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写本Ф242号《文选注》发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文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4年至1915年沙俄人奥登堡组织“俄国新疆考察队”，在中国敦煌盗走了大批文物，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其中有一部分《文选注》写本，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献价值。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批材料没有向世人公布，因此研究者仅从该所公布的目录略知一二，至于详细情况则不得而知。1993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合作。双方同时出版《俄藏敦煌文献》，这批材料首次向世人公布，从而促进了敦煌学的深入研究。该文献中的《文选注》，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曾在友人上海古籍出版社郑明宝先生的帮助下，有幸先睹为快，并且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作为《文选版本叙录》的一部分，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所编《国学研究》第五卷（1998年版）中。四川大学罗国威先生则著有专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其中的Ф242号《文选注》写本的文献价值（注：见《俄藏敦煌本Ф242号〈文选注〉的文献价值》，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案，俄藏《文选》敦煌写本有孟01451号左思《吴都赋》、孟01452号起自束广微《补亡诗》迄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孟02859号张景阳《七命》、孟02860号任彦昇《王文宪集序》等。此著录号在新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中重新编录。其中本文要讨论的孟01452号著录为Ф242号，故本文亦使用新编号
Ф242号《文选注》是一个不同于李善和五臣的注本，笔者在《文选版本叙录》中，曾根据它与李善相似的注例，认为它是依据于李善注，又加以阐释文意的注本，但经过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注本并非在李善之后，相反它是产生在李善之前，并为李善作注所依据的初唐注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注本的价值完全不一样了，它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由曹宪到李善的《文选》学传承和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昭示了李善的《文选》注，也是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开展的事实。这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选》学研究，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对Ф242号《文选注》略加分析，就上述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Ф242号《文选注》自《补亡诗》末首“明明后辟”始至《上责躬应诏诗表》“驰必辇毂”句注文“谓天子”止。页十一、二行，行大字十三、四字不等，小字双行，行十九字。书法工整，为典型的初唐写经体，存目为束广微《补亡诗》（残）、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诗一首并序》、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残）。与传世《文选》版本不一样，此卷是六臣之外的注文，这很应引起《文选》研究者的注意。从现存史料看，六臣之外，尚有公孙罗、许淹等。此外，唐开元时期又有冯光震、萧蒿、陆善经、王智明、李玄成等人，都曾注过《文选》。