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原因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对策论文,缺陷论文,时期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1-0086-06
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政治事务日益繁杂，政党基于政治的发展和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逐渐产生。政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政治系统，它使得在神权政治和直接民主制条件下由民众和公共权力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政治系统发展为由民众、政党和公共权力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政治系统。这样，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单相关系就变成了民众、政党与公共权力的三相关系。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①在这个政治框架里，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政党是民众利益、愿望和要求的代表者，公共权力是由政党执掌并为民众服务的。换言之，民众是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仍然是各种关系的核心，但是它们的这种关系已不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政党的沟通来实现的。政党一端连着民众，另一端连着公共权力，成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政党要成为合格的桥梁和纽带，就必须发挥好沟通功能。因此，政党沟通功能被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政治学者视为政党最基本的功能。然而，政党要发挥这一功能，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社情民意。②
一、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性缺陷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同样具有沟通功能，同样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的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沟通渠道、民众、沟通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有了这四个基本要素并不意味着社会沟通机制就能自然形成，还必须把这些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互联动，形成机制。执政5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建立了包括政府、两会、信访、社团组织、媒体、党组织等在内的多条社会沟通渠道，但由于在这些沟通渠道中，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沟通方式等因素有时缺乏有机结合，难以相互联动、形成互动系统，所以社情民意难以上传、上情难以下传、党与民众难以沟通的现象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换言之，目前在党与民众沟通过程中还存在机制性缺陷。在上述沟通渠道中，党组织沟通渠道是最重要的，它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党民沟通状况。
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组织系统，到2005年底，全党党员已超过7000万，基层组织352万个，其中基层党委17万个、总支部21万个、支部314万个。③这些党员和党组织分布于社会各个领域，每天都接触民众。如果这些党员和党组织真正发挥沟通功能，收集社情民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那么党与民众的沟通应该始终都是畅通的，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并非如此。主要的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一些党员的党员意识淡泊，与民众缺乏沟通。党与民众的沟通主要是通过党员与民众的沟通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有7000多万名党员，但其中相当多的党员缺乏党员意识，已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他们虽生活在民众之中，却不能发挥沟通民众的功能，既不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社情民意，也不向民众宣传党的主张。
2.党内民主不充分，一些基层党组织涣散和缺失，使党组织渠道难以发挥沟通作用。当前，部分地方的党内民主还不充分，一言堂现象比较严重，致使普通党员不敢讲话、难讲真话。此外，党员流动性的加强使不少基层党组织党员流失严重，难以正常开展活动，实际处于涣散状态。特别是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中介组织中的基层党组织尚未建立，党与民众的沟通实际上处于断裂状态。
3.党章等制度性规定刚性不足，制度失效比较严重。为了保障沟通功能的发挥，党章规定，党员有“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的义务；基层党组织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⑤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很多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没有严格执行上述制度。有些党员忙于生计而不参加党的活动，有些党组织即使开会也不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况。这种制度性失效使政党沟通功能的发挥难以保证。
4.从基层党组织到中央党组织层级过多，信息传递容易损失和失真。和国家行政区划相对应，党组织也按照层级设置。具体来说，在农村地区，党组织的信息传递渠道是：村党支部——乡镇党委——县委——市(地)委——省委——党中央。在城市地区，党组织的信息传递渠道是：社区党支部——社区党总支——街道党工委——市辖区党委——市委——省委——党中央。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信息传递渠道是：企事业单位党政组织——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党组织——党中央。由此可见，基层民众与党沟通，在信息进入基层党组织之后，还要经过五个信息传递环节，而每个环节中信息都要进一步被归纳和概括。受主观过滤等因素的影响，信息会出现部分损失或歪曲，等到达党中央，有的信息可能会严重失真。
5.受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驱动，个别地方党组织歪曲信息，欺上瞒下。目前，有些党员干部只会照搬照抄上级的方针政策，不会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甚至明知上级的决策不符合本地实际，也不敢提出来，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反映民众愿望和要求，维护民众利益。有些党员干部报喜不报忧，虚报经济产值，谎报本地社会治安状况，就是不反映民众心声。同时，还有些党员干部对上级党组织的政策拒不执行，不向民众通报，从而使党组织难以发挥沟通民众的作用。
6.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决策时与民众缺乏协商。协商是党与民众形成互动沟通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作决定时喜欢独断专行，不征求民众意见，即使征求民众意见，也只是形式。如果民众对决定不满，拒绝执行，他们就搞强行执行，严重伤害民众情感，这无疑影响了党与民众的互动沟通。
总之，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在党与民众沟通过程中，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制度、沟通方式等要素难以有机结合、相互联动、形成互动系统，所以党与民众沟通不畅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机制性缺陷的原因分析
