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的青年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青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坛上，青年文学创作者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怀着对生活的巨大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作出一大批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青年本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一
青年富于生命力，朝气蓬勃，一旦缘分把他们与文学联结在一起，其创作的激情、能量会随之迸发，其作品也会丰富而势不可挡，形成一种文学现象。这种由处在不同时期被誉为青年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现象，我们称它为青年文学。那么，新中国的青年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显然，促成其发展的因素不可能单一，笔者认为，如下五个方面的因素是重要的。
（一）、有关组织重视对青年文学的领导和导向。
青年文学在新中国的文坛上一出现就受到重视，为了使它能健康迅速发展起来，有关组织便通力合作负起责任。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于1956年3月15日至31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和副主席老舍、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先后到会作了报告或发言，一些老作家到会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学习心得。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又于1965年11月25日至12月14日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出席会议的青年作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等，到会作了报告或讲话，给文学青年们以极大鼓舞和教育。1986年12月31日至1987年1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等组织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又于1991年5月23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青年作家会议”。这几次会议注重总结了青年文学状况，指明了青年文学创作的任务和重点，从宏观上起到了领导和导向的作用，这是青年文学得到发展的重要保证。（二）、老一辈作家和文学机构、高等院校对文学新生力量给予了热情扶持和精心培养。
青年文学要发展，文学人才是关键。茅盾、巴金、夏衍、赵树理、孙犁等许多老作家，以培养文学新生力量为己任，他们或著书传艺、或收徒讲学，经常给青年作者辅导鼓励。五十年代，丁玲等主持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特别注重培养青年作家，培训了一批批文学新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作协又举办了多期青年作家学习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开办了“文学研究班”。《诗刊》社创办了“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还有一些青年文学刊物，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自学成才。各地团组织也通过组织青年文学社团和文学评奖活动来促进文学新人成长。
全国许多高等院校也重视培养专门的青年文学研究人才。继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王富仁获得新中国以来第一个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各地大学又为社会培养输送了一大批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文学人才，这就为青年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各种刊物和出版社为文学青年发表作品提供了园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大大拓宽。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刊《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设有专栏刊登文学新人的处女作和优秀短篇作品，其所属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等机构，为青年的文学作品和读物的发表、发行提供优先服务。
1982年1月创刊的《青年文学》贯彻了“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的办刊宗旨，该刊创刊5年多仅发表内蒙古青年作者的作品就有27篇近30万字，很好地促进了少数民族青年文学人才的成长。很多出版社积极挖掘、发现、发表青年作者的作品，1956年出版的《青年文学作品选集》选进了近200名青年作者的作品。新文艺出版社从1956年到1958年，出版了23集《青年创作丛书》。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诗丛》收录了一批青年诗人的诗集。这些举措，也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作者的创作热情。
（四）、文学青年自强不息和刻苦创作的精神，加速了他们自身的成长。
在社会多方面的关心培育和时代浪潮的激励下，许多工作、劳动、生活在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的文学新苗开始了文学创作，一些原来的文化程度比较低的青年刻苦创作，自学成才。在旧社会只念过一个月零几天书，十个字只能看懂四五个的高玉宝，在人民军队里学习成长，创作了近三十万字的表现劳动人民的遭遇、觉醒和反抗斗争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李学鳌、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万国儒、崔德志等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工人业余创作者步入文坛，填补了我国文学史上工人创作的空白。苏阿芒高中毕业后自学世界语、意、英、德、法、俄等十几国文字，并用外文写诗，其诗作在世界近五十个国家用20多种文字刊载，1965年荣获日本《大本教世界语杂志》举办的赛诗会荣誉奖。王占君下肢瘫痪后坚持深入生活，先后到过27个省、市、区，行程12万公里，创作出《七星镇》《白衣使女》等一批长篇小说。获得省级“自学成才”证书的王兴东创作出《飞来的仙鹤》、《鸽子迷的奇遇》、《解放》、《我流三次泪》、《陆军见习宫》等，在国际国内获了奖。刘靓平获湖南青年自学成才奖。纪宇获全总“自学成才”奖。事实告诉我们，文学青年自身的努力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同时也促进了青年文学的发展。
