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制度变迁：挑战与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独立后面临的挑战
苏联解体前，中亚地区的大多数民众反对解散联盟。可以说，苏联的解体把独立强加在中亚身上，无论是中亚的领导集团还是普通民众都未作好国家独立的准备，似乎一夜之间他们就赢得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地位。中亚各国的领导者们面临着在几乎没有民族国家历史的社会中建立国家的重大挑战。
1.要重建新的有效的权力机构。苏联解体给中亚遗留下的是一些政治权力机构的空壳。在苏联的政治结构中，共和国层次的政治机构徒具其表，中央对各级地方机构直接控制和管理。中亚国家独立后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要赋予这些形式上的机构以权力，建立真正有效的权力机构。另外，原苏联政治体制中下级越过上级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权力运作方式，使得政治结构极有可能出现断层，这又要求中亚国家建立从上层到下层实施权力的通道，并确保这些通道畅通。无论是权力的真空化还是权力的断层都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塔吉克斯坦内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亚国家领导者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有效权力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确立统一的民族认同的挑战。中亚是一个民族“博物馆”，在这里可以找到原苏联130多个民族的代表，每个共和国都有100多个民族。中亚各国的主体民族在本国都不能占到压倒性多数，如独立初期哈萨克族只占哈萨克斯坦总人口中的39.7%，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也只是略过半数，仅占其全国总人口的57%。中亚五国基本上都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从未有过稳定、统一的民族认同意识，民众的忠诚往往仅仅属于其所在的民族或部族，而不是归属于民族国家。中亚国家的领导者们面临着怎样给予少数民族正确定位的问题。不能恰当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民族冲突。在中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如在费尔干纳谷地混居着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而该地区分别由乌、吉、塔三国占有，这就蕴涵有内部民族冲突的危险；另一种情况是在一国的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与邻国主体民族同族的少数民族，如在哈萨克斯坦的俄、哈边境地区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人，诱发了对民族统一主义的担心。
3.地区、部落、部族分裂与冲突的威胁。在中亚，各民族内部还存在着多层次的区分，许多人只忠诚于所在的部落或部族。譬如，在土库曼人中还保存着极具特色的种性部族制度，土库曼人中地位最高的是帖金人，其次是中部和南部的其他部族，而约姆德人则是最低等的。伴随着部落、部族区分的是地区间的分裂。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南北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情绪。对部族的忠诚以及地区内部的联盟能否发展成统一的民族认同还是个未知数，但在塔吉克斯坦，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这种地区、部落、部族之间的区分实际上阻碍了政治同一体的出现，成为建立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的巨大障碍。
4.经济转轨的重重困难。在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生产带有垄断性质。在中央计划的指导下，其经济被迫实现了专业化，这带来了两种影响，一是生产结构过于单一，二是其生产只有在全联盟分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苏联的解体，突然切断了中亚国家与联盟的经济联系，对卢布的依赖也给中亚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亚国家只有进行痛苦的经济转轨。独立之初，经济转轨的主要目标是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尝试，努力保持基本产品的供应，阻止经济下滑的趋势。中亚民众对进行经济转轨的政治、思想准备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高，这不仅会阻碍经济转轨进程，还有可能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
5.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所起作用的担心。独立初期，中亚国家难以确定俄罗斯将在中亚地区起到什么作用。俄罗斯是否会允许中亚国家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是否要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压力来维护其霸权呢？俄罗斯1992年对塔吉克斯坦内战的介入加剧了中亚国家的这种担心。出于类似的考虑，中亚国家对本国的俄罗斯族大都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其境内的俄罗斯人几乎与其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一样多，哈担心俄会支持哈境内俄罗斯人的独立倾向，造成哈的分裂。实际上，俄罗斯虽然也想保持在中亚的影响，但在苏联解体后，它一方面忙于应付其国内的经济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者当权，为讨好西方国家，他们不愿过多干涉近邻的事务。俄罗斯影响的减弱，在中亚地区形成了地缘政治的权力真空地带，这必然吸引各种势力在此展开激烈的竞争。
二 中亚国家的政策回应
面对着上述一系列的挑战，中亚的领导者们给予了积极的政治回应。