但此卷注者究为何人，很值得研究。经与现存诸刻本相校，我们发现写本具有的一些特征。显示出它是出自李善之前的注本，如果这个结论可信的话，则此本对研究初唐《文选》学以及李善和五臣作注的来源，是一个极珍贵的材料。以下我们从正文和注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正文看，此卷多有与诸刻本不同的字，显示出写本底本是独立于李善和五臣所用本之外。如“达人遗自我”（谢灵运《述祖德诗》）的“遗”、“连物辞所赏”（同上）的“连”、“颛衣朱黻”（韦孟《讽谏诗》）的“颛”、“於昔君子”（同上）的“昔”、“如彼东亩”（张华《励志诗》）的“东”、“则犯诗人胡颜之诚”（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的“诚”等等，诸刻本分别为“贵”、“惠”、“黼”、“赫”、“南”“譏”。这些异字，注者偶有校语，如“遗”字，校称：“作贵胜”，注文也是按照“贵”字解释。除此之外，写本还多使用俗体字、异体字，如“網”“罔”写作“
”，“耽”写作“
”，“辭”写作“辝”，“雅”字写作“疋”等。以“”字为例，写本中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诚以天不可重离”句，正文写作“”，注文却写作“
”，说明编注者所据底本的正文作“”。但这是一个汉魏间流行的通用字，所以注者作注的时候又用“”字解释。案“”为东汉时通用字，《曹全碑》有“续遇禁”句，今人陈直先生《汉书新证》说“”为东汉时通用假借字。又案，《方言》卷十一“
”条郭璞注：“齐人又呼社公，亦言工。”《广雅疏证》卷十下《释虫》称：“
与同”（注：案《广雅疏证》引郭璞注作“盧”，故《疏》云：“‘’与‘’同。”），则见“”确是当时流行的通用字，但此字至唐时已不多用，故注者遂用“”字解释。这个事实表明，写本注者所据底本当是唐以前写本，与唐人如李善、五臣所据本略有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此写本的文献价值珍贵可知。
写本的抄写年代，可据文中避讳字作一些推断。此本于“世”、“民”皆缺笔，无论正文、注文，无一例外，但高宗以后不讳，如“治”、“照”、“隆”、“基”等，证明写本当在太宗朝。太宗朝的写本，毫无疑问在李善注之前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李善作注是否参考了这个写本，以及李善本与这个写本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从正文和注文两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正文比较的结果如表：
以上是写卷与几个刻本比较的结果，我们发现它与李善本相近而与五臣本却相差甚多。在四十处比较中，和李善本相同的有十八处，而和五臣相同的仅有三处（注：陈八郎本仅有两处，另一处则同于李善本，这是因为陈八郎本有些地方参据了李善本的缘故。）。从这个结果看，写卷与李善本相近，而和五臣本则有较大的距离。除了这二十多处外，其馀的或属俗字、通假字、避讳字，或属异文。写卷中有一些可能是误字，如“昔靡不练”的“昔”可能就是误读了“时”的篆字所致。又如，“勉尔含弘”的“尔”，五臣本作“志”，从文意看，作“志”更好一些，这是因草书形近所误。据唐人颜元孙《干禄字书》，“尔”是“爾”的俗体字。从正文的比较看，李善本应该是与写卷有关系的。
次从注文看，这一写卷的注释很具有特点，首先是有规范严谨的体例，校、注具备，其次是注释出典，指明原来的出处。在不足六篇作品中，注者共引二十三种典籍，经、史、子、集都有。其中有许多是佚失已久的典籍，如李登《声类》、张揖《古今字诂》、吕忱《字林》、丘渊之《新集录》（当即两《唐志》所记丘深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两《唐志》避“渊”作“深”）和江邃《文释》等。尤其是江邃《文释》，该卷所引诸条，均不见清人的辑佚，可见写本的文献价值弥足珍贵。毫无疑问，写本这种注释体例，与李善注是非常近似的。
其实，不仅注释的体例相近，许多地方注文也基本相同，以下是注文比较的结果：