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之所以存在机制性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观念、制度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沟通技术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官贵民贱”的传统政治观念和全能主义理念严重影响党民沟通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宗法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主义文化。国家大事由君主钦定，臣子只需专心事主，庶民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司其职，不得僭越。这种政治分工逐渐产生了“官贵民贱”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这就造成：一方面民众的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日益萎缩，对权力产生崇拜和恐惧的心理，不敢、不愿与官员沟通；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认为受过良好教育，比民众道德水准高、文化水平高，因此在政治决策时独断专行，自行其是，很少采纳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影响了党与民众沟通的效果。
革命的胜利使部分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做不了的，因此，在“官贵民贱”传统政治文化观念尚未消除的同时，部分党员干部又产生了全能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教育民众、引导民众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且任何决策都天然地从民众利益出发、代表民众，并且是完全正确的，无需征求民众意见。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主张不是事事听从民众，而是要坚决防止工作中的尾巴主义；对于有些民众想不通的事情，他们认为可以先做思想政治工作，实在做不通思想工作，就强制执行；他们主张用工作取得的实际效果，用为民众谋得的实际利益来说服民众，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思维方式只能导致独断专行，阻碍党民沟通。正如邓小平所说：“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⑦
因此可以说，“官贵民贱”传统文化观念和全能主义理念相互交织，使部分党员干部把自己看成“英雄”、“救星”，把民众的合法利益看成是自己的恩赐，高高地站在民众之上，从而妨碍了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
2.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使信息易于损失和失真
全能主义的思想观念不仅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对党群关系的处理，而且影响到对领导体制的理解。建国后，在全能主义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党政不分的高度一元化领导体制。“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⑧改革开放后，虽然高度一元化领导体制有所改变，但是权力集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与之相适应的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党不仅直接控制各种信息传送机构，而且使它们成为附属于自己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信息系统所传送的信息显然不可能对国家决策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⑨
在单通道信息传递体制下，信访、两会、新闻媒体、社团组织等辅助沟通渠道都把自己收集到的重要信息输入到党组织内，通过党组织上传到上级决策机关。同样，党的重要信息也根据情况需要通过各级党组织层层下传。这样，从表面上看，党组织虽然能掌握各方面的社情民意，但由于其他社会沟通渠道传送的信息流量过大，信息过于复杂，因而大大超过了党组织沟通渠道的“负荷”能力。这既会导致党组织沟通渠道过于拥挤，造成部分重要信息难以进入信息通道，即使进入传送渠道也难以进入决策视野，又会导致党组织在处理信息时难辨真伪，使政治控制系统出现导向性误差。
另外，一元化领导体制还导致党组织层级过多，单通道信息传递渠道过长。在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要加强对政权和社会的控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就需要了解地方各种情况，为此，就需要增设管理机构。这样，从中央到基层党组织的层级过多，党组织这个单通道信息传递渠道过长，在传递中信息容易损失和失真。
3.组织的权力化使政党沟通功能难以发挥
政党的权力化是指党组织放弃政党的本职工作，从事本该由政府从事的各种具体行政事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因为党组织作为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其职能应该是加强自身建设，沟通民众，提出治国的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并指导立法，向政府推荐党员干部，监督政府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施政纲领，保证民众利益的实现。而在政党权力化的情况下，党组织成了政治生活中实际的权力中心，直接决定各项行政事务，向政府发号施令，把政府变成了单纯的执行机构，这实际上是履行了政府的职能。而同时，党组织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履行自身的职能，无暇沟通民众，了解和研究社情民意，也难以制定出符合民众需要的大政方针，更不可能有力地监督政府和党员干部。可以说，在政党权力化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忙于行政性事务，无暇沟通民众，致使政党的沟通功能被挤压，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便容易出现断流或干涸。在信息这个关键要素时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出现机制性缺陷是必然的。
4.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任命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激发党员干部沟通民众的内在动力
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敢于置民众利益于不顾，向上沟通而不向下沟通，关键还是由于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任命制使之缺乏沟通民众的内在动力。长期以来，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党的干部一直实行任命制。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虽然采取了选举等方式对党的干部任用制度进行改革，但在选举中还存在不少弊端，竞争机制以及党员和民众的真正选举权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总之，在任命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就会为了赢得上级的欣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密切联系上级，缺乏向下沟通、与民沟通的内在动力，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党与社会沟通的有效性。
5.与民众话语系统的差异和部分党组织沟通技巧的缺乏影响了与民众的沟通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沟通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传递，需要沟通的主体对信息有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需要沟通主体双方有共通的话语系统。中国的广大民众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朴素的生活语言简单易懂，便于交流。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则是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抽象和概括，理论性较强。这就让很多民众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对政治更多的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在乎什么“主义”，所以也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党的话语系统。在党的话语系统不能与民众的话语系统相通时，民众便很难理解、更不会接受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以，这种话语系统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