1.确立以总统为中心的权力机构，保持社会稳定。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信奉西方多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联盟地区。中亚国家独立后的政治体制建设必然受到这一浪潮的影响。独立后，中亚五国都规定了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政治方向，实行全民公决制和普选制，由职业议员组成的议会取代兼职议员组成的苏维埃，确立三权分立制度，实行总统制。独立初期，中亚国家的民众首要的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公开的冲突，这一目标影响着国家的权力运作方式。不断加强行政权成为稳定政局、避免冲突的重要手段，由此中亚国家逐渐建立起“强总统，弱议会”的权力架构。中亚国家的现任总统大都是原苏联时期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民众认为他们能够保持国内民族和平，一方面，他们受到主体民族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支持；另一方面，国内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作为前共产党的领导人，信仰国际主义而不会局限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有可能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也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制政治体制在中亚国家建立并巩固下来。
2.建立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独立之后，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建立新的民族概念成为中亚国家建设计划中的重中之重。这在中亚国家的宪法中反映出来了，比如宪法赋予所有公民以公民权和平等地位。为塑造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念，中亚国家还大力宣扬自己光辉的历史、伟大的文化传统、不朽的人物。但这种宣传仅仅涉及表面层次，难以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实际上，国家民族主义的实质内容是提升了主体民族的地位，使之成为新社会中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在多方面加强主体民族的地位，一是把主体民族的语言确定为国家语言，二是在干部选择和提升中倾向于主体民族，三是在议会选举中做出有利于主体民族的安排，使之有可能在议会中占据更多的位置。但是，主体民族地位的提升并不等同于确立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如果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机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就可能造成更深层次的社会分裂，丧失最终建立民族认同的机会。
3.以经济发展作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中亚国家的民众之所以支持总统权力的不断扩大，除了其崇拜“英雄”、“伟人”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中亚领导人允诺实现社会福利、法律和秩序。为实现这一诺言，领导集团必须拥有进行再分配的充足的财富和权力。中亚国家以总统为中心的权威主义社会权力架构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撑。经济的发展成为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诺言得不到兑现，必然威胁社会稳定，甚至有可能摧毁整个社会权力架构，导致印尼型的群众暴乱。出于这种考虑，中亚国家特别强调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性，因为领导集团急需获得硬通货，稳定社会经济，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证支持者的忠诚，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收买政治反对派，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大量售卖其自然资源外别无它法。
4.强调地区合作，在外部势力竞争中谋求平衡。获得独立以后，中亚国家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外交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为维护本国的社会稳定、避免民族冲突，中亚国家努力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地区合作。从1994年开始，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就组建了中亚联盟，合作范围从经济扩大到政治与安全等领域。1995年6月，中亚五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亚地区合作会议，发表了中亚地区合作宣言，并将该会议定为常设会议，将其命名为“中亚国家稳定发展常设会议”，每年召开一次。
出于共同的利益，中亚国家顺利地推进了经济区域合作与地区安全合作，但他们同时还面临着如何在外部势力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的问题。首先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不能完全切断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力图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决定了中亚国家在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过程中必然执行一种两面性的政策，一方面协调与俄的关系，尽量避免俄对中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同时又借重西方的力量，制约并削弱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独立后，中亚国家大都出现西靠的趋势（塔吉克斯坦除外，塔需要俄军事力量帮助维持其国内稳定）。中亚国家之所以积极向西方靠拢，除了制约俄罗斯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得到西方的金融援助和在其自然资源上的投资。
三 中亚国家政策回应带来的影响以及面临的新挑战
中亚国家基本上成功地应对了独立后面临的挑战，证明了自己作为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国家实体的生存能力。现在，中亚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几乎都受到前一阶段制度变迁的影响，而有些则是中亚国家政策回应的直接产物。在统一和权威背后，一些足以威胁到整个体制稳定的因素已逐渐显现出来。
1.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内在威胁。中亚国家建立的“强总统、弱议会”的权力架构，在独立初期有利于保证稳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实施，但这种行政权膨胀、过分突出总统个人作用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有其内在的缺陷，将威胁到中亚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