（五）、青年女作家群的涌现，少数民族青年作者的成长，壮大了文学青年的队伍，丰富了青年文学的内涵。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青年女作家纷纷涌现，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女作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大显身手，不同凡响。丁小琦、方方、马丽华、王安忆、王海鸽、王浙滨、王小鹰、王英琦、叶文玲、池莉、陆星儿、陈染、何晓鲁、庞天舒、林丹娅、林祁、张抗抗、张辛欣、赵玫、刘索拉、竹林、乔雪竹、迟子建、毕淑敏、李小雨、严亭亭、严歌苓、残雪、铁凝、航鹰、梅绍静、黄蓓佳、喻杉、嵇伟、舒婷、蒋韵、蒋浓竹、傅天琳等人的作品里，或是抒写女性自身生活情感，表达新一代女性对爱情、男女平等美好人性的追求；或是反映出她们对社会、人生发展演进的独特观念，在艺术手法上创新形式，打破传统规范，开拓一个个新的表现内容范围。她们的作品引起社会重视，使新中国文学园地分外妖娆。
解放前创作力量较薄弱的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党的培养，很多青年作者成长起来。如蒙古族的超克图纳仁、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朋斯克、扎拉嘎胡、安柯钦夫、佳峻，彝族的苏晓星、普飞、熊正国，苗族的伍略，鲜族的金哲、李根金，壮族的韦其麟、周民震、李甜芬，仫佬族的包玉堂，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习久兰、孙健忠、汪承栋、蔡测海，藏族的饶阶巴桑、益希卓玛、扎西达娃，维吾尔族的铁衣甫江、艾里耶夫，白族的张长、杨苏，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贾合甫·米尔扎汗，回族的沙叶新、马瑞芳，布依族的王运春、汛河，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满族的未凡等，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图景，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纳·赛音朝克图1949年10月写的《我们的国旗》，是迎接新时代来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诗篇。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1951年）得到全国读者好评。韦其麟根据民间传说故事编创的长篇叙事诗《百鸟衣》（1955年），被誉为“经过整理和改编的民间创作的珍品”。饶阶巴桑被臧克家评价为新中国诗坛新秀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个”。周民震的《森林之鹰》改编为电影《苗家儿女》是壮族作家创作反映广西少数民族生活的第一部故事。贾合甫·米尔扎汗以其《理想之路》（1979年）填补了中国哈萨克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空白。扎西达娃则以一种新的眼光观照西藏本土文化，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渗透着本民族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审美定势，它标志着西藏文学走入了中国当代文坛”。青年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我们高兴地看到，民族青年作家以自己独具的情调，辛勤的创作，使青年文学在文坛上越发光彩夺目。
二
纵观新中国的青年文学，在创作上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描绘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旨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社会前进。
中国人民抵御列强斗争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求翻身解放革命斗争的历史，产生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它们是文学创作的精彩素材。青年作家们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广泛收集史料，刻苦写作，再现那些伟大的故事，创作出一批在当代中国文坛上广为流传的作品。冯骥才与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叶楠的剧本《甲午风云》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梁信的《红色娘子军》，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乔良的《灵旗》，王愿坚的《党费》，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小英雄雨来》，丁一三的《英雄虎胆》，孟伟哉的《小英雄嘎娃》，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等一大批作品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壮丽画卷。其中，《我们在地下作战》，描写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抗日救国斗争，被选入世界儿童文学名著中文卷。梁信的《红色娘子军》，拍成电影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奖、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万隆奖第三名、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这些作品为青少年学习革命斗争传统和爱国主义，提供了很好的教材。他们在书中塑造的吴琼花、潘冬子、李向阳、杨子荣、少剑波、江雪琴、许云峰、华子良等艺术形象，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些作品激励了一代代青年人，在他们世界观的形成及人生道路的抉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初，帝国主义又在邻土点燃战火，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青年创作者深入前线，为正义战争鼓号呐喊，涌现出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菡子的《和平博物馆》，陆柱国的《上甘岭》，路翎的《在洼地上的“战役”》，未央的《祖国，我回来的》、《驰过燃烧的村庄》、《枪、给我吧》，柯原的《一把炒面一把雪》，韶华的《燃烧的土地》，胡正的《鸡鸣山》，谷岩的《三八线上的凯歌》，丁毅、宋之、魏魏合作的《打击侵略者》，魏魏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周恩来称赞《谁是最可爱的人》“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刻划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