另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沟通民众工作也更加复杂，这要求党员、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必须掌握各种沟通技巧，学会沟通艺术。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懂得如何与民众沟通。有的党员干部开展工作，不搞调查研究，不问民众意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结果常常与民众所思所想南辕北辙。有的党员干部在与民众沟通时，不注意谈话的场合，不顾及民众的情绪和感受，说话语言尖锐刺激，伤害民众情感。有的党员干部不分沟通对象，和谁谈话都是老一套，内容陈旧、僵化，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难以收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党与民众的沟通总是通过具体的党员或党员干部来完成的。在具体操作环节，民众如果总得不到良好的沟通体验，就会降低参与沟通的积极性，影响社会沟通的有效性。
三、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机制的对策
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机制，应该遵循社会沟通机制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坚持整体设计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持续创新原则、比较借鉴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从文化观念、体制和技术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健全执政党、民众、沟通渠道、信息、沟通方式等基本要素的功能，促使其有机结合，相互联动，从而建立扁平式社会沟通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沟通网络，形成互动式社会沟通模式。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培育公民文化，增强执政党和民众平等协商的沟通观念
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首先要培育平等协商的公民文化，增强执政党和民众平等协商的观念。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而言，要正确认识到自己是沟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党组织和民众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党组织没有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权力，民众也没有服从党组织决定的义务。要让民众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党组织必须树立与民众平等协商的沟通观念，通过党的正确领导，通过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为民众服务来实现。对于民众，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唤醒其平等沟通的观念，引导其有序参与政治协商。为此，要用现代公民意识改造传统的臣民意识，使民众认识到个人价值、尊严、自由和平等；要培养民众的主体性意识，使之真正理解“平等”的含义，平等地对待自己与他人，承认并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与权利；要培养民众的法律意识，使之认识到言论自由、结社等权利是宪法赋予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并非某个政党的恩典；要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使之认识到参与政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是完全正当的；要推行政治信息公开透明，通过各种途径向广大民众传授政治知识，使之对党和政府的基本职能、运作过程、参与政治的程序和规则等有基本的了解，使之在遇到问题时知道向谁反映；要畅通沟通渠道，明确沟通规则，培育民众的平等沟通意识，引导民众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协商。总之，只有执政党和民众树立平等协商的观念，才能为有效的社会沟通创造条件。
2.确立执政党的桥梁和纽带地位，发挥党组织的沟通功能
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是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机制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应明确自己的“沟通民众和政府的桥梁”地位，从具体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深入民众，了解和研究社情民意，将其转化为党的大政方针，并通过在政府中的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实现民众利益。为了更好地发挥执政党的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还需进一步调整党内机构设置，增设联系民众的机构即“民众工作部”。首先，民众工作部应建立在现有信访机构的基础上。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信访机构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积累的沟通民众的成功经验。其次，民众工作部不是党的权力部门，它仅仅负责收集和研究社情民意，并向上级党组织和上级民众工作部反映，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与民众的沟通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众工作部收集到的社情民意以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该成为同级党委安排工作计划、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成为党委组织部门推荐党员干部在政府中任职的重要依据。再次，民众工作部应与社团组织、民间调查组织、新闻媒体建立联动机制，增强其对党组织决策的影响力。同时，要与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更全面地了解社情民意，更有力地影响各级党政部门，更好地服务民众。最后，选拔素质高、能力强的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充实到民众工作部，并对其进行严格的制度约束。民众工作部的设立，实际上是为党组织增添了一条了解社情民意的信息渠道，也为民众向党组织反映问题、表达心声，真实地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有效途径。
3.减少党组织层级，促进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
在强化政党沟通功能、增设民众工作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适当减少党组织层级，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促进有效沟通。根据党组织设置现状，减少党组织层级的基本思路和设想是：扩大行政村党委管辖范围，撤销乡镇党委；扩大县委管辖范围，撤销市委。(1)县委直接管理各行政村，扩大各行政村的管辖范围。应适当扩大各行政村管辖范围，在各行政村设党总支，下设若干党支部。党总支既与各党支部有指导关系，又有监督关系。党总支不负责处理各村具体的行政事务，而是专门负责监督各党支部工作，收集社情民意并向县委汇报。民众可直接向党支部反映意见和建议，也可直接与村党总支沟通。这可以极大地改善县委以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沟通机制的运行状况。(2)扩大县委管辖范围，直接隶属于省委，撤销市委。和县级以下党组织沟通民众的情况相比，县级以上党与民众沟通更侧重于党组织内部沟通，即减少社情民意等信息在传递中受主观滤波的影响，减少信息损失。在撤销市委之后，为增强县委在反映社情民意中的作用，应该适当扩大县委管辖范围，直接向省委负责。经过这样的组织改革后，从基层到中央的党组织层级变成村党总支——县委——省委——党中央四级，大大地缩短了党组织沟通渠道的层级。在城市，党组织的信息传递渠道相应地变为社区党工委——市辖区党委——省委——党中央四级。实际上，对于减少党组织层级的改革，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例如，南京白下区社区体制改革，撤销了淮海路街道办事处。从改革效果看，大幅度减少党组织层级，拉近党的决策机关与民众的距离，有助于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沟通机制。