中亚的领导者通过分配私有化过程带来的利益，建立起自己的效忠网络，牢牢控制着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中央，政治反对派要么被收买，要么被驱逐出政治体制之外。在哈萨克斯坦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哈政府不允许前总理卡热格尔金参加选民登记，从而使卡热格尔金领导的哈主要反对党—人民共和党退出了该次议会选举。乌兹别克斯坦不仅宪法规定禁止成立反对国家宪法制度的政党和组织，而且还利用政党必须到国家司法机关登记的办法，迫使比尔里克运动、埃尔克党等反对派组织失去合法地位，只能解散或转到国外和地下活动。在土库曼斯坦虽然宪法宣布公民可以建立不同派别的政党和组织，但实际上目前土库曼斯坦国内只有总统领导的民主党合法存在。吉尔吉斯斯坦则通过议会多轮选举、分散各政党得票率的方法，使得反对派难以在议会中发挥重大影响。
中亚领导者对中央权力的牢牢控制，使得在现有体制内能对权威地位构成威胁的力量只能来自地方。在中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运作采取了赞助代理人的方式，即中央给予地方一定财富分配权和职位任命权，而地方领导人则以对中央的忠诚和保持地方的稳定作为回报。这样，地方领导人就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渐培植起自己的效忠网络，进而对中央的权威构成威胁，这同样加剧了地区分裂化的趋势。
中亚各国的现任总统们紧紧把握着手中的权力并努力使任期延续更长的时间。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9年1月10日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中以87%的选票当选连任，成功地使自己成为跨世纪的总统。虽然总统连任或任期的延长，可以使他们在更长的任期内保证国内的社会稳定，但是权威主义体制对处于权力体系中心的个人的依赖，导致继任者问题对国家的长期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2.新的社会分化。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贫富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紧张，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的能力急剧下降。纳扎尔巴耶夫宣称哈萨克斯坦拥有独联体国家最高的人均GDP，达1500美元，但据估计哈人均GDP不会超过1000美元。哈萨克斯坦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位中从1993年的第54位跌至1996年的第72位，1997年又跌至第93位。哈萨克斯坦生活最有保障的居民仅占3.3%，无保障者高达61%。由于多数人处境贫困，物质生活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哈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14‰降到1996年的5.2‰（注：陈建：《哈萨克斯坦目前的经济与社会概况》，《俄罗斯研究》1999年第2期。）。同时，私有化造就了一批新富豪，在大多数人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他们的特权和生活方式丝毫未损。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将成为中亚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3.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领导人把伊斯教作为增加国家凝聚力、稳定其尚不巩固的权力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复兴持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清真寺数量急剧增加，伊斯兰教的节日被定为公休日，伊斯兰教教义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中亚国家领导人在支持伊斯兰教复兴的同时都一致强调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缔伊斯兰激进组织。然而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却屡禁不止，中亚国家加大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打击力度，收效也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出现有其内在原因。社会不公正、贫困化、缺乏连贯的信仰体系、政府对社会混乱和犯罪活动的束手无策是它存在的社会土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难以完全消除它的影响。
外部伊斯兰世界对中亚的渗透使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更加复杂化了。伊朗、阿富汗作为中亚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不断向中亚施加自己的影响，阿富汗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塔利班更是影响塔吉克斯坦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1998年8月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原以反塔利班联盟为后援的塔吉克斯坦反对派逐渐调整与塔利班的关系，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也表示不反对在政治、军事上与什叶派合作（注：巴勒斯坦《民族报》1998年11月25日。）。一直积极介入塔吉克斯坦内部斗争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利班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98年11月，乌外长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进行接触并发表了双方达成谅解的备忘录（注：巴基斯坦《黎明报》1998年11月25日、27日。）。而且，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亚的战略利益，也会借重伊斯兰教的力量，比如美俄两国本为都反对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力量扩张，但为了自身利益，俄罗斯与伊朗结成近似于联盟的关系，美国则一度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必将对中亚政治走向产生长期的影响。
