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影像：20世纪初美国“弗兰克案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弗兰克论文,案件论文,影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3年，发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弗兰克案件”是20世纪初美国有关犹太人反响最强烈、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该案件在当时就引起了美国全国的空前关注，有关报道在1913～1915年间一度占据了佐治亚乃至全国报纸的头条①。“弗兰克案件”后来成为许多文艺作品的题材，长期以来吸引着美国公众的视线，直到今天，美国还有学者在关注研究此事。“弗兰克案件”是美国南方历史上以一个黑人的证词宣判一个白人有罪的仅有的例子②；它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刑事件之一，利奥·弗兰克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被私刑杀害的有名望的犹太人③。国内对于“弗兰克案件”则比较陌生，只有邓蜀生先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一文对此有简要的提及④，目前还缺乏专门关于该案件的探讨与研究。
“弗兰克案件”是美国工业化社会变革期“进步主义时代”的产物，折射出当时巨大的经济结构变动造成的失衡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经济、种族、宗教、文化等问题相互错综交织，社会矛盾异常突出、复杂，而“弗兰克案件”恰好成为我们观察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变迁尤其是南方社会问题的一个合适窗口。“弗兰克案件”最后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本文试对这一事件进行探讨。
一 “弗兰克案件”
事情起因于1913年4月27日，佐治亚铅笔厂犹太厂主利奥·弗兰克被黑人清洁夫吉姆·肯勒指证前一天谋杀了13岁的工厂女雇员玛丽·菲安，而他则为弗兰克充当看守。肯勒的证词在审问中改变了多次并且有许多漏洞，肯勒本人还被人举报看到他在洗他衬衫上的血污。案件开庭审理了近一个月，虽然庭审期间有许多其他证据证明了弗兰克的清白，然而在当时黑人普遍受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别有用心的检察官，愤怒的陪审团，狂热、仇恨的围观群众却放过了这个行为一贯不端的黑人嫌疑犯，反而依据其证词宣判了有名望的白人弗兰克有罪并处以绞刑。尽管弗兰克的律师们层层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却以佐治亚州法院的审判没有违反正当程序为由驳回了上诉。犹太人为拯救弗兰克的生命做出了重大努力。最终，1915年，弗兰克被有正义感的州长约翰·M.斯兰顿宣布特赦减刑。这一决定引发了众怒，斯兰顿被几千民众围攻在官邸，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为保护自己而宣布实行军管的州长⑤。1915年8月16日晚，弗兰克被人阴谋劫出监狱用私刑处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弗兰克案件”。
“弗兰克案件”促成了1913年美国犹太人“圣约之子协会”的“反诽谤联盟”在纽约成立，该组织在后来抵制美国的反犹主义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弗兰克案件”还直接导致了美国三K党在1915年的重生，造成了消极的历史影响。1982年3月，一个当年的当事人在病危之际向媒体陈述了案发当天中午曾看到肯勒在工厂一楼的电梯旁肩扛着玛丽的尸体并且威胁他。1986年3月，佐治亚州“宽赦和假释委员会”基于该州在拘留期间对弗兰克保护的失败，最终发表了一项死后赦免利奥·弗兰克的声明，但并不是以官方的名义免除弗兰克的罪责，理由是此陈述指控吉姆·肯勒有罪，但是并不能证明利奥·弗兰克的无辜。尽管今天很多人认为弗兰克是清白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缺乏实证，此案只能这样不了了之。
二 工业化变革的时代风云与反犹主义浪潮
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北方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联邦政权，南方开始重建。美国随后进入19世纪晚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镀金时代”和20世纪初工业化迅猛发展、社会深刻变革的“进步主义时代”，当时工业化、城镇化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不仅改变着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景观，而且也冲击和改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资料显示，从1900年到1920年，美国整个劳动力增长几乎高达50％，非受雇者包括农民在内仅仅增长10％左右⑥。美国经历了一个阶级、阶层重组和分化的过程。大企业家阶层崛起了；中产阶级也在逐渐形成和壮大；产业工人的队伍也扩大了，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待遇却异常的恶劣。美国虽然在工业化进程中积累了巨额的财富，然而伴随而来的也有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在激烈的竞争中，人们的垂直流动也比较明显，本土居民、新老移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并不稳定。因此，深刻变化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的阶级关系，致使人们的心理感受也极为复杂。
