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史记#183;货殖列传》中所谓的“江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货殖论文,江南论文,列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史公所作《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一词凡四见，而词意所指多有不同。其在论述全国四大经济区（按有学者称为物产区）时称：“夫山西饶材、竹、豰、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另外在论述南楚之经济风俗时则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徒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以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湊。”
以上所见四处“江南”中，“江南豫章、长沙”之“江南”旧有二解，宋人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今中华标点本从此说以为“江南”为郡名，而将其与后文之“豫章、长沙”断开。检《汉书·地理志》丹扬郡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属扬州。”未云高帝时曾更鄣郡为江南郡，徐广之说不可轻信甚明。于此唐人张守节《正义》云：“秦置鄣郡在湖州长城县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汉改为丹阳郡，徙郡宛陵，今宣州地也。上言吴有章山之铜，明是东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为江南丹阳郡属南楚，误之甚矣。”今按《正义》之说颇有道理，细读上引《史记》原文可知，“江南豫章、长沙”中之“江南”与下文“江南卑湿”和“与江南大同俗”中之二处“江南”本是同一含义，属“南楚”之长江以南地区，地在“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货殖列传》中又称为“岭南”）之北，与所谓“丹阳郡”（或“丹扬郡”）无涉。
至于“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之“江南”，旧注无解，今人皆谓泛指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其实这样的说法尚有可商榷之处。如与《货殖列传》中在论述“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地区的物产时所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湊”与上引文作一比较，可知四大经济区中的“江南”是包括“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即“岭南”地区）在内的。问题的关键是太史公所说的“东楚”（包括“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和“南楚”（包括“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却都分跨有大江南北，这使得不仅三楚之中的西楚（包括“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不在“江南”，而“东楚”和“南楚”也无法尽归在“江南”之内，如此则太史公界定的四大经济区就与其细述的诸多小经济区不能完全吻合。太史公为一代史圣，其大、小经济区的划分皆以物产为主要依据，谅不至于在同一篇章中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而让后世学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货殖列传》中的“江南”应有广、狭不同的含义，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以南、岭南以北，这当了无疑义。而广义的江南则有类今世所谓的南方，本不以长江为限，而是泛指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此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可以找到内证：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可见，在太史公眼里，江、淮二河（确切说是淮河）流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济区分界线，“江、淮以南”即是“楚、越之地”，而“沂、泗以北”（与“江、淮以北”词义略近）则包括秦、夏、梁、鲁、齐、赵、燕、代诸地，大致与前引文中所说的“山东”和“山西”相当。“江、淮以南”与“楚、越之地”、“沂、泗以北”云云并举，使论述一气呵成。而所谓“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之“江南”实即“江、淮以南”之简称，指的就是“楚、越之地”，是尽包三楚和“杨越多焉”的岭南地区在内的。之所以用“江南”一词而不书作“江、淮以南”者，全系修辞上的缘故，用以与“山西”、“山东”和“龙门、碣石北”（按此处“北”前无“以”字）对应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