4.经济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出口是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中心，这导致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整个经济体系更易于受打击，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威胁。中亚国家把经济的发展当作政治合作性的基础，经济发展的速度必将影响到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土库曼斯坦的权威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稳定，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依靠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努力兑现了向民众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公共产品的诺言。如果土能够继续吸引到足够的外资，保证经济发展的一定速度，则其政治、经济体制还有相当的生命力。然而一旦它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引起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可能导致整个政治体制的崩溃。
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导向不仅改变了中亚国家整个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对民众的社会心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亚国家的人民习惯地认为他们的国家不仅仅是原苏联欧洲部分的资源供应基础，他们也拥有自己发达的工业和科研能力，现在转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其工业和技术潜力难以再发挥更大作用。以资源丰富引为骄傲的祖国变成靠售卖资源为生的国家，这沉重打击了中亚人民的自尊心。
5.中亚的“巴尔干化”。中亚地区国家与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些小国，缺少足够的力量抑制外部势力的介入，同时它们又拥有足以吸引和诱使外部势力介入的因素。中亚国家与巴尔干国家都处于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除此之外，中亚拥有的丰富能源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各种外部势力插手中亚地区，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等大国和地区强国纷纷提出自己的中亚战略，在中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加剧了中亚“巴尔干化”趋势。
中亚国家与巴尔干国家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存在的深刻的民族纠纷、宗教矛盾以及领土争端。塔吉克斯坦内战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例而已，其他隐含的矛盾还很多，一旦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外部势力之间、本地区国家之间、外部势力与本地区国家之间复杂的国际关系，使得该地区地缘政治框架难以最终形成并巩固下来。由于地区局势动荡不安，暂时的力量平衡和地区稳定形势在不断演化的地缘政治框架中是脆弱的。
四 总结与展望
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的内部分化已对整个社会体系的生存能力构成威胁，在一定意义上，中亚的制度变迁就是对这一挑战的应对。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在中亚制度变迁过程中起作用的几个关键性因素。
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问题是造成社会政治分裂的最棘手的问题，它涉及个人的和集体的自我文化、观念和存在的多种概念，而民族认同及其衍生的冲突“与那些围绕物质利益问题的矛盾相比，更难以在本质上达成妥协”（注：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国际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9页。）。中亚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锻造统一的民族认同，以此作为其政治合法性和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其政策还是宣传都过于粗糙和教条化，未能引起广大少数民族的共鸣。他们的努力只不过加强了主体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且主体民族大民族主义的抬头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之间的分化。在已进行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中亚国家大都避免了民族之间大的冲突，但统一的民族认同的缺乏始终是对中亚社会稳定的重大的威胁，锻造统一的民族认同仍将是中亚国家下一阶段制度变迁的主要任务之一。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独立于并对立于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一种法律上的界限。在这种意义上，中亚的市民社会是存在的。然而，问题是中亚的市民社会几乎都是由传统集团组成的，譬如扩大的家庭、亲戚联系以及一些宗教社团，这些社团不适于扮演政治角色。中亚弥散型的市民社会难以对国家权力的扩张施以有力的制约，这也是中亚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威主义体制得以产生并巩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现代型的市民社会是政治参与、政治要求、社会支持等政治资源的重要社会基础，它也是社会疏导、社会缓冲的主要渠道之一。构建现代型市民社会是中亚制度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亚制度变迁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发展方向。