各国的移民这时大规模涌入美国寻找生存机遇，在19世纪末形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据统计，从1870年至1924年间共有两千万移民来到美国，其中包括二百多万犹太人⑦。移民的到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基础发生剧变，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管理相对滞后，政治腐败，经济膨胀，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新移民来到美国后急于找到工作，又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而且还破坏了罢工斗争。新老移民的矛盾、工会组织与新移民的冲突在镀金时代的几次经济危机时期尤为突出⑧。随着不同种族、民族围绕土地、资源、就业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竞争的加剧，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本土主义抬头，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不断发展。种族主义者强调种族优越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人种是最尊贵的，其他人种势必会“污染”美利坚民族的血统，使美利坚文化面临危机。于是“美国爱国者联盟”、“美国联盟”等排外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种族主义的叫嚣特别猖獗，有关内容充斥了美国的报刊，仅在1910～1914年间美国各种刊物上发表的优生学文章就相当于这一时期有关美国的贫民窟、住房租赁和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文章的总和⑨。
美国基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新教徒从殖民地时代起，长期以来在人数上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新教成员中有大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代表了多数工商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他们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核心人物。在1931年美国名人录所收的16000名人中，有10500人是新教徒，天主教徒只有750人⑩。因此，美国政府的理念和原则以及美国的社会生活都是来自于基督新教并由基督新教所支撑的。从早期殖民时代起，随着一批批欧洲移民的大量到来，在欧洲社会盛行了近两千年的反犹主义作为基督徒的“文化包袱”也被带到了美国，美国社会继承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传统(11)。从16世纪犹太人踏上北美大陆起，反犹主义在美国就时隐时现，一直存在。美国人关于犹太人的观念建立在早先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敌对描述之上，关于犹太人是“谋杀耶稣的凶手”、“基督教文明的颠覆者”、“魔鬼的化身”等观念，尤其是“夏洛克”式的陈词滥调，一直流行不止。
19世纪末的这次移民潮移民们主要来自东、南欧地区，分别信仰天主教、东正教和犹太教，这样美国新教徒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开始下降，新教在美国一统天下的地位开始动摇，新教徒就对新移民的宗教信仰百般诋毁，特别是基督教反犹的文化传统使其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歧视更为严重。这时，美国其他族裔的新老移民、同属基督教传统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也都加入到了反犹主义的行列之中。不仅如此，随着各国移民就业竞争的加剧，美国还逐渐从过去以宗教观为基础的反犹主义，演变为这一时期以种族、政治、经济为主导的反犹主义。犹太移民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社会矛盾和社会痼疾的替罪羊，成为种族歧视和诽谤的靶子。反犹主义也成为美国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规模空前，遍及全国。这场浪潮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初移民限额法的实施，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爆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反犹主义浪潮。