从上表可见写卷与李善注基本相合，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文大致相合，二是释典出处基本相合，三是释典出处不同，但引文基本相同。韦孟《讽谏诗》的注文基本相合，可以解释为这两个注者可能都依据了《汉书》颜师古注（事实上写本没有使用颜注，详见下文），因为《汉书·韦贤传》选录此诗，在今本《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里，应劭、臣瓒、如淳等都为之作注，而这也基本都被写本和李善注所引用，因此，在这一首诗中写本和李善注文基本相合，还很难说是谁依据了谁，但是，在另外的三首诗中，李善也与写本相合，就不能说是巧合了。虽然谢灵运的《述祖德诗》、张华的《励志诗》和曹植的《上责躬诗表》唐以前可能也有注本，但二人的注解在所有的篇目中都基本相合，而且互相之间又不参考，只是同时依据了相同的底本，这个说法是很难说得通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个注本有一个曾经参考并依据了另一个本子。我们的结论当然是李善依据了写本，只要认真分析表中的对比结果，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首先，从写卷的注文看，注者往往说明了依据的出处，比如《励志诗》“蒱盧縈缴神感飞禽”句和“土积成山歊蒸
冥”句都使用了江邃《文释》，这表明江邃《文释》是一个诗文选本，对所选诗文都作过比较详细的注释。在后一句中，注者称：“亦出江邃《文释》”，这表明前一句注释所引《汲冢记》和《幽通赋》也都是《文释》的原文。再看后一句，《文释》所引为《荀子》和《尸子》二书，同样地，李善注这两句除了《幽通赋》外，都与《文释》引书相同。这很难说是巧合，而只能说是李善参考了写本的注，因为假使写本参考李善注，它完全不必说是出自《文释》。《文释》不过是一般的选注本，如果要伪造出处的话，最好的当然是直接称引原典。除了《文释》以外，写本还依据有其它的注本，如丘渊之的《晋义熙以来新集录》等，证明写卷的注者使用过多种前代的选本。使用了多种前代的选本，结果仍然与李善注相合甚多，这只能说明李善曾经参考过写卷的注释，而不是写卷参考了李善，因为不可能写本所引的书都与李善相同。从这些事实看出写卷的注例，凡所参考前代选本的地方，都加以说明，而李善却只注明典故本身的出处，而不注明所使用的前人注本。
可以证明李善参考了写本的证据，除了上述以外，又如《励志诗》“隰朋仰幕予亦何人”句注，写本引《史记》作为出典，查《史记》，并无此段文字，实出《庄子》，李善注释确当，但显然是对写本所作的改正。又如《上责躬诗表》“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句注，写本说此典出自《大戴礼》，李善则引曾子原话。案，此典出《大戴礼·曾子立事篇》，引文即曾子所言，写本和李善注都不错。不过细究起来，写本的这种注例颇类先生的讲稿，目的告诉学生这个成语词典出何处，而李善则是严格的引经据典注例。写本的这个注例应该是贯穿于全书的，从现在所见的这几篇残文看，都是如此。如《讽谏诗》“国自豕韦”句注称“事出《左传》”；同篇“迭彼大彭”句注称“事出《春秋》”，《励志诗》“大仪斡运”句注称“皆出《白虎通》”；同篇“土积成山”句注称“亦出《文释》”等。以李善注与写本相校，可以看出李善在许多地方都对写本注例作了补充和修改，因此李善注比写本要完整，也更准确一些。这都表明李善注确较写本后出。
上表中还有一例，很可说明问题。曹植《上责躬诗表》“抱
归藩”句，写本用杜预《左传注》，解“”为“瑕”。案《左传·桓公八年》“雠有（《十三经》本作“
）句”，杜预注：“，瑕隙也。”用瑕隙来解释。瑕隙即是罪，《宣公十二年》“观而动”句，杜注即释为罪，孔颖达《正义》说：“训为罪者，是间隙之名，今人谓瓦裂龟裂比为。既有间隙，故为得罪也。”这个解释应该是合于曹植原意的。但我们注意到，李善却用“兆”来解释，兆者，谓罪萌兆也。不论这个解释是否确切，李善却因此而留下了参据了写本的痕迹。李善称此注出自杜预，但《左传》中并无这条注文，事实上它出自贾逵的《国语注》。《文选》卷二十四陆机《答贾长渊诗》“黄祚告”句，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说：“，兆也，言祸有兆。”查《国语·鲁语》“恶有，虽贵罚也”句，韦昭注曰“，兆也。”当是韦昭引用的贾逵注。由此可见此注原出贾逵《国语注》，并非出自杜预的《左传注》。李善之所以误作杜注，正见其参考写本时的工作情形：李善不同意写本的注释，故引贾逵注以作纠正，但却不注意误将贾注当作了杜注。
在上表所列注文中，还有两条注文也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讽谏诗》句“弥弥其逸岌岌其国”句注，写本和李善注都在引应劭曰之后，又引了邓展的话。案，《讽谏诗》见于《汉书》，颜师古曾为之作注，从今本《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看，似乎写本和李善注都依据了颜注，颜注所引应劭等注文，大都被写本和李善本所保留，但是，奇怪的是，颜师古本人的注却不见被写本引用。