政党与利益集团 政党和利益集团是在现代政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社会组织。政党既是推动现任政府正常运作的重要力量，又是控制政府违反公民利益、践踏公民权利行为的有效工具。利益集团是影响政府运作的另一组织形式，罗泊特·达尔指出：“从最广泛的含义上说，任何一群为了争取或维护某种共同利益或目标而一起行动的人，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注：Robert·A·Dahi,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4thed,Houghton mifflin cor.Boston,1981.p235.）对利益集团的作用，艾伦·考森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利益集团曾被抨击为民主程序的破坏者，后来被人们广泛看作是民主多元主义制度的本质内容。人们认为，利益集团是位于公民个人和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之间的缓冲器。本特利和杜鲁门那样的政治理论家论证说，利益集团是政治过程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变化可以视为集团压力使然。人们不再把利益集团看作是对民主秩序的威胁，因为人们认为，所有个人都可自由地组织利益集团，当对某政治问题持特定见解的集团产生时，持相反见解的集团也可以产生出来，从而达到平衡。”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民主化浪潮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党。中亚领导人为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极力削弱各反对派政党的作用。目前在中亚，各反对派政党要么被取缔，要么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难以发挥较大影响。同时受传统型市民社会的限制，在中亚基本上没有形成稳固、有力的利益集团，只有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富的新富豪们以及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可以在体制外形成对政府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对政治多元化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导致金权政治和政治犯罪化。
政治参与 中亚制度变迁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随着国家的独立、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以及融入社会主流进程的加速，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相应提高，在这方面，现代教育、城市化、通讯手段的改善、大众传媒的影响都发挥了促进作用。民众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一个产物是少数民族期望的膨胀，他们希望在新独立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分享更多的权力、财富和威信。历史已证明，参与式的政治体制一般来说是和平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尤其是民族冲突的最有效方式，但参与式政治体制与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相比，在建立初期更有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因此，中亚国家独立后都确立了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这在制度变迁的初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如果少数民族不断膨胀的期望在现存体制内长期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只有寻求体制外的力量和方式来满足其要求，这对整个体制来说是更长期的、更具爆炸性的威胁。
政治文化 历史上，中亚有过游牧式的民主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总体而言，中亚民众的政治文化是相当保守的。在中亚民众心目中“英雄”、“伟人”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习惯于接受“英雄”或“伟人”领导。中亚领导人利用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不仅大力宣扬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且不断突出自己的威信和地位。独立后的制度变迁给中亚民众展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外部世界。然而，有两个因素给中亚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是教育程度较高的欧裔少数民族的不断迁出（一般来说，他们的政治文化更开放）；二是生活的贫困化减少了年轻一代受教育、接触更开放政治文化的机会，甚至苏联时期的教育成果也有可能丧失。保守的政治文化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生存的有力支撑，即使在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也不得不与原苏联的部分官僚机构合作，把保守的传统纳入其体制内。
中亚国家在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十年里成功地应对了独立之初的挑战，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架构，巩固了国家的主权独立地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实现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是在制度变迁的下一个阶段里，它们能否再次成功地应对新的挑战呢？我们看到，中亚国家现阶段建立起的平衡和稳定是静态的、脆弱的，虽然在未来的几年内仍可保持这种平衡和稳定，但制度变迁第一阶段所确立的新体制内在缺陷，决定了下一步制度变迁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将更加艰巨。除了制度变迁的遗留影响以外，将对中亚前景产生影响的另一重大因素是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能否准确地把握制度变迁的进程。制度的内生性和渐变性决定了制度变迁应采取稳健道路，中亚国家在实践中实行的也是渐进性的制度变迁。但如制度安排结构中注入异质性的制度安排因子，那么制度变迁按惯性将呈现加速度的趋势，有可能导致激进变革，使原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在短期内崩溃，造成社会混乱。中亚领导人和民众是否能够把握好制度变迁的进程，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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