1880年代陆续来美的东欧犹太移民，大多集中在美国东部大城市犹太人区，为血汗工厂卖命，主要从事服装行业和其他轻工业，以超长的工作时间和超负荷的工作量获得微薄的收入。他们抓住美国免费的学校和公立图书馆的机会不放，因而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更快地从社会底层崛起。“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使他们的后代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很多人成为专门人才，在某些领域，犹太人更是出类拔萃。美国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感到了竞争的压力。1910年以后，犹太移民后裔越来越引人注目地参加到白领阶层。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和抵制更公开了。”(12)犹太人在这场反犹主义浪潮中，种族上遭歧视，政治上受排斥，法律上遭不公，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也受到沉重打击，比如在入住酒店、就业、升学等很多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反犹主义偏见在美国异常普遍，遍布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之中。
弗兰克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在美国土生土长。1906年他从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去欧洲铅笔制造业做学徒，1908年来到他叔父(全国铅笔公司的大股东)设在亚特兰大的铅笔厂担任厂主，1910年与当地富有的犹太姑娘露辛尔·塞琳结婚后很快就融入了亚特兰大的德国犹太人社区。1913年，该犹太人社区是南方最大的犹太人社区，弗兰克还兼任亚特兰大犹太人“圣约之子协会”的主席。美国学者认为：“利奥·弗兰克案件是美国全国尤其是南方反犹主义最令人惊骇的案例，关于犹太人古老的根深蒂固的神话和陈词滥调导致了弗兰克被宣告犯了他并没有犯的谋杀罪行。”(13)而弗兰克当时身处的南方社会在工业化浪潮中社会矛盾尤为波涛汹涌，反犹主义也显得更为突出。
三 南方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复杂的社会矛盾
在“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南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赖以生存的大片土地被工业化浪潮所吞没，农业经济显著下降，与此前农业文化相联系的生活方式也在迅速地丧失其基础，旧有的社会关系公开受到挑战。面对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和深刻变革，南方农业社会的阵痛更为剧烈，各种社会矛盾也更为复杂。而犹太人比起美国南方的农民更能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农民、工人、雇员等阶层常常认为是能干的犹太人挤掉了他们的饭碗。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又使南方社会对犹太人格外厌恶，尤其是犹太人在南方经济中日渐崛起，像弗兰克这样富有的犹太人家族就是南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这使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代名词之一，人们对大资本的敌意越来越带上了反犹主义的色彩。
“弗兰克案件”的发生地——佐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是新南方的典型城市。“1880～1910年，亚特兰大城市居民数增长了3倍多，达到约155000人。这些年，它的工业产值增长了大约9倍。同时，该市作为连接北方和东南地区的铁路交通枢纽，又增强了它在贸易、产品集散、保险和银行业中的重要地位。到1910年，将近28％的亚特兰大劳动力受雇于工业和技术产业，26％参与商业活动。”(14)那个时代的亚特兰大被当地人吹捧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现代大都市，而当地的工商业精英们都是通过在工厂雇用大量报酬很低、劳动强度很高、营养不良的农村移民(包括童工)来聚敛财富的。新南方的巨大财富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经济扩张使亚特兰大地区众多的妇女也被卷入到工业化浪潮中来。像玛丽这样十多岁的女孩大都被迫进到各种血汗工厂去挣钱养家糊口。1900～1919年间，亚特兰大受雇于工业的16岁以上的女工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000余人，还有成千上万其他人充塞着刚起步的白领行业和服务行业。根据1907年美国参议员关于女工的一份研究报告，南方工厂女工中每10人就有7个多在19岁以下。南方94.5％有16岁及以上年龄女孩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女孩是劳动力。女儿挣的钱占全部家庭收入的1/4至2/5，这一事实表明家庭对于她们的依赖程度(15)。把女儿从南方农业经济中受限制的家庭副业中解放出来，虽然标志着一个广泛深刻的转变，但也显示了这一地区新出现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他们被迫依靠孩子们的工资才能使收支相抵。玛丽作为一个农村家庭的女孩，因家庭失去土地，年纪很小就被迫去挣钱养家糊口，凸显了农村佐治亚人的艰难生活。
