。这无疑是一个新语言。……可以推想到‘朕’字的消失以及‘吾’字的流行，应该春秋战国之际。”[16] 当年6月，童书业发表了《论石鼓文的用字——三质唐兰先生》(《文物周刊》，1948年，74期)，就上一轮的一些问题再次作了阐述。不过，唐兰却不愿意再争论下去了。他发表公开信总结说双方的几次论辩实际上是“思路不同，方法各异”，再辩下去，也不会有统一的意见和多大的意义[17]。至此，现代石鼓文研究史上的一次著名的辩论落下了帷幕。
这场论战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一方面，它激发了人们对石鼓文年代的兴趣。杨若渔(杨寿祺)将其旧作《石鼓时代研究》[18] (P89-97)加以修改而成《石鼓文时代考》(《考古学社社刊》，1935年，3期)，公开发表加入论战。另一方面，它促使研究者反思治学方法。署名为“凤”的作者发表《因唐童二先生的辩论而记及石鼓文‘殹’字的读解》说：“根据一个字的读写异致，而要考出某种迹的绝对年代是一桩难事，而也是一桩险事。无论是昔人所矜异的‘以经解经’，本问题所出‘以秦证秦’等方法，俱是危险不过的事。”这实际上是质疑二十年代以来在石鼓文研究领域盛行的文字比较法和单纯的实证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次论战对树立良好的学风有一定促进作用。在第一次辩论中，童书业曾指唐兰“中了现在最时髦的但问实物，不问文献的学风的毒”，唐兰的回答是：“至于中毒与否，我们不想辩白，因为中过毒的人自己也许不知道。不过，我却希望中的是‘实事求是’的毒。”事实上，在这场论战中，唐、童二人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但其在举证、论述等方面均表现了老一辈学者的严谨风范和求真精神，“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治学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四)其他探讨：文字考释等
20世纪上半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有深厚的小学功底，因此这一时期考释石鼓文字的著述也不少，如张政烺的《猎碣考释初稿》(《史学论丛》，1934年，第1期)、强运开的《石鼓释文》(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马公愚的《石鼓新释》(《大众》，1944年，第10期)、徐益修的《石鼓文音释》等。值得注意的是苏秉琦《石鼓文字之商榷》。该文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实践，认为石鼓文中的“”字即‘鄜’字，而不是郭沫若所释的“蒲”，更不是马叙伦所说的“郿”的异文[19] (P127-133)。此期还重印了前代的一些研究著述，最具代表性的是秀州学会于1935年编辑出版的《石鼓文研究丛刊五种》，表明了对前人优秀研究成果的重视和继承。其他综合性、介绍性著述有古铁的《石鼓文及其社会的背景》(《中原文化》，1934年，第2期)、醒元的《石鼓文研究》(《学术杂术》，1943年第1期，翰墨林书局1947年印)和任熹的《石鼓文概述》等。
二、1950—1979：相对沉寂
(一)落寞萧条：祖国大陆的“石鼓文”研究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安定、温饱的生存渴望成为社会的头等大事，学术研究就相对落寞。在这样的情形下，大陆的“石鼓文”研究也陷入低潮，但一些老一辈的学者对此仍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唐兰于1958年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长文《石鼓文年代考》修正以前考订的石鼓文年代，改灵公三年为献公十一年。该文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以及地望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的结论。事实上，“献公十一年说”获得的支持比“灵公三年说”要少得多。不过，唐文直到现在仍有相当影响。徐自强说尽管唐兰对石鼓的绝对年代有误断，但他“判定石鼓的相对年代的精当，尤其是驳难众家之说，极可信服”[20]。此外，段飏提出了石鼓是秦德公元年徙都于雍时所立的新见[21]；而宋平则基本沿袭了郭沫若的说法[22]。
在这一时期，由云龙有《石鼓文汇考》一书。目前所见的该书是1956年8月手工刻蜡纸版油印线装本，共109页，扉页有“岁在丁酉四月”字样及杜福堃的题签。由氏在自序里简要回顾了石鼓文的年代争议后，说：“大抵学人习气喜以异说见长，往往主观太强，未免自信过头。方今百家争鸣，于学日加邃密，运用辩证法，反复探究，真理自见”，于此可约略窥见其时代气息。
(二)重心在彼：台湾地区的“石鼓文”研究状况
从著述数量上看，此期“石鼓文”研究的重心在台湾地区。不过，其考订的石鼓文年代与大陆学人多有同者。苏莹辉(《“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说”补正》，大陆杂志，1952年，7期)和那志良(《石鼓通考》，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印，1958年)均支持唐兰的“灵公三年说”；戴君仁先后发表了《石鼓的时代文辞及其字体》(《大陆杂志》，1952年，7期)和《重论石鼓的时代》(《大陆杂志》，1963年，7期)，提出了与段飏相同的看法。