4.逐步推行主要党政干部选举制，加强党员干部与民众的沟通
由于目前党员领导干部实际任命制依然存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缺乏沟通民众的内在动力，不愿深入基层与民众沟通。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对主要党政干部实行选举制，将决定其前途和命运的权力交给民众。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举必须围绕差额选举这个中心，以保障党员和民众选举中的选择权为原则，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首先，在候选人提名方式上，要坚持党组织提名、党员提名和自荐相结合。党组织提名候选人要经过党员推选和民众推选，并以党员推选和民众推选结果为提名的基本依据，以增强党组织提名候选人的胜算率。其次，实行差额选举，并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真正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党政领导干部的危机意识，促使其沟通民众。只有这样，广大党员和民众才能对候选人进行比较，才能选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再次，在选举前实行候选人和群众见面制度和竞选演说制度。选举中可以设立有党外人士和普通党员代表参加的选举监督委员会，实行全程监督，增强选举的透明度。选举后监督其行为表现，看其是否履行职责和承诺。党员和民众有弹劾罢免之权。最后，上级党组织要尊重党员和民众的意志选择，不能随便更改选举结果，更不能在任期未满之前随便调离选举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当然，在选举过程中，党组织要有效控制全过程，发挥保障作用。这主要是指，党组织制定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规则、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差额人选的确立、对党员和民众的政治动员、防止选举中的贿选、保障党员和民众真实意志的表达等。
5.建章立制，发挥党员、基层党组织和党代表沟通民众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党员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勤业”就是要兢兢业业，努力干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中沟通民众。“勤学”就是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修养，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成为民众学习的榜样，使民众愿意与之交往。“勤交友”就是要广泛与社会接触，广交朋友，尤其是结交民众中有威信的人，建立多样化的社会关系网络。
其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沟通民众中的关键性作用。在沟通民众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收集的很多社情民意都是可以独立处理、直接向民众反馈的，民众关心的很多问题都是基层党组织可以帮助解决的。上级党组织接收到的信息，也是经过基层党组织加工处理的，其真实准确程度也完全取决于基层党组织。
再次，充分发挥党代表沟通党和民众的桥梁作用。应对党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改革，直选党代表，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对党代表日常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充分发挥党代表沟通党民的桥梁作用。对此，一些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试点过程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四川雅安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中，对党代表进行直选，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代表走访制度，接待日制度，信息反馈制度，党代表联系基层党组织制度，党代表的监督和约束制度，代表视察、考察和调研制度以及代表团联会制度等相关制度。
除了加强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外，更重要的是在党与民众的沟通过程中增加协商因素。协商是社会沟通机制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沟通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内在推动力。一些党组织对如何协商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如山东滨州农村的“民主议政日”制度、重庆市万盛区的“圆桌会议”、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等。通过这些活动，党与民众加强了沟通，加深了理解，形成了互动，解决了问题，密切了关系。
6.建立共通的话语系统，掌握各种沟通技巧，促进党民有效沟通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⑩语言是沟通的重要中介，要实现党与民众的有效沟通，必须建立共通的话语体系，要注意向民众学习，用民众熟悉的语言跟他们交流。在表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应坚持简明易懂的原则和开放吸收的原则。在与民众的沟通中，要尽可能少地使用政治暗示，减少误解。
在建立共通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还必须掌握各种沟通技巧。首先，要坚持贴近、关心民众生活，帮助民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沟通只有务实，增进民众利益，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要考虑沟通对象，顾及对象心理。要分析民众对信息的需要程度、对信息的领会能力以及影响领会信息的因素。针对不同的对象，用不同的话语沟通，用不同信息的沟通。再次，要不断更新沟通民众的方法和载体，保持沟通方法的亲和力。各种沟通方法和载体都有所长，要综合运用，发挥其最大效能。要不断创新沟通载体，尤其是运用互联网等先进通讯技术增强沟通效果。最后，要讲求策略，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党员和党员干部必须杜绝“政治做秀”，真正深入民众，了解民众疾苦，真心给民众办实事，与民众实现心贴心的交流。要尽量减少政治说教，把党代表民众利益的说教融于为民众服务的具体实践中。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执政党、民众、渠道、信息、沟通方式等要素的有机结合、相互联动，从而形成互动的社会沟通机制。
注释：
①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②[意]乔瓦尼·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③参见2006年3月1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欧阳淞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答记者问，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508038.html.
⑤《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十六大)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
⑨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载于《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页。[作者单位]北京市政协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