南方社会的工业化浪潮主要加剧了两类阶级矛盾的发展，其一是农村小生产者和城市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二是工厂工人与厂主的矛盾。弗兰克既是城市资产阶级，又是工厂厂主，还是犹太人，自然遭到人们的嫉恨。工业化还引发了南方种族和性别权利关系上的冲突，女工受雇于工厂使性别关系上的权力发生了转移，过去仅仅听命于父亲、丈夫或未婚夫的女子现在却要受到厂主和监工的控制。“在自耕农社会，对依赖者的控制是男性独立和荣誉的最基本前提，他们的文化就是从中而来的。男人们认为弗兰克利用阶级权力获得了对所雇女性的占有，这深深地激怒了他们，增加了他们丧失权力的羞辱和罪恶感。”(16)这一切使南部地区的这些男子们毫不犹豫地就对弗兰克诉诸了反犹主义的武器。
反对弗兰克的基础力量具有普遍性。“城市工人在反对弗兰克的人中占了大部分，有来自全州各地农村黑人地带和工业区的各色人等，是各种人的联合。另外，在能确定职业身份的签名者的36％中，绝大多数是拥有土地的农场主，随后是租地的农民，还有商人、低级白领。该案不止对被剥夺者有意义，而且特别对有少量财产者也有意义，无论他们是农民、小店主、职员或者挣工资者。”(17)
对于农场主来说，佐治亚州城市人口数字的增长扩大了商业力量和市民精英的力量，这是极为令人厌恶之事。这些农场主们本来就对无土地的农民毫无同情之心，然而，玛丽之所以受到农场主等农村保守人士的喜爱，是因为为佃户离去而烦恼的土地所有者可能从玛丽的悲剧中找到了武器，以努力劝阻那些要移往城市去当工人的农民(18)。
对于工人、农民、小商人、低级白领来说，男权主义的看法也影响了反对弗兰克的运动。弗兰克案开庭审判中，关于国家铅笔厂工作条件的证词可能有夸大之处，打动人的是并非经常的、但被重复指出的工厂的肮脏。一位又一位证人描述了几年未洗的地板，不但有油渍、污渍，还有“差不多每两周就要发生一次事故”留下的血渍，如“女孩被机器轧碎手指”或者技工“脑袋被砸开”(19)。想象一下自己的孩子们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很少有人能不动感情。一个男人警告州长不要给弗兰克减刑，请求佐治亚州有女孩的市民要成为态度鲜明的政治选民。一些父亲认为他们曾让孩子们信任雇主的监护，而现在他们认为一个年幼未成熟的女孩被一个她完全有权利向之寻求保护的男人袭击并杀害了，他们对弗兰克对这一信任的出卖感到非常愤怒。这些父亲们把自己的家长统治，视为仁慈的和保护性的，而把他们女儿雇主的统治视为自私的利用。非犹太白人男性大部分是本地的南方人，是社会中下层的各种人，如果他们不种地，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就得种。透过这些人关于弗兰克案给州长、给佐治亚州监狱委员会以及给媒体的反对弗兰克的信，以及他们在法庭上的证词和集体的公开行动，表明这些人对阶级和权力的认识，他们显然仇恨有钱的犹太人，站在同情女工的立场上(20)。事实上，在新南方，父亲、丈夫、兄弟无力保护女儿、妻子、姐妹，标志着男性家长权力、威信和地位的丧失。
女工们处于玛丽被谋杀的惊慌害怕之中。铅笔厂陷于混乱，不得不关闭一周。在审判中，有些女雇员把审判当做发泄不满和报旧仇的机会，作伪证反对她们的雇主。一些中下阶层的妇女和儿童，参加了反对给弗兰克减刑的抗议活动。对弗兰克的性指控虽然被相信他有罪的人们广泛接受，但却缺乏依据，医学检测从来没有发现强奸的明证。起初弗兰克辩护者的陈述——死者现场发现有空的工资袋、肯勒抢劫玛丽并杀害了她，跟起诉方的陈述一样受欢迎。弗兰克的律师们一开始就主张抢劫是这一犯罪的动机。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强奸的指控竟然赢得了如此多的信任。一个曾教授工厂工人18年，为弗兰克呼吁的女性，要求州长为弗兰克减刑，理由是：如果弗兰克袭击过玛丽，“工厂男工肯定人人知道，早在他到监狱之前就把他私刑处死了”。“他们有很强的阶级感情”，她解释说，“我了解他们对工厂女工滥用职权的‘大人物’怀有的深深愤怒”(21)。
当时与此案有关的美国黑人阶层处于更困难的社会处境。在南方，种族歧视、暴力、私刑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他们。黑人们对于社会上同情弗兰克的人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这与通常白人对黑人遭受暴行的漠不关心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当弗兰克的律师们把本案立基于当时最邪恶的反黑人论调，并大声呼吁白人团结的时候，就像犹太人支持弗兰克一样，黑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集结在肯勒的周围。黑人社区都站在起诉弗兰克的立场上(22)。这也加剧了黑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对立。