此期台湾地区最活跃的石鼓文研究者是张光远。1968年，他将先前发表的两篇论文《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出版月刊》，1966年，17期)和《石鼓诗笺有关文史论证》(《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68年版)修订成专著《石鼓诗之文史论证》自行出版。张氏考订的石鼓文年代与郭沫若相差不远，其方法也类似，即合“诗”、“地”、“时”、“史”而证之。张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石鼓十诗已具连咏形式，实为中国连篇史诗之首创”，作者因此把《诗经·秦风》与石鼓十诗放在一起综合考察，并排定其年代，值得注意。张氏还称台湾收藏家翠芬阁主于1955年12月出版的所谓“旧拓石鼓文缩影本”是“‘最佳宋内府赐本’，亦当今举世独冠之石鼓拓本也”，倘果真如此，则令人瞩目。张著见解独到、语气果决，遗憾的是行文多有抵牾，失之精审。他在前文说“石鼓乃属先秦襄公十年(西元七六八年)左右，命太史(其名有署石鼓，惜字未识)所勒制”(14页)，但于后文又径称“石鼓十诗刻于秦襄公十年”(28页)、“石鼓十诗之制作者，乃秦襄公之太史由”(34页)，这可能与合论文而成专著的做法有关。他否定石鼓文年代制于秦穆公时的依据是：“穆公一生，当三十岁左右即位，便征战不息，何暇顾得畋渔优游之乐哉？”否定“灵公说”也是类似的理由(32页)。这样的证据不免臆断、牵强。张光远后来还发表过《石鼓文的认识》(《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2年，7期)和《石鼓文的学术价值》(《故宫季刊》，1972年，1期)等论文。
此外，苏莹辉有《评那著〈石鼓通考〉》(《台湾新生报》，1989年6月9日，26日)，刘啸月有《石鼓文考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年，10期)。总之，这一时期两岸的“石鼓文”研究在著述数量上虽然有差异，但成就差不多，都没有取得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大的突破，总体上比较沉寂萧条。
三、1980—2005：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随着经济的繁荣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石鼓文”研究领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和进益。据统计，此期相关的论文不下83篇，专著至少有9部。
(一)难题新探：石鼓文年代问题的推进与深入
石鼓文年代问题在这一时期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且出现了一些新成果。除了部分研究者仍然坚持“绝对年代”的提法外，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只能考订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黄奇逸认为这个“相对年代”在秦武王元年至秦昭王三年之间[23] (P227-254)，而马几道等人则赞同唐兰考订的“秦公簋之后，诅楚文之前”的说法[24]。陈昭容先前认为石鼓文年代应“距秦公簋近些，离诅楚文远些”[25]，近年她在由其博士学位论文《秦系文字研究》修订而成的专著中更言：“我们倾向于留一个弹性空间，暂定为春秋晚期”[26]。
“相对年代”的思路表明学者在石鼓文刻制年代问题上趋于务实，不再渴望找出具体的年代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难题。这一时期，在年代问题上的另一个新路向是将石鼓诗文年代和石鼓文字时代分开考虑。其实，唐人韦应物和近人罗君惕早有这样的思路，只是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已。裘锡圭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评述诸家得失，认为石鼓内容和字体在时间上是矛盾的。徐宝贵认同裘说，其结论是：“见于石鼓的诗原为秦襄公时所作，石鼓上的文字则为秦景公时所写所刻。”[27] (P395-434)但是，王辉认为石鼓文的内容与字体之间并无矛盾[28] (P51-59)。他根据近年出土的秦公大墓残磬铭文，从文字风格、石鼓文的内容、语汇及石鼓诗与《秦风》、《小雅》的格调等方面论证石鼓文年代在“景公五年后数年内或三十二年后数年内”[29] (P50-53)。陈平也认为石鼓诗文与石刻在同一时代，他甚至说：“王氏的结论或许就是有关石鼓文年代的最后结论了”[30] (P440)。
(二)专家专著：研究队伍构成多样，通论性著作增加
这一时期潜心于“石鼓文”研究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徐宝贵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涉及石鼓文的年代、石次、章句、艺术价值诸方面。蔡秋莹(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曾以《石鼓文研究》为学位论文，从形制、源流、年代、文字等方面对石鼓文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并将其与《诗经》作形式、语言风格上的比较，进行文学上的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石鼓文研究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非专业的研究者纷纷试水，并多有专著出版，如尹博灵的《石鼓文鉴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赵经都的《石鼓文新解》(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等。这些著作都称在石鼓文的某些重大疑难问题上取得了突破。不过，李铁华曾指出尹博灵所据以研究的所谓家藏唐贞观年间拓本是假的[31] (P229-236)；而杨宗兵则有长文《〈石鼓文新解〉辩》论赵著的破绽[32] (P40-53)。李铁华本人也有专著《石鼓新响》。该书内容丰赡，用力勤苦，书末所辑《历代石鼓文研究书目》也具参考价值，是近年比较有影响的石鼓文著作。该书出版前，作者曾公开发表《石鼓新响——石鼓文千年之谜破释记》。李著是否真的破解了“石鼓文的千年之谜”姑且不论，其所言石鼓十诗“文字之精微，诗句之优美，体裁制新颖，内涵之宏富，都在《诗经》三百篇之上”[33]，似可商榷。
(三)拓展研究：对石鼓文出土地、拓本、书艺、研究史等课题的探索