（二）、描绘新中国各条战线各族人民的生活变化、精神风貌、生产建设、改革图景，旨在讴歌伟大祖国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中国的青年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血脉相连的，青年创作者们积极投身现实生活，时刻关注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并满腔热情地加以反映。“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位工人诗人”李学鳌，“矿工诗人”赤叶，“石油诗人”李季，“渔民诗人”李永鸿，“农民女歌手”殷光兰，“纤夫诗人”唐大同，“战士诗人”石祥，从各自的生活中迸发出诗情。闻捷写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边疆少数民族新生活的抒情诗集《天山牧歌》。邵燕祥、公刘、雁翼、梁上泉、傅仇、顾工、李瑛、严阵、张永枚、白桦、乔林、李冰、高缨、木青、王怀让、戈壁舟、孙静轩、张志民等来自建设工地、云南边疆、天山脚下、金沙江畔、军营、高原、林场、乡村的青年诗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生活热情高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一架弹花机》，吉学需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苗得雨的《旱苗得雨》，董均伦、江源夫妇的《红花才开放》、《麦子熟了的时候》，王炼的《枯木逢春》，从维熙的《曙光升起的早晨》，公浦与季康合作的《五朵金花》，西戎的《宋老大进城》，刘厚明的《箭杆河边》、《山村姐妹》，林斤澜的《布谷》、《春霞》，鲁彦周的《凤凰之歌》，陈登科的《风雷》和浩然的《艳阳天》，方之的《浪头和石头》等作品，表现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生气勃勃的生活画面。孙肖平的创作被认为“在文学领域里为水利建设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反映西藏解放前后社会变革和精神风貌，被誉为建国以来的优秀长篇之一。反映工业生活题材的作品随着我国工业发展也大批涌现，杜印等人创作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反映共产党干部从部队走上大工业领导岗位，由外行变为内行。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作者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万国儒、崔德志等，用他们的笔反映工人中的新人新事，创作出《骨肉》、《一年》、《我的师傅》、《刘莲英》、《惊涛骇浪万里行》等作品。魏连珍的《不是蝉》写工厂领导和老工人帮助落后工人克服缺点、积极投身生产建设，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故事，引起热烈反响。工人作家郭先红的《站起来的人们》得到茅盾好评。王梅定的《矿山的主人》等热情的表现了中国工人的心声。李云德的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描写了开国初期工业战线的斗争生活，令人振作奋发。林予的《雁飞塞北》再现了1958年十万复员官兵向北大荒进军的壮观全景。王岭群的《南疆擒敌》反映了巩固共和国的斗争。戈基与克扬合作的《连心锁》写军民共建祖国的伟大事业。贺政民的长篇《玉泉喷绿》被《内蒙古自治区文学简史》称为“优秀长篇小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青年文学创作者乘着改革春风，把眼光投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创作出一批被称为“改革文学”的作品。如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宗福先等的《血，总是热的》，水运宪的《祸起萧墙》，邓刚的《阵痛》，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等。《新星》改编为电视剧上映时竟出现“争睹《新星》万巷空”的盛况。贾平凹的《浮躁》，则以对现实生活和发展作同步思考，把握时代律动为特色，“开拓了一条表现改革生活的新路”，“预示着反映时代变革的文学向较高层次迈进”。矫健的《农民老子》、《老霜的苦闷》、《河魂》、《老人仓》、《短篇小说八题》等作品，着力表现农民以及农村干部在改革过程中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的变化。刘兆林以《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而成为新时期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毕淑敏以公关销售为题材的《女人之约》，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竞争空前激烈的写照。这些作品展示了改革在各条战线不断展开、深化的图景，引导人们关心和推进改革，也是青年一代对改革的一种礼赞和呼唤。
（三）、描绘新中国青年的爱情生活、理想情操、人生道路，旨在展示青年一代精神世界和青春活力。
时代不同了，爱情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青年作家描写了新的思想给农村家庭和婚姻带来的冲击，描写青年一代同旧的封建陋习和伦理观念的决裂，展现了主人公新的思想境界和道德面貌，如马烽的《结婚》、金剑的《赵小兰》、谷峪的《新事新办》、柳溪的《挑对象》、高晓声的《解约》等。箫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大胆地提出了环境改变之后如何对待爱情的问题。五十年代后期，青年作家们突破了当时回避描写爱情，或爱情不能作为作品题材的条条框框，勇于开掘人们的爱情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精神世界。艾明之的《浮沉》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当代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又涉及爱情问题的长篇小说。忆明珠创作的诗篇《唱给蕃瓜花的歌》成为引人注目的爱情佳作，给五十年代的文坛带来一种清新的气息。