在这样高度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玛丽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能从各方面触动各个社会阶层的寄托物。玛丽年轻美丽的相貌与她悲惨命运的对比如此鲜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敏感的内心世界。为反对减刑的群众演唱的“玛丽·菲安之歌”，在整个亚特兰大的工业区传唱了几十年，适时地迎合了民众同情玛丽、仇恨弗兰克的心理。弗兰克在该案中作为城市工业资本和厂主的代表自然遭到了以平民党为代表的农业地区有产人士和工厂工人(其中包括黑人)、农民、商人、低级白领的反对和攻击。弗兰克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说起诉人“正在上演阶级仇恨”，“他们演出了穷人对富人的仇恨”，鼓励“不满”。一位杰出的进步主义的支持者维尔摩观察到，在该案的每一阶段，“阶级偏见”都“表露无遗”，并警告煽动它的危险性(23)。弗兰克的反对者们不仅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上，还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情绪中，表现出他们对无力保护自己家庭和阶层的妇女免遭更富有、更有权势的犹太人掠取的愤怒。最后对弗兰克使用私刑，极大地宣泄了美国南方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对资本家的仇视和对自己处境强烈不满的心理震荡，也是南方失地的小农势力对弗兰克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势力的一种顽强对抗。
不仅如此，南方社会的工业化还伴随着新旧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弗兰克不幸成为南方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筹码。
四 “弗兰克案件”与政治斗争
在“进步主义时代”，佐治亚州进步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从没有停歇。佐治亚州原有的政治矛盾也加剧了“弗兰克案件”的复杂性。在玛丽死前几年，佐治亚州城市与乡村的利益争夺在立法代表权和地区税务比例等项事件中已交锋多次。例如1908年，“人民党”党员，“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农村代表托马斯·E.瓦特森和布朗攻击进步州长斯兰顿改变了原来有利于乡村地区而现在则向郡(县)为单位倾斜的投票制度。这两位后来诋毁州长斯兰顿，说他在1913年推行城乡同等征税的措施是对土地所有者的有意攻击(24)。这些以前的政治争论也影响了弗兰克一案，使这一事件充满了政治对抗。
因此，“弗兰克案件”在当时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成为民众表达阶级、种族仇恨的论坛，也成为美国当时两种政治力量——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较量的一个筹码。弗兰克一案最终被佐治亚州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所利用，他们利用的正是该案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潜势。因为只要“民粹主义”和小生产意识的恶感更普遍地指向“不生产”的金融资本，许多人头脑中就首先会把它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犹太人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的观念在当时甚嚣尘上。纽约的《移动论坛》评价弗兰克是“一个偏见和政治阴谋的明显的恶劣的牺牲品”(25)。
在这场弗兰克的生命权的斗争中，弗兰克被人合谋陷害。美国亚特兰大富尔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斯蒂芬·J.古德菲勃在图书馆的资料中发现了“弗兰克案件”审讯中一张拒付的账单，向世人揭示了弗兰克如何在庭审中被其所雇佣的侦探哈里·斯科特与公诉人休·M.德塞合谋陷害，从而输掉了这场官司的详细过程与证据(26)。而德塞作为公诉人、副检察长和州长候选人也意识到肯勒有罪，但是他却封锁、隐匿了自己掌握的指向肯勒的指控和主要证据，因为他需要借此案来增加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砝码，实现他政治上的图谋。德塞很明白，一个品行不端的黑人清洁夫将不是他政治冠冕上华丽的羽毛，而弗兰克这个富有的众目睽睽之下的犹太人则是最合适的选择。于是他如愿以偿，从弗兰克案中获得了丰厚的政治报酬，在弗兰克被处私刑后的预选会上获得了一边倒的票数，在佐治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选举中胜利击败了当权派支持的竞争对手。1916年和1918年德塞连续两度出任佐治亚州的州长(27)。