相比前两个时期多集中于年代、章句等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石鼓文研究范围大大拓展。与石鼓文年代密切相关的是其发现地。李仲操认为石鼓文最早在陈仓(即今之宝鸡)，是宣公四年作密畤于陈仓北阪时所刻[34]；蒋五宝的说法更具体：汧河乡魏家崖村石鼓寺[35] (P107-109)。石鼓出陈仓实际上是唐人的传统说法。胡建人有《石鼓历代拓本考》一文，详细地考订了石鼓文历代拓本、影印本的特点、真伪、流传等情况，有参考价值[36] (P111-113)。徐宝贵曾著文称在先锋、后劲、中权三拓本又发现了一种新的北宋拓本[37]，但赖炳伟很快撰文指其蔽[38] (P88-92)。石鼓文的书艺历来备受关注，这一时期的相关著述也不少，但雷同者多，比较有新意的是杨宗兵的《秦石鼓文形体特征、书写风格论析》一文。该文运用所谓的“汉字构形学”理论来分析石鼓文的形体特征，机杼自出[39] (P61-64)。对吴昌硕石鼓文书法的研究是石鼓文书艺课题的自然延伸，这类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蔡宜璇的硕士学位论文[40]。蔡文以对吴昌硕的石鼓文的观测分析为主体，致力于探求隐藏在风格背后创作者的真意，以厘清吴昌硕石鼓文艺术的特质，并藉此探究石鼓文书艺的丰富性格及其在书史上的意义，分析细致，见解独到。
随着“石鼓文”研究的深入和论著积累渐多，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人的学术成果。张勋燎曾对唐代的石鼓文鉴赏、评价状况进行了总结，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41] (P284-292)。徐畅曾对石鼓文研究中争议最大的年代问题进行了总结、辨析[42]。赖炳伟曾对历代学者考订的石鼓文字数进行列表整理，并附简要述论[43] (P192-194)，比任熹《石鼓文概说》中的“石鼓文存字数目表”所列要详尽，但仍略有缺漏。明代杨慎《石鼓文音释序》称石鼓：“其文为章十，总六百五十七言”[44]；张光远考订的原刻字数是733字。党天正则对历代歌咏石鼓文的诗章进行过总体考察，揭示了其各异的内容特色[45] (P83-85)。
(四)交叉延伸：以石鼓文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
近年的石鼓文研究中另一个令人瞩目的进益是有学者以石鼓文为基本材料，进行了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研究的尝试。汪悃款等以《石鼓文》为论证根据，参照现代心理学的记忆理论，研究古诗四言句式的源起与人的感觉、记忆之间的关联问题，值得注意[46] (P105-110)。裘燮君试图依据《石鼓文》的语言材料来证明《诗经》及《诗经》中大量语气词的历史真实性[47] (P73-76)。吴昊通过对石鼓文中可识字的考察，来论证所谓早期“会声字”作为一种造字法的可能性[48] (P158-164)。这些论文的出现，表明学界对石鼓文价值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也启示人们对石鼓文的研究还远未结束。
四、文末絮语：对“石鼓文”研究的一点反思和前瞻
纵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石鼓文研究，可以发现，对石鼓文年代的探索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石鼓文的具体刻制年代之所以无法笃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鼓文残损过于严重，无法从其本身获得更多的第一手信息，而目前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也无法提供有力的旁证。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能寄望于更多出土文献的新发现。学问之道，多闻缺疑可矣，与其纠缠于聚讼千年而不能决的难题，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其他方面。
目前的“石鼓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缺憾是文学研究的不足。虽然很多学者早已注意到石鼓诗歌与《诗经》中某些篇章的相似性，但一般都只将其作为考订年代的一个依据，而对其语言风格、表现技巧、声律用韵以及与《秦风》的类同和差异等少有关注。
以石鼓文为研究个案，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资料，宏观透视当时秦国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意识和秦民族的精神面貌，应该是值得思考的径向。在这方面，刘宝才[49]、李笑野[50] 等曾作过初步的探索。另外，石鼓究竟因何而制、又为何被勒刻为鼓形、它与当时的域外刻石文化是否有关、石鼓的出现对认识秦文化有何意义等问题尚待深究。
随着学术开放性和公共性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石鼓文研究领域，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最突出的便是“石鼓文千年之谜破解论”不绝于耳。最近浙江某媒体发布新闻称，舟山一市民成功破译了“石鼓文千古之谜”[51]。其实，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中央级的媒体纷纷报道陕西一青年破解“石鼓文之谜”以来[52]，或由本人搦管公告天下，或由他人捉刀摇旗呐喊的类似消息屡现报端。可是结果呢？要么被学者戳穿而成笑谈，要么喧嚣一时终随风逝。修学好古，致力于解答学界难题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学术探索不是猎奇冒险，更不是炫名取宠的手段，它应该以事实基础，以严谨、求真为根本态度。所以，以讹传讹的“石鼓文千年之谜”不提也罢，而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对当前的石鼓文研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