在新时期的青年创作中，以青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显示出新的活力。路遥的《人生》，成功地塑造了当代农村转型期的青年典型形象。丁正泉的《小炉匠招婿》、赞美了富有开拓精神的农村新人。陈建功、邓刚、张辛欣、程乃珊、方方、刘索拉、徐星、李晓、刘西鸿等塑造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青年市民、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了当代青年的生活、理想和对人生的见解。一批当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作家，如王安忆、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韩少功、叶辛、阿城、郭小东、朱晓平等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国青年走过的一段浸透了血水、泪水、汗水，饱含着痛苦、艰辛、荒唐，同时又充满了慷慨悲壮色彩的历史，给新时期文学作品增添了新的内容。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和《磋砣岁月》，塑造了各有性格特征的知识青年形象，表现了知识青年对政治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歌颂了身处逆境而不消极沉沦的一代青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充沛的激情表现知识青年的热忱、真诚，歌颂了他们的悲壮的英雄主义，蕴含着作者关于个人、历史和国家相互关系的沉重思考和深刻反思。张抗抗的《北极光》，通过女青年陆岑岑在寻找爱情过程中对具有不同生活态度的青年的选择，表明当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陈建功的《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铁凝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方方的《“大蓬车”上》、《看不见的地平线》，喻杉的《女大学生宿舍》等表现了富有个性的新一代青年纯洁美好的心灵以及先天不足和对生活的真诚态度。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在表现少年儿童学习、生活、成长方面的创作，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萧平的《海滨的孩子》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入《当代亚洲儿童小说选》。樊庆荣的《小树苗》受到茅盾称赏，曾改编为电影，后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儿童文学集》。郑渊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创办了月发行量100万份的《童话大王》杂志，并且担任唯一撰稿人，1990年4月该刊跨越海峡在台湾发行。郑渊洁塑造的皮皮鲁和鲁西西成为海峡两岸少年儿童形影不离的快乐伙伴。这些作品丰富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园地。
（四）、描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鞭挞丑恶现象和不正之风，批判极左路线和十年浩劫，旨在唤醒人们，坚持正义，走社会主义正道。
现实生活是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1953年，青年作者李准发表《不能走那条路》，最早表现了农民两极分化的重大社会课题，指出广大翻身农民在党的教育引导下，是能够摆脱贫困的。这篇作品被《人民日报》等五十余家报刊转载，并改编成话剧、梆子等，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了广泛影响。五十年代中后期，一批青年作者突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敢于大胆正视人民内部矛盾，创作出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勇气的积极干预生活的作品，海默的《洞萧横吹曲》（后改话剧、电影《洞萧横吹》），反映了农村的建设、矛盾与斗争，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敏锐地揭露了组织部门存在的种种消极因素，有力地触及党和人民共同关心的党的肌体是否健全这个重大问题。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揭露了给农村带来危害的种种问题，耿简（柳溪）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深刻地揭露了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弊端。荔青的《马端的堕落》，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龙祥的《入党》，南丁的《科长》，李准的《灰色的帆蓬》等作品，有力地抨击了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其它消极现象，反映了农村部分社员缺吃少穿、生活困难的现实问题。一些不同类型的官僚主义者的形象被反映到作品里。说明青年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了解更加深刻，他们已不满足于用美丽的词藻单纯高唱颂歌，而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复杂性。这些作品在五十年代极左思想逐步生长的时候出现。引起人们思想的震醒、冲突和争论，既起到文学的进步社会作用，在政治上也是富有意义的。
十年动乱，在“四人帮”政治高压政策下，青年文学创作者面对严峻的环境，仍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力求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产生了一批作品，文学青年羽山与徐昌霖合作的长篇《东风化雨》就被张春桥诬为“大毒草”。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出现了“手抄本”小说这一罕见的文学现象。当时流传甚广，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的是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身处大树特树林彪的时代，却热情歌颂了敬爱的周总理。小说虽然受到“四人帮”的批判、收缴，作者也被逮捕入狱，但小说却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流传，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正式出版。
1976年“四五”诗歌运动中，青年文学更是显示了它强烈的战斗作用。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等，通过旧体诗词、自由诗、散文诗等形式，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滔天罪行的声讨，发出了捍卫马列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显示了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达到了“天怒人怨”一触即发”的民情，表达了排除干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愿望。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由童怀周选编成《天安门诗抄》出版。