托马斯·E.瓦特森作为南部农业地区和人民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佐治亚州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从人民党时代到1921年去世，他成为佐治亚人的一个偶像。瓦特森办的两个报刊——《杰斐逊主义》周报和《瓦特森杂志》月刊是其理论的重要阵地，也是佐治亚人了解外界的重要窗口。在“弗兰克案件”审理期间，瓦特森利用自己的刊物对此案作了大量煽动性的报道和评论，不遗余力地攻击弗兰克和犹太人(28)。弗兰克案中的工人、女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呼声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反映，可是对弗兰克持敌对态度的各个阶层的愤恨却在这两个报刊上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在瓦特森这个保守的前人民党领导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代言人，这一度成为当时南部政治的重要内容。瓦特森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崇敬。1920年，他作为反犹、反天主教的旗手和狂热的种族主义者，以及佐治亚的政治家、出版家、记者，当选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在瓦特森1921年的葬礼上，三K党曾给他送了一个八英尺高的玫瑰十字架(29)。
当佐治亚州的保守派、当权派踏着弗兰克的尸体扶摇直上的时候，斯兰顿州长则从他的家乡背井离乡了数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开始了在亚特兰大的法律营生，但是再也没有被选上公共职位。在斯兰顿生命的最后，他表达了如下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能证明弗兰克是无辜的事实。1955年斯兰顿去世时，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降半旗致哀。《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拉尔夫·麦吉尔称颂他：“一个伟人的一生，然而正是他伟大的正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的确是命运的嘲弄。”(30)
近年来，美国一个网站上列出了私刑杀害弗兰克的全部人员名单，除了直接参与私刑的人之外，还列出了幕后操纵者。这些人包括佐治亚州前任州长、前任众议院的发言人，佐治亚州参议院的主席，佐治亚州众议院、参议院的一些议员和玛丽埃塔市的市长，还有法官、检举人以及当地司法部门的其他成员。这些人本身就是拥有物质财富的人，他们用“民粹主义”的词句来获取支持，却反对真正劳工阶级的政治激进主义。因为如果真正反对资本家的劳工运动发展下去，他们就面临着失去财产的困境，所以他们全力以赴地推进包含阶级敌对、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在内的反犹主义，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避免把矛头对准自己。弗兰克就是他们找到的最好的“挡箭牌”。而南方社会盛行的暴力私刑文化又直接推动了弗兰克一案的发展。
五 美国南方传统的私刑文化
私刑(Lynching)一词来源于弗吉尼亚州一个名叫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的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临时组织一群人清除了效忠派的地盘。后来私刑渐渐流行起来，往往不是自发的行为，大多数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私刑在美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并且一度成为风尚，尤其在美国南方社会，暴力私刑成为一种文化传统。
私刑的主要对象是处于受压迫、受歧视地位的美国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男子。美国南方白人往往通过这种群体暴力行为来维持自己的特权。
“暴力在南方普遍存在：凶杀、私刑、公开处决等司空见惯，这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南方的暴力文化。”(31)暴力私刑成为美国南方的一种文化传统。黑人一般是美国私刑的主要目标。有资料显示，“从1882年到1936年，在美国死于民众暴行即私刑的4672人中有3/4是黑人(3383人)。从1890年到1899年，平均每年有154人死于私刑。1900年以后，私刑相对减少，但绝大多数私刑都是南方白人维护奴隶制残余、针对黑人的所谓‘不法行为’而施行的。他们将其作为惩治黑人越轨行为的利器……大多数私刑都发生在南方中部乡村地区，为未受过教育的年轻白人或三K党徒所为。私刑往往在数百名或数千名白人面前施行。这些观众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兴奋，有的则希望感受到种族的优越性”(32)。而“佐治亚人尤其以这种丑陋的(暴力)传统而声名狼藉。1889年到1928年间，佐治亚州被私刑处死的人居于美国其他州同类人数之冠”(33)。
在一个信奉白人至上，愿意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用私刑处死非洲裔美国人的时代里，肯勒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黑人，看起来应该是合乎私刑逻辑的靶子。但是，与标准的南方行为恰恰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南方暴力行动的传统鼓励了野蛮行为和人们的拉帮结派，尤其是在下层阶层中，他们常常自认为掌握着公正。在1880年代的农业危机和1890年代早期的人民党时代，许多这一地区受苦的农民把自己视为犹太人共谋的牺牲品。”(34)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反犹主义和谋杀。1915年8月16日晚，一伙全副武装的人，在佐治亚州监狱当局的默许下，从监狱医院劫走了弗兰克(弗兰克曾被同室狱囚割伤咽喉)，他们连夜驱车赶到玛丽的家乡佐治亚州的玛丽埃塔，在小树林的一棵大橡树上用绳子勒住弗兰克的脖子，将其绞死。第二天，人们纷纷聚集来观看绞死在树上的尸体，一些人拍了照片，其中一张不久就被制成纪念明信片。还有一些人甚至开始对弗兰克的尸体施加暴力(35)。事后，没有任何人因此次“私刑”处死弗兰克而被起诉。