考颜师古作《汉书注》，事在唐贞观十一年(637)，至十五年(641)完成，而写本注也在此时，距高宗的永徽元年(650)不过九年，恐怕一般的人还见不到颜注，这又是写本成于太宗年间的证据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写本依据的底本恐怕不是颜师古的《汉书注》，而可能是别的什么注本。即如此条，颜注不引邓展之说，写本所引，当从别本来。又值得注意的是，写本仅称“邓曰”，未著名字，但尤刻本却标明邓展。据颜师古《汉书叙例》说，邓展是汉末人，建安中为奋威将军，封高乐乡侯，曾注《汉书》。不过引邓展之注并非李善，奎章阁本就没有这一条注释，因此很可能是尤刻本（或其底本）所为。但尤刻的这一条增注，恰与写本相同，就值得研究了。到底是尤刻本依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别的《汉书》注本呢？还是依据的写本呢？如果是前者，就太巧了，如果是后者，则见尤刻本的一些增注，往往有唐写本的依据，而这当然是十分珍贵的了。如此看来，对尤刻本的价值，是要重新估计的了。不过有关尤刻的价值，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写本不引颜师古注的这一事实，因为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关于写本先于李善的观点。至少完成于太宗朝的写本，不太可能引用完成于同时的颜注《汉书》，但完成于高宗时的李善《文选注》，就有机会见到颜注了。根据洪业等人所编《文选注引书引得》，李善注引颜师古的注，大约有二十处。这个数字可能比尤刻本要少，因为洪业等人依据的是《四部丛刊》本，这是一个六臣注本，后世所传的六臣本、六家本，其底本都从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本来，而秀州本即是奎章阁本的翻印底本（见傅刚《文选版本序录》）。这个本子的李善注是北宋国子监本，比尤刻本要可靠一些。两本相较，尤刻本比监本增加了许多注文，即如本文所讨论的这几首诗，尤刻本在“我邦既绝厥政斯逸”句的“弥弥其逸岌岌其国”句下都引了颜注，但奎章阁本却没有，可见是尤刻本增多之注。但查奎章阁本，李善引颜注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而且李善引颜处往往称“颜监”，因为颜师古时为秘书少监，这是李善对颜师古表示尊敬之词。这样看来，李善注的确是后出的。
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上责躬诗表》“伏惟陛下”句注，写本和李善注都引了应劭的话，这段文字还出于蔡邕的《独断》。蔡邕和应劭大致同时而稍前，但写本和李善作注都引应劭而不引蔡邕（注：《后汉书·光武帝纪》章怀太子注“陛下”亦引《独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71页），而不引应劭，表明《独断》更具有权威性。）这也是李善依据写本的一个证明。
从以上分析看，写本早于李善应该是成立的，那么早于李善的《文选》注文，其体例严谨，并为李善所参考依据的，应当是什么人所作的呢？我们知道李善的老师是曹宪，照道理李善应该依据他的老师，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不知名的人，因此在比较的当初，我们曾怀疑这是曹宪的注本。案，据《旧唐书·儒学传》记，曹宪著有《文选音义》，甚为当世所重。当时江淮间为《文选》学者，都本之于曹宪，可见初唐江淮间的《文选》学都出自曹宪。《旧唐书》的这个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它只说江淮间《文选》学本于曹宪，而没有提及其它地方，比如长安一带，很可能就出自萧该。据《隋书·萧该传》记载，萧该自荆州陷落，与何妥同至长安，隋开皇初年拜国子博士。其撰《汉书音义》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可见萧该注《文选》，是在长安。既称“咸为当时所贵”，则萧该的《文选》学应该在长安产生过影响。不过史书于萧该的《文选》学阙文，不知他是否以这教授过学生？不管怎样，两《唐志》对萧该的《文选音义》十卷都加以著录，则见萧该的书在当时是有流传的。今见五臣本《文选》颇多与李善不同，因此，曹道衡先生就怀疑他们用的是萧该的本子，所以与李善注本来就是两个系统。江淮之间的《文选》学既然都出自曹宪，李善又是曹宪的学生，故怀疑他所依据的这个写本出自曹宪，也应该是说得过去的。曹宪的《文选音义》共有几卷，史书阙文，但据两《唐志》所著录的诸家《文选音》看来，都是十卷本，如萧该、公孙罗、许淹等，从这个情况看，曹宪的《文选音义》也应该是十卷本。如果是这样的话，音义本就应该是单独成书，而不是与《文选》卷数配合的。但从这个写本的情况看，似乎是三十卷本，因为它在《文选》中作注，与《文选》卷数相配。