在“四五”诗歌运动后兴起的新时期青年文学，恢复和发展了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中最早对社会发生振憾作用的是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作品。1977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十一期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控诉了“左”的思想对青少年的摧残和毒害，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一震聋发聩的呐喊。作品在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荣列榜首，被公认为新时期小说和“伤痕文学”的发端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伤痕文学”由此得名。这类作品还有郑义的《枫》，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田增翔的《教授和他的女儿》，李发模的《呼声》（叙事诗）等。这批带血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展现了“文化大革命”动乱在人们心灵里造成的创伤，引起社会上极大震动，显示了青年文学的现实主义勇气。此外，宗福先的《于无声处》，表现了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斗争。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文学青年们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探索思考也更深刻，出现了从现实的某些生活矛盾问题出发，思考和反映这些矛盾的历史渊源，以揭示“左”的思想危害为特征的“反思学文”。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描写纯朴善良的王老大死后，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斗。胡月伟的长篇《疯狂的节目》，胡正言的《非常的日子》，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等反思文学作品揭示了十年浩劫的思想根源，深刻地批判了极左路线，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新的时期较早尖锐针砭不正之风，引起诗坛震动。
（五）、不断开拓新题材，大胆尝试和吸收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风格多样化，旨在百花齐放，丰富文学创作，攀登中国民族文学高峰。
题材的开拓创新始于五、六十年代。黄铁、杨知勇、刘绮、公刘等对撤尼族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单超对民间故事《蝴蝶泉》的整理编写，乔羽根据广西优美民间传说写成的《刘三姐》，使民间传统中聪慧机敏、美丽纯情的阿诗玛、刘三姐走到全国读者、观众之中。陈恭敏、王炼与桑弧创作的《魔术师的奇遇》被拍成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影片。
青年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大胆尝试新题材和吸收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青年作家们大胆突破禁区，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亮出不同的文学旗号，使文坛上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舒婷、北岛、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杨炼等创作的“朦胧诗”，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表现形式和技巧，打破通常的逻辑方式，通过具体意境和不连贯的片断表现内在的思想感情，在新诗创作艺术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一些评论家推崇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此后出现了以表现、反思传统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积淀为内容的“寻根文学”，如被王蒙称为“奇文”的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文化”，张承志的“中亚文化”，韩少功的“楚汉文化”，李杭育的“吴越文化”，使文学对生活的表现具有厚重的文化感。刘恒的《伏羲伏羲》、《白涡》、《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新写实主义”小说，擅长精神分析。何立伟的“感觉意象派”作品《白色鸟》、《花非花》，王朔刻画的“时代畸型儿”都使文坛更富多样化和个性化。而马原则深入西藏高原，创作出《拉萨河女神》、《岗底斯的诱惑》等，被认为是富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作家。
在八十年代，军队中青年作者创作的“军旅文学”很引人注目。朱苏进的《射天狼》突破了以往军事文学的局限，注重在多层次矛盾上刻画人物形象。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真实地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复杂的军内矛盾，并有意识地将军事斗争、军人生活和社会矛盾、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描写，拓宽了军事文学的表现领域。刘亚洲等对军政要闻和政坛风云人物的雕镂，拓展了国际题材文学。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一批年轻作家大胆勾勒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旧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如韩东的《团圆》、王文莉的《流浪的天空》、王晓明的《西路军魂》对小说创作空间作了重要开拓。陈祖芬等青年文学创作者的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也取得可喜的成绩。
在个人创作风格方面已呈现多样化，既有张承志、梁晓声、邓刚的执着、热烈、豪放，又有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的澹泊、宁静、超脱，还有刘索拉、陈村、徐星的迷惘、焦灼和渴望。在文学理论思潮方面，青年作者可谓古今中外兼收并蓄，对于西方人文主义，启蒙学说、人道主义、现代科学哲学、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对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文化遗产，以至苏联和拉美的文学艺术等等，都表现出浓厚的探究兴趣，广泛进行借鉴、吸收、消化、融汇。
以上概述的创作特色，前四个方面着眼于思想内容的反映，后一个方面着眼于艺术手法的表现。青年文学带着时代浓重的印记，以其鲜明独具的创作特色，构成了新中国文学欣欣向荣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