佐治亚人用私刑杀害了亚特兰大商人——受过良好教育、颇有声望的利奥·弗兰克。私刑常例被打破——谋杀的不是一个乡下的黑人，而是一个优秀的大城市的白人，“因为他代表了贫穷的佐治亚农民所憎恨的一切：他是北方人、商人、大学毕业生、犹太人……”(36)在人们看来，一个犹太雇主比本案的另一个嫌疑人黑人工人，更适合充当对富人不满的替罪羊。好像一个黑人的死“对这个无辜小女孩的生命只是一个可怜的补偿”，但对弗兰克，“一个北方佬犹太人，可以是这一犯罪代价富余的牺牲品”(37)。在这种情境下，弗兰克成为私刑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出版家、记者的瓦特森曾经利用手中的报纸鼓动贫穷的南方白人反对为弗兰克出钱辩护的北方犹太富商，这不仅使他的报纸增加了三倍的发行量(38)，而且煽动起了强烈的反犹主义情绪。在州长宣布对弗兰克特赦减刑后，瓦特森竟然愤怒地大肆宣扬私刑的好处。弗兰克被劫出监狱用私刑处死后，瓦特森也大加赞美。他在解释杀死弗兰克的“民愤”时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已组成的政府不能或不愿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时”，他断言，“人民必须要求这样做的权力”。许多弗兰克的反对者也以这种理由为私刑处死弗兰克辩护(39)。对弗兰克的私刑赢得了佐治亚州民众的普遍欢呼，这种民情当然根植于南方暴力私刑的民间传统，并在“进步主义时代”的特殊环境下迸发出来，弗兰克成为难以避免的牺牲品。
六 结语
“弗兰克案件”一直引发学者们的关注，是因为它包含了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南方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反映了美国当时尖锐的阶级、种族、宗教矛盾以及复杂的民众文化心理，因而这一事件成为一个反映了美国社会历史变迁景象的典型载体。“弗兰克案件”是时代的产物，移民浪潮、工业化社会变革、阶级矛盾、本土主义、宗教冲突、种族主义思想、反犹主义、政治斗争、私刑的流行……这些众多的时代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了弗兰克的悲剧历史命运。
“弗兰克案件”只是北美犹太人艰辛的移民、创业史中的一个插曲，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历经百年而影响不绝，它所折射出的美国多民族国家不同族群、阶层间交往、博弈过程中的波澜曲折，却能带给我们以重要的借鉴与警示。在风云变幻的当代国际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同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依然是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是影响其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对于许多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相似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的民族和国家，如何解决好民族、种族矛盾，调整好不同社会集团、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缓和社会冲突与阶级仇恨，“弗兰克案件”应该能带给我们许多思考与启迪。
收稿日期 2011—06—10
注释：
①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弗兰克案件》(Leonard Dinnerstein,The Frank Case)，佐治亚1987年版，“前言”，第10页。
②《利奥·弗兰克的受私刑》(The Lynching of Leo Frank)，参见“美国犹太人历史网站”，http://www.American Jewish History/Society.htlm。
③2000年，美国出版了一部《美国历史上的私刑摄影集》，里边收录有弗兰克私刑场面的照片。在进行私刑(主要是针对黑人)时，执行者会要求公众、甚至媒体进行参观、拍照，这些私刑场面的照片往往被制作成明信片进行保存和传播。
④《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
⑤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反犹主义在美国》(Leonard Dinnerstein,Anti-Semitism in America)，纽约1994年版，第918页。
⑥⑦余志森等：《崛起和扩张的年代(1898～1929)》，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204页。