依据《文选》原书作注的有李善六十卷本，五臣的三十卷本，此外，与李善同时的公孙罗也是六十卷本。所谓六十卷本者，是将萧统原书的三十卷本一分为二，因此在李善本中，《述祖德诗》、《讽谏诗》和《励志诗》都在第十九卷，而《上责躬应诏诗》在第二十卷，但在五臣本中，这四篇并不分卷，都在第十卷。反观写本，情形正与五臣本相同，这四首诗隶属同一卷，《上责躬应诏诗》与前三首合在一起，没有分卷，因此可以判断这是一个三十卷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三十卷注本就不太可能是曹宪的《文选音义》了。此外，据《旧唐书·儒林传》，曹宪大约死于太宗贞观年间，卒年是105岁，以他这个年龄，恐也没有精力再为《文选》作注。从这些方面考虑，这个写本又不像是曹宪的《文选音义》。虽然如此，观此体例分明，注释颇为精当，又能够成为李善作依据的注本，不会没有来历，它与曹宪也不会没有一点关系，但具体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写本除了与李善注有许多相似处外，还有许多地方的串解以及字词的解释都与五臣注相合，可以判定五臣本也曾经参考过这个写本。比如《述祖德诗》“
暴资神理”句，写本释“，胜也”，五臣注亦同。又如同诗“贞观丘壑美”句，写本注：“贞，正；观，见也。谓正见丘壑之美。”五臣注为：“贞，正，观见也。言如此正见丘壑之美。”又如《讽谏诗》“五服崩离”句，写本注：“离，散也；崩，溃也。应劭曰：五服，甸服、绥、要服、荒服。”五臣注为：“五服，甸服、绥、要、荒等服。言崩坏离散，周之宗社，从此而坠。”这些解释都可见出五臣是依据了写本，不过变换了些说法而已。五臣在释典解词上，有很多地方参考了李善，这是大家都共知的事实，其实除了李善以外，其他如公孙罗的《文选钞》等也都曾为五臣所参考（注：参见周勋初先生《〈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载《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今据此敦煌写卷，则又知五臣还曾参考过这一个注本。
从以上的分析足以见出这一写卷的珍贵，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李善注释《文选》其实是借鉴了前代的注本的，因此对李善的工作以及对其工作的评价，又有了新的认识。除此之外，这个写卷的注释本身也非常具有价值。从现存的几残页看，注者基本上将原文的用典和语源注解了出来，毫无疑问为后来的人进一步注解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注释者还进行过一些校勘，如谢灵运《述祖德诗》第一首“达人贵自我”的“贵”，写卷作“遗”，但注文用“贵”，又有校语：“作贵胜。”说明所依底本作“遗”，但注者认为作“贵”更好。这些都看出这个写本并非一般的注释，而是具有非常规范严谨的注例的。此外，注释者对作品中的错误也作了订正。如《述祖德诗》“展季救鲁民”句，写本注说：“展季，谓柳下惠，依书传，柳季无救鲁民之文，其先展喜春秋僖公时却齐师，疑为季也。”这就纠正了谢诗的用典错误。又如同诗“弦高犒晋师”句，写本注说：“弦高以牛十二头犒秦师，无晋师之文，此亦为误。案，僖卅二年，此秦伯使孟明等三师（案当为“帅”）伐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纠正原诗之误同上例。对于这些，李善虽没有明确纠误，但释典则分别引了展喜救鲁和弦高犒秦师的本事，可以看出是受到了写本的影响。
当然，写本也有不太严谨之处，如一些释典引文似可商榷。如《述祖德诗》引丘渊之《新集录》所载谢灵运小传，就不如李善引沈约《宋书》更为准确妥当。此外，写本的注者也有不解语词而注错的地方。即如此条，注者根据谢灵运说孟顗“丈人蔬食好善，故生（案当作“升”）天在前，作佛须智慧，丈人故在运后”，遂称孟顗是谢灵运丈人。按“丈人”一词在汉魏六朝时期有指长者，也有指亲属关系，但在这里当指长者。写本注者误读“丈人”一词，说明这个词语在当时的使用比较混乱（注：关于“丈人”一词在汉魏六朝的使用情况。可参考《颜氏家训·风操篇》以及王利器注引惠栋《松崖笔记》和钱大昕《恒言录》。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5～97页。）。但总的看来，作为早期的《文选》注本，不仅注释的内容为李善、五臣所依据，更重要的是其发凡起例，也影响了李善、五臣，并为其进一步完善各自的体例奠定了基础，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注：本文写作，曾与曹道衡师深入讨论过，并经道衡师指点迷津，纠正错谬，避免了一些主观臆测，特此致谢！）