⑧王寅：《镀金时代的外来移民》，《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⑨参见梁茂信：《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⑩詹姆士·P.文德、詹姆士·W.刘易斯：《美国的圣会：圣会研究中的新视角》(James P.Wind and James W.Lewis,American Congregations: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ongregations)，伦敦1994年版，第102页。
(11)参见石涵月(石竞琳)：《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石竞琳：《欧洲基督教世界反犹主义的历史原因》，《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
(12)邓蜀生：《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2页。
(13)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反犹主义在美国》，第181页。
(14)肯尼斯·科尔曼编：《佐治亚的历史》，(Kenneth Coleman,ed.A History of Georgia)，雅典1977年版，第233页。
(15)朱莉娅·柯克·布兰科伍德：《拖洗和打字：20世纪早期亚特兰大妇女们的工作》(Julia Kirk Blackwelder,"Mop and Typewrite:Women Work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tlanta")，《亚特兰大历史期刊》(Atlanta History Journal)1983年秋季号，第21页。
(16)(17)(18)南塞·马克林：《利奥·弗兰克案件再思考：反动的民粹主义构成中的性与性别政治》(Nancy MacLean,"The Leo Frank Case Reconsidered:Gender and Sexual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Reactionary Populism")，《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91年12月号。
(19)列奥那德·德纳斯坦：《进步时代的亚特兰大：一件佐治亚的德雷福斯事件》(Leonard Dinnerstein,"Atla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A Dreyfus Affair in Georgia")，弗里德里克·考普·耶和编，《美国的工业化时代》(Frederic Cople Jaher,ed.,The Age of Industrialism in America)，纽约1968年版，第154页。
(20)(21)(22)参见南塞·马克林：《利奥·弗兰克案件再思考：反动的民粹主义构成中的性与性别政治》。
(23)大卫·L.卡尔顿：《南卡罗来纳的工厂与城镇(1880～1920)》(David L.Carlton,Mill and Town in South Carolina,1880～1920)，巴登鲁奇1982年版，第246页。
(24)南塞·马克林：《利奥·弗兰克案件再思考：反动的民粹主义构成中的性与性别政治》。
(25)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利奥·弗兰克与美国犹太人社区》(Leonard Dinnerstein,"Leo M.Frank and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美国犹太人档案》(American Jewish Archives)1968年11月号，第116页。
(26)斯蒂芬·J.古德飞勃：《陷害》(Stephen J.Goldfarb,"Framed")，《美国遗产杂志》(American Heritage)第47卷第6期(1996年10月)。
(27)(28)(29)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弗兰克案件》，第150～156、95～97、160页。
(30)(33)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弗兰克案件》，第160、148页。
(31)(32)陈永国：《美国南方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3页。
(34)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反犹主义在美国》，第178页。
(35)查尔斯·珀：《利奥·弗兰克事件》(Charles Pou,The Leo Frank Case),http://georgiainfo.galileo.usg.edu/leofrank.htm。
(36)雅各·瑞德·马库斯著，杨波等译：《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37)列奥那德·德纳斯坦：《弗兰克案件》，第45～46、53页。
(38)《纽约时代周刊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003年10月26日，第21页。
(39)南塞·马克林：《利奥·弗兰克案件再思考：反动的民粹主义构成中的性与性